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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从表面来看，它是清朝内部传统与革新两种不同思想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学习西学。虽然京师同文馆已经设立有英、法、俄三种外国语学堂，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仅仅语言的学习，外交翻译人才的培养已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因此，为了适应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洋务派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以学习西方推算、制器等科学知识及技术，主张以夷为师，而站在传统文化角度的顽固派，以“卫道”的立场，挑起了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
一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
（一）争论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訢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說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訢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京师同文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初衷仅仅是用于外交实用，在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局限于语言文字，没有涉及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的匮乏也日益严重。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快速发展，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的非常清楚，他写到：“今欲采西学，宜于上海、广东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总理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他们显然提倡实行以科学知识和制造技术为教学内容的西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军用工业为重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恭亲王奕訢于是在这样一中背景下奏请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课程，这也正是同文馆之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斗争。
（二）争论的缘起
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因为增设天文算学馆而起，但实质上是开放与守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以及政治利益纷争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传统的固守“华夷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观念有着明显、深刻的分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更多的开明之士，先是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完成了《校邠庐抗议》，在林则徐、魏源“技不如夷”的基础上，把对中西强弱长短的认识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2]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些开明之士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方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些感受引起他们与冯桂芬思想上的共鸣，并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到1863年，李鸿章在“用沪平吴”期间，先后创设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7年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至此，可以说“师夷长技”的主张真正的付诸了实践。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长技”，表示清廷的对外政策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清廷内部也出现了一股以奕訢为代表的倾向于稍作政治革新的政治势力。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正统儒学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局限于固守中法、崇儒重道和“重道义轻功利”的束缚，他们固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以此来看待西方的“长技”，反对“奉夷为师”，坚守“圣道”，甚至对“师夷”之说加以“用夷变夏”的罪名，对客观介绍西方文明的任何言论无不大加挞伐。例如，徐继畬撰毕《志略》即招徕一片怨恨之声，“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劾者称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更别有用心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生，欲中以奇祸”，置徐继畬于死地。
这样，在“师夷”之说成为守旧舆论的众矢之的的气氛中，开放革新与闭关守旧两种观念的冲突势所难免，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便成为冲突首次公开化的导火索。
二 争论的概况
同文馆之争，始于天文算学馆的成立，通过史料可以看出，守旧派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攻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天文算学是“奇技淫巧”，以之为自强之道，是本末倒置，“为益甚微”；二是以夷为师，有损国体，而且会导致用夷变夏，“上亏国体，下失民心”。
（一）自强之道、根本之途的争论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大部分守旧之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强先进技术之长，但他们仍然反对学习西学，反对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他们看来，正途科甲人员的任务就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3]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学习西方，正如倭仁所言：“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4]，既然反对正途科甲人员“师夷”，那么究竟何为自强之道、根本之途呢？ 在顽固派看来，他们是以“卫道”者自居，科技与道德是不相容的，尤以倭仁为甚，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纯属异术。在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看来，“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行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5]
面对异常强大的西方列强及其先进的热兵器，顽固守旧派依然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气节与圣人之道来抵御，这显然是唯心论的空谈，是乌托邦式的生存之道。但在当时，这是顽固派反对“师夷”的强有力的武器。大学士倭仁在《奏阻同文馆用正途人员学习天算折》中将这种自强之道概括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6]并又强调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振衰起弱者也。”[7]他强调了强国与天文算学无关，自强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为天文算学、西学西艺不过是“一技之末”，学与不学，无关大局，以之为“不急之务”。而更甚者莫过于杨廷熙，他不仅撰文到“修行德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圣强之本。”而且荒唐的把当时“久旱不雨”“阴霾蔽天”等自然灾害统统归咎于天文算学馆的设立，还站在封建传统道德的立场上，盲目地认为中国不仅在政治道德方面优于西方，而且在天文算学上优于西方之上，把奕訢的建议归结为十条，逐一进行批判，从“其理、其言、其心”等方面大加诋毁，指责洋务派“师敌忘仇”“开门揖盗”。
面对顽固派这股逆流，奕訢等洋务派人员对此进行了批驳。在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的奏折中，先是肯定“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笔锋一转，力陈自己的“不得已之苦衷”，“凡次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奕訢认为应以轮船、火器为先，以之为取胜之法，而轮船、火器的制造巧法又必从算学入手，并且他的这种想法是有实践经验的，是建立在左宗棠在福建设立艺局、船厂并“实属有益”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指出洋人之所以敢侵入中国肆行无忌，是因为对中国的“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对于洋人我们则一无所知，只是以道义空谈，这也就论证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然性与紧迫性。最后，他指出，“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尽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8]
虽然倭仁在此后的奏折中强调自己无意中并精于天文算学之人而不敢妄保，看似洋务派略占上风，但是面对顽固派的锋芒，奕訢等洋务派人员却无良策，总以忠信礼义之言来应对，这也显示出洋务派理论的贫乏与欠缺。
（二）是否以夷为师的争论
在长期的以华夏中心、夷夏之辨、名器之重的观念认识世界并形成思维定势的中国，以洋人为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中教师这一有着崇高地位的职业，以洋人为师，在顽固派看来，师事夷人这是一种羞耻，更何况当时整个华夏上下都沉浸在对西夷的仇恨之中。因此，倭仁等顽固派是坚决反对中国以夷为师的。
顽固派高举道义之大旗，极力反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及以夷为师，认为这是“上亏国体，下失民心”的行为，卑鄙之至。在顽固派眼里，科学与技术是异端异术，是不急之务，他们认为，依靠术数不能起到起衰振弱的的作用。再者，夷人是吾仇，岂能忘记了国仇家恨而再师事夷人，倭仁曾悲愤的指出，“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任凭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恨乎？”[9]顽固派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師事夷人，是因为担心以夷人为师，会尽失民心，亡国亡种。依靠读书之士的讲明义理，或许可以维持人心，但若以夷人为师，“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长此以往，便会“人心浮动”，危及封建统治秩序。
洋务派针对顽固派的舍中法而师夷狄以及不急之务等观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奕訢认为不学西学是不识时务，舍中法而师夷狄是臆说。奕訢等洋务派之所以坚持要由洋人教习正途，根本的原因杂而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和办理洋务的需要，使封建制度的支柱——官吏、士大夫，能识时务，从而巩固封建统治。奕訢等人认为天文算学是儒者当知的，不可以视为机巧，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再者，奕訢延聘西人教习并不是永久使用，而是暂时别无他法，“不得已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10]由此观之，奕訢等人师事夷人，只不过是暂行性政策，待中国“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之后又会以中法为师，这也可以似乎看到中国学习西学20年来为何难以自强的端倪，学习西学只是引进技术，“译出精要之语”，这也不过是西学的“皮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又怎能自强呢！
针对师事夷人是否可耻的问题，奕訢这样说道：“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各国，熊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11]并针对倭仁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之说奏请让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12]而倭仁只会在奏折中空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行的良策，于是上奏，承认自己无合适人选，不敢妄保，尴尬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奕訢的胜利、倭仁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争论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倭仁的极力反对，天文算学馆的举办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半年之中，报考人数由98人而减至72人，勉强录取30名，后因程度差退学20名，仅招到合格学生10名。而且在这场争论中，慈禧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正是由于慈禧的支持，奕訢等洋务派才可以在争论中取得胜利以及在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力。 三 争论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传统观念，为近代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股春风，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它也表明，要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教育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那将是困难重重。
（一）“作新念”——重视教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的教育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价值文化观念，不仅要作新学，更要作新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体制，主观上的价值评判体制导致了客观上的保守言行，从而也就丧失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认知体制阻碍了变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求学是农家子弟的主要出路，“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他们更倾向于应试教育，不理解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实施，應试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举步维艰。教育上根本思想的转换，以开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教育实践才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保自我”——保持教育的中国化
这段历史的现实借鉴意义在于，在引进西学的问题上，要避免西化，切不可只引进技术，学其“皮毛”，应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及其理论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向“本土化”。对西方知识可以采纳与吸收，但教育改革应从本土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着眼于自身，切不可通过学习西方来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教育上保持自身本国的独立，避免为洋所用，要学其精髓，掌握核心，切不可亦步亦趋，受国外教育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再者，在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方面，不应斤斤于新学、旧学之争，中学、西学体用之别，在保留我国本身特色的基础上，大凡有裨益于我国教育发展者皆可用之。
（三）“致公正”——处理好教育公平
中国如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处理好教育公平问题。正如天文算学馆只是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将广大世人排除在科学教育之外，这就间接的导致了其招生的艰难。今天的中国地区发展差异非常大，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平尚未实现，更何况教育公平虽然区域发展差异大，但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内应致力于实现教育的公平。当今中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若处理得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实惠，便可形成巨大的团结力、生产力，能够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若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人民群众的抵制，使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影响社会及教育的良性发展。
（四）“敢为先”——勇于创新
创新才会有动力，才会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的发展。中华民族要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勇于不断改革自身落后和弊端的精神，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但是，创新不只是一味的求“新”，应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自身，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取精华，去糟粕，坚决同甘愿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再者，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主要体现在创新性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教育的改革，应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并付诸实践，创新人才多则国强，创新人才少则会束缚社会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潮流。
参考文献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56.
[2]杨永福，何廷明.评晚清两种文化观念的首次公开辩难 [J].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2）.
[3][4][5][7][[8][9][10][11][1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 参考资料[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86，191，187， 189，189，188，193，184，194.
[6]金丽雪.简析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艰辛之路 [J].世纪桥，2010（07）：42.
一 争论的背景与缘起
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西文化全面冲突、碰撞和融合极其活跃的时代。晚清时期的文化论争即反映了这一时期中西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史内容，其中既包含着新文化与旧文化、新观念与旧观念之争，同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之争。
（一）争论的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愈来愈紧，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文字的隔阂，使中国常受外国的欺凌，当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一些外语人才，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难题，奕訢在要求设立总理衙门和京师同文馆的奏折中，說道：“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奕訢又说：“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凌，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方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蕴。”京师同文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清政府创办同文馆的初衷仅仅是用于外交实用，在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而且局限于语言文字，没有涉及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技术人才的匮乏也日益严重。单纯的语言教学已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快速发展，关于此问题，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讲的非常清楚，他写到：“今欲采西学，宜于上海、广东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儿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1]冯桂芬的建议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也多次向总理衙门建议改进科举，选用中国自己的掌握机器制造技术的人才。他们显然提倡实行以科学知识和制造技术为教学内容的西学，是为了适应建立以军用工业为重的机器制造之急需。恭亲王奕訢于是在这样一中背景下奏请在同文馆中开设天文算学馆，开设天文、算学等课程，这也正是同文馆之争的导火索，由此引发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一场斗争。
（二）争论的缘起
同文馆之争，表面上是因为增设天文算学馆而起，但实质上是开放与守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以及政治利益纷争的结果。
自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国家，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与传统的固守“华夷之辨”和“重道义轻功利”的观念有着明显、深刻的分歧。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更多的开明之士，先是著名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完成了《校邠庐抗议》，在林则徐、魏源“技不如夷”的基础上，把对中西强弱长短的认识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2]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一些开明之士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认识到西方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些感受引起他们与冯桂芬思想上的共鸣，并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践。1861年，曾国藩创设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到1863年，李鸿章在“用沪平吴”期间，先后创设上海洋炮局和苏州洋炮局；1867年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至此，可以说“师夷长技”的主张真正的付诸了实践。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长技”，表示清廷的对外政策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清廷内部也出现了一股以奕訢为代表的倾向于稍作政治革新的政治势力。这一切自然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进一步变化，促使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风雨飘摇的清朝统治，并没有惊醒绝大多数的士大夫，以程朱理学为主流的正统儒学仍占据着统治地位，局限于固守中法、崇儒重道和“重道义轻功利”的束缚，他们固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并以此来看待西方的“长技”，反对“奉夷为师”，坚守“圣道”，甚至对“师夷”之说加以“用夷变夏”的罪名，对客观介绍西方文明的任何言论无不大加挞伐。例如，徐继畬撰毕《志略》即招徕一片怨恨之声，“甫经付梓，即腾谤议”，劾者称此书“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更别有用心者“摭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删‘西方’二字劾生，欲中以奇祸”，置徐继畬于死地。
这样，在“师夷”之说成为守旧舆论的众矢之的的气氛中，开放革新与闭关守旧两种观念的冲突势所难免，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举措便成为冲突首次公开化的导火索。
二 争论的概况
同文馆之争，始于天文算学馆的成立，通过史料可以看出，守旧派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攻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天文算学是“奇技淫巧”，以之为自强之道，是本末倒置，“为益甚微”；二是以夷为师，有损国体，而且会导致用夷变夏，“上亏国体，下失民心”。
（一）自强之道、根本之途的争论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大部分守旧之人意识到了西方列强先进技术之长，但他们仍然反对学习西学，反对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在他们看来，正途科甲人员的任务就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3]但是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学习西方，正如倭仁所言：“夷人教习算法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4]，既然反对正途科甲人员“师夷”，那么究竟何为自强之道、根本之途呢？ 在顽固派看来，他们是以“卫道”者自居，科技与道德是不相容的，尤以倭仁为甚，在他们看来，科学和技术纯属异术。在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看来，“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行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5]
面对异常强大的西方列强及其先进的热兵器，顽固守旧派依然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气节与圣人之道来抵御，这显然是唯心论的空谈，是乌托邦式的生存之道。但在当时，这是顽固派反对“师夷”的强有力的武器。大学士倭仁在《奏阻同文馆用正途人员学习天算折》中将这种自强之道概括为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6]并又强调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振衰起弱者也。”[7]他强调了强国与天文算学无关，自强之道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为天文算学、西学西艺不过是“一技之末”，学与不学，无关大局，以之为“不急之务”。而更甚者莫过于杨廷熙，他不仅撰文到“修行德政，实千古临御之经；尽人合天，乃百代圣强之本。”而且荒唐的把当时“久旱不雨”“阴霾蔽天”等自然灾害统统归咎于天文算学馆的设立，还站在封建传统道德的立场上，盲目地认为中国不仅在政治道德方面优于西方，而且在天文算学上优于西方之上，把奕訢的建议归结为十条，逐一进行批判，从“其理、其言、其心”等方面大加诋毁，指责洋务派“师敌忘仇”“开门揖盗”。
面对顽固派这股逆流，奕訢等洋务派人员对此进行了批驳。在同治六年三月初三日的奏折中，先是肯定“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然后笔锋一转，力陈自己的“不得已之苦衷”，“凡次苦心孤诣，无非欲图自强”。看到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之后，奕訢认为应以轮船、火器为先，以之为取胜之法，而轮船、火器的制造巧法又必从算学入手，并且他的这种想法是有实践经验的，是建立在左宗棠在福建设立艺局、船厂并“实属有益”的基础之上的。同时指出洋人之所以敢侵入中国肆行无忌，是因为对中国的“一言一动，无不周知”，而对于洋人我们则一无所知，只是以道义空谈，这也就论证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然性与紧迫性。最后，他指出，“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尽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8]
虽然倭仁在此后的奏折中强调自己无意中并精于天文算学之人而不敢妄保，看似洋务派略占上风，但是面对顽固派的锋芒，奕訢等洋务派人员却无良策，总以忠信礼义之言来应对，这也显示出洋务派理论的贫乏与欠缺。
（二）是否以夷为师的争论
在长期的以华夏中心、夷夏之辨、名器之重的观念认识世界并形成思维定势的中国，以洋人为师，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中教师这一有着崇高地位的职业，以洋人为师，在顽固派看来，师事夷人这是一种羞耻，更何况当时整个华夏上下都沉浸在对西夷的仇恨之中。因此，倭仁等顽固派是坚决反对中国以夷为师的。
顽固派高举道义之大旗，极力反对洋务派增设天文算学馆及以夷为师，认为这是“上亏国体，下失民心”的行为，卑鄙之至。在顽固派眼里，科学与技术是异端异术，是不急之务，他们认为，依靠术数不能起到起衰振弱的的作用。再者，夷人是吾仇，岂能忘记了国仇家恨而再师事夷人，倭仁曾悲愤的指出，“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任凭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恨乎？”[9]顽固派之所以如此坚决的反对師事夷人，是因为担心以夷人为师，会尽失民心，亡国亡种。依靠读书之士的讲明义理，或许可以维持人心，但若以夷人为师，“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长此以往，便会“人心浮动”，危及封建统治秩序。
洋务派针对顽固派的舍中法而师夷狄以及不急之务等观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奕訢认为不学西学是不识时务，舍中法而师夷狄是臆说。奕訢等洋务派之所以坚持要由洋人教习正途，根本的原因杂而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恐惧心理和办理洋务的需要，使封建制度的支柱——官吏、士大夫，能识时务，从而巩固封建统治。奕訢等人认为天文算学是儒者当知的，不可以视为机巧，一物不知，是儒者之耻。再者，奕訢延聘西人教习并不是永久使用，而是暂时别无他法，“不得已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原欲窥其长短以收知彼知此之效。并以中国自造轮船、枪炮等件，无从入手，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10]由此观之，奕訢等人师事夷人，只不过是暂行性政策，待中国“译出精要之语，将来即可相授受”之后又会以中法为师，这也可以似乎看到中国学习西学20年来为何难以自强的端倪，学习西学只是引进技术，“译出精要之语”，这也不过是西学的“皮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又怎能自强呢！
针对师事夷人是否可耻的问题，奕訢这样说道：“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西洋各国，熊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11]并针对倭仁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之说奏请让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12]而倭仁只会在奏折中空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行的良策，于是上奏，承认自己无合适人选，不敢妄保，尴尬的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至此，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奕訢的胜利、倭仁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争论持续了半年之久，由于倭仁的极力反对，天文算学馆的举办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半年之中，报考人数由98人而减至72人，勉强录取30名，后因程度差退学20名，仅招到合格学生10名。而且在这场争论中，慈禧的态度是举足轻重的，正是由于慈禧的支持，奕訢等洋务派才可以在争论中取得胜利以及在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过程中减少了一些阻力。 三 争论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传统观念，为近代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股春风，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是，它也表明，要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教育思想和体制的情况下建立新的文化教育体系，那将是困难重重。
（一）“作新念”——重视教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的教育改革应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价值文化观念，不仅要作新学，更要作新念。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存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认识体制，主观上的价值评判体制导致了客观上的保守言行，从而也就丧失了根本变革的可能性。旧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认知体制阻碍了变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求学是农家子弟的主要出路，“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他们更倾向于应试教育，不理解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实施，應试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举步维艰。教育上根本思想的转换，以开放的教育思想为指导，教育实践才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效。
（二）“保自我”——保持教育的中国化
这段历史的现实借鉴意义在于，在引进西学的问题上，要避免西化，切不可只引进技术，学其“皮毛”，应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使中国的教育及其理论保持自己的特色，走向“本土化”。对西方知识可以采纳与吸收，但教育改革应从本土的价值体系来进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着眼于自身，切不可通过学习西方来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同时，在教育上保持自身本国的独立，避免为洋所用，要学其精髓，掌握核心，切不可亦步亦趋，受国外教育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再者，在学习西方、引进西学方面，不应斤斤于新学、旧学之争，中学、西学体用之别，在保留我国本身特色的基础上，大凡有裨益于我国教育发展者皆可用之。
（三）“致公正”——处理好教育公平
中国如要科教兴国，就必须处理好教育公平问题。正如天文算学馆只是招收科甲正途人员，将广大世人排除在科学教育之外，这就间接的导致了其招生的艰难。今天的中国地区发展差异非常大，真正实现教育公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公平尚未实现，更何况教育公平虽然区域发展差异大，但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区域内应致力于实现教育的公平。当今中国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若处理得当，使人民得到教育的实惠，便可形成巨大的团结力、生产力，能够真正实现科教兴国，若处理不当，只会导致人民群众的抵制，使教育改革举步维艰，影响社会及教育的良性发展。
（四）“敢为先”——勇于创新
创新才会有动力，才会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的发展。中华民族要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有勇于不断改革自身落后和弊端的精神，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但是，创新不只是一味的求“新”，应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立足自身，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取精华，去糟粕，坚决同甘愿愚昧落后、盲目排外的顽固势力进行斗争。再者，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又主要体现在创新性上，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教育的改革，应鼓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并付诸实践，创新人才多则国强，创新人才少则会束缚社会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潮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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