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知道海子，所有人都忘记了骆一禾。
　　“每天早上一醒来都特别难受，意识到一禾没了，我不能面对这个事实。”至今，骆一禾的遗孀张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最初的那些天，仍会回到冰冷的氛围中。当时，母亲每天坐在床头边等她醒来，看着女儿哭。
　　1989年6月初，诗人骆一禾的遗体保存在医院的太平间，妻子张玞等待着一度因故关闭的八宝山火葬场再度开放，煎熬了十来天。
　　当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第二天，好友骆一禾去山海关处理了遗体。“诗稿在昌平的一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海子在遗书中这样对骆一禾说。骆在短暂的一个多月里整理好海子的长诗，将短诗交由另一位诗友西川整理。三人曾是北大的诗歌“三剑客”。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骆一禾奔走于高校作关于海子的演讲，和西川在北大发起对海子家庭的募捐，开展海子的纪念活动，向诗坛力荐海子。他自己终于因为脑内大面积出血，于5月13日的夜里倒下，当晚就做了开颅手术，但在持续的昏迷之后，于31日在天坛医院去世。
　　正如诗人陈虹所说，“诗人骆一禾已经退场，他的名字正如诗歌的名字一样被遗忘”。今年是海子诞辰50周年，纪念活动中仍少有人提及骆一禾的名字。
　　“我在一条天路上走着我自己。”骆一禾在长诗《世界的血》中写到。张玞觉得这句很贴切，将这一行字印在了《骆一禾诗全编》的封面上。“他虽然去世了，他的诗歌可能还在延续，或被人阅读，发生着某种心灵的影响。”张玞说。

“骆一禾的名字应该进中国当代文学史”

　　在骆一禾姐姐骆小元保存的照片中，留着长发的骆一禾总是微微笑着。他的爱情、诗歌，以及在《十月》杂志的工作，只停留在了1980年代。
　　骆一禾的几箱子手稿、日记、读书笔记放在张玞家。一部分笔记本在骆小元的家中，其中还有一个几乎是空白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题为“海子手稿研究札记”，时间是1989年4月，只写了一页。在整理完手稿，骆一禾写下了《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海子〈土地〉代序》《海子生涯》等文章后，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海子研究。
　　事实上，海子生前发表的诗歌并不多，主要集中在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上。诗人西川曾回忆，“海子在生前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甚至，当时一批四川诗人认为海子的诗水分很大，而北京的一些诗人认为海子写长诗也并不合时宜。海子的诗作曾遭遇过一些诗人无情的嘲讽。那些质疑曾深深地打击了自视甚高的海子。
　　但骆一禾一直鼓励海子。至今，张玞一直记得，在她和骆一禾位于皂君庙的家里，海子坐在床头生闷气，而骆一禾在旁边背诵着海子的诗，然后对后者说：“你的诗，多好！”
　　海子的自杀，对骆一禾打击非常大。他在最后一个多月里很少吃饭，每天晚上都熬夜整理海子的手稿。张玞坐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一禾为了海子的诗歌事业，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自己有资格说，我对海子的自杀是有点生气的。”骆一禾的好友和家人都认为，他的离开或与过劳以及那段时间的激动有关。
　　海子去世后，骆一禾和张玞之间也并没有太多的聊及死亡。只是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当天，有人与张玞和骆一禾谈及死亡。张玞说：“参加我的追悼会的人，不许哭，只许笑。”骆一禾在一旁沉默无言。
　　一个半月之后的6月10日，骆一禾的追悼会上，张玞没有哭。遗体告别仪式即将结束时，她喊了一声“一禾你要去哪里，你要告诉我一下啊！”一直控制的情绪瞬间崩溃。
　　在接触过骆一禾的人眼里，这个诗人有着“接近完美的人格”，所以，他对海子的友情并不稀奇。在骆一禾同学柳家旺后来的一条微信中提到：“骆一禾的名字肯定应该进当代文学史……他俩活着我也敢这样骂，海子这个小王八蛋不就是早死半年吗？把累活都推给了一禾，不像个当兄弟的。”

“我不想做诗歌烈士的寡妇”

　　“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活下去。如果是你死了，我是断断活不下来的。”张玞一直记着骆一禾日记里的这句话。
　　“他现实的根长在我的身上。”张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真是个诗人，基本上不干家务活的。”
　　不知道为什么，张玞身边的好几位年轻人都走向了死亡。大学时，张玞的同班女生自杀；骆一禾的同学赵仕仁于1985年在密云水库溺亡；2005年骆一禾的另一位同学何拓宇跳楼自杀。1979届北大中文系的三位好友，将来或走仕途的赵仕仁被称为“头脑”，诗人骆一禾被称为“良心”，而何拓宇自嘲说自己喜欢吃喝玩乐，“那我就是胃咯”。比他们小两届的北大中文系师妹张玞，正是赵仕仁介绍给骆一禾认识的。
　　“一个人不是要活得长，而是要轰轰烈烈。”张玞记得骆一禾的日记里有过这样的话。事实上，骆一禾去世时，他们刚刚结婚半年，当时张玞还在北大读文学博士。
　　“非得要有结婚作为保障吗，不结婚就不能相爱一辈子吗？”张玞和骆一禾常讨论这个问题。“我没问题啊，我家里人那里可能过不去。”骆一禾说。1988年秋，相爱六年的他俩骑着自行车去领了证，两个家庭一起吃了顿饭。 　　两人的家庭条件都算不错，骆一禾的父亲是经济学家、国家计委前主任骆耕漠，而张玞的父亲曾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社长。
　　与骆一禾性格不同，张玞外向、开朗，在学校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各种舞会、文学社活动、排球等体育项目、迪斯科比赛都参加，而前者很少出去玩。他们偶尔也吵架，但两人总是不出几分钟又都回头找对方。骆一禾去世后，张玞又经历过新的婚姻与离异。她后来的一任丈夫曾说：“你就是不能离一禾的灵魂太远！”
　　诗人西川有一次说，听到张玞再度结婚的消息有一点难过。“假设后来我一直没有结婚，所有人见到我就都可以说一禾了，我就像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张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不想做诗歌烈士的寡妇之类的。”
　　骆一禾去世后，张玞极少参加诗歌界的活动。她毕业后去北京电影学院教书，然后下海做影视策划和制作。直到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西渡编的《骆一禾的诗》，她才第一次参加这类活动。

“80年代的激情或者抒情时代过去了”

　　“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张玞更喜欢骆一禾所在的1980年代，后者将之称为“精神漫游”的年代，就是买张火车票就能跑到外地跟人讨论诗歌。“海子干过这种事情，一禾没干过，但大多时候都是别人来北京找他。”张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80年代末，出版诗集已不是易事。1989年初，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兼诗人闫月君要做骆一禾的诗集。骆一禾夜里正在整理海子诗稿，对已经睡下的张玞说：“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书号给海子出诗集。”张玞当时就哭了，但说不出任何反对的话。两个诗人去世的次年，春风文艺还是分别出版了他们的诗集。
　　在经历朦胧诗迅速的陨落以及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大量流派的虚火之后，1989年的诗歌似乎就剩下“海子事件”，这被看作是诗坛的分水岭，海子也被一些人称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人”。
　　至今，张玞还记得骆一禾对她说的一句话：“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可能难以存在了。”张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看，这种话真的有一点对。改革开放之后，80年代的激情或者抒情时代过去了，以后当然有公知什么的，但未必都是知识分子。”
　　1983年毕业时，骆一禾被分配在《十月》杂志工作，最初负责西南地区小说的发掘。1986年创办了《十月的诗》栏目，骆一禾先后推出了西川、于坚、海子、黄灿然、万夏、莫非、邹静之等诗人，旨在发掘年轻诗人。至今，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西渡都认为，当时也只有广州的《花城》能与《十月》相提并论，“为推动1980年代实验诗歌的发展作出了最切实的贡献”。
　　骆一禾总是认真看完所有投来的诗稿，不论对方是否有名，大都回信，有时长达几页，分析作者的诗歌，这在大部分编辑那里是少见的。《十月的诗》栏目在骆一禾去世后停掉了，似乎暗示着那个时代的终结。
　　在骆一禾躺在重病监护室的18天，时任《十月》副主编的郑万隆经常来医院看望。郑万隆隐讳地问张玞，有没有做最后的打算。张玞说：“我首先觉得一禾不会死。然后万一他走了，不用担心我，我肯定还是要活着的。”
　　5月31日，张玞看见重症监护室里坐着三个好看的女护士，她们聊着家常，而骆一禾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些沉重。这个场景让她觉得特别奇怪，同时“又特逗”。“最后陪一禾的就是那三个人，实际上就是在等他最后一口气下来，记一下时间。”张玞至今回忆起还有些哽咽，“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是这样的。”
　　随后她接到了死亡通知单，为骆一禾擦拭了身体。这些天，张玞第一次凑近丈夫。 “他在这18天里，长了点小胡子。”张玞回忆。
　　在骆一禾的抒情诗里，有大量的爱情诗，也以《爱情》直接作为标题，张玞缓缓地说，她知道，最初那都是写给她的，但发表了就不再属于她。正如骆一禾于1984年《爱的祈祷》中写到，“要你活着/要你活着/哪怕你痛苦/我的爱”。
　　而写于1989年5月11日的《壮烈风景》，是骆一禾最后的遗作，“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了/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