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初，我为一家明星杂志拍郑钧，地点约在北京三里屯附近一家会所。经纪人为他准备了一大包拍摄服装。在一张木质长桌前，我和郑钧相对而坐，十几分钟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磕磕绊绊地说：“我想要酷一些的照片……”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听。大堂的朱漆门向外敞着，飕飕寒意窜进房间。
　　
　　我选了件机车皮衣，他穿上后懒洋洋站在镜头前，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一副心不在焉状。我让他换个表情，他歪了歪头，下巴一扬，用鼻孔“看”着我，我按了几下快门后，他又恢复了懈怠。咔咔的快门声开始变得失去节奏，火气上蹿的我终于失去耐心，把相机一收，宣布拍摄结束。他的脸上闪现一丝惊讶，随即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在当晚一个音乐颁奖礼上，我们冤家路窄再次相遇，彼此假装没看见对方。在酒会的人群中，他的经纪人对我说，其实你们属于一类人。在某一点上，我们确实相似——都放不下自己。
　　第二次拍摄是在2010年1月，此时郑钧的身份是一家动漫公司的董事长，正忙活《摇滚藏獒》的动漫制作。在他公司的会客厅里，我们再次面对面，他早已忘记多年前那个脾气急躁、自以为是的摄影师。他依旧双手插在裤兜里，脖子歪着，镜头前还是那个懒散不羁的郑钧。不过他变得比从前随和，脸上不时掠过微冷的笑容。
　　2014年拍郑钧，仍是冬天。他又恢复了歌手身份，刚发行了单曲《作》。他戴着蓝色镜片的太阳镜，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包来到拍摄地点——朝阳路附近的一家会所。一坐下，服务生问他喝点什么，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暖水壶，笑着说“水自备”。他现在注重养生，每天早晨都打坐、瑜伽，“年轻时透支得厉害，再不注意就作死了。”他有意告别过往的生活和朋友圈。
　　我们来到走廊，我请他摘掉眼镜和棒球帽，他摘掉了眼镜，但对摘帽子有些犹豫，“头发没洗，有些油，拍出来公司会不高兴。”他笑着解释。
　　多年后，我浏览照片，看着当年他桀骜不驯的样子，老实说，我挺喜欢那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