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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3年至今的57年，《新华字典》发行逾4億册，这还不包括盗版的。
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
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趟过的河。
用过《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的读者丙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的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面的席位，一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
“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读者丙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文革”期间，《新华字典》是市面上唯一流通的一本字典。
为什么要修订这本词典？“71版”编撰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一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二是周总理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一本像样的字典。”
周总理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彼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
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几位编撰负责人同时是“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反革命小集团”，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
小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前车之鉴。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
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到哪里去了？删除；
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
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甚至有人要宣判“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
“71版”“小改”《新华字典》涉及一两千处的修改意见。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里，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说了句：“神经过敏！”
去除“封资修”，突出“工农兵”的政治要求，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华字典》，还有中国整个10年的语言与思想。
不仅是字典。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将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展现、歌颂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凸显农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语文教科书将所有被打倒的作家的作品全部撤下，所有不健康、不革命的情感的名家文章都要进行删节，比如朱自清的《背影》，里面流露出对父亲的依依不舍就太过于“小资产阶级情绪”……
几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言多必失，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一个相近的词，尽量缩小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口误、涉嫌隐射、被人攻击的几率。
一旦一个词语被公认为政治正确，又红又专，它将在这个新话体系中被迅速跟从、放大，成为影响几亿人的热词，或者说，是套话。
“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据韩敬体回忆，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张春桥、姚文元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要“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160部字典，一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词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词典”，“将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词条”，以示贯彻“75广州会议精神”。比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人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至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无需讨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许多行为与现象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人祸，工农的生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深圳机场，你仍会看到有“社会停车场”；在一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卖淫”的字眼，这是在“文革”前流行起来的叫法；在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实施暂时封闭，一些媒体将其描述为“暂时不对社会开放”。
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用法被香港大学传媒研究学者钱钢钻了回牛角尖：对“社会”的这种贬义竟然沿用至今，也算是“有主义，无社会”的旧体制弊端的后遗症。
经不起推敲的套话遍布于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刻意回避这套新话，在网络世界中，数量庞大的网民也磨合提炼出自成体系的腔调，这两套腔调大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潘晓凌 等）
在过去的57年中，《新华字典》10次修订，修订频率及释义变幅严重影响了它的稳定性与普世意义。
不过，在仍处于快速发展转型期的中国，这本既讲政治又随波逐流的字典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太惊奇，它只是浓缩了这个国家过去60年所摸着石头趟过的河。
用过《新华字典》1953年首版的读者丙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认为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是除中国外最强大、最重要的所在，因为在字典的各国首都、面积、人口一览表中，社会主义兄弟们全都占据了最前面的席位，一长串“资本主义尾巴国”追随着我们。
首版《新华字典》的编撰者大多数已经作古，曹先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首版编撰牵头人魏建功的学生认为，“53版”的“新话系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自觉主动的政治热情，并非受到高层的授意。
那时候知识分子主动投进新社会的洗澡堂，涤尽旧社会的思想污垢。
从第一版开始，《新华字典》就以“新华”的视角系统性地创造新话，重新划分世界地理与历史，将“旧社会”与“资本主义”切割开来，按字典上的例句，叫做“划清敌我界限”作为新话，“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全都收录其中。在新话系统里，连“娶”、“嫁”、“媒”都成了旧社会的产物，“配”，才是“男女结婚”的新表达；“乞丐”什么的全是剥削制度下的毒瘤，因此在“新社会里再也看不见蓬头垢面的乞丐了”；美帝国主义“卑鄙无耻”，尽管“一见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吓得打哆嗦”，但“这笔血债一定要偿还”。
“敌我”的三八线遍布字典各个角落，即便是“淋病”，也只“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常见”。
如果说“53版”的《新华字典》是知识分子主动的“思想洗澡”，而到了“71版”的时候，《新华字典》已经全面被工农兵来营造了。
曹先擢的另一个历史身份是《新华字典》“71版”编撰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与军宣队的干部，以体现“工农兵营造话语系统”的时代要求。
时代要求编撰者将“封资修”全面赶出字典。比如，被划分为“剥削制度的产物”包括：婊、娼、妓、嫖、妾、宗祠、寺庙、伦常、典当、掮客；还有比“封资修”略显进步的字词，包括官、自由、民主。
尽管如此，《新华字典》仍是读者丙当年最心爱的读物，因为“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文革”期间，《新华字典》是市面上唯一流通的一本字典。
为什么要修订这本词典？“71版”编撰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回忆说：“第一是没有一本像样的书送给外宾，第二是周总理深感我们学汉语没有一本像样的字典。”
周总理直接负责“71版”的修订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小改应急需”。彼时，大学停课了，中、小学校还在继续，没有字典，将严重影响语文课的教学。
在安平秋的回忆中，当年几位编撰负责人同时是“黑帮爪牙”、“反动知识权威”、“反革命小集团”，这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
小改是不敢的，提不同意见更是不可能的，这是前车之鉴。所有词条，事无巨细，都经历过编撰者的好几道“政审”——
例句“巴不得马上回家”，革命性不强，改为“巴不得马上返回战斗岗位”；
例句“累死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工作热情到哪里去了？删除；
例词“背着太阳”，有隐射毛主席之嫌，改为“向着太阳”；
例词“利人利己”，不符合时代精神，改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甚至有人要宣判“茹毛饮血”为反动成语，因为“茹”是吃的意思，这样一来不就成了“吃毛”……
“71版”“小改”《新华字典》涉及一两千处的修改意见。意见最终到了周总理那里，看到把“背着太阳”改成了“向着太阳”，周说了句：“神经过敏！”
去除“封资修”，突出“工农兵”的政治要求，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华字典》，还有中国整个10年的语言与思想。
不仅是字典。中学历史教科书编撰者将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于展现、歌颂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凸显农民的国家主人地位；语文教科书将所有被打倒的作家的作品全部撤下，所有不健康、不革命的情感的名家文章都要进行删节，比如朱自清的《背影》，里面流露出对父亲的依依不舍就太过于“小资产阶级情绪”……
几位“71版”编撰者总结当年的修订经验：言多必失，能用一个词来表达一个意思，就尽量不要再新增另一个相近的词，尽量缩小表达和思想的界限，以减少口误、涉嫌隐射、被人攻击的几率。
一旦一个词语被公认为政治正确，又红又专，它将在这个新话体系中被迅速跟从、放大，成为影响几亿人的热词，或者说，是套话。
“79版”《新华字典》修订于1975年。据韩敬体回忆，其时，国家出版局在广州召开了“词典编撰出版规划会议”，话语系统主管者张春桥、姚文元要求160部字典的修改要“全面贯彻无产阶级专政”。160部字典，一路向“左”狂飙。
当时修改得最突出的是《新华词典》，编纂者提出“把封资修赶出新华词典”，“将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词条”，以示贯彻“75广州会议精神”。比如“抗旱”，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人民抗旱；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可能抗旱……
直至到了80年代，字典才开始试着回归常识。“去掉各种‘主义’，阶级分析、个人崇拜与意识形态批判是题中应有之意，是无需讨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副主任程荣说，“自此我们编的不再是本政治字典”。
许多行为与现象取消了“主义”的界限，比如，妓女、嫖客、佣金、掮客、典当、抛售、出租等；
许多例句则直接换掉或去掉带有意识形态切割的主语或定语，简化为例词，比如，“帝国主义前途暗淡”，简为“前途暗淡”；“解放前天灾人祸，工农的生活太惨了”，改为“她的遭遇太惨了”。
表达是丰富了，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套话仍然没有退出历史。
在深圳机场，你仍会看到有“社会停车场”；在一些报道标题中，你仍会看到“某社会青年逼迫同学卖淫”的字眼，这是在“文革”前流行起来的叫法；在国庆60周年之际，天安门实施暂时封闭，一些媒体将其描述为“暂时不对社会开放”。
这些早就习以为常的用法被香港大学传媒研究学者钱钢钻了回牛角尖：对“社会”的这种贬义竟然沿用至今，也算是“有主义，无社会”的旧体制弊端的后遗症。
经不起推敲的套话遍布于当下生活的细枝末节。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刻意回避这套新话，在网络世界中，数量庞大的网民也磨合提炼出自成体系的腔调，这两套腔调大多可以相互转换、翻译。
（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潘晓凌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