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专题询问是我们在监督工作组织方法上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创新。要把专题询问工作坚持好、完善好，使之成为人大履行职能、增强监督实效的重要形式。”2011年9月29日上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永明在专题询问会上的讲话，表明专题询问经过首次演练，将在今后的省人大监督工作中持续接力，成为人大提高履职能力、增强监督实效的一项重要工作方法。
　　询问，作为监督法规定的7种人大监督方式之一，自去年开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垂范带动下，逐渐在地方人大的权力殿堂中“亮相”，进而成为人大工作的一股“潮流”。尤其是“专题询问”，更是“四处开花”，似有一番“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之势。舆论普遍认为，专题询问“问”出了民众的心声，“问”出了人大的权威。
　　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刨根究底，是社会对人大角色的期待，但这恰恰成了不少地方人大的“软肋”。在专项工作审议中，由于缺乏监督的 “底气”和“硬气”，不发言、少说话、大而化之谈问题、不痛不痒提建议等监督工作的“病态”，成了人大审议的一种“常态”。如何“对症下药”，提高审议质量，增强监督实效，人大面临着现实考验。
　　结合人大常委会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开展专题询问，把两种监督形式结合起来，形成“组合拳”，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效应。目前，人大常委会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有限，常委会组成人员有许多情况想了解而未能了解，往往有一种事没搞清、话没说完的“不爽”。在审议的基础上开展专题询问，询问和应询者在一问一答中，把关系工作全局、关系百姓利益的事情弄个清楚明白，这不仅拓展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知情權，也为有关机关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拓宽了思路。这正是专题询问之所以受到地方人大 “热捧”的原因所在。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蹒跚学步的专题询问，欲形成高歌猛进的长效态势，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力，同样面临不少棘手的现实难题。
　　首先是思想的误区。从目前各地开展专题询问的实际情况来看，有的地方人大只是简单“复制”和“拷贝”全国人大的做法，象征性地询问一下，摆摆样子。也有一些地方人大认为，询问权缺乏刚性，会议上简单的一问一答，不痛不痒，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不愿去“问”。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专题询问，需要深化思想认识，勇于实践，勇于探索，不断积累经验，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其次是制度的缺失。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规范，人大询问权的价值和活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无论是形式、程序、规则和方法都显得薄弱，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困境。比如，有关部门在询问会上的承诺未能兑现怎么办？再比如，在一问再问仍不知情或仍不满意的情形下，如何进一步启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等更具刚性色彩的监督手段？
　　再则是成效的考问。事实上，媒体对专题询问的热衷，往往局限于询问现场的火爆，形式的新颖和问题的尖锐。但是，在“过把瘾”之后，专题询问能否真正问出功效，公众心存疑虑。如果缺乏实效的支撑，今天轰轰烈烈的询问场面极有可能成为地方人大追赶“民主时髦”的“昙花一现”。因此，专题询问不能仅是会场上的一问一答，必须要务实作为，跟踪监督，一抓到底，直至兑现行权后的监督成效。
　　我们期待“专题询问”这项刚刚启动的实践创举能给人大监督带来更多的激情和活力，“问”出精彩，“问”出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