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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李晓栋
外企新战略:中国＋1
2007年,中国采取一连串对外资征税的新规定,导致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纷纷撤离。而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日程的日渐迫近,许多外资企业正在盘点企业的人力资源总量以及企业员工的工龄,并分析新法实施后,将给企业增加的成本额度。此前,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上涨,日本最大的服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宣布,到2009年,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比率从90%减少到60%,同时将在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比例提高到30%以上。从上世纪80年代就“扎堆”中国的外资企业,到了考虑是否“挪窝”的时候。从2006年开始,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陆续宣布要在中国相邻的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经济界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外资企业的“中国+1”模式。不断上涨的土地、人力等硬件成本与优惠政策的减少、投资要求的变更、政策风险的加大使一些传统制造型外企利润微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部分外企正在整体迁移,部分外企将低盈利部门选择在第三国投资,实施他们的“中国+1”战略。
2007年,从上世纪80年代就“扎堆”中国的外资企业,到了考虑是否“挪窝”的时候。
年底,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决定于2009年前将中国的2座人数约1万余人的工厂合并为1座,并投资约7亿元在越南设厂以降低成本。从2006年开始,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陆续宣布要在中国相邻的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
经济界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外资企业的“中国+1”模式。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华民教授解释其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同时,还要在东南亚、印度等地投资,建设生产后备基地,作为中国的附加风险承担国,降低只在中国经营的风险。”不断上涨的土地、人力等硬件成本与优惠政策的减少、投资要求的变更、政策风险的加大使一些传统制造型外企利润微薄。这是2007年,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部分外企整体迁移,部分外企将低盈利部门选择第三国投资,实施“中国+1”战略的最现实原因。
宏观大趋势使然
2003年,港商成伟伦来到广东东莞市投资生产玩具,可到了2006年,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企业利润萎缩。“如果利润率再下降10%,工厂就要倒闭了,所以现在不得不考虑外迁的问题。”成伟伦说。
曾经是全球产品制造成本最低的中国,昔日吸引外资的魅力已不再。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制造业中心生产成本激增:原料猛涨,用地紧张,经营费用与人工成本上升。2008年1月,新《劳动法》的实施要求企业不能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导致了用人成本的再次上升。以工资成本为例,上海地区的人均月薪约为350美元而印尼巴淡岛地区仅有100多美元。中国显然已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区了。
同时,国家出口退税的调整与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配额限制与反倾销也是外企利润风险的原因。2004年以前,成伟伦每卖出一个玩具,国家就给15%的出口退税,但后来就变成了13%,到了2007年就更少了。而在2005年的时候,成伟伦的2000多万件产品被巴西政府以“防止中国产品以低开发票和仿冒的形式进入巴西市场”的名义扣押在巴西港口60余天。
除此之外,人民币升值、新税法(意味着外企税收减免与低税率政策的结束)、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在困扰着那些出口型、制造型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一些跨国企业显然不愿再把更多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日本企业采取了所谓‘中国+1’的经营发展战略,即在中国投资的同时,在东盟地区选择一个国家进行投资。而日本企业应当考虑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1’这个国家上”。
而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倾向于吸引更多的科技型、高附加值型的企业进入中国,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将通过市场去淘汰部分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
是非尚难分晓
虽然,作为新兴制造业生产基地的东南亚、南亚地区,其充足的原料供应、低廉的人力成本、优惠的投资政策正在吸引着跨国公司的目光，但是,对企业而言,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除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投资地区完备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品供应链与雄厚的市场规模。而这些东西,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薄弱的工业体系、动荡的政治环境,都是无法与中国匹敌的。
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库马尔·巴塔查里亚认为,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将超过成本方面的各种担心。他说:“为什么人们会去中国?因为大多数大型技术公司是为了进入那里的市场。”对于复杂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显然是冲着当地市场而不是低成本而去的。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显然拥有最大的市场。同欧美相比,这里的个人财富虽然有限,但城市中正在形成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基础设施良好,中国总体投资环境更胜一筹。长远来看,中国依然是投资热点。
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刘日红指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共赢局面的出现,说明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冷淡中国,它们只是在中国这个必选项之后,增加了一个备选项。比如,英特尔在投资越南后,随即宣布在大连建设一个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厂;伟创力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1.1亿美元建设了一条生产线,但它也在中国设立了更大规模的工厂。
是否能继续作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和必选项目,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培育综合性引资优势。跨国公司生产转移动向说明,投资环境不能“唯成本论”,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不是吸收外资的根本条件,我国今后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关键是培育技术能力,改善创新环境,完善制度建设,提高从低端到高端的整体竞争力,使外资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2007年上半年,记者在调研走访江苏省的部分经济开发区时,相关开发区的招商部门反映,目前因生产成本与政策调整的原因,针对外资招商的工作确实是遇到了瓶颈。而在上海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请那些高耗能、粗放型的外资企业“出去”又成为了任务。“这些外资企业曾经为地方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现在开发区的土地紧张、企业产能扩大有限,对企业的环保要求、产品要求、税收政策等条件都在调整。请他们走,也是无奈之举。”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类似于外资企业的“中国+1”战略或者其他外迁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都已经历了这个过程。“企业外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认为,在企业外迁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好,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反而促使向高端领域转型。
以新加坡为例,从1979年起,新加坡就开始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工业,促进各部门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新加坡政府不仅在资助研究与开发和制造业部门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通过妥善规划、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来吸引外资投放于制造业部门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加坡的工业技术迅速向重化工业技术和高新技术发展,其中电子业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或许,外资企业的外迁,貌似弊大于利的背后,是否就是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目标的一个的历史性机遇呢?
外企新战略:中国＋1
2007年,中国采取一连串对外资征税的新规定,导致进军中国的韩国企业纷纷撤离。而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日程的日渐迫近,许多外资企业正在盘点企业的人力资源总量以及企业员工的工龄,并分析新法实施后,将给企业增加的成本额度。此前,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上涨,日本最大的服装零售商优衣库(UNIQLO)宣布,到2009年,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比率从90%减少到60%,同时将在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比例提高到30%以上。从上世纪80年代就“扎堆”中国的外资企业,到了考虑是否“挪窝”的时候。从2006年开始,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陆续宣布要在中国相邻的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经济界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外资企业的“中国+1”模式。不断上涨的土地、人力等硬件成本与优惠政策的减少、投资要求的变更、政策风险的加大使一些传统制造型外企利润微薄。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部分外企正在整体迁移,部分外企将低盈利部门选择在第三国投资,实施他们的“中国+1”战略。
2007年,从上世纪80年代就“扎堆”中国的外资企业,到了考虑是否“挪窝”的时候。
年底,日本数码相机厂商奥林巴斯决定于2009年前将中国的2座人数约1万余人的工厂合并为1座,并投资约7亿元在越南设厂以降低成本。从2006年开始,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英特尔、柯达、利乐、思科、GE、飞利浦、诺基亚、爱立信等企业陆续宣布要在中国相邻的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
经济界人士将这种现象称为外资企业的“中国+1”模式。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华民教授解释其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的同时,还要在东南亚、印度等地投资,建设生产后备基地,作为中国的附加风险承担国,降低只在中国经营的风险。”不断上涨的土地、人力等硬件成本与优惠政策的减少、投资要求的变更、政策风险的加大使一些传统制造型外企利润微薄。这是2007年,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部分外企整体迁移,部分外企将低盈利部门选择第三国投资,实施“中国+1”战略的最现实原因。
宏观大趋势使然
2003年,港商成伟伦来到广东东莞市投资生产玩具,可到了2006年,生产成本的增加使企业利润萎缩。“如果利润率再下降10%,工厂就要倒闭了,所以现在不得不考虑外迁的问题。”成伟伦说。
曾经是全球产品制造成本最低的中国,昔日吸引外资的魅力已不再。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制造业中心生产成本激增:原料猛涨,用地紧张,经营费用与人工成本上升。2008年1月,新《劳动法》的实施要求企业不能轻易解雇员工和聘请临时工,导致了用人成本的再次上升。以工资成本为例,上海地区的人均月薪约为350美元而印尼巴淡岛地区仅有100多美元。中国显然已不再是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区了。
同时,国家出口退税的调整与欧美对中国产品的配额限制与反倾销也是外企利润风险的原因。2004年以前,成伟伦每卖出一个玩具,国家就给15%的出口退税,但后来就变成了13%,到了2007年就更少了。而在2005年的时候,成伟伦的2000多万件产品被巴西政府以“防止中国产品以低开发票和仿冒的形式进入巴西市场”的名义扣押在巴西港口60余天。
除此之外,人民币升值、新税法(意味着外企税收减免与低税率政策的结束)、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在困扰着那些出口型、制造型外企在中国的发展。一些跨国企业显然不愿再把更多的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日本企业采取了所谓‘中国+1’的经营发展战略,即在中国投资的同时,在东盟地区选择一个国家进行投资。而日本企业应当考虑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1’这个国家上”。
而在宏观调控方面,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倾向于吸引更多的科技型、高附加值型的企业进入中国,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将通过市场去淘汰部分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
是非尚难分晓
虽然,作为新兴制造业生产基地的东南亚、南亚地区,其充足的原料供应、低廉的人力成本、优惠的投资政策正在吸引着跨国公司的目光，但是,对企业而言,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除了成本,更重要的是:投资地区完备的基础设施、成熟的产品供应链与雄厚的市场规模。而这些东西,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薄弱的工业体系、动荡的政治环境,都是无法与中国匹敌的。
英国沃里克大学教授库马尔·巴塔查里亚认为,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将超过成本方面的各种担心。他说:“为什么人们会去中国?因为大多数大型技术公司是为了进入那里的市场。”对于复杂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显然是冲着当地市场而不是低成本而去的。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显然拥有最大的市场。同欧美相比,这里的个人财富虽然有限,但城市中正在形成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基础设施良好,中国总体投资环境更胜一筹。长远来看,中国依然是投资热点。
中国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刘日红指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共赢局面的出现,说明跨国公司并没有因为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冷淡中国,它们只是在中国这个必选项之后,增加了一个备选项。比如,英特尔在投资越南后,随即宣布在大连建设一个投资25亿美元的芯片厂;伟创力公司在马来西亚投资1.1亿美元建设了一条生产线,但它也在中国设立了更大规模的工厂。
是否能继续作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和必选项目,关键在于中国能否培育综合性引资优势。跨国公司生产转移动向说明,投资环境不能“唯成本论”,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不是吸收外资的根本条件,我国今后在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关键是培育技术能力,改善创新环境,完善制度建设,提高从低端到高端的整体竞争力,使外资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2007年上半年,记者在调研走访江苏省的部分经济开发区时,相关开发区的招商部门反映,目前因生产成本与政策调整的原因,针对外资招商的工作确实是遇到了瓶颈。而在上海的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请那些高耗能、粗放型的外资企业“出去”又成为了任务。“这些外资企业曾经为地方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现在开发区的土地紧张、企业产能扩大有限,对企业的环保要求、产品要求、税收政策等条件都在调整。请他们走,也是无奈之举。”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而导致类似于外资企业的“中国+1”战略或者其他外迁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都已经历了这个过程。“企业外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认为,在企业外迁这个过程中,如果处理得好,将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反而促使向高端领域转型。
以新加坡为例,从1979年起,新加坡就开始推行“第二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工业,促进各部门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新加坡政府不仅在资助研究与开发和制造业部门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且通过妥善规划、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来吸引外资投放于制造业部门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加坡的工业技术迅速向重化工业技术和高新技术发展,其中电子业已经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或许,外资企业的外迁,貌似弊大于利的背后,是否就是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目标的一个的历史性机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