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瘦成一把骨头，二叔。
　　祖母在世的时候，总是说：“要是换成现在，你二叔也能考上大学。”只要看看堂弟，就能推知一二。堂弟是我们镇上唯一考上北大的人，如今在北京一个机关工作。农家子弟能走到这一步，还不是全靠脑袋瓜儿灵？
　　二叔只读过小学，可是他心灵手巧，什么都会。家里坐的藤椅，是他自编的。藤椅的纹路，一丝不乱。桌子柜子，也是自制的。这不稀奇，稀奇的是连木工的刨子也是自制的。至于当泥水匠、水电工，就更不在话下。他几乎样样都会，反正力气也不值钱，能自己搞定，就绝不叫外人，省点儿是点儿——五十多岁的人，能到哪里去挣钱呢？
　　他挣的都是小钱，谈起堂弟就说“总要靠他自己”。话虽这么说，到底惦记着堂弟。可是，北京的房子是几个小钱能搞定的吗？人家都说，儿子这么有出息，就等着享福吧。他只能苦笑，就是兒子有心接了去，睡到哪里去？要知道，北京一个单身公寓，每月房租就得三千多，想想都心疼。什么时候儿子自己有房了，才不花这冤枉钱。
　　正月里，亲戚走拢，说起这事。二叔的妻舅说：“买房子最不值得了，人家外国人一辈子租房，北京这样的人多着呢。”听话听音，无非是暗示他不愿借钱给外甥。否则，他自己买那么多套干啥？二叔脸皮薄，就不好意思再开口。他自己的外甥也很有出息，做了大官。他托过一件事，没成，就再不说第二次。“大不了人家吃饭我喝粥。”他总是这样说。可是，自己能喝粥，难不成让儿子也喝粥？
　　自己的妻舅没指望，外甥更远了。眼下之计，是把老家能租的房子都租出去，与儿子的房租对冲一下。
　　可是，乡下的房子租不贵。本来嘛，就不在一个档次。只能多租，多一百是一百，多两百是两百，加起来，不就有一千多了吗？他连杂货间也租了出去。当年，这里放祖母的棺材。祖母高寿，活着时，二婶念叨过祖母的一间房，说租给外地人，每月起码也有五六百。二叔瞪了她一眼，没言语。祖母过世，做满七后，二叔开始合计这间房。这是正楼里的一间，要租给外地人，须得重开门户；中间还得打一堵墙，把它隔成两间——两间的房租比一大间多。
　　正好，村里一个老板拆老房子，旧砖不要了，二叔就借了手拉车，拉回好几车。他一个人搬砖，一个人和灰沙，一个人砌墙。砌到顶时，也是一个人爬上爬下，把灰沙砖头放到几个桶里，用吊钩吊上去，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堵墙，砌了整整三天。
　　这间房的南北两面，原是窗，现在须得改成门。他想想，心里有点儿舍不得。尤其是南墙，四开窗，亮堂堂，做得考究。现在儿子去了北京，家里只剩两口人，闲着浪费，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他借来电锯，锯窗棂上的钢筋，火花直溅，也没个头盔。二婶几次叮嘱他当心，别伤了眼睛。好歹，拆下了其中两扇，开出一个门洞。他又拿出自制的刨子，做了一个门框，把内墙上的老门卸下来，装到外墙上。如此折腾，搞得腰酸背痛，灰头土脸。
　　“样样都会，是劳碌命。”二婶说。
　　出租房还没整好，早有外地人来看过好几趟。早日完工早日出租，时间都是钱。二叔心里急，一不小心，削一根楔子的时候，刀锋划过食指，血流如注。二婶见了，叫他赶紧去医院。二叔沉着脸，一声不响。他到处翻东西，二婶问找什么，他也不说。终于，他翻到一盒云南白药，打开胶囊，用酒调和，敷在伤口，然后缠上布条，继续削楔子。到晚上，出租房总算搞定了。一看布条，已是血红。他只吃了一碗饭，话也不说，一个人躺下。二婶过去，一摸额头，已是滚烫。他让二婶去保健站买了一板消炎药、几颗阿司匹林。第二天，二叔的脸色很难看，像棺材里扶起的一样。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二婶小心问。
　　“看个啥，一点儿皮外伤，碍什么事！”
　　到下午的时候，租房的搬了进来。二叔提着一只手，在门口，为他们装上了自来水龙头。


　　二叔一合计，这七八间出租房，还是不及堂弟在北京的房租。
　　到晚上，二叔瑟瑟发抖。他奇怪，这么一点儿外伤，咋就这么厉害？二叔摸索着起来，找出云南白药，仔细一看，这药都过期大半年了。
　　也是，儿子都快两年没回家了，这药还是他带回来的呢。
　　二叔解开布条包着的手指，里面有点儿血肉模糊。二婶又是怜惜又是埋怨：“这么不小心，伤口这么深，起码得缝好几针……”
　　“什么好几针，你拿白酒来。”二叔拿软布在酒里蘸了一下，轻轻地擦拭伤口，疼得他咬紧牙帮“嘶嘶”吸气，“把胶囊里的药都倒出来，敷在上面，我就不信没效果。”
　　“你不是说已过期了吗？”
　　“过期也随它，以前没药时，草灰敷一敷，不也好了吗？”二叔用嘴咬着布条的一头，轻轻地缠着手指。
　　最后，他打了个重重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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