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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副手，自己说了不算
如果按照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定义，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地位相当于联合国秘书处这家拥有43000名员工的跨国公司CEO。同时，秘书长还是联合国六大部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庭和秘书处的“最高行政首长”。
他是这样产生的：先由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推荐出秘书长候选人，并进行摸底投票，一是看哪位候选人得票最多，是否过半数；二则看是否有红票出现。
所谓红票，指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由于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拿到红票的候选人铁定无法上任。最著名的例子要数第六任秘书长加利，他在谋求连任时，拿到了15个理事国中的14票，但还是失败了，因为美国给了一张红票。
按照程序，安理会将推荐出的“唯一候选人”交由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迄今尚无联大否决候选人的先例。
《宪章》第101条规定，“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但现实中，他甚至连自己的副手，都不能决定。
十几位分管不同事务的副秘书长，表面上是秘书长“任命”的左右手，其实这项“任命”只是走个形式，重要的副秘职位实际上长期为大国所把持。
这些副秘书长的分工，也有约定俗成的常例：美国、法国籍的副秘书长，往往扎根在安保、维和事务部这样的重要位置；中国的副秘书长一般主管经济和社会、大会事务，虽工作繁重，但权力较小。
最大的权力是“提请注意”
《宪章》第99条规定：“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 ”
请注意：秘书长只能“提请安理会注意”，绝无对安理会“下命令”的可能。也就是说，秘书长拥有的只是广泛的“建议权”。
安理会可以提名唯一的秘书长候选人让193个成员国去投票，还有权断定侵略行为是否发生，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力宣布使用武力的机构。
更关键的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中、俄、英、法）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他们投反对票，决议就不能执行。
也就是说，安理会才是联合国权力的核心。而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更是核心之核心。秘书长的作用，仅止于在权力核心之外，斡旋协调。
那么，在安全事务之外，秘书长就“手握大权”了吗？
《宪章》第98条规定：“秘书长在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托管理事会的一切会议上，行使秘书长的职权，并应执行各机构赋予之其他职务。秘书长应向大会提送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 ”
每年9月到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秘书长要在会上提交关于联合国的年度工作报告。简单理解，有点像我们两会时的总理，面对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 除此，他更多的是带领下属做秘书的活儿。如草拟议程、翻译会议文件、提供会务人员、维持会场秩序、发布新闻稿等。
“乞讨”
联合国财政预算由秘书长拟定，交由联合国大会讨论和审批。这意味着，秘书长所拥有的规划财务权力十分有限。制定好预算之后，要提交联合国大会终审，各国都能协商，进行“讨价还价”。
而且《宪章》规定，联合国的经费 “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在联合国的权力架构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给多少钱，秘书长得看“大户”的脸色。
美国承担着联合国超过五分之一的会费，拖欠会费、抵制预算是它控制联合国的常见招数。许多秘书长都有向美国讨会费的经历。
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日本也以减少会费为名，表达难成常任理事国的不满。如果预算无法通过，联合国第二年将发不出工资，因为预算的70%被用来支付薪水。
2013年7月，联合国的新浪微博账号公布，截至6月19日，仍有71个国家未缴纳本年度预算摊款。官微催促说：“尚未缴费的亲要赶紧咯！ ”
实在化不到缘，秘书长只能缩衣节食，减少开支。如何精简秘书处、减少浪费和腐败，是秘书长都要操心的大事。潘基文曾在2008年8月推行 “清凉联合国”计划，将秘书处大楼的空调温度从22.2摄氏度调到25摄氏度。
艰难的存在感
秘书长似乎并不具有“把地球管起来”的权力，然而许多秘书长还是极具“操心全人类福祉”的理想主义色彩。第四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感叹，秘书长是 “世界上最迷人又最使人丧气的差事，包含着人类期望的高峰和人类脆弱的深渊”。
想要有所作为，就得通过个人努力拓宽权力边界。许多权力，也是历任秘书长自找的。
联合国成立初期，秘书长连在安理会“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
首任秘书长赖伊在1946年伊朗控诉苏联不撤军一案中，不顾美国责难，表态称苏、伊已在会外谈判解决问题，那么此案应当从安理会议程中撤诉。
这开创了秘书长就审议问题发表意见的先河。此后，大会、安理会等机构都修改议事规则，赋予秘书长或其代表在审议问题时，发表口头或书面声明的权力。
更多时候，秘书长需要凭借个人魅力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各国之间。 1998年，安南亲赴巴格达与萨达姆会谈，并请萨达姆一起享用哈瓦那雪茄。
萨达姆犹豫了片刻，最终决定接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个例外”。安南的斡旋使得伊拉克核武器危机暂时化解。2001年，他与联合国共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选自《壹读》2013年第18期，有删改）
如果按照 《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的定义，现任秘书长潘基文，地位相当于联合国秘书处这家拥有43000名员工的跨国公司CEO。同时，秘书长还是联合国六大部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庭和秘书处的“最高行政首长”。
他是这样产生的：先由联合国安理会闭门会议推荐出秘书长候选人，并进行摸底投票，一是看哪位候选人得票最多，是否过半数；二则看是否有红票出现。
所谓红票，指常任理事国的反对票。由于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所以拿到红票的候选人铁定无法上任。最著名的例子要数第六任秘书长加利，他在谋求连任时，拿到了15个理事国中的14票，但还是失败了，因为美国给了一张红票。
按照程序，安理会将推荐出的“唯一候选人”交由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迄今尚无联大否决候选人的先例。
《宪章》第101条规定，“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但现实中，他甚至连自己的副手，都不能决定。
十几位分管不同事务的副秘书长，表面上是秘书长“任命”的左右手，其实这项“任命”只是走个形式，重要的副秘职位实际上长期为大国所把持。
这些副秘书长的分工，也有约定俗成的常例：美国、法国籍的副秘书长，往往扎根在安保、维和事务部这样的重要位置；中国的副秘书长一般主管经济和社会、大会事务，虽工作繁重，但权力较小。
最大的权力是“提请注意”
《宪章》第99条规定：“秘书长可将其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 ”
请注意：秘书长只能“提请安理会注意”，绝无对安理会“下命令”的可能。也就是说，秘书长拥有的只是广泛的“建议权”。
安理会可以提名唯一的秘书长候选人让193个成员国去投票，还有权断定侵略行为是否发生，也是唯一一个有权力宣布使用武力的机构。
更关键的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中、俄、英、法）拥有一票否决权，只要他们投反对票，决议就不能执行。
也就是说，安理会才是联合国权力的核心。而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更是核心之核心。秘书长的作用，仅止于在权力核心之外，斡旋协调。
那么，在安全事务之外，秘书长就“手握大权”了吗？
《宪章》第98条规定：“秘书长在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托管理事会的一切会议上，行使秘书长的职权，并应执行各机构赋予之其他职务。秘书长应向大会提送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 ”
每年9月到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秘书长要在会上提交关于联合国的年度工作报告。简单理解，有点像我们两会时的总理，面对全国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 除此，他更多的是带领下属做秘书的活儿。如草拟议程、翻译会议文件、提供会务人员、维持会场秩序、发布新闻稿等。
“乞讨”
联合国财政预算由秘书长拟定，交由联合国大会讨论和审批。这意味着，秘书长所拥有的规划财务权力十分有限。制定好预算之后，要提交联合国大会终审，各国都能协商，进行“讨价还价”。
而且《宪章》规定，联合国的经费 “应由各会员国依照大会分配限额担负之”，在联合国的权力架构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给多少钱，秘书长得看“大户”的脸色。
美国承担着联合国超过五分之一的会费，拖欠会费、抵制预算是它控制联合国的常见招数。许多秘书长都有向美国讨会费的经历。
作为第二大会费缴纳国，日本也以减少会费为名，表达难成常任理事国的不满。如果预算无法通过，联合国第二年将发不出工资，因为预算的70%被用来支付薪水。
2013年7月，联合国的新浪微博账号公布，截至6月19日，仍有71个国家未缴纳本年度预算摊款。官微催促说：“尚未缴费的亲要赶紧咯！ ”
实在化不到缘，秘书长只能缩衣节食，减少开支。如何精简秘书处、减少浪费和腐败，是秘书长都要操心的大事。潘基文曾在2008年8月推行 “清凉联合国”计划，将秘书处大楼的空调温度从22.2摄氏度调到25摄氏度。
艰难的存在感
秘书长似乎并不具有“把地球管起来”的权力，然而许多秘书长还是极具“操心全人类福祉”的理想主义色彩。第四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感叹，秘书长是 “世界上最迷人又最使人丧气的差事，包含着人类期望的高峰和人类脆弱的深渊”。
想要有所作为，就得通过个人努力拓宽权力边界。许多权力，也是历任秘书长自找的。
联合国成立初期，秘书长连在安理会“发表意见”的权力都没有。
首任秘书长赖伊在1946年伊朗控诉苏联不撤军一案中，不顾美国责难，表态称苏、伊已在会外谈判解决问题，那么此案应当从安理会议程中撤诉。
这开创了秘书长就审议问题发表意见的先河。此后，大会、安理会等机构都修改议事规则，赋予秘书长或其代表在审议问题时，发表口头或书面声明的权力。
更多时候，秘书长需要凭借个人魅力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周旋于各国之间。 1998年，安南亲赴巴格达与萨达姆会谈，并请萨达姆一起享用哈瓦那雪茄。
萨达姆犹豫了片刻，最终决定接过去，“我从来不与联合国的人一起抽烟，你是一个例外”。安南的斡旋使得伊拉克核武器危机暂时化解。2001年，他与联合国共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选自《壹读》2013年第18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