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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戊戌维新，社会思潮，现代化，社会转型，问题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87－03
1898年发生的戊戌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救亡运动，也是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近十年以来，国内史学界已展开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建树颇多。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的视阈、方法和理论上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客观上也顺应了中国史学由革命史观向现代化史观转型的学术发展态势。研究者开阔视野，把思想史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等层面深入探讨，给维新派、维新运动与维新思潮予以科学评价与历史定位。兹综述如下。
一
由于国家制度的变革是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政治保障，国家学说的更新是政治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学术界对戊戌维新政治思想研究仍有所突破。有学者对以往学术界将戊戌变法视为中国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定论产生质疑，康有为篡改了的《戊戌奏稿》不能反映其真实政治主张，康在变法期间的主要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并明确反对设立议院，变法措施与立宪无关，戊戌变法的性质不是君主立宪运动而是维新改革运动。维新派采取以民权对抗君权的特殊形式，其左右两翼思想主张不同，左翼的谭嗣同激烈反君权，但对民权几乎没有涉及，而左翼的梁启超与严复主张在君权与民权之间折中调和，主张君主立宪；右翼康有为侧重于尊君权兴绅权。有学者指出，民权思想是梁启超的宪政理念中最富时代意义的内容，梁经历了从变法期间依靠皇权革新政制到变法后热衷于“伸民权”与“开民智”的启蒙运动的转变，这反映出他民权思想的逐步成熟。从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来看，梁逐渐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而转向激进与革命，但后又趋于保守与回归传统，此回归并非倒退，而是超越。
此外，史学界对变法期间的其他维新派以及洋务派和顽固派人物的政治思想也进行了研究，如翁同龢、黄遵宪、张荫桓、皮锡瑞、刘光第、文廷式、宋恕、屠仁守、容闳、张之洞、荣禄、王先谦、曾廉、徐桐等，拓展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在经济思想层面上，维新派思想家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富国养民与殖产兴业始终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也逐渐输入中国。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依据、现实意义与实现途径的思想主张，尽管康的工业化思想并没有实现，但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对股份制这种新型的企业制度亦有所涉及，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将股份制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改良相结合，主张法制化、有责任心、提高国民素质、养成企业能力与建立金融辅助机构。谭嗣同要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旧经济制度，批判封建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实现中外通商、采用大机器生产、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进步思想，力图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戊戌维新时期正处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地引进与介绍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学说。梁启超以变法维新为主要内容，将中国传统法制文化、西方近代法律思想与制度进行比较，并提倡德治，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主张宪政，强调在法定范围内的自由等，在近代中国法制近代化中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二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戊戌维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学术界逐步摆脱政治史研究的窠臼，维新派的文化思想(或文化观)成为近十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学者认为，戊戌思潮是从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上演变发展而来，维新派思想家首次打破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以进化论为武器，掀起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大量社会启蒙工作有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社会进步。戊戌文化是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与儒家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本主义文化萌芽性质的新文化，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化，具有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完成传统学术价值与社会政治价值再造、以激进反传统手段来推进中国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的价值，但她自身也存在种种无法克服的缺憾。关于维新派的文化构想，以往学术界着重于对“中体西用”论的研究，而忽略了康有为构建了的文化方案即“群体变用论”，但此方案却充当了变法的指导思想，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有局限。全盘西化是一种积聚震撼力与冲击力的近代文化思潮，是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理念，戊戌维新是它形成的第一个阶段，维新派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姿态。
戊戌维新运动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仍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与发扬，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维新派的行为体现了价值批判精神、对待融突精神、思维辩证精神、经世致用精神与形上贯通精神等六种时代精神，至今还具有顽强的生命智慧与活力㈣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维新派思想家们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也是推动现代化运动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而西方民族主义首先是梁启超介绍来中国的，以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推动民族主义形成的两种主要力量。
此外，史学界也有专文论述维新派思想家们的教育思想、新闻思想、宗教思想、人才思想等等。
戊戌时代的学术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之枢纽，戊戌“新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与文化史一样，学术思想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又一热点。戊戌“新学”实有两支脉系，分别以康有为与严复为代表。其中，作为常州学派之集大成者的康引领整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维新。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观念，但西学在康的新学思想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新学具有“化西为中”的时代性和“以中释西”的民族性特点”。康的孔子观是变法理论的重要依据，基本内核是“素王——教主”论，以西方进化论与民权学说附孔，借孔子之名推行现代主义，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异化，此乃今文经学之丰碑与终结。对梁启超在西学东渐中的功绩，以往学术界论及西学传播贡献就更多注重严复，但是从传播的时限、数量与社会影响来看，梁应与严同样享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梁突破中国旧学学术体系，开创了中国新学术，主张学术自由，坚持学术必服务于现实，政治上信奉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上则是融西方进化论与儒、道、释、墨诸家于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甲午战争是谭嗣同学术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受孔子之仁学，融中西学为一炉，取释教革新思想，以补孔学之不足，把儒、西、释贯通。
三
鸦片战争以降，近代史学在著述内容、编写体例、历史观上均发生了一系列变法，形成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有学者就其演变进程提出“三阶段”说，戊戌变法正处于第三阶段，西方进化论的输入与传播，成为国人观察历史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大批新著，这标志近代史学的诞生。维新派大多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用政治性、功利性取替了史学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片面地将史学工具化与政治化，结果导致急功近利与学术庸俗化。维新派主要从以“君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内容、方法之弊端两个方丽加以批判，要求编撰“民史”和“国史”，实质是对王朝观与君主专制的根本否定，要用资产阶级新史学代替封建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起到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作用。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时期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不可阻挡，历史解释不可专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还需用直觉手段，还强调文化积淀在物质与文明进化中的作用。
关于维新派倡导的文学“三大革命”思潮。有学者认为维新启蒙运动通过语言通俗化、平民化、中外文化交流、报刊兴起、新式教育创办把处于文化边缘的小说重新进行文化定位和文体定位，使之转化为文化格局中强势话语，促使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启动并非必自五四“文学革命”始，而应肇始于梁启超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戊戌维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次启蒙思潮之间存在一致性，梁有开创中国文学转型之功。梁率先认识到文学新民的重要性，把文学革新与思想启蒙相结盟，取得很大成功，近代文学革新具有非凡的意义与辉煌。
四
近十年来关于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应归功于研究者史观的改进与思想的解放。以往在革命史观的制约下，研究者更倾向于单一化、政治化与教条式，不能结合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去全面解读历史，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革命史观的突破，不是鼓吹“告别革命”论(或“取消革命”论)。当前戊戌维新思潮研究态势上，大多数研究者是在现代化语境下进行研究的，不再把戊戌变法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而看做是近代中国全面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在社会转型的思维模式下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与认识历史事件，这是该阶段研究的最大特点，近年来的文化思想史与学术思想史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史一统天下的格局便是史观改良的最好注解。思想的解禁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学术之树得以健康成长，也具有诸如学术观点的自由开放、研究面的不断拓展、史料挖掘与整理的加强、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学术成果的增加、众多学术活动的举办等特点。
问题与成绩往往结伴而生。戊戌维新思潮研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注意。如重复研究较多，资源浪费严重，注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质量；学术风气浮躁，一味突出创新，不惜先入为主与妄下结论，急功近利。又如表面上研究的“硕果累累”，可真正高水准的、严肃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不多，充斥着太多的“学术泡沫”。再如，在人物思想的定性上，任意褒贬，标准不一，与公正、客观相违背，尤其是对以往被忽略或否定的历史人物，任意讴歌或贬斥，热衷于“历史翻案”；研究人物思想或社会思潮时，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缺乏个案与整体的有机结合，不能把思想与社会思潮相结合。
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何处去?这很难回答。一般来说，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深化研究：(1)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戊戌维新运动的新史料，尤其因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海外活动频繁，就要注意国外相关历史档案与文献的挖掘与解读，探究他们与国外人士的思想互动，尤其是周边国家；(2)研究方法的改进与研究视野的转变，要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重新解读历史；(3)要提高学术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大理论更新与思想解放的步伐，突破旧学重围，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科学辩证法的指导；(4)举行相关的国际与国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事实也证明，如果我们继续在传统政治史的思维模式与学术路数下兜圈子，只局限于研究戊戌变法发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根源、变法过程、历史意义、失败原因等旧套路，不从整体上去把握，转变视角，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繁荣，更谈不上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
[责任编辑：王公悫]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87－03
1898年发生的戊戌维新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救亡运动，也是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近十年以来，国内史学界已展开了深入研究，成果丰硕，建树颇多。大多数学者在研究的视阈、方法和理论上都出现了新的飞跃，客观上也顺应了中国史学由革命史观向现代化史观转型的学术发展态势。研究者开阔视野，把思想史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文化思想、学术思想、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等层面深入探讨，给维新派、维新运动与维新思潮予以科学评价与历史定位。兹综述如下。
一
由于国家制度的变革是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政治保障，国家学说的更新是政治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学术界对戊戌维新政治思想研究仍有所突破。有学者对以往学术界将戊戌变法视为中国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定论产生质疑，康有为篡改了的《戊戌奏稿》不能反映其真实政治主张，康在变法期间的主要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并明确反对设立议院，变法措施与立宪无关，戊戌变法的性质不是君主立宪运动而是维新改革运动。维新派采取以民权对抗君权的特殊形式，其左右两翼思想主张不同，左翼的谭嗣同激烈反君权，但对民权几乎没有涉及，而左翼的梁启超与严复主张在君权与民权之间折中调和，主张君主立宪；右翼康有为侧重于尊君权兴绅权。有学者指出，民权思想是梁启超的宪政理念中最富时代意义的内容，梁经历了从变法期间依靠皇权革新政制到变法后热衷于“伸民权”与“开民智”的启蒙运动的转变，这反映出他民权思想的逐步成熟。从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思想演变轨迹来看，梁逐渐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而转向激进与革命，但后又趋于保守与回归传统，此回归并非倒退，而是超越。
此外，史学界对变法期间的其他维新派以及洋务派和顽固派人物的政治思想也进行了研究，如翁同龢、黄遵宪、张荫桓、皮锡瑞、刘光第、文廷式、宋恕、屠仁守、容闳、张之洞、荣禄、王先谦、曾廉、徐桐等，拓展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在经济思想层面上，维新派思想家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富国养民与殖产兴业始终是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西方经济学理论也逐渐输入中国。康有为是近代中国主张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人，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依据、现实意义与实现途径的思想主张，尽管康的工业化思想并没有实现，但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对股份制这种新型的企业制度亦有所涉及，梁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近代股份制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将股份制经济与社会发展、政治改良相结合，主张法制化、有责任心、提高国民素质、养成企业能力与建立金融辅助机构。谭嗣同要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旧经济制度，批判封建传统经济思想，提出实现中外通商、采用大机器生产、发展市场经济、建立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进步思想，力图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
戊戌维新时期正处于近代中国法制转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地引进与介绍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学说。梁启超以变法维新为主要内容，将中国传统法制文化、西方近代法律思想与制度进行比较，并提倡德治，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主张宪政，强调在法定范围内的自由等，在近代中国法制近代化中有着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二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演变过程，戊戌维新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段。学术界逐步摆脱政治史研究的窠臼，维新派的文化思想(或文化观)成为近十年来新兴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学者认为，戊戌思潮是从晚清经世致用思想上演变发展而来，维新派思想家首次打破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一统天下的格局，以进化论为武器，掀起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大量社会启蒙工作有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社会进步。戊戌文化是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与儒家文化相对抗的具有资本主义文化萌芽性质的新文化，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文化，具有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完成传统学术价值与社会政治价值再造、以激进反传统手段来推进中国知识阶层的群体政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的价值，但她自身也存在种种无法克服的缺憾。关于维新派的文化构想，以往学术界着重于对“中体西用”论的研究，而忽略了康有为构建了的文化方案即“群体变用论”，但此方案却充当了变法的指导思想，因而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但也有局限。全盘西化是一种积聚震撼力与冲击力的近代文化思潮，是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理念，戊戌维新是它形成的第一个阶段，维新派表现出全盘西化的姿态。
戊戌维新运动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仍值得我们今天去继承与发扬，尤其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维新派的行为体现了价值批判精神、对待融突精神、思维辩证精神、经世致用精神与形上贯通精神等六种时代精神，至今还具有顽强的生命智慧与活力㈣㈣。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维新派思想家们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也是推动现代化运动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而西方民族主义首先是梁启超介绍来中国的，以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推动民族主义形成的两种主要力量。
此外，史学界也有专文论述维新派思想家们的教育思想、新闻思想、宗教思想、人才思想等等。
戊戌时代的学术开启了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之枢纽，戊戌“新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与文化史一样，学术思想成为近年来研究的又一热点。戊戌“新学”实有两支脉系，分别以康有为与严复为代表。其中，作为常州学派之集大成者的康引领整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维新。有学者认为，康有为在西学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学术文化观念，但西学在康的新学思想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新学具有“化西为中”的时代性和“以中释西”的民族性特点”。康的孔子观是变法理论的重要依据，基本内核是“素王——教主”论，以西方进化论与民权学说附孔，借孔子之名推行现代主义，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异化，此乃今文经学之丰碑与终结。对梁启超在西学东渐中的功绩，以往学术界论及西学传播贡献就更多注重严复，但是从传播的时限、数量与社会影响来看，梁应与严同样享有“启蒙大师”的盛誉。梁突破中国旧学学术体系，开创了中国新学术，主张学术自由，坚持学术必服务于现实，政治上信奉民主主义，经济上信仰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上则是融西方进化论与儒、道、释、墨诸家于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甲午战争是谭嗣同学术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受孔子之仁学，融中西学为一炉，取释教革新思想，以补孔学之不足，把儒、西、释贯通。
三
鸦片战争以降，近代史学在著述内容、编写体例、历史观上均发生了一系列变法，形成了一股新史学思潮。有学者就其演变进程提出“三阶段”说，戊戌变法正处于第三阶段，西方进化论的输入与传播，成为国人观察历史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大批新著，这标志近代史学的诞生。维新派大多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用政治性、功利性取替了史学的科学性与学术性，片面地将史学工具化与政治化，结果导致急功近利与学术庸俗化。维新派主要从以“君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内容、方法之弊端两个方丽加以批判，要求编撰“民史”和“国史”，实质是对王朝观与君主专制的根本否定，要用资产阶级新史学代替封建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起到思想启蒙与解放的作用。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时期历史观”，强调历史发展不可阻挡，历史解释不可专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还需用直觉手段，还强调文化积淀在物质与文明进化中的作用。
关于维新派倡导的文学“三大革命”思潮。有学者认为维新启蒙运动通过语言通俗化、平民化、中外文化交流、报刊兴起、新式教育创办把处于文化边缘的小说重新进行文化定位和文体定位，使之转化为文化格局中强势话语，促使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启动并非必自五四“文学革命”始，而应肇始于梁启超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戊戌维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次启蒙思潮之间存在一致性，梁有开创中国文学转型之功。梁率先认识到文学新民的重要性，把文学革新与思想启蒙相结盟，取得很大成功，近代文学革新具有非凡的意义与辉煌。
四
近十年来关于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入，应归功于研究者史观的改进与思想的解放。以往在革命史观的制约下，研究者更倾向于单一化、政治化与教条式，不能结合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去全面解读历史，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革命史观的突破，不是鼓吹“告别革命”论(或“取消革命”论)。当前戊戌维新思潮研究态势上，大多数研究者是在现代化语境下进行研究的，不再把戊戌变法视为单纯的政治事件，而看做是近代中国全面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在社会转型的思维模式下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与认识历史事件，这是该阶段研究的最大特点，近年来的文化思想史与学术思想史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以往政治思想史一统天下的格局便是史观改良的最好注解。思想的解禁有利于营造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学术之树得以健康成长，也具有诸如学术观点的自由开放、研究面的不断拓展、史料挖掘与整理的加强、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创新、学术成果的增加、众多学术活动的举办等特点。
问题与成绩往往结伴而生。戊戌维新思潮研究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注意。如重复研究较多，资源浪费严重，注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质量；学术风气浮躁，一味突出创新，不惜先入为主与妄下结论，急功近利。又如表面上研究的“硕果累累”，可真正高水准的、严肃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不多，充斥着太多的“学术泡沫”。再如，在人物思想的定性上，任意褒贬，标准不一，与公正、客观相违背，尤其是对以往被忽略或否定的历史人物，任意讴歌或贬斥，热衷于“历史翻案”；研究人物思想或社会思潮时，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么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缺乏个案与整体的有机结合，不能把思想与社会思潮相结合。
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何处去?这很难回答。一般来说，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深化研究：(1)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戊戌维新运动的新史料，尤其因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海外活动频繁，就要注意国外相关历史档案与文献的挖掘与解读，探究他们与国外人士的思想互动，尤其是周边国家；(2)研究方法的改进与研究视野的转变，要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重新解读历史；(3)要提高学术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大理论更新与思想解放的步伐，突破旧学重围，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科学辩证法的指导；(4)举行相关的国际与国内学术研讨会，有力地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借鉴国外历史研究的成果与经验。事实也证明，如果我们继续在传统政治史的思维模式与学术路数下兜圈子，只局限于研究戊戌变法发生的社会背景、思想根源、变法过程、历史意义、失败原因等旧套路，不从整体上去把握，转变视角，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学术繁荣，更谈不上戊戌维新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
[责任编辑：王公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