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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爆发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遭受一系列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走向了井冈山，党史学界将这一事件惯称为“引兵井冈”。然而毛泽东到底是在起义期间的何地何时作出这一伟大决策，党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究，先后提出了诸如“三湾决策说”“文家市决策说”“古城决策说”“水口决策说”“荆竹山决策说”以及“莲花决策说”和非哪个单一地点的“过程决策说”等观点。
“莲花决策说”，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的回忆资料的发掘整理，由江西党史学界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由于回忆史料更为充足，该观点曾引起党史学界的较大关注，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笔者也基本持“引兵井冈”是毛泽东在莲花决策的观点，但与其他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现就毛泽东“引兵井冈”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或评论。
为何在“引兵井冈”决策地点问题上会出现如此多的争鸣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引兵井冈”这一人为建构的概念，长期以来被误解和误用了。其表现之一是认为“引兵井冈”就是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的茨坪；表现之二也是最大的误解误用，是将“引兵井冈”理解为“安家井冈”，即决定到井冈山去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表现之三是认为“引兵井冈”实质是“转兵井冈”，即是对文家市前委会议退居湘南决议的否定，是一种转变进军方向的决策；表现之四是将“引兵井冈”的决策视为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调整的渐进过程。
笔者认为，一个历史概念的建构，既要符合话语逻辑，也要契合或者说贴近历史实际。上述“引兵井冈”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些欠缺。
从话语逻辑来说，“引兵井冈”显然是指在井冈山之外来用兵，如果进入了井冈山，自然就不是“引兵井冈”，而是要不要在此安家即“安兵井冈”的问题。此处所说的井冈山，从下面将论及的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来看，只能是指当时被称为“五井”的井冈山山区，而非井冈山的山体，更不可能是指井冈山上的茨坪，也非后来包括“六县一山”区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故此，那些主张在井冈山山区作出“引兵井冈”决策的观点，典型如已进入井冈山腹地的“古城决策说”等，实际上是将“引兵井冈”理解为“安家井冈”。
那么毛泽东“引兵井冈”果真是要到井冈山去“安家”，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吗？笔者认为这恐怕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当秋收起义接连失利，尤其是在萍乡芦溪惨遭伏击后，毛泽东迫切想找到一条退路，一条既能摆脱敌人围追堵截，避免部队再遭损失，又能稳住军心，避免部队自行瓦解，最终能撤到湘南去的退路。
首先，将秋收起义部队撤到湘南去，是前委文家市会议就定下的既定退兵方向和目标，而且从起义部队后来在井冈山不断游击湘界的种种举动来看，在最终决定“安家”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另外，毛泽东当时填的《西江月·秋收暴动》词说的是“便向平浏直进”，解放后修改时并没有改为“便向井冈直进”，而是改为“要向潇湘直进”，也可说明这一点。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要将部队撤到湘南去，是因为1927年7月他在武汉与彭公达等人制定《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主要内容就是“以湘粤大道上的汝城为中心，占据湘南，组成一个师的军力，形成一政治局势，以策应到广东去的南昌起义部队，再次实行北伐”[1]p27。这个计划得到了湖南省委和临时中共中央的批准，并且在秋收暴动前应当进行了传达，所以余洒度和苏先俊等在秋收起義前均曾想“我们决定在少数时日内，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2]p113。也可能因为如此，在文家市会议上余洒度等人虽然反对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但并不反对撤往湘南。同时，湘南运动计划与秋收暴动计划也不矛盾，并没有因实施秋收暴动而放弃湘南运动计划。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是以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2]p57
其次，从当时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来说，“引兵井冈”也不可能是指到井冈山去“安家”，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据中央党校黄少群教授研究，毛泽东在进入莲花前的1927年6月到9月不到三个月内就曾接连7次提出过“上山”主张。但从7次主张的内容来看，他当时的“上山”主张只是应对大革命失败危局、应对敌人军事进攻的一个策略上的选项，且是最后一个选项，即在城里呆不下去时或者战争打不赢时或者工农武装合法形式藏不住时，方才上山。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上山”主张的实质，主要还是指到敌人武装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山区去，带有退守以保存实力的意味，它对应的是“进城”，而非主张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有人说毛泽东搞湘南暴动计划时就选择了去湘南这个山区，要去那里做革命的“山大王”，这显然过于勉强。毛泽东搞湘南暴动的初衷主要是想在那里策应广东的第二次北伐，是一种进攻的安排。否则他不会在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针对有人主张湘南暴动如果失败应撤往广东时特别强调：“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3]p31即使到文家市会议期间，据许多当时参加起义的战士回忆，毛泽东也没有提出要去井冈山。“我们认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兵去湘南广大农村坚持斗争，最后引兵井冈……不是哪一次会议的成果，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2]P227
第三，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他上井冈山是被“逼”上的山。既然是被逼上的山，说明“引兵井冈”也不可能是一个反复调查和探索研究的过程。如何理解这个“逼”？笔者认为既可能是指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革命形势所逼，更可能是指秋收起义失利部队面临的危急所逼。
当时，一方面，自起义失利后，湘赣粤三省的敌军即展开了对部队的围追堵截，到达莲花时可以说部队“已陷身重围之中”，如果不能赶紧找到一条安全的退路，完全有可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就退路而言，“除匿深山大泽之中外，决无活动余地”。这即是说部队来到莲花后，客观上也只有走永新上井冈山一条退路可选。另一方面，芦溪惨败后，部队人员顿减，军心开始浮动，军纪开始松弛，笼罩着浓重的失败主义情绪。据赖毅回忆：“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上井冈山，战士的情绪低落，特别是芦溪受挫以后，开小差的几乎天天都有。”[4]p176 正是在这样一种急切寻找退路，避免部队被敌人全歼和自行瓦解的危急关头，部队进入了莲花，并在这里通过找当地党组织进行调查，以及收到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指示毛部应向宁冈转移，“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4]p192的口信和密信，毛泽东开始注意井冈山，并将井冈山纳入到起义部队撤往湘南的退路的视野。最终他力排众议，在莲花的宾兴馆前委会议上做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可以想象，当时由于形势紧迫，去还是不去井冈山，都必须在会议上赶紧定夺，容不得反复商讨研究，更不允许拖延迟疑。
因此，应当将“引兵井冈”理解为毛泽东在莲花为秋收起义失利部队寻找一条撤向湘南的安全退路而选择退往井冈山的决策。其内容根本不是找“摇篮”，而是找退路；不是对于退兵目的地选择的决策，而是对于退兵路线选择的决策；这个决策不是把井冈山当成水泊梁山、瓦岗寨，而是将井冈山作为退往湘南的一个暂时的落脚地。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安营扎寨，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那是后来经过多次“试错”后的事。换言之，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引兵井冈”的决策与“安家井冈”的决策的区别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后者才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调整的渐进过程，大致经过了文家市决策撤兵湘南、莲花决策引兵井冈、三湾决策整兵改编、古城决策屯兵井冈、水口决策回兵井冈、遂川大汾失利后最终放弃湘南和决定安家井冈等一系列过程。
同时，“引兵井冈”的决策与撤往湘南的决策也不矛盾，它并不是对撤往湘南方案的否定和转变。因为“引兵井冈”的初衷只是找一条当时撤往湘南的可行退路，其最终的目的地仍然是指向湘南。事实上，上井冈山后撤到湘南的原定方案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否则古城会议后他不会多次率兵伺机进击湘南。因此“引兵井冈”也不属于“转兵井冈”的决策，所谓与湘南方案博弈并最终胜出的只是“安家井冈”的决策，而不是“引兵井冈”的决策。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5]p79或许这样的解释逻辑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仅从决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并不复杂；从决策的内容来看，这一决策似乎也较寻常，只是确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往井冈山。但这个决策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却在它简单和寻常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历史能量。笔者认为毛泽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一位伟人在一个小地方作出的一个大决策。它所迈出的这一步，对于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来说是一大步。
（一）“引兵井冈”挽救了秋收起义，避免了一支刚刚诞生的新型军队被扼杀在襁褓中的命运
有一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那就是认为莲花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终结地。我们认为莲花不应是这场起义的收场地，而是它的再生地。赋予秋收起义新的生命的，正是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可以说，没有这一决策，秋收起义只是一场纯粹的且失败的军事行动，而一旦有了这个决策，秋收起义就只有失利，没有失败；而且由此“剧情”还开始出现反转，衍生出诸多连锁的历史反应，打通了秋收起义与后来中国革命的许多联系。
其中之一就是“引兵井冈”决策解决了这场起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即起义失利后的部隊退路问题，为它找到了一条走向井冈山的正确归宿。凭借这条安全退路的开通，起义部队得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最终避免了全军覆没和自行解散的危险。
应当特别指出，“引兵井冈”的这次化险为夷，拯救的不是一支一般的军队，而是中共刚刚自己创建的“工农革命军”。这支军队“举了一面新旗”，首次打出镰刀斧头旗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面军旗，也是整个秋收起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奠定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地位。如果这面旗帜倒了，秋收起义就彻底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莲花“引兵井冈”的决策，挽救了秋收起义，成就了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这个决策不仅使中国工农革命军转危为安，而且还由此化危为机，获得了重建和新生。这支躲过了厄运的部队，也正是借由“引兵井冈”，才得以有机会在进军井冈的路上，在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此一支真正意义上由我党独立领导和直接控制的新型军队诞生了。基于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莲花“引兵井冈”的决策，也应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引兵井冈”开启了井冈山道路的探索进程，拉开了中国革命步入正轨的序幕
众所周知，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而这探路的最早历史起点，笔者认为就是他在莲花作出的“引兵井冈”决策。
首先，这个决策以撤往井冈山的退兵方式，将毛泽东的“上山”主张付诸了实践，首次明确将革命武装力量引向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
其次，尽管这次决策主观上只是为秋收起义部队寻找一条撤往湘南的退路，但客观上却为后来部队最终安家井冈，在那里建立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再次，从井冈山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直接产物，而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失利后寻退路的这次决策，正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出路的集中体现与具体展开。它集中而又成功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历史逻辑，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将工作的重心（当时主要是指武装斗争）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去。
那么，这一探路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面临着巨大危机。随着“引兵井冈”这一决策开启的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转移及其伴随的井冈山道路的渐次展开，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步入正轨。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6]p486，“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7]p1426。 （三）“引兵井冈”迈出了“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揭开了中共道路自信的第一页
笔者认为，“引兵井冈”迈出了中共领导革命“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在这之前，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北伐战争，都是在走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共组织和发动的包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内的近百场武装起义，目标都是攻打城市。
可贵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来并没有按照俄国式攻打城市的革命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随着这条道路在实践中的再次受阻而在莲花决策，选择了“引兵井冈”到农村去。这不仅仅是放弃了老路，而且开始了走自己的新路。应当说，在当时中共组织的100多场起义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规模不是最大的，但却在实践上第一次打破了对他国道路的迷信和崇拜。莲花“引兵井冈”决策迈出的“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开创了中共道路自信的历史先河，第一次彰显了中共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
从精神层面来说，“走自己的路”应当属于道路自信的首要之义，是指主体敢于选择走自己的路，通过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确证自己。道路自信是“特定主体对所走道路的一种积极评价和肯定，以及对坚持这条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8]p79。如果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他者的道路，这种肯定和信心就不是道路自信，而是一种道路他信。
今天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兴国之路，就承继于之前的建国之路，即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的道路；而建国之路又脱胎和得益于救国之路的成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道路。三条道路虽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走自己的路，因而是一脉相承、一路贯通的。道路自信，广义上应当包括对救国之路、建国之路和兴国之路三条道路的自信。如果沿着“走自己的路”追根溯源，那么中共道路自信的历史源头，无疑便是毛泽东莲花决策在救国之路上所迈出的“引兵井冈”的最早的那一步。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2]湘赣边界秋收起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3]黄少群.从井冈山到延安——毛澤东的奋斗史[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虞崇胜，刘远亮.道路自觉与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体特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
[作者简介]何入军，男，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文侃，男，萍乡学院商学院教授。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8年07期）
“莲花决策说”，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一批新的回忆资料的发掘整理，由江西党史学界的一批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由于回忆史料更为充足，该观点曾引起党史学界的较大关注，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笔者也基本持“引兵井冈”是毛泽东在莲花决策的观点，但与其他学者的意见不尽相同。现就毛泽东“引兵井冈”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或评论。
一、“引兵井冈”：一个需要澄清和重构的概念
为何在“引兵井冈”决策地点问题上会出现如此多的争鸣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引兵井冈”这一人为建构的概念，长期以来被误解和误用了。其表现之一是认为“引兵井冈”就是将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的茨坪；表现之二也是最大的误解误用，是将“引兵井冈”理解为“安家井冈”，即决定到井冈山去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表现之三是认为“引兵井冈”实质是“转兵井冈”，即是对文家市前委会议退居湘南决议的否定，是一种转变进军方向的决策；表现之四是将“引兵井冈”的决策视为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调整的渐进过程。
笔者认为，一个历史概念的建构，既要符合话语逻辑，也要契合或者说贴近历史实际。上述“引兵井冈”的概念，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一些欠缺。
从话语逻辑来说，“引兵井冈”显然是指在井冈山之外来用兵，如果进入了井冈山，自然就不是“引兵井冈”，而是要不要在此安家即“安兵井冈”的问题。此处所说的井冈山，从下面将论及的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来看，只能是指当时被称为“五井”的井冈山山区，而非井冈山的山体，更不可能是指井冈山上的茨坪，也非后来包括“六县一山”区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故此，那些主张在井冈山山区作出“引兵井冈”决策的观点，典型如已进入井冈山腹地的“古城决策说”等，实际上是将“引兵井冈”理解为“安家井冈”。
那么毛泽东“引兵井冈”果真是要到井冈山去“安家”，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吗？笔者认为这恐怕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当秋收起义接连失利，尤其是在萍乡芦溪惨遭伏击后，毛泽东迫切想找到一条退路，一条既能摆脱敌人围追堵截，避免部队再遭损失，又能稳住军心，避免部队自行瓦解，最终能撤到湘南去的退路。
首先，将秋收起义部队撤到湘南去，是前委文家市会议就定下的既定退兵方向和目标，而且从起义部队后来在井冈山不断游击湘界的种种举动来看，在最终决定“安家”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目标。另外，毛泽东当时填的《西江月·秋收暴动》词说的是“便向平浏直进”，解放后修改时并没有改为“便向井冈直进”，而是改为“要向潇湘直进”，也可说明这一点。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要将部队撤到湘南去，是因为1927年7月他在武汉与彭公达等人制定《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主要内容就是“以湘粤大道上的汝城为中心，占据湘南，组成一个师的军力，形成一政治局势，以策应到广东去的南昌起义部队，再次实行北伐”[1]p27。这个计划得到了湖南省委和临时中共中央的批准，并且在秋收暴动前应当进行了传达，所以余洒度和苏先俊等在秋收起義前均曾想“我们决定在少数时日内，向湘南一带移动，以保存实力”[2]p113。也可能因为如此，在文家市会议上余洒度等人虽然反对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的主张，但并不反对撤往湘南。同时，湘南运动计划与秋收暴动计划也不矛盾，并没有因实施秋收暴动而放弃湘南运动计划。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们是以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2]p57
其次，从当时毛泽东的“上山”主张来说，“引兵井冈”也不可能是指到井冈山去“安家”，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据中央党校黄少群教授研究，毛泽东在进入莲花前的1927年6月到9月不到三个月内就曾接连7次提出过“上山”主张。但从7次主张的内容来看，他当时的“上山”主张只是应对大革命失败危局、应对敌人军事进攻的一个策略上的选项，且是最后一个选项，即在城里呆不下去时或者战争打不赢时或者工农武装合法形式藏不住时，方才上山。也就是说，毛泽东当时“上山”主张的实质，主要还是指到敌人武装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山区去，带有退守以保存实力的意味，它对应的是“进城”，而非主张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有人说毛泽东搞湘南暴动计划时就选择了去湘南这个山区，要去那里做革命的“山大王”，这显然过于勉强。毛泽东搞湘南暴动的初衷主要是想在那里策应广东的第二次北伐，是一种进攻的安排。否则他不会在当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针对有人主张湘南暴动如果失败应撤往广东时特别强调：“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3]p31即使到文家市会议期间，据许多当时参加起义的战士回忆，毛泽东也没有提出要去井冈山。“我们认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兵去湘南广大农村坚持斗争，最后引兵井冈……不是哪一次会议的成果，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2]P227
第三，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他上井冈山是被“逼”上的山。既然是被逼上的山，说明“引兵井冈”也不可能是一个反复调查和探索研究的过程。如何理解这个“逼”？笔者认为既可能是指大革命失败后的险恶革命形势所逼，更可能是指秋收起义失利部队面临的危急所逼。
当时，一方面，自起义失利后，湘赣粤三省的敌军即展开了对部队的围追堵截，到达莲花时可以说部队“已陷身重围之中”，如果不能赶紧找到一条安全的退路，完全有可能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就退路而言，“除匿深山大泽之中外，决无活动余地”。这即是说部队来到莲花后，客观上也只有走永新上井冈山一条退路可选。另一方面，芦溪惨败后，部队人员顿减，军心开始浮动，军纪开始松弛，笼罩着浓重的失败主义情绪。据赖毅回忆：“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从文家市出发上井冈山，战士的情绪低落，特别是芦溪受挫以后，开小差的几乎天天都有。”[4]p176 正是在这样一种急切寻找退路，避免部队被敌人全歼和自行瓦解的危急关头，部队进入了莲花，并在这里通过找当地党组织进行调查，以及收到宋任穷送来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指示毛部应向宁冈转移，“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4]p192的口信和密信，毛泽东开始注意井冈山，并将井冈山纳入到起义部队撤往湘南的退路的视野。最终他力排众议，在莲花的宾兴馆前委会议上做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可以想象，当时由于形势紧迫，去还是不去井冈山，都必须在会议上赶紧定夺，容不得反复商讨研究，更不允许拖延迟疑。
因此，应当将“引兵井冈”理解为毛泽东在莲花为秋收起义失利部队寻找一条撤向湘南的安全退路而选择退往井冈山的决策。其内容根本不是找“摇篮”，而是找退路；不是对于退兵目的地选择的决策，而是对于退兵路线选择的决策；这个决策不是把井冈山当成水泊梁山、瓦岗寨，而是将井冈山作为退往湘南的一个暂时的落脚地。笔者认为，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安营扎寨，开辟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那是后来经过多次“试错”后的事。换言之，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引兵井冈”的决策与“安家井冈”的决策的区别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后者才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索、调整的渐进过程，大致经过了文家市决策撤兵湘南、莲花决策引兵井冈、三湾决策整兵改编、古城决策屯兵井冈、水口决策回兵井冈、遂川大汾失利后最终放弃湘南和决定安家井冈等一系列过程。
同时，“引兵井冈”的决策与撤往湘南的决策也不矛盾，它并不是对撤往湘南方案的否定和转变。因为“引兵井冈”的初衷只是找一条当时撤往湘南的可行退路，其最终的目的地仍然是指向湘南。事实上，上井冈山后撤到湘南的原定方案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否则古城会议后他不会多次率兵伺机进击湘南。因此“引兵井冈”也不属于“转兵井冈”的决策，所谓与湘南方案博弈并最终胜出的只是“安家井冈”的决策，而不是“引兵井冈”的决策。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5]p79或许这样的解释逻辑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引兵井冈”：一个小地方作出的一个大决策
仅从决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并不复杂；从决策的内容来看，这一决策似乎也较寻常，只是确定秋收起义部队退往井冈山。但这个决策产生的结果和影响，却在它简单和寻常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历史能量。笔者认为毛泽东莲花决策“引兵井冈”是一位伟人在一个小地方作出的一个大决策。它所迈出的这一步，对于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来说是一大步。
（一）“引兵井冈”挽救了秋收起义，避免了一支刚刚诞生的新型军队被扼杀在襁褓中的命运
有一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那就是认为莲花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终结地。我们认为莲花不应是这场起义的收场地，而是它的再生地。赋予秋收起义新的生命的，正是毛泽东在莲花决策“引兵井冈”。可以说，没有这一决策，秋收起义只是一场纯粹的且失败的军事行动，而一旦有了这个决策，秋收起义就只有失利，没有失败；而且由此“剧情”还开始出现反转，衍生出诸多连锁的历史反应，打通了秋收起义与后来中国革命的许多联系。
其中之一就是“引兵井冈”决策解决了这场起义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即起义失利后的部隊退路问题，为它找到了一条走向井冈山的正确归宿。凭借这条安全退路的开通，起义部队得以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最终避免了全军覆没和自行解散的危险。
应当特别指出，“引兵井冈”的这次化险为夷，拯救的不是一支一般的军队，而是中共刚刚自己创建的“工农革命军”。这支军队“举了一面新旗”，首次打出镰刀斧头旗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面军旗，也是整个秋收起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奠定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地位。如果这面旗帜倒了，秋收起义就彻底失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莲花“引兵井冈”的决策，挽救了秋收起义，成就了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这个决策不仅使中国工农革命军转危为安，而且还由此化危为机，获得了重建和新生。这支躲过了厄运的部队，也正是借由“引兵井冈”，才得以有机会在进军井冈的路上，在永新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开始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此一支真正意义上由我党独立领导和直接控制的新型军队诞生了。基于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莲花“引兵井冈”的决策，也应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引兵井冈”开启了井冈山道路的探索进程，拉开了中国革命步入正轨的序幕
众所周知，井冈山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而这探路的最早历史起点，笔者认为就是他在莲花作出的“引兵井冈”决策。
首先，这个决策以撤往井冈山的退兵方式，将毛泽东的“上山”主张付诸了实践，首次明确将革命武装力量引向了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山区。
其次，尽管这次决策主观上只是为秋收起义部队寻找一条撤往湘南的退路，但客观上却为后来部队最终安家井冈，在那里建立中国革命第一个农村根据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再次，从井冈山道路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直接产物，而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失利后寻退路的这次决策，正是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出路的集中体现与具体展开。它集中而又成功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历史逻辑，即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将工作的重心（当时主要是指武装斗争）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去。
那么，这一探路的成功意味着什么呢？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面临着巨大危机。随着“引兵井冈”这一决策开启的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的转移及其伴随的井冈山道路的渐次展开，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步入正轨。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6]p486，“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7]p1426。 （三）“引兵井冈”迈出了“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揭开了中共道路自信的第一页
笔者认为，“引兵井冈”迈出了中共领导革命“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在这之前，无论是工人运动，还是北伐战争，都是在走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共组织和发动的包括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内的近百场武装起义，目标都是攻打城市。
可贵的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后来并没有按照俄国式攻打城市的革命道路继续走下去，而是随着这条道路在实践中的再次受阻而在莲花决策，选择了“引兵井冈”到农村去。这不仅仅是放弃了老路，而且开始了走自己的新路。应当说，在当时中共组织的100多场起义中，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规模不是最大的，但却在实践上第一次打破了对他国道路的迷信和崇拜。莲花“引兵井冈”决策迈出的“走自己的路”的第一步，开创了中共道路自信的历史先河，第一次彰显了中共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
从精神层面来说，“走自己的路”应当属于道路自信的首要之义，是指主体敢于选择走自己的路，通过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来确证自己。道路自信是“特定主体对所走道路的一种积极评价和肯定，以及对坚持这条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心”[8]p79。如果所选择的道路是一条他者的道路，这种肯定和信心就不是道路自信，而是一种道路他信。
今天我们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兴国之路，就承继于之前的建国之路，即社会主义改造和初步建设时期的道路；而建国之路又脱胎和得益于救国之路的成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道路。三条道路虽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走自己的路，因而是一脉相承、一路贯通的。道路自信，广义上应当包括对救国之路、建国之路和兴国之路三条道路的自信。如果沿着“走自己的路”追根溯源，那么中共道路自信的历史源头，无疑便是毛泽东莲花决策在救国之路上所迈出的“引兵井冈”的最早的那一步。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编.秋收起义资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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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虞崇胜，刘远亮.道路自觉与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体特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
[作者简介]何入军，男，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文侃，男，萍乡学院商学院教授。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2018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