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一踏上神州大地，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中国的科举制度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把“知识与权力”衔接并由哲学家来治理的国度，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哲人统治的国家，只有哲学家变成国王或国王变成哲学家时，人类才有太平盛世。这种在西方只能成为幻影的柏拉图治国理念，却在中国找到了滋生的土壤。中国皇帝身边的内阁大臣无一不是饱读经书的“大学士”，六部官员皆拥有“品行与学术的荣誉”，翰林院“由经过考试选拔的哲学博士组成”。在中国，人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意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
可是，在春秋之前，打仗却是贵族的职业，兵源之高贵往往令寻常百姓唯能望“兵”兴叹。贵族男子皆以当兵为荣。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挂帅出征，神州大地弥漫着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乏尚武、尚力，处处呈现阳刚豪放之“酒神”文化特征，但自从大一统的君主政制建立以后，“酒神”文化之精神便很快枯萎，乃至过早地泯灭。儒家文化中的“刚健进取”只是服从伦理道德的“德义之勇”，至于武夫所展现的匹夫之勇则根本不足挂齿。
一个民族的好兵传统既与经济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安排所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养成了一种所谓的“日神型”文化精神：崇道德、尚礼仪、持中庸和戒暴力。军人职业这块生死之地极少被儒道文化提倡和关注，“好男”之所以不当兵，除了不愿与市井无赖之徒为伍之外，更与儒道文化“道德本位”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加之科举时代“知识本位”下的社会效应，世风贱武实属必然。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选官制度史，“士”与“仕”之间存在源远流长的亲和关系。读书即为入仕，“居官而求尊显”，“以一日之长求取终生之富贵”。与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不同，科举制第一次将“权力”与“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天性因素之间的纽带进行物理性肢解，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作为价值依归，并逐渐呈现出“满朝朱紫衣，尽是读书人”的政治风景线，这自然而然使天下子民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习武从军非好男儿之所为。草泽寒士依凭“知识”就能迅速挤入上层社会，而达官贵人的子弟亦需以“知识”平等参加科考谋取功名，毕竟缺少科第链条的维系，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势必岌岌可危。社会从上至下莫不以读书为荣，加之科举中第可派生出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誉等种种稀缺资源，实乃“一路通，路路通”也。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言：“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说道：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光环”，“及第者用他的考试成绩证明，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有了‘神’意。做高官的人被视为是有神奇品质的人。他们自己可以永远保留卡里斯马的‘验证’，死后甚至生前成为礼拜对象。书写的东西和证明文件无论在哪里都有天生的神奇作用，使他们的印章和手迹都有了消灾灭病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能够延及考生的考试用品。……有官职的人和及第的候补官员，凭着神奇的卡里斯马和举荐他们的后台，在宗教的一切重大事务中，自然成为‘忏悔神父’和顾问”。马克斯·韦伯的论断在古代中国时时、处处皆能得到验证。在宋代真宗时期，殿试结束后，要把前十名进士的试卷另誊录一份，拿到先帝影像前焚烧，直到南宋仍保留此制。在民间戏剧、文学作品中，尽管个别官吏和儒生的“尊严”常常成为嘲笑的对象，但是，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与儒生头顶的卡里斯马光环相映衬的是考生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便是童生也会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封建士子一生中最关键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名扬天下，进士头顶可谓是光芒四射。放榜之后，新科进士无一不尽情陶醉于美酒名花之中，社会各阶层敬之如神，各种名目繁多的喜庆宴席接踵而来，如曲江宴、樱桃宴、闻喜宴、月灯打球宴、关宴、雁塔题名……“知识”魅力在此时令华夏大地为之倾倒，新科进士的一言一行皆有如神授，全社会莫不顶礼膜拜。科举时代的“知识”，有如孙悟空脑袋上的三根毫毛，无所不能。知识的力量确如一匹性情冲动的烈马，“田舍郞”在知识的武装下，“贫穷”可在瞬间摧枯拉朽，“暮登天子堂”绝非神话。与之相对应，“功名”与“利禄”如影随形，进士、举人（包括秀才、老童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特权）与日俱增。而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四民”之外的“兵民”阶层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照耀下，从军行伍只能算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在科举时代，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能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是对崇文贬武价值取向的形象表达，“衣冠之士，羞与武夫为伍，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一条广为民间恪守的祖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做了军时，别无活路头”。即便是那些身居高级武职的军将，“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逐强藩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但与“状元及第”相比，依旧有天壤之别。所谓军功人士不过是鄙夫偏俾攀扶之途，根本无足轻重。在清代，甚至有官居二三品的武将亦遭普通举人羞辱，视若犬马贱役的事情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时代是“知识”缔造权威的时代，对典籍的阐释和对经书的熟诵是士大夫手中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一旦他们在这一知识体系内的权威地位通过科举程序得以确认，知识权威即刻向政治权威转化。隋唐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在科举社会演绎得淋漓尽致。“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的统一，在确保科举时代“君君臣臣有知识，朝朝代代有能人”的同时，却强化了崇文耻武的传统，使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
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隋唐以降，向上流动的晋身之阶主要有科举和行伍两种形式，但在常态状况下，对于行伍之路，士农工商之民只要有条活路，一般都不愿或不屑为之。无论是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还是广有资财的地主富商家族，哪怕是贫无立锥之地的布衣之家，稍有条件，无一不虚心向学以图幸进，而绝不会堕落于行伍之中，有兵而无地位的“无兵文化”想不繁荣都很难！武举始于武则天时期，自长安二年（702），凡文科考试之年，亦举行武科，此后历代皆设武科。由于“重文轻武”传统根深蒂固，致使武科应试者有时处于被人轻视的尴尬窘境。
科举制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为皇家集团源源不断地复制“饱学之士”之时，却强化了中国传统的“无兵文化”。近代以来，“兵”堪称最受社会瞩目的群体之一。自鸦片战争以降，“兵战”迭遭惨败，清廷百万大军非但与英法列强不堪一战，就连与“蕞尔小邦”日本交手也是一败涂地。无情的现实促使国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弊端的渊薮何在？从器物层面的武器装备到制度层面的军事体制，再到文化心态层面的军人精神，问题的根源渐渐浮出水面：兵无灵魂，国无灵魂，实为典型的“无兵文化”之国！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美其名曰“国之干城”的兵竟然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也没有，这种扭曲的状况乃是传统“崇文贬武”褊至的结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仔细“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亦得出结论：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故称之为“无兵的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缘何有兵而呈“无兵的文化”景观？对此，梁漱溟在《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作出了回答：“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无兵”，实指兵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缺失”。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崇文耻武”价值取向，使“兵”连“四民”之末都排不上，“兵”在某种程度上是“贱民”的代名词。随着先秦的权利义务型的武士兵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生存依附型的皇粮兵制，兵与四民分离，逐渐形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兵为业”的社会群体，兵的来源不再是“士”，甚至也不再是农、工、商中的“良民”，当兵不是权利义务而是谋生手段，操兵业只为吃皇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之子恒为兵”，兵业具有世袭化的特征。此类“军人”非国民组成，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与其说是兵不如说是下层贱民更为合适。
科举制度存在的一千三百年历史中造就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以及约以千万计的各类生员。在“知识换取资源”的科举时代，莘莘学子皓首穷经勤耕苦读，终于换来“人上人”的殊荣。与之相映衬的却是武举的落魄：无兵文化使武科形同虚设。“武生武举，人皆贱之。应试者少，甚至不能足额，乃以营卒及无赖子弟充之”。与文进士、文状元入阁拜相的显赫荣宠相比，武进士、武状元充其量只能担当皇帝的侍卫，真可谓是“冷暖之判，不啻天渊”。从唐至清，历代文状元皆有登科录，而武状元至今未见一份登科录，武状元的姓名只能散见于方志、笔记等其他史籍之中。可见武状元根本就不被人看重，充其量也只是个摆设。在“无兵文化”的科举时代，如果一个军人离开军营走向社会，便会面对一个令他沮丧的“四民”文化圈，因为“四民”文化圈中并没有“兵”的位置，所以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归军营，要么去做匪盗。可以说，科举“以文取士”制度，在夯实无兵的“四民”社会秩序、强化尚文耻武价值取向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化进程。
我们应当承认，“知识”与“权力”联姻，在提升官员整体文化素养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促使士人对政治权力的追逐，而无视“兵”的存在。这种在小农社会孕育的科举“无兵”文化在遭遇西方科技文化之时，却无法承担消除民族危机和应付现代化挑战的使命。四书五经在与西洋炮舰的大比拼中始终难以占据上峰，科举知识似乎在一夜间丧失了往日的有效性，在西方大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切表明，中西两个世界的差异根源于“有兵文化”与“无兵文化”的落差，而不是德性修养上的差距。
众所周知，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以“兵战”形式拉开帷幕的，把中国科举“无兵”文化下“兵勇”推到与西方强盗搏杀的风口浪尖，其结果只能是遍体鳞伤。正是基于科举“无兵”文化在拯救民族存续危机浪潮中的捉襟见肘，于是乎，部分士大夫尝试越出传统知识体系寻求更为先进的知识类型，既然内圣已经开不出外王了，于是道德的尺度被置换成物化的尺度，从半部《论语》治天下转化为以利器立国、以自强保社稷。
“海警飚忽，军问沓至”，由兵战问题引发的国家民族危机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唯有弃“贵文贱武”传统于九霄之外，提升军人社会政治地位，重新界定“兵”在社会秩序中恰当地位，方能挽大厦于将倾。传统社会的薄弱环节——“兵”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聚集点，从而使军人集团最先接受这场“炼狱”而迅速崛起。晚清政府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地了结科举制度，使之以不体面的仪式遗弃在历史博物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传统“四民”结构的解体和“军绅”政权的兴起，从此中国进入了“武士”时代，传统社会重文轻武的文化藩篱与贬抑军人的社会桎梏土崩瓦解。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是残酷的，绅士与强盗的对话，是以绅士的实力为基础的，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过分地强调热爱和平的科举“无兵”文化在遭遇西方强盗逻辑时，往往是可笑的。因为，士大夫高歌和平时，忘了热爱和平也是要有资格的。狮子和猛虎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不必动武而和平地分享动物世界的资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内耗；而绵羊奢谈和平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为，一只绵羊如果不热爱和平，它又能热爱什么呢？同理，一个手持《论语》、满腹经纶却手无寸铁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谈论热爱和平的，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是世界强手之林中的一员，方可奢谈和平问题，这正是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一个以竞逐富强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世界中，中国的文化再也不可无兵。
亡羊补牢，时未晚矣！晚清兵制改革与尚武思潮的盛行，以及新军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决定作用，似乎都在为“兵”的合理定位推波助澜，直至把“兵”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晚清社会“武化”之风频吹，强国御侮和尚武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近代军人地位飙升，文化人从军行伍有如过江之鲫，当兵成为社会新时尚。士人（知识分子）向军事社会的流动，反证了自身地位的边缘化和近代军人地位的核心化。世风贵兵，军人也开始甩掉“丘八”之帽，改称“老总”，其地位甚至比中国的举人秀才还贵重一些。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入士流，这在一个“士绅之国”确实是翻天覆地之变化。
当兵就意味着有了“士绅”之名分，这大概是自商周时代武士蜕变以来、科举制度终结之后的一大壮举，是“武士”尊严的回归！“士失其位”使“知识”暗淡无色，而“武士”却头罩卡里斯马光环，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兵的各种特权亦随之而来，如清政府在《新军制方案》中规定，凡被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江苏省更规定：士兵“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以绅衿看待”。凡经军队这所“大学校”陶冶者，即可为人师表，享有“士绅”待遇和荣宠，其社会效应不可小视，它至少使“兵”在名誉上彻底恢复了“武士”的尊严，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优势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乃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说士为四民之首是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要件，那么，兵为四民之首则是支撑近代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这在清末民初“军焰熏天”、武人横行的社会情景以及以“兵”为核心的“新四民说”之中可得以解读：把“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四民”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相比较，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寓意却相去甚远。它不仅仅是文人士子与武夫兵卒的角色置换，而且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的变迁与走向（从“无兵”文化走向了“有兵”文化）。当行伍从军不再受人歧视，军人不被等级社会列为最低层次时，一个社会权势转换的“新纪元”便随之来临。“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兵”（近代军人）进踞政治舞台的中心，堪称“新世纪”的一大社会景观，三代之际的武士角色仿佛又“回归”再现于这个“将新未新”的“过渡时代”。
最后，有两点需要予以澄清，其一，古代意义上的武士与晚清武士的士绅化不可同日而语。从先秦时期武士的蜕变与军人角色边缘化，到近代文士的蜕变与军人角色核心化，类似一个长时段的“离异与回归”的过程，这恰如对“否定之否定”规律“三个环节再度否定”之形象描述：晚清士绅军人化并非古代武士的简单重复，而是武士角色经过“扬弃”并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它们中杰出者不仅具有“政治家之魂”而且兼备“军人之魄”，绝非古代单纯的“武士”所能媲美。其二，“武士”回归是一柄双刃之剑，它在砍向“无兵”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个无序化的转型社会。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军事化的失衡变异已使社会控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严重失调，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军事权威泛化的非理性状态。“自古养兵无善政”，此时旧话重提，无非“只缘妖雾又重来”。一旦军人集团和军事权威失去有效社会控制，事态的发展必然令人大失所望！
可是，在春秋之前，打仗却是贵族的职业，兵源之高贵往往令寻常百姓唯能望“兵”兴叹。贵族男子皆以当兵为荣。遇有战事，国君往往亲自挂帅出征，神州大地弥漫着雄奇壮烈的阳刚之气。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乏尚武、尚力，处处呈现阳刚豪放之“酒神”文化特征，但自从大一统的君主政制建立以后，“酒神”文化之精神便很快枯萎，乃至过早地泯灭。儒家文化中的“刚健进取”只是服从伦理道德的“德义之勇”，至于武夫所展现的匹夫之勇则根本不足挂齿。
一个民族的好兵传统既与经济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由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制度安排所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在这种文化生态中，养成了一种所谓的“日神型”文化精神：崇道德、尚礼仪、持中庸和戒暴力。军人职业这块生死之地极少被儒道文化提倡和关注，“好男”之所以不当兵，除了不愿与市井无赖之徒为伍之外，更与儒道文化“道德本位”价值理念息息相关，加之科举时代“知识本位”下的社会效应，世风贱武实属必然。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选官制度史，“士”与“仕”之间存在源远流长的亲和关系。读书即为入仕，“居官而求尊显”，“以一日之长求取终生之富贵”。与世官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不同，科举制第一次将“权力”与“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天性因素之间的纽带进行物理性肢解，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作为价值依归，并逐渐呈现出“满朝朱紫衣，尽是读书人”的政治风景线，这自然而然使天下子民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习武从军非好男儿之所为。草泽寒士依凭“知识”就能迅速挤入上层社会，而达官贵人的子弟亦需以“知识”平等参加科考谋取功名，毕竟缺少科第链条的维系，家族的政治、经济地位势必岌岌可危。社会从上至下莫不以读书为荣，加之科举中第可派生出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誉等种种稀缺资源，实乃“一路通，路路通”也。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言：“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说道：在中国，中举儒生的头上有一种“卡里斯马（Charisma）光环”，“及第者用他的考试成绩证明，他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有了‘神’意。做高官的人被视为是有神奇品质的人。他们自己可以永远保留卡里斯马的‘验证’，死后甚至生前成为礼拜对象。书写的东西和证明文件无论在哪里都有天生的神奇作用，使他们的印章和手迹都有了消灾灭病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能够延及考生的考试用品。……有官职的人和及第的候补官员，凭着神奇的卡里斯马和举荐他们的后台，在宗教的一切重大事务中，自然成为‘忏悔神父’和顾问”。马克斯·韦伯的论断在古代中国时时、处处皆能得到验证。在宋代真宗时期，殿试结束后，要把前十名进士的试卷另誊录一份，拿到先帝影像前焚烧，直到南宋仍保留此制。在民间戏剧、文学作品中，尽管个别官吏和儒生的“尊严”常常成为嘲笑的对象，但是，儒学教育本身的威信，在被近代受到西方教育的本阶层的成员破坏之前，在民众中一直坚如磐石。
与儒生头顶的卡里斯马光环相映衬的是考生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便是童生也会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封建士子一生中最关键最荣耀的莫过于进士及第，多年寒窗苦读，一朝名扬天下，进士头顶可谓是光芒四射。放榜之后，新科进士无一不尽情陶醉于美酒名花之中，社会各阶层敬之如神，各种名目繁多的喜庆宴席接踵而来，如曲江宴、樱桃宴、闻喜宴、月灯打球宴、关宴、雁塔题名……“知识”魅力在此时令华夏大地为之倾倒，新科进士的一言一行皆有如神授，全社会莫不顶礼膜拜。科举时代的“知识”，有如孙悟空脑袋上的三根毫毛，无所不能。知识的力量确如一匹性情冲动的烈马，“田舍郞”在知识的武装下，“贫穷”可在瞬间摧枯拉朽，“暮登天子堂”绝非神话。与之相对应，“功名”与“利禄”如影随形，进士、举人（包括秀才、老童生）的社会地位（甚至特权）与日俱增。而这对于本来就处于“四民”之外的“兵民”阶层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照耀下，从军行伍只能算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在科举时代，书生是一切美德的最高代表，而当兵的只不过是流氓而已，也许他们力大如牛，可是不见得比牛聪明。“能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是对崇文贬武价值取向的形象表达，“衣冠之士，羞与武夫为伍，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一条广为民间恪守的祖训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做了军时，别无活路头”。即便是那些身居高级武职的军将，“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逐强藩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但与“状元及第”相比，依旧有天壤之别。所谓军功人士不过是鄙夫偏俾攀扶之途，根本无足轻重。在清代，甚至有官居二三品的武将亦遭普通举人羞辱，视若犬马贱役的事情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科举时代是“知识”缔造权威的时代，对典籍的阐释和对经书的熟诵是士大夫手中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一旦他们在这一知识体系内的权威地位通过科举程序得以确认，知识权威即刻向政治权威转化。隋唐以来，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在科举社会演绎得淋漓尽致。“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的统一，在确保科举时代“君君臣臣有知识，朝朝代代有能人”的同时，却强化了崇文耻武的传统，使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
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隋唐以降，向上流动的晋身之阶主要有科举和行伍两种形式，但在常态状况下，对于行伍之路，士农工商之民只要有条活路，一般都不愿或不屑为之。无论是世代为官的官僚世家，还是广有资财的地主富商家族，哪怕是贫无立锥之地的布衣之家，稍有条件，无一不虚心向学以图幸进，而绝不会堕落于行伍之中，有兵而无地位的“无兵文化”想不繁荣都很难！武举始于武则天时期，自长安二年（702），凡文科考试之年，亦举行武科，此后历代皆设武科。由于“重文轻武”传统根深蒂固，致使武科应试者有时处于被人轻视的尴尬窘境。
科举制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在为皇家集团源源不断地复制“饱学之士”之时，却强化了中国传统的“无兵文化”。近代以来，“兵”堪称最受社会瞩目的群体之一。自鸦片战争以降，“兵战”迭遭惨败，清廷百万大军非但与英法列强不堪一战，就连与“蕞尔小邦”日本交手也是一败涂地。无情的现实促使国人进行深刻反思，中国社会文化弊端的渊薮何在？从器物层面的武器装备到制度层面的军事体制，再到文化心态层面的军人精神，问题的根源渐渐浮出水面：兵无灵魂，国无灵魂，实为典型的“无兵文化”之国！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美其名曰“国之干城”的兵竟然没有灵魂，没有文化，甚至连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也没有，这种扭曲的状况乃是传统“崇文贬武”褊至的结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国策派”著名人士雷海宗仔细“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亦得出结论：传统文化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故称之为“无兵的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缘何有兵而呈“无兵的文化”景观？对此，梁漱溟在《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作出了回答：“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无兵”，实指兵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缺失”。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崇文耻武”价值取向，使“兵”连“四民”之末都排不上，“兵”在某种程度上是“贱民”的代名词。随着先秦的权利义务型的武士兵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生存依附型的皇粮兵制，兵与四民分离，逐渐形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兵为业”的社会群体，兵的来源不再是“士”，甚至也不再是农、工、商中的“良民”，当兵不是权利义务而是谋生手段，操兵业只为吃皇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兵之子恒为兵”，兵业具有世袭化的特征。此类“军人”非国民组成，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与其说是兵不如说是下层贱民更为合适。
科举制度存在的一千三百年历史中造就了“十万进士”、“百万举人”以及约以千万计的各类生员。在“知识换取资源”的科举时代，莘莘学子皓首穷经勤耕苦读，终于换来“人上人”的殊荣。与之相映衬的却是武举的落魄：无兵文化使武科形同虚设。“武生武举，人皆贱之。应试者少，甚至不能足额，乃以营卒及无赖子弟充之”。与文进士、文状元入阁拜相的显赫荣宠相比，武进士、武状元充其量只能担当皇帝的侍卫，真可谓是“冷暖之判，不啻天渊”。从唐至清，历代文状元皆有登科录，而武状元至今未见一份登科录，武状元的姓名只能散见于方志、笔记等其他史籍之中。可见武状元根本就不被人看重，充其量也只是个摆设。在“无兵文化”的科举时代，如果一个军人离开军营走向社会，便会面对一个令他沮丧的“四民”文化圈，因为“四民”文化圈中并没有“兵”的位置，所以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回归军营，要么去做匪盗。可以说，科举“以文取士”制度，在夯实无兵的“四民”社会秩序、强化尚文耻武价值取向的同时，进一步加速了“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化进程。
我们应当承认，“知识”与“权力”联姻，在提升官员整体文化素养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促使士人对政治权力的追逐，而无视“兵”的存在。这种在小农社会孕育的科举“无兵”文化在遭遇西方科技文化之时，却无法承担消除民族危机和应付现代化挑战的使命。四书五经在与西洋炮舰的大比拼中始终难以占据上峰，科举知识似乎在一夜间丧失了往日的有效性，在西方大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切表明，中西两个世界的差异根源于“有兵文化”与“无兵文化”的落差，而不是德性修养上的差距。
众所周知，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以“兵战”形式拉开帷幕的，把中国科举“无兵”文化下“兵勇”推到与西方强盗搏杀的风口浪尖，其结果只能是遍体鳞伤。正是基于科举“无兵”文化在拯救民族存续危机浪潮中的捉襟见肘，于是乎，部分士大夫尝试越出传统知识体系寻求更为先进的知识类型，既然内圣已经开不出外王了，于是道德的尺度被置换成物化的尺度，从半部《论语》治天下转化为以利器立国、以自强保社稷。
“海警飚忽，军问沓至”，由兵战问题引发的国家民族危机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唯有弃“贵文贱武”传统于九霄之外，提升军人社会政治地位，重新界定“兵”在社会秩序中恰当地位，方能挽大厦于将倾。传统社会的薄弱环节——“兵”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聚集点，从而使军人集团最先接受这场“炼狱”而迅速崛起。晚清政府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地了结科举制度，使之以不体面的仪式遗弃在历史博物馆。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传统“四民”结构的解体和“军绅”政权的兴起，从此中国进入了“武士”时代，传统社会重文轻武的文化藩篱与贬抑军人的社会桎梏土崩瓦解。
至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是残酷的，绅士与强盗的对话，是以绅士的实力为基础的，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过分地强调热爱和平的科举“无兵”文化在遭遇西方强盗逻辑时，往往是可笑的。因为，士大夫高歌和平时，忘了热爱和平也是要有资格的。狮子和猛虎或许可以平心静气地商谈不必动武而和平地分享动物世界的资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内耗；而绵羊奢谈和平只能使人感到可悲，因为，一只绵羊如果不热爱和平，它又能热爱什么呢？同理，一个手持《论语》、满腹经纶却手无寸铁的民族是没有资格谈论热爱和平的，只有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是世界强手之林中的一员，方可奢谈和平问题，这正是残酷的生存法则。在一个以竞逐富强为原则而发展起来的世界中，中国的文化再也不可无兵。
亡羊补牢，时未晚矣！晚清兵制改革与尚武思潮的盛行，以及新军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决定作用，似乎都在为“兵”的合理定位推波助澜，直至把“兵”推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晚清社会“武化”之风频吹，强国御侮和尚武爱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使近代军人地位飙升，文化人从军行伍有如过江之鲫，当兵成为社会新时尚。士人（知识分子）向军事社会的流动，反证了自身地位的边缘化和近代军人地位的核心化。世风贵兵，军人也开始甩掉“丘八”之帽，改称“老总”，其地位甚至比中国的举人秀才还贵重一些。从此，凡为兵勇者，俨然又入士流，这在一个“士绅之国”确实是翻天覆地之变化。
当兵就意味着有了“士绅”之名分，这大概是自商周时代武士蜕变以来、科举制度终结之后的一大壮举，是“武士”尊严的回归！“士失其位”使“知识”暗淡无色，而“武士”却头罩卡里斯马光环，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兵的各种特权亦随之而来，如清政府在《新军制方案》中规定，凡被征募为兵者，“准免差徭三十亩，无差徭省份则准照生监例具报优免，兵丁家属遇有涉讼案件，准其照生监一律遣抱”。江苏省更规定：士兵“退伍后，可取得小学教员资格，有志者可入陆军学堂深造。一无所长者亦可给予顶戴，地方官以绅衿看待”。凡经军队这所“大学校”陶冶者，即可为人师表，享有“士绅”待遇和荣宠，其社会效应不可小视，它至少使“兵”在名誉上彻底恢复了“武士”的尊严，获得了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优势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乃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果说士为四民之首是维系传统社会秩序的要件，那么，兵为四民之首则是支撑近代国家社会秩序的基石。这在清末民初“军焰熏天”、武人横行的社会情景以及以“兵”为核心的“新四民说”之中可得以解读：把“兵农工商”作为国家社会的“四民”结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相比较，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寓意却相去甚远。它不仅仅是文人士子与武夫兵卒的角色置换，而且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的变迁与走向（从“无兵”文化走向了“有兵”文化）。当行伍从军不再受人歧视，军人不被等级社会列为最低层次时，一个社会权势转换的“新纪元”便随之来临。“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兵”（近代军人）进踞政治舞台的中心，堪称“新世纪”的一大社会景观，三代之际的武士角色仿佛又“回归”再现于这个“将新未新”的“过渡时代”。
最后，有两点需要予以澄清，其一，古代意义上的武士与晚清武士的士绅化不可同日而语。从先秦时期武士的蜕变与军人角色边缘化，到近代文士的蜕变与军人角色核心化，类似一个长时段的“离异与回归”的过程，这恰如对“否定之否定”规律“三个环节再度否定”之形象描述：晚清士绅军人化并非古代武士的简单重复，而是武士角色经过“扬弃”并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它们中杰出者不仅具有“政治家之魂”而且兼备“军人之魄”，绝非古代单纯的“武士”所能媲美。其二，“武士”回归是一柄双刃之剑，它在砍向“无兵”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个无序化的转型社会。清末民初社会政治军事化的失衡变异已使社会控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严重失调，整个社会陷于一种军事权威泛化的非理性状态。“自古养兵无善政”，此时旧话重提，无非“只缘妖雾又重来”。一旦军人集团和军事权威失去有效社会控制，事态的发展必然令人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