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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90年代成名的国际电影女明星章子怡展示的新形象与文化风格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女性银幕形象，重建了外国人对新中国女性的认知。与此同时，章子怡被多种媒介(新闻、报纸、杂志、网络等)强烈关注、炒作与解说，激起了人们非难与赞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体验。明星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取决于该明星的个人资质与表演才华，明星背后潜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电影产业机制、宣传话语等要素所起的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明星 全球化 时代话语 跨国合作 商业化 中国因素 文化现象
章子怡的成名故事，是全球化时代创造的一个奇迹般的童话。1999年章子怡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后，凭着屈指可数的影片，一跃闯入好莱坞电影界，并在某种程度上迅速获得国际的认同。从2000年的中美合作影片《卧虎藏龙》的出演为西方观众所熟悉，到2005年的《艺伎回忆录》获得第63届美国金球奖提名，仅仅数年，她赢得了好莱坞的认可，成为中国电影人在世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作为传媒时代的当红电影明星，章子怡对大众媒体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成名不到十年，她当选为花王洗发水(日本地区)、美宝莲化妆品(国际)、VISA信用卡、奔驰车、三亚房产等著名企业广告的形象代言人。同时她登上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的封面达近百次之多，且每年呈明显的递增趋势。从《ELLE》的中文版到国内首屈一指的时尚杂志《ILOCK都市世界》、《时尚芭莎》再到台湾版的《VOGUE》以及蜚声国际时尚界的《CLEO》、《CREA》、《NON-NO》、《SPA》以至《PLAY BOY》和《TIME》短时间内她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流通。
明星的魅力并非源于明星个人内在天生，独一无二的特质。理查·戴尔在《明星》一书中，谈论作为意味作用的明星与社会构造及社会价值间的密切关联。他指出，“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一种明星现象的形成至少关涉四个问题：促销方略、宣传效用、影片文本铺陈与各种论说勾兑”。也就是说，明星既关乎电影却也在电影之外，电影只是制造明星的诸多工具之一。仅仅数年，章子怡从一个平常的北京女孩一跃成为国际著名影星，可以认为她是大众传媒时代里，电影产业与时代话语的巧妙结合，相互作用而打造出的成功个例。本文旨在通过新时代电影女明星章子怡的成名个例分析，探讨推动明星成名的具体条件和因素以及全球化语境中明星所承载的时代意义。
1，舞蹈与演剧的巧妙结合带来的机遇
章子怡的成名与她幼年时期的学舞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舞蹈学习为出发点，拥有9年的学舞经历后转学戏剧表演的章子怡，相对于别的电影明星，形体表现能力更为丰富。这一特性让她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表演空间。也为她后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巨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2月9日，章子怡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儿时的章子怡长得特别瘦小，母亲在同事的建议下送她到北京宣武区体校学体操，恰巧这一年学校没有开设体操班，老师便建议她学习舞蹈。就这样，8岁的章子怡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3年后，11岁的章子怡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了她6年的民间舞蹈专业的学习，并且在94年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意识到舞蹈表演空间的狭小，努力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96年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后的章子怡，毅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始了她人生的新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长年的舞蹈专业训练中积累的表演才能，让章子恰在实际电影的演出中兼备了舞蹈与演戏的特点，得以从众多的影星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如影片《卧虎藏龙》(2000)、《尖峰时刻2}(2001)、《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中，她那优雅飘逸的迷人舞姿与美仑美奂的武打造型，彻底征服了西方观众。可以说，舞蹈与戏剧表演才能的完美结合是章子怡立足演艺界的起点与基础。
章子怡貌似瞬间成名的故事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章子怡成为国际明星离不开她出演的电影作品及合作过的电影导演和明星。首先，与名导演的合作是章子怡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堪称是“造星能手”，女明星遇“张”即红是中国影视界的公认现象。与巩俐和董洁的经历相似，1 999年，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展露清纯笑脸的章子怡立刻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她成功地完成了“我母亲”的角色塑造。其次，章子怡的成名与她出演的电影作品也关系甚切。章子怡的形象为西方观众所熟悉是从影片《卧虎藏龙》的出演开始的，她最初是以“侠女”的形象赢得好莱坞的赞赏。这是一部中美合作的武侠片，是西方人普遍认同的中国特有的传统电影类型，因此，章子怡展现的别具特色的舞蹈与功夫混杂的侠女“玉娇龙”形象，迅速博得了西方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此外，与已具知名度的大牌明星的合作也对章子怡的成名起了间接的铺垫作用。出演影片《卧虎藏龙》的章子怡获得了与大牌明星周润发、杨紫琼、张震合作的机会，借着他们在西方已建立的知名度带来的连带效果，演艺界新人章子怡自然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好奇和关注。此后，《英雄》(2002)、《紫蝴蝶》(2003)《十面埋伏》(2004)、《2046》(2004)等佳片接踵而来，带领章子怡顺利跻身于世界影坛。
2，时代话语促成明星现象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观众对明星的感觉、感情、定义与认知等造成了明星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章子怡的星途一帆风顺，引来了国内外观众的众多褒贬不一的评论。综合各种媒介对她的评价，可知所有在西方占主流的(主要是美国好莱坞)评价多为积极主动的。《时代周刊》评她为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称赞她“是中国给好莱坞的惊喜，她的野心在西方”。该杂志还预言章子怡将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中国电影的下一个百年。甚至连她当初英语发音不流畅都被褒奖为“断断续续很动听”(haltingly beautiful)。《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也对她做了专访，盛誉她为中国的首席女明星。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的评价则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喜欢她的人尽表赞羡之意，认为她是中国目前最年轻，最具发展潜力的电影女演员：而厌恶她的人则不吝言辞，对其恶语中伤，诸如野心、狠劲、张扬这些词汇，接连被冠在她的人格词典里。特别是部分网友称影片《艺伎回忆录》中章子怡饰演的“小百合”角色“不仅卖弄裸露。而且失去了传统日本艺伎的神髓”。有的网友甚至因她的该影片的出演而谩骂其“出卖国家的主权，玷污民族的尊严”。
报方的有意炒作，部分网友的强烈诋毁，令专家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章子怡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教授学者们的各抒己见无形中赋予了章子怡形象以独特的文化意 义。2006年北大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关于“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采访时抛出了一个新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著名电影理论专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称她为“不能成为票房号召的可疑的明星”。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更是语出惊人，他撰写的文章《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中，称尽管章子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角色”，但是，“她已经跨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作为成名不久的女明星，她已经成功地把握住时代机遇，走好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
社会各阶层的众说纷纭构成了特定的时代话语，同时也推动了明星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问的巧妙关联的形成。章子怡的形象讨论不仅局限于电影作品，对她的形象探究扩展到了更深层的文化意味与社会意义。银幕之外，透过一本《时尚》杂志的封面，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章子怡形象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其中，导语性质的标题所起暗示作用不可低估。例如通过“章子怡，最美的中国梦”这句话，文字与图像之间建立了一种意识上的关联，抽象的“中国梦”与这位美丽，自信的明星之间神奇地划上了等号，章子怡成了“中国梦”的标本或化身。此外，明星形象与图片的巧妙结合所渗透的强烈的暗示意味，则传达出明星形象所承载的时代意义。如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期封面上，章子怡身着无袖青色花纹衫单手插腰，向读者展示着她灿烂无比的笑容。呈现在她身后的背景是中国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传统与当代的交融，尽显章子怡承载的文化表征意味。在古老的中国文明(长城)与新世纪的标志(东方明珠)之间，章子怡展现的青春、活力、健康、乐观、自信的形象与新中国的蓬勃前景之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融合。在图片所隐含的话语暗示下，明星形象被符号化辛子怡代表中国文化这一等式得以自然生成。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语境下，观众、学者及批评家们对明星形象的说明、比较、隐喻和解释等，促成了明星的视觉形象与公众意识间的强烈碰撞，明星形象与大众群体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
3，全球化的世界电影格局带来的成功契机
章子怡代表中国文化的意识认同并非一个简单的拼凑与巧合。它既非美国单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章子怡的个人魅力所能够左右的。章子怡的成功在于她取得国际影响正遇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进入全球化轨道的最佳时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带来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巨大变迁，是促成章子怡走向世界的直接要因。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也提出了“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卷入了以跨国公司、跨国市场的形成为基础的全球化的过程。电影公司和导演们积极引进外资，激活国内电影市场：与此同时，国家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同意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音和录像公司。外资股份占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50％以上股份的公司，从事电影院建设、整修和经营。200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开放电影制作与放映等市场。在制作方面《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馆暂行规定》等都阐明，“允许外资参股与境内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2004年颁布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也为中外合作拍摄影片减少了许多障碍。这些条例、规定的颁布与实施，推动中国的电影制作快速进入了跨国制作的全球化时期。
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电影的制作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计划经济内国家统一购买和发行的单一制作形态转入了商业化的新的运营模式，大量引进海外资金以推动中国电影业的飞速发展。据统计，2004年制作的国产电影中，合作电影占了37部，民营及海外资金股份占了80％以上的比率。2007年上半年，美国向中国的中博影视、中影集团、印象创新等公司投入资金达500万美金。2007年10月，好莱坞葡萄酒公司还投入了2.85万美金作为今后六年的关于亚洲人主题的影片制作费用。章子怡将出演的3部影片《七武士》、《花木兰》、《上海》也在其中。纵观章子怡出演的电影作品，生产国有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投入资金多来自海外及民营资金。其中，2002年章子怡出演的功夫片《英雄》是美国索尼公司出资3000万美金的商业巨作。
其次，中国电影的发行方式的改变也是促成章子怡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的制作规模逐渐扩大，寻求海外市场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直接在电影节上出卖版权威是把重心移到海外市场，谋求海外的利益回收是中国电影业发展的新策略。美国的哥伦比亚公司，华纳公司就曾以1.15亿元和0.85亿元购买了《英雄》的北美和日本的发行版权。该部影片的海外销售额超过4亿元，收回了影片投入资金的三分之二。2004年的《十面埋伏》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也超过1000万美元，全球的票房收入达到了4.3亿元。据统计，2005年《十面埋伏》、《无极》等69部影片销售到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加销售总收入达16.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半左右。2006年中，中国的73部电影作品在44个国家及地区相继上映，海外收入达到了19.1亿元。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2007年中国的78部影片(其中合作电影38部)在47个国家上映，获得了18.74亿元的利润，占了全年总利润的73.92％。
此外，选拔已具知名度的电影明星出演作品，积极参加国际电影节，通过获奖这一方式来吸引海外观众，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发行的又一策略。如《卧虎藏龙》先后参加各种影展及获奖记录分别达到44个和55项(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道具、最佳原创音乐奖等)，创造了外语片在奥斯卡所获奖项的最高纪录。中国电影业还在3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了电影展，有200多部国产影片被选送参加101个国际电影节，其中18部影片在24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借用中国国家放送电影电视总局的童刚局长的话，“伴随着中国电影制作水平的向上与国际交流机会，空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向了国际市场”。电影的制作发行的市场经济型的转换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也促使章子怡得以轻松跨越国籍、人种，在众多的外国电影与“合资”影片中展露身姿，活跃于国际舞台。
4，商业营销策略带来的良性效果
不可否认，全球化时代背景及中国电影制作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推动章子怡成名的 一个重要契机。借助这一契机辛子怡获得了众多的拍片机会，仅仅十年，章子怡拍摄了35部电影作品。毫无疑问，电影作品本身带来的公众影响力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影片的宣传报道所起的辅助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长年以来，中国电影在制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电影发行及市场回收方面所作的努力却明显不足。中影集团第三制作社的张延红指出了中国在宣传方面与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美国的电影宣传费相当于制作费的三分之一。可中国在宣传方面投入的经费仅仅相当于制作费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而且宣传的形式也颇为简单，只不过是在报纸上稍作刊登。或是影片制作前后召开简单的记者招待会，宣传产生的效果可说是微乎其微”。
90年代11半随着电影制作的商业化的进程，导演们意识到电影的大众性，商业性的特点，开始重视电影宣传活动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借助明星的个人魅力与知名度加大影片的宣传力度，争取最大利润是制片商们采用的资金回收的方式之一。戛纳、柏林、奥斯卡、金球奖、独立精神奖、MTV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陆金鸡百花奖、《卧虎藏龙》首映、《英雄》首映、《艺伎回忆录》首映等，众多知名的国际和国内电影节，首映式都能看到章子怡的身影。
导演与明星在宣传上收到的效果与付出的努力成明显的正比。2000年的影片《卧虎藏龙》便是在美国索尼公司的主导下，通过网上宣传，召开观众座谈会，在线电视等多种形式展开积极广泛的宣传。在国际电影戛纳节上推出的该部影片，还接连在纽约、雷克雅未克(冰岛)、鹿特丹(荷兰)、多伦多(加拿大)等电影节中露面。频繁的宣传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兴趣。该部影片在美国获得1.28万美元收入，世界的总收入达到了2.13万美元。同时，影片《英雄》(2002)从推销电影规划的最初阶段就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电视、杂志、网络、手机邮件等手段激发观众的观赏欲望。此外，影片《茉莉花开》(2004)的摄影结束之前，就已通过电视宣传、录像等产品销售等手段，预先收回了1600万元的制作费。
商业营销策略下的章子怡出入各种电影宣传活动的频率日渐增多，她在海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透过这些表面的宣传与操作，潜藏的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章子怡的成名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可轻视。
5，“中国因素”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狭义上来说，“中国因素”就是指海外商家们关注的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章子怡如此顺利获得好莱坞的亲睐，不能不说是“中国因素”在暗中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换言之，与其说好莱坞关注中国的刚成名的电影女明星，不如说好莱坞窥视的是当红明星背后的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与单纯作为文化符号的巩俐不同，新时代成名的章子怡身兼文化和商业两种属性。对于好莱坞来说，章子怡比巩俐更容易转化为商业片主角的本钱，更能为他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收。因此，他们对章子怡的形象进行大肆宣传和炒作，希望借助章子怡的形象顺利打开他们窥视已久的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英国《伦敦时报》曾报道过一个实例，颇能说明“中国因素”对章子怡成名的影响。在好莱坞颇受欢迎的章子怡获得了多个国际高端品牌的赞助，其中一个是阿玛尼，阿玛尼甚至向章子怡提出，若她买房就为她做室内设计，章子怡婉拒了这个诱人的提议，因为她知道此事必定成为阿玛尼宣传的工具。《伦敦时报》在报道这一故事时如此分析，阿玛尼赞助章子怡的举动非常精明，他们一直计划在中国市场大幅扩张，而章子怡在亚洲和好莱坞拥有的知名度使她成为兼具东西方魅力的明星，这对于阿玛尼的生意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2005年的《艺伎回忆录》的选角风波更说明了潜藏的“中国因素”发挥的巨大作用力。原本是一部反映日本历史文化的影片，好莱坞的片商们却选了比日本明星更具知名度的中国电影明星章子怡，巩俐。另加一位华裔马来西亚明星杨紫琼三人担任主角。三个女主角清一色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与日本人长相接近的中国人!片商们都心知肚明，中国的电影红星在影片中出演某角色，不仅意味着拍摄过程中中国媒体会对该部影片做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意味着影片进军中国市场时将获得大量“粉丝(fan)”的热烈追捧。为了保证影片的号召度与票房。制片人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导演罗伯特·马歇尔宣称这次的选角是站在“泛亚”这么一个立足点，他们拍摄的这部影片是只关风月，不关历史的故事。但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的野心却不言自明。众所周知，好莱坞雇用他国的电影导演，明星参加电影作品的制作，借此开拓海外的消费市场，谋取巨额利润并非近年才发生的事。1920年到1940年间，好莱坞起用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各国的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明星，制作了大量电影作品，在世界各地获取了不菲的票房收入。拥有世界5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好莱坞窥视已久的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1990年以后，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他的作品频频在海外获奖。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出演中美合作影片《卧虎藏龙》的女明星章子怡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她应美国邀请与成龙一同出演美国电影《尖峰时刻2》(2001)，还参加了《艺伎回忆录》(2005)、《忍者神龟》(2007)、《骑士》(2009)等影片的演出，好莱坞选中她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强有力的媒介……
同时，借用矛盾引发关注来扩大电影作品的影响力也是好莱坞采用的手段之一。其中影片《艺伎回忆录》的宣传与发行，折射出好莱坞对“中国因素”的重视，暴露其打开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强烈愿望和野心。《艺伎回忆录》还未上映，就曾因选角问题招来观众们的褒贬不一的评论，该影片在美国与日本同时上映后，议论的风潮还是久久难以平息。中国政府以这部影片牵涉到历史问题，容易勾起中国观众对30年代日本的对华侵略及慰安问题的联想为由，取消了该片的原定于2006年2月中旬在中国内地的上映计划。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部影片的DVD复制片在中国的销路之好却出乎意料，美国式的日本故事更激发了观众们的浓厚兴趣。选角可能引起的风波也许早就在制片商的预料之中，该部影片上映前后招来的非议，也许正是好莱坞所暗中期待的结果。这些插曲无形中为影片《艺伎回忆录》进行了最好的宣传，且不需付任何宣传费用。可意味深刻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暴露了好莱坞的浓厚的商业特点，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选角时不考虑是否违背历史的真实，是否会激起观众的抵触情绪，而在于影片的主角是否具有国际声望与影响力，影片上映后能否为他们创造巨额利润回收等。这部讲述日本文化的恋爱片却偏爱选择中国的当红明星出演主角，不能不说是“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影片依然还是在西方视野下，对艺伎文化进行了改写和包装，对东方传统进行了又一次想象性的描写和展示。
结语
总之，我们在探讨任何重要的明星现象背后，都至少可以找出相互绕缠的三个参数：“个人”、“社会”和“话语”。一个明星，通常只有置身在一个特定的情境，通过话语的界定才有可能收获社会中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获得一定的文化意义。章子怡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形成是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电影产业、广告、宣传、话语问的相互作用、激烈碰撞和融合而创造出的成功个例。因而，我们绝不能把明星仅仅理解为影片文本中的单纯的人物形象，而必须将其置入社会变迁和流动的混杂情境中才可能对明星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较为深刻的探讨。
【关键词】明星 全球化 时代话语 跨国合作 商业化 中国因素 文化现象
章子怡的成名故事，是全球化时代创造的一个奇迹般的童话。1999年章子怡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后，凭着屈指可数的影片，一跃闯入好莱坞电影界，并在某种程度上迅速获得国际的认同。从2000年的中美合作影片《卧虎藏龙》的出演为西方观众所熟悉，到2005年的《艺伎回忆录》获得第63届美国金球奖提名，仅仅数年，她赢得了好莱坞的认可，成为中国电影人在世界的一面旗帜。同时，作为传媒时代的当红电影明星，章子怡对大众媒体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成名不到十年，她当选为花王洗发水(日本地区)、美宝莲化妆品(国际)、VISA信用卡、奔驰车、三亚房产等著名企业广告的形象代言人。同时她登上国内外各种期刊杂志的封面达近百次之多，且每年呈明显的递增趋势。从《ELLE》的中文版到国内首屈一指的时尚杂志《ILOCK都市世界》、《时尚芭莎》再到台湾版的《VOGUE》以及蜚声国际时尚界的《CLEO》、《CREA》、《NON-NO》、《SPA》以至《PLAY BOY》和《TIME》短时间内她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流通。
明星的魅力并非源于明星个人内在天生，独一无二的特质。理查·戴尔在《明星》一书中，谈论作为意味作用的明星与社会构造及社会价值间的密切关联。他指出，“明星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结构体，一种明星现象的形成至少关涉四个问题：促销方略、宣传效用、影片文本铺陈与各种论说勾兑”。也就是说，明星既关乎电影却也在电影之外，电影只是制造明星的诸多工具之一。仅仅数年，章子怡从一个平常的北京女孩一跃成为国际著名影星，可以认为她是大众传媒时代里，电影产业与时代话语的巧妙结合，相互作用而打造出的成功个例。本文旨在通过新时代电影女明星章子怡的成名个例分析，探讨推动明星成名的具体条件和因素以及全球化语境中明星所承载的时代意义。
1，舞蹈与演剧的巧妙结合带来的机遇
章子怡的成名与她幼年时期的学舞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舞蹈学习为出发点，拥有9年的学舞经历后转学戏剧表演的章子怡，相对于别的电影明星，形体表现能力更为丰富。这一特性让她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表演空间。也为她后来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巨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9年2月9日，章子怡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儿时的章子怡长得特别瘦小，母亲在同事的建议下送她到北京宣武区体校学体操，恰巧这一年学校没有开设体操班，老师便建议她学习舞蹈。就这样，8岁的章子怡与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3年后，11岁的章子怡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开始了她6年的民间舞蹈专业的学习，并且在94年全国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意识到舞蹈表演空间的狭小，努力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于是，96年从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后的章子怡，毅然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始了她人生的新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长年的舞蹈专业训练中积累的表演才能，让章子恰在实际电影的演出中兼备了舞蹈与演戏的特点，得以从众多的影星中脱颖而出，一举成名。如影片《卧虎藏龙》(2000)、《尖峰时刻2}(2001)、《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中，她那优雅飘逸的迷人舞姿与美仑美奂的武打造型，彻底征服了西方观众。可以说，舞蹈与戏剧表演才能的完美结合是章子怡立足演艺界的起点与基础。
章子怡貌似瞬间成名的故事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章子怡成为国际明星离不开她出演的电影作品及合作过的电影导演和明星。首先，与名导演的合作是章子怡走向成功的第一步。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堪称是“造星能手”，女明星遇“张”即红是中国影视界的公认现象。与巩俐和董洁的经历相似，1 999年，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展露清纯笑脸的章子怡立刻博得了观众的喜爱，她成功地完成了“我母亲”的角色塑造。其次，章子怡的成名与她出演的电影作品也关系甚切。章子怡的形象为西方观众所熟悉是从影片《卧虎藏龙》的出演开始的，她最初是以“侠女”的形象赢得好莱坞的赞赏。这是一部中美合作的武侠片，是西方人普遍认同的中国特有的传统电影类型，因此，章子怡展现的别具特色的舞蹈与功夫混杂的侠女“玉娇龙”形象，迅速博得了西方观众的喜爱与认可。此外，与已具知名度的大牌明星的合作也对章子怡的成名起了间接的铺垫作用。出演影片《卧虎藏龙》的章子怡获得了与大牌明星周润发、杨紫琼、张震合作的机会，借着他们在西方已建立的知名度带来的连带效果，演艺界新人章子怡自然引起了海外观众的好奇和关注。此后，《英雄》(2002)、《紫蝴蝶》(2003)《十面埋伏》(2004)、《2046》(2004)等佳片接踵而来，带领章子怡顺利跻身于世界影坛。
2，时代话语促成明星现象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观众对明星的感觉、感情、定义与认知等造成了明星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章子怡的星途一帆风顺，引来了国内外观众的众多褒贬不一的评论。综合各种媒介对她的评价，可知所有在西方占主流的(主要是美国好莱坞)评价多为积极主动的。《时代周刊》评她为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称赞她“是中国给好莱坞的惊喜，她的野心在西方”。该杂志还预言章子怡将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中国电影的下一个百年。甚至连她当初英语发音不流畅都被褒奖为“断断续续很动听”(haltingly beautiful)。《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也对她做了专访，盛誉她为中国的首席女明星。另一方面，来自国内的评价则呈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喜欢她的人尽表赞羡之意，认为她是中国目前最年轻，最具发展潜力的电影女演员：而厌恶她的人则不吝言辞，对其恶语中伤，诸如野心、狠劲、张扬这些词汇，接连被冠在她的人格词典里。特别是部分网友称影片《艺伎回忆录》中章子怡饰演的“小百合”角色“不仅卖弄裸露。而且失去了传统日本艺伎的神髓”。有的网友甚至因她的该影片的出演而谩骂其“出卖国家的主权，玷污民族的尊严”。
报方的有意炒作，部分网友的强烈诋毁，令专家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章子怡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教授学者们的各抒己见无形中赋予了章子怡形象以独特的文化意 义。2006年北大教授，著名文化评论家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关于“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采访时抛出了一个新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著名电影理论专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称她为“不能成为票房号召的可疑的明星”。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更是语出惊人，他撰写的文章《章子怡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中，称尽管章子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角色”，但是，“她已经跨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作为成名不久的女明星，她已经成功地把握住时代机遇，走好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
社会各阶层的众说纷纭构成了特定的时代话语，同时也推动了明星与该时代的社会文化问的巧妙关联的形成。章子怡的形象讨论不仅局限于电影作品，对她的形象探究扩展到了更深层的文化意味与社会意义。银幕之外，透过一本《时尚》杂志的封面，人们会强烈感受到章子怡形象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其中，导语性质的标题所起暗示作用不可低估。例如通过“章子怡，最美的中国梦”这句话，文字与图像之间建立了一种意识上的关联，抽象的“中国梦”与这位美丽，自信的明星之间神奇地划上了等号，章子怡成了“中国梦”的标本或化身。此外，明星形象与图片的巧妙结合所渗透的强烈的暗示意味，则传达出明星形象所承载的时代意义。如美国新闻周刊的一期封面上，章子怡身着无袖青色花纹衫单手插腰，向读者展示着她灿烂无比的笑容。呈现在她身后的背景是中国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电视塔。传统与当代的交融，尽显章子怡承载的文化表征意味。在古老的中国文明(长城)与新世纪的标志(东方明珠)之间，章子怡展现的青春、活力、健康、乐观、自信的形象与新中国的蓬勃前景之间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融合。在图片所隐含的话语暗示下，明星形象被符号化辛子怡代表中国文化这一等式得以自然生成。正是在这样的全球化的语境下，观众、学者及批评家们对明星形象的说明、比较、隐喻和解释等，促成了明星的视觉形象与公众意识间的强烈碰撞，明星形象与大众群体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
3，全球化的世界电影格局带来的成功契机
章子怡代表中国文化的意识认同并非一个简单的拼凑与巧合。它既非美国单方可以操纵的，也不是章子怡的个人魅力所能够左右的。章子怡的成功在于她取得国际影响正遇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快速进入全球化轨道的最佳时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变化带来的中国电影产业的巨大变迁，是促成章子怡走向世界的直接要因。80年代开始，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也提出了“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卷入了以跨国公司、跨国市场的形成为基础的全球化的过程。电影公司和导演们积极引进外资，激活国内电影市场：与此同时，国家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和政策。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达成双边协议，同意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音和录像公司。外资股份占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50％以上股份的公司，从事电影院建设、整修和经营。200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开放电影制作与放映等市场。在制作方面《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外商投资电影馆暂行规定》等都阐明，“允许外资参股与境内现有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合作成立电影制片公司。”2004年颁布的《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也为中外合作拍摄影片减少了许多障碍。这些条例、规定的颁布与实施，推动中国的电影制作快速进入了跨国制作的全球化时期。
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国电影的制作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计划经济内国家统一购买和发行的单一制作形态转入了商业化的新的运营模式，大量引进海外资金以推动中国电影业的飞速发展。据统计，2004年制作的国产电影中，合作电影占了37部，民营及海外资金股份占了80％以上的比率。2007年上半年，美国向中国的中博影视、中影集团、印象创新等公司投入资金达500万美金。2007年10月，好莱坞葡萄酒公司还投入了2.85万美金作为今后六年的关于亚洲人主题的影片制作费用。章子怡将出演的3部影片《七武士》、《花木兰》、《上海》也在其中。纵观章子怡出演的电影作品，生产国有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投入资金多来自海外及民营资金。其中，2002年章子怡出演的功夫片《英雄》是美国索尼公司出资3000万美金的商业巨作。
其次，中国电影的发行方式的改变也是促成章子怡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的中国电影的制作规模逐渐扩大，寻求海外市场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直接在电影节上出卖版权威是把重心移到海外市场，谋求海外的利益回收是中国电影业发展的新策略。美国的哥伦比亚公司，华纳公司就曾以1.15亿元和0.85亿元购买了《英雄》的北美和日本的发行版权。该部影片的海外销售额超过4亿元，收回了影片投入资金的三分之二。2004年的《十面埋伏》在美国的票房收入也超过1000万美元，全球的票房收入达到了4.3亿元。据统计，2005年《十面埋伏》、《无极》等69部影片销售到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票房加销售总收入达16.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半左右。2006年中，中国的73部电影作品在44个国家及地区相继上映，海外收入达到了19.1亿元。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2007年中国的78部影片(其中合作电影38部)在47个国家上映，获得了18.74亿元的利润，占了全年总利润的73.92％。
此外，选拔已具知名度的电影明星出演作品，积极参加国际电影节，通过获奖这一方式来吸引海外观众，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发行的又一策略。如《卧虎藏龙》先后参加各种影展及获奖记录分别达到44个和55项(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道具、最佳原创音乐奖等)，创造了外语片在奥斯卡所获奖项的最高纪录。中国电影业还在3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了电影展，有200多部国产影片被选送参加101个国际电影节，其中18部影片在24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借用中国国家放送电影电视总局的童刚局长的话，“伴随着中国电影制作水平的向上与国际交流机会，空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向了国际市场”。电影的制作发行的市场经济型的转换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也促使章子怡得以轻松跨越国籍、人种，在众多的外国电影与“合资”影片中展露身姿，活跃于国际舞台。
4，商业营销策略带来的良性效果
不可否认，全球化时代背景及中国电影制作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推动章子怡成名的 一个重要契机。借助这一契机辛子怡获得了众多的拍片机会，仅仅十年，章子怡拍摄了35部电影作品。毫无疑问，电影作品本身带来的公众影响力是无可厚非的。与此同时，影片的宣传报道所起的辅助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长年以来，中国电影在制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电影发行及市场回收方面所作的努力却明显不足。中影集团第三制作社的张延红指出了中国在宣传方面与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美国的电影宣传费相当于制作费的三分之一。可中国在宣传方面投入的经费仅仅相当于制作费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而且宣传的形式也颇为简单，只不过是在报纸上稍作刊登。或是影片制作前后召开简单的记者招待会，宣传产生的效果可说是微乎其微”。
90年代11半随着电影制作的商业化的进程，导演们意识到电影的大众性，商业性的特点，开始重视电影宣传活动所带来的潜在影响。借助明星的个人魅力与知名度加大影片的宣传力度，争取最大利润是制片商们采用的资金回收的方式之一。戛纳、柏林、奥斯卡、金球奖、独立精神奖、MTV奖、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陆金鸡百花奖、《卧虎藏龙》首映、《英雄》首映、《艺伎回忆录》首映等，众多知名的国际和国内电影节，首映式都能看到章子怡的身影。
导演与明星在宣传上收到的效果与付出的努力成明显的正比。2000年的影片《卧虎藏龙》便是在美国索尼公司的主导下，通过网上宣传，召开观众座谈会，在线电视等多种形式展开积极广泛的宣传。在国际电影戛纳节上推出的该部影片，还接连在纽约、雷克雅未克(冰岛)、鹿特丹(荷兰)、多伦多(加拿大)等电影节中露面。频繁的宣传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兴趣。该部影片在美国获得1.28万美元收入，世界的总收入达到了2.13万美元。同时，影片《英雄》(2002)从推销电影规划的最初阶段就投入了大量精力，通过电视、杂志、网络、手机邮件等手段激发观众的观赏欲望。此外，影片《茉莉花开》(2004)的摄影结束之前，就已通过电视宣传、录像等产品销售等手段，预先收回了1600万元的制作费。
商业营销策略下的章子怡出入各种电影宣传活动的频率日渐增多，她在海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透过这些表面的宣传与操作，潜藏的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对章子怡的成名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不可轻视。
5，“中国因素”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狭义上来说，“中国因素”就是指海外商家们关注的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章子怡如此顺利获得好莱坞的亲睐，不能不说是“中国因素”在暗中起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换言之，与其说好莱坞关注中国的刚成名的电影女明星，不如说好莱坞窥视的是当红明星背后的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与单纯作为文化符号的巩俐不同，新时代成名的章子怡身兼文化和商业两种属性。对于好莱坞来说，章子怡比巩俐更容易转化为商业片主角的本钱，更能为他们带来巨额的利润回收。因此，他们对章子怡的形象进行大肆宣传和炒作，希望借助章子怡的形象顺利打开他们窥视已久的中国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英国《伦敦时报》曾报道过一个实例，颇能说明“中国因素”对章子怡成名的影响。在好莱坞颇受欢迎的章子怡获得了多个国际高端品牌的赞助，其中一个是阿玛尼，阿玛尼甚至向章子怡提出，若她买房就为她做室内设计，章子怡婉拒了这个诱人的提议，因为她知道此事必定成为阿玛尼宣传的工具。《伦敦时报》在报道这一故事时如此分析，阿玛尼赞助章子怡的举动非常精明，他们一直计划在中国市场大幅扩张，而章子怡在亚洲和好莱坞拥有的知名度使她成为兼具东西方魅力的明星，这对于阿玛尼的生意将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2005年的《艺伎回忆录》的选角风波更说明了潜藏的“中国因素”发挥的巨大作用力。原本是一部反映日本历史文化的影片，好莱坞的片商们却选了比日本明星更具知名度的中国电影明星章子怡，巩俐。另加一位华裔马来西亚明星杨紫琼三人担任主角。三个女主角清一色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与日本人长相接近的中国人!片商们都心知肚明，中国的电影红星在影片中出演某角色，不仅意味着拍摄过程中中国媒体会对该部影片做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意味着影片进军中国市场时将获得大量“粉丝(fan)”的热烈追捧。为了保证影片的号召度与票房。制片人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导演罗伯特·马歇尔宣称这次的选角是站在“泛亚”这么一个立足点，他们拍摄的这部影片是只关风月，不关历史的故事。但好莱坞进军中国市场的野心却不言自明。众所周知，好莱坞雇用他国的电影导演，明星参加电影作品的制作，借此开拓海外的消费市场，谋取巨额利润并非近年才发生的事。1920年到1940年间，好莱坞起用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各国的优秀的电影导演和明星，制作了大量电影作品，在世界各地获取了不菲的票房收入。拥有世界5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好莱坞窥视已久的巨大的电影消费市场。1990年以后，中国最具知名度的第五代电影导演张艺谋受到了好莱坞的青睐，他的作品频频在海外获奖。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出演中美合作影片《卧虎藏龙》的女明星章子怡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她应美国邀请与成龙一同出演美国电影《尖峰时刻2》(2001)，还参加了《艺伎回忆录》(2005)、《忍者神龟》(2007)、《骑士》(2009)等影片的演出，好莱坞选中她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强有力的媒介……
同时，借用矛盾引发关注来扩大电影作品的影响力也是好莱坞采用的手段之一。其中影片《艺伎回忆录》的宣传与发行，折射出好莱坞对“中国因素”的重视，暴露其打开中国乃至亚洲市场的强烈愿望和野心。《艺伎回忆录》还未上映，就曾因选角问题招来观众们的褒贬不一的评论，该影片在美国与日本同时上映后，议论的风潮还是久久难以平息。中国政府以这部影片牵涉到历史问题，容易勾起中国观众对30年代日本的对华侵略及慰安问题的联想为由，取消了该片的原定于2006年2月中旬在中国内地的上映计划。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部影片的DVD复制片在中国的销路之好却出乎意料，美国式的日本故事更激发了观众们的浓厚兴趣。选角可能引起的风波也许早就在制片商的预料之中，该部影片上映前后招来的非议，也许正是好莱坞所暗中期待的结果。这些插曲无形中为影片《艺伎回忆录》进行了最好的宣传，且不需付任何宣传费用。可意味深刻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暴露了好莱坞的浓厚的商业特点，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选角时不考虑是否违背历史的真实，是否会激起观众的抵触情绪，而在于影片的主角是否具有国际声望与影响力，影片上映后能否为他们创造巨额利润回收等。这部讲述日本文化的恋爱片却偏爱选择中国的当红明星出演主角，不能不说是“中国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影片依然还是在西方视野下，对艺伎文化进行了改写和包装，对东方传统进行了又一次想象性的描写和展示。
结语
总之，我们在探讨任何重要的明星现象背后，都至少可以找出相互绕缠的三个参数：“个人”、“社会”和“话语”。一个明星，通常只有置身在一个特定的情境，通过话语的界定才有可能收获社会中相对稳定的文化认同，获得一定的文化意义。章子怡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形成是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电影产业、广告、宣传、话语问的相互作用、激烈碰撞和融合而创造出的成功个例。因而，我们绝不能把明星仅仅理解为影片文本中的单纯的人物形象，而必须将其置入社会变迁和流动的混杂情境中才可能对明星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较为深刻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