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周代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奠定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以礼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模式。《诗经》诞生于周代礼乐文明这块历史土壤上，所以《诗经》本身就承载了宗周礼乐文明的巨大分量。《礼记·曲礼上》有：“大上贵德，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论语》中也有诸多相关的论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处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向往周朝，主张恢复周朝的礼仪制度，更是反对僭礼的行为，“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那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祭祀“名川大山”和享有“八佾之舞”的资格，而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孔子十分痛恨这些僭礼的行为，故发出了呼号。由此可见，周代在周公制礼作乐后，形成了一个以“礼”为核心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这种以“礼”治国、以“礼”交友的形式渗透在周代社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作为周代社会文明的承载者，呈现了周代社会婚恋、农事、战争、祭祀等多方面的面貌，在恋爱诗中，也存在着男女之间互相或者单方面赠礼的现象。
　　一、《诗经》恋爱诗中的礼物详情
　　《诗经》中关于男女赠礼传情的诗篇共有七篇，多来自《国风》，分别是《卫风·木瓜》《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枌》《邶风·静女》《王风·丘中有麻》《郑风·女曰鸡鸣》和《小雅·菁菁者我》。在这些恋爱诗里，有通过农作物传情的，如《卫风·木瓜》写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陈风·东门之枌》中有：“穀旦于逝，越以鬷迈。视尔如荍，贻我握椒。”《郑风·溱洧》中有：“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这三首诗中的木瓜、木李、木桃、椒、芍药即属于农作物。也有通过玉石器来表达爱意的，如《卫风·木瓜》中：“报之以琼琚……报之以琼瑶……报之以琼玖。”《郑风·女曰鸡鸣》中：“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琼琚、琼玖、杂佩当属于玉石器。还有赠送货币的，如《小雅·菁菁者莪》：“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诗中的“朋”，朱熹《诗集传》注：“古者货币，五贝为朋。”以及目前指意不明的，如《邶风·静女》里描述道：“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其“彤管”一词未有定论。
　　二、礼物背后的指向意义
　　（一）约会地点显现身份
　　《周礼·地官·媒氏》记載：“媒氏掌万民之判（婚配）……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据此可知，当时的青年男女是有一个规定的约会时间即“中（仲）春之月”，他们在这个时间内可以按照两人约定的地点约会。在这七篇恋爱诗中，约会地点明确的有《静女》“俟我于城隅”，其他几首受《诗经》起兴的影响，约会地点往往模糊化。从《木瓜》中的木瓜、木李、木桃可以看出，两人相互赠礼的地方应该是一片果林;从《丘中有麻》中的丘中有麻、有麦和有李可以判断，两人的约会地点面积不小，可能也是类似农林和果林的地方。从他们幽会的地方可以窥见其身份地位，这里仅就《静女》和《溱洧》来说明。
　　《静女》“俟我于城隅”一句中，“城隅”一词历来备受关注，现在多训为“城上的角楼”或“城墙的角落”，即一个在城墙上，一个在城墙下的角落。从军事意义上来说，古代的城墙具有重要的国防作用，属于军事重地，未经允许是不能上去的，更何况约会;从文学意义上说，青年男女幽会选择在城墙角落这样幽僻的地方，与下文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相契合，所以训为“城墙的角落”似乎更合适。尽管如此，这两人的身份也不简单。古代的城分为内城和外城，外城曰邦，通常是普通百姓住的地方，内城通常是统治者和贵族居住的地方。如果他们约会的地点是在城墙的角落，这名少女很大可能也是居住在城中的贵族千金或者大家闺秀。
　　再谈《溱洧》。水在古代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四大文明的发源地都在大河流域，人们在水边孕育文明，水也浇灌了人们的爱情。《诗经》中用水起兴，来表达个人诉求的诗篇不在少数，《关雎》《蒹葭》《汉广》这些传世名作就不必说了，描写先民们在水边自由恋爱、择偶婚配的也占了不少的篇目，《溱洧》是其中之一：“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这首诗先是交代了时间，“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传神地表现了在溱水和洧水边，一片冰雪初融、万物复苏的景象，和煦的春风吹进青年男女的心里，让他们忍不住相约观景游玩，“殷其盈矣”表明参加盛会的青年男女之多。游玩后临别之时“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男女互通好感，赠之以芍药，表明心迹，这是郑国特有的赠芍药之俗。“芍药”按照高娇娇“《溱洧》之‘芍药’解”的说法，有七种解释，比较流行的有结情说、离草说和结情去病说，她采纳的是“结情”去病说，以帮助心爱的人祛除疾病。宋代朱熹《诗集传》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余冠英《诗经选译·溱洧》译诗的小序说：“这诗写三月上巳之辰，郑国的溱洧两河，春水涣涣男女在岸边欢乐聚会的盛况。”其“注二”说：“郑国风俗，每年三月上已日男女聚在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执秉兰草祓除不祥。”笔者认为，在初春时节，冰封了几个月之后，安寂已久的心也开始活跃，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心里想着的就是要和心爱的人一起游玩。正如“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所说那样，而且就文本而言，根本没有提到招魂续魄、祛除不祥的内容，理解成描述男女求偶欢会的场面更有说服力。不论是从上巳节成群的青年男女相约游玩，以及赠之以芍药郑俗，还是视作大胆热烈“淫奔之诗”来看，都更像是民间大型相亲会，所以男女的身份更接近于普通人。
　　（二）赠玉投果求爱表心
　　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说：“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林中。士女分曹而聚，女各以果实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投，即相约为夫妇也。”《诗经》中有不少的篇目用珍贵的玉石器来互相馈赠，表达心意。汉文字学家许慎释玉，“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其贯也”。玉以其亮丽的外表、炫目的光泽以及打磨之精细，在成为人们追求的饰物时，更是贵族们眼中身份的象征，这在《礼记》中也有谈到，“《礼记·玉藻》载：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苍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玟”。鲜明地体现了周代对佩玉规定之严。正是由于玉的特殊作用，所以也被用来当作青年男女私定终身的信物，如《木瓜》中的提到的“琼琚”“琼瑶”“琼玖”，《丘中有麻》中的“佩玖”，《女曰鸡鸣》里的“杂佩”，都是玉类，对同一事物冠以诸多的名称，足以见其使用之广泛，用途之重要。在这几首诗中，往往是女子赠之以微物，而男子报之以玉器，一方面体现了男子高贵的身份，另一方面则透露了男子对女子的爱慕之情，对这份真挚的感情必须赋予同样洁净的玉来做信物。闻一多先生也说：“从别的诗篇及《诗经》以外的诗歌看，把佩的玉石赠人，赠者常是男子，而受者是女子，总是于定情的时候送的。”
　　三、结语
　　由于《诗经》多用比兴，在恋爱诗中诗意往往隐晦不明，古代学者往往从某一角度出发，刻意解经，自《毛诗序》以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至宋代，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经学的桎梏，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诗经》中的恋爱诗，“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但由于经学家的局限性使得朱熹仍然将恋爱诗训斥为“淫奔之诗”，所以将《诗经》恋爱诗中的礼物比附政教之意，所表现出来的男女自然之情事解读片面，脱离原意。而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两千多年以前的年轻男女既有投果表心之直接，也有赠玉定情之庄重。通过这些礼物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隐蔽的城墙角落里、结满果实的果林中所传递的爱意，亦可借以了解男女主人公约会的地点及人物的身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