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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
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
一名勘界员感慨道，每次跑边界之前，
都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一份遗书，以防不测
如果不处理好边界问题，“我们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
新中国成立时，继承的是一条与所有邻国都有问题的边界，情况十分复杂。有的边界从未划定，仅依靠传统习惯线或实际控制线进行管辖。有的边界虽有旧界约规定，但由于条约文字、附图和实地情况存在矛盾，形成了众多争议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修睦四邻，为建设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1953年，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明回国述职时，周恩来对他说：“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益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与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1956年1月，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说：如果不能解决边界问题，“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很谨慎：“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懸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第一个与中国划定边界的国家是缅甸。
缅甸是中国山水相依的近邻，两国有共同边界2000多公里，交界地多为深山老林。当时，中国和缅甸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未定边界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当缅甸联邦政府决定首先承认中国新的共产党政权时，它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缅甸1948年1月4日获得独立，首任总理吴努是作家出身，他曾坦率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
在缅甸看来，愈是害怕，愈是要友好，所以想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在得知友邦印度要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后，缅方专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打电报，希望尼赫鲁照顾一下，让其先承认新中国。尼赫鲁答应了。于是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当时，缅甸国内有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有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数千人盘踞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带。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吴努十分担心新中国会以追剿蒋军为借口，“先发制人”，入侵缅甸，并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推翻缅甸政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缅方即几次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希望能早日获得解决。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1954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后，开始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缅甸，中缅两位总理的初次接触使中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毛泽东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利用追剿国民党军残部之机打缅甸，还承认历史上中国元朝、清朝进攻缅甸是侵略，说那是中国人的不对。
吴努对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进一步消除，他对毛泽东表示：“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
和毛泽东会谈后，吴努非常轻松。有一个插曲，当时缅甸驻华大使开了一个招待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都去了。这天晚上，吴努穿了一身中国的中山装，后来，这引出了周恩来访缅三穿缅甸服的动人佳话。
周恩来开了一个好头
程瑞声当时在驻缅甸使馆工作，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他参与并见证了中缅边界谈判。他后来回忆：
吴努这次访华，再次谈到了边界问题。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表示：“鉴于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1955年11月，正当中缅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准备的时候，双方边防部队在黄果园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黄果园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促使两国政府把解决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从1956年初起，两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
周总理决定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局限于中缅边界问题，因为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周总理考虑要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为解决一系列边界问题开一个好头。周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中缅边界问题解决之后，周总理叫人给外交部亚洲司送来一大皮箱材料，让我们归档。我们打开后发现，尽是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专家报告、历史资料、复印材料等。这些资料周总理都亲自圈阅过。
1957年，周恩来查阅了汉代以来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许多专家。周恩来听说曾任民国政府界务委员的尹明德，曾在1926年化装到边界北段的江心坡进行考察，并且几十年来从事中缅边界的研究，十分钦佩，便把尹明德请到北京，当面询问详情。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了许多资料和地图。为了搞清楚问题，周恩来经常忙碌到深夜。
当时的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于祖国领土问题考察之细致入微。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当时外交大局就是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包围圈，而当时印度、缅甸和平中立，所以印度、缅甸是中国重点争取的对象。
经过几年的友好协商，中缅双方所有争议问题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该条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又相继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相继与俄罗斯、老挝、中亚三国和越南等签署了边界条约和协定。至今，中国已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边界，与其他国家的商谈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在海洋方面，2000年，中国同越南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这是中国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海上界线。目前，中国海洋划界工作刚刚起步，除了已经划定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之外，中国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与海上鄰国之间的绝大部分海上边界尚未划定。
不过中国积极推进与邻国的共同开发和多种形式的海上合作，与朝鲜签订了油气共同开发协定，与菲律宾和越南签订了《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与韩国和日本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与东盟十国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正在推动有关后续行动。
中缅勘界：在硝烟中完成
两国边界划定后，相邻国家间还需进行勘界工作，即运用测绘技术手段把条约以文字和地图确定的边界线落到实地，包括在实地树立界桩对边界线走向进行标示，把在实地标清的边界线详细转绘到地图上，并制订出准确叙述边界线走向的议定书。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行走在边界线上的外交官，也被称为“为祖国扎紧篱笆的人”。他们负责确定和管理祖国的边界线，谈判、划界、勘界、联检、竖立界碑……他们丈量、梳理、捍卫着国家神圣的边界。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边界陌生、遥远而抽象。但对他们来说，祖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是脚下茂密的丛林、缺氧的高原、荒芜的戈壁，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在10325公里的边界线上共竖立了1226棵界桩。随后，中国又与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联合完成了勘界工作，在6482公里的边界线上竖立了1918棵界桩。至2009年，中国开始与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进行勘界工作，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勘界工作也随即展开。
中缅边界勘定工作较为特殊，他们是在硝烟中完成的。
当时，中缅边境一带盘踞着国民党军残部，随着中缅边界勘察工作的展开，1960年4月，周恩来在访缅期间同吴努会谈中，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同年6月，在中缅边界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为保护勘界人员，必须给国民党残部必要的打击，缅方同意。由于缅方军力不足，缅方后来主动要求中方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协助缅军拔除国民党残部的大本营，周恩来指示同意。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中方两次出动部队出境与缅军共同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被歼外，大多逃离缅甸，使中缅联合勘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缅方从过去担心中国以肃清逃缅国民党军为借口入侵缅甸，到现在主动要求中方军队入境联合作战，这是一个飞跃，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中缅双方派出大批人员组成联合勘察队，不怕疲劳，跋山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勘察工作。
正是由于这些边界勘察队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缅边界条约得以如期签订。
中越勘界：“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
中越山水相连，共享1347公里陆地边界。自1999年底《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组成12个联合勘界组，共设立近2000块界碑。
中越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复杂，气候条件恶劣，很多界线远离村寨，勘界点多在高山河谷中，几乎无路可走。勘界人员甚至在深山老林跋涉三四天才能到达边界线。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口岸，盘龙河边，中越国门相对而立。同样隔河相望的，是第261（1）、261（2）号界碑。设立于2002年7月26日，是中越陆地边界第五联合勘界组最早设立的两块界碑。
第五勘界组负责麻栗坡段，任务重、难点多。8年共设立界碑258块，平均每隔640米一块。
勘界看似简单——把图纸定的界碑方位，落实到边境线。然而，所有谈判、测量、立碑，必须在野外操作。每一块界碑背后，都充满艰辛。
谈判过程，漫长而艰难，勘界队员都不愿多提。图上每个点，都是一片土地，双方为了各自国家利益，寸土必争，他们说：“勘界是谈判，是斗争，是妥协，更是友谊。”
最终，历经10年，所有争议以友谊的形式，化成边境线上近2000块界碑。
那是一段极其艰辛的岁月，中越勘界组每日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一边走，一边用刀在前面开道。
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一名队员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很多队员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除了蛇，地雷也常在路边“探出脑袋”。曾经硝烟滚滚的老山和八里河东山，残留不少地雷。
有一位勘界员，在中越边界工作时曾碰到地雷：“那地方根本没有路，野草没到大腿，工作时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地走了多次，还动用仪器进行测量。第二天挖土竖立界碑的时候，一铁锹下去就挖到一枚地雷，赶紧叫来边防官兵给引爆了。幸亏这颗雷有点发锈，要不然一脚踏下去早给爆掉了。”当地群众唏嘘：“真是捡回来一条命。” 2007年夏天，周俊杰加入第五勘界组，“我是第7任秘书，‘跑最后一棒’”。周俊杰当时的办公室，距离雷区仅十多公里。
他花了几个月才渐渐克服对地雷的恐惧。“前几次，我都死盯住前方队友的脚步，尽量踩着他们脚印前进。”周俊杰说，每次过雷区前，边防部队都会先扫雷，为勘界组开路。“但地雷分布散乱，很难扫清;也没这个必要，只要开出一条安全的道路，就行了”。
在红油漆或木棍标出的小路上，周俊杰和同事们小心前行。沿途时不时能看见地雷，“就离我脚边几厘米远”。
地雷埋藏多年后，可能会“搬家”——或经风吹雨打露头，或因山体滑坡深埋。周俊杰印象最深的一次，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界碑点确定后，由专业施工队立碑。那天刚开始施工，就挖出了3枚地雷，幸亏工人很谨慎，没引爆。”周俊杰回忆说，“地雷上方，我当初肯定站过，还好埋得比较深。”
山路难走。勘界队员“手脚并用，匍匐前进，各种姿势都用过。经常爬着上去，滑着下来”。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树木长得格外茂盛，要想正确判断方向，认清地形，必须爬树。
有时地形过于复杂，靠走和爬还不够，还必须借助外力。完全无路可走时，就需要请专业施工队出马，开辟出一条便道;过于茂密的丛林，还有可能影响设备接收信号，也需施工人员协助，砍去一部分树木，保障通信。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也极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
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个小时后，在前往卫生院的路上离开了人世。
蔡碧凌是2000年6月调入马关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纵横，他都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一步走过。
“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使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就某个争执点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词语事先告诉翻译，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尺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多次谈判中，蔡碧凌有理、有利、有据，致使谈判对手多次出现冷战、僵局，甚至拂手而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蔡碧凌就等谈判对手心平气和再谈判。
蔡碧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
中俄勘界：旷日持久
2.2万多公里的中国边界，都需要勘界员用脚步丈量。
1997年，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中俄边界东段1182棵界桩都已竖立，4195公里长的边界线已经勘定。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就最后一个难题――416号至419号地区的边界走向达成了一致，胜利在望。不管是中俄两国领导人，还是两国外交部都期待在当年底结束旷日持久的中俄边界勘界工作。
就在这时，第十勘界组传来消息，双方对最后一棵未竖立的界桩――418号界桩的位置有分歧，勘界工作又停了下来。9月，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谈，决定派中方副首席代表马亚欧和俄方副首席代表雷任科各带一个专家组到实地来解决这一问题。
418号界桩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点地区，这里人烟稀少，沼泽密布，是一片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湿地，经常可以看见各种野生动物出没。据介绍，这一地区是我国仅有的可以看到野生东北虎的几个地区之一。
10月15日，马亚欧和处里的工作人员朱健，还有总参的同志一起赶赴吉林省珲春市。
10月中旬的北京，正是观赏香山红叶的好时候，而东北边界上已是寒风凛冽。
在实地考察边界的过程中，马亚欧等人乘车沿边界线艰难跋涉了好几天。在盘山爬坡时极其危险，山路崎岖狭窄，路面凹凸不平，下面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车毁人亡。
有一次，朱健乘坐的越野吉普车正艰难地在山路上盘旋时，突然一个前轱辘被颠飞，掉到悬崖下，眼看汽车就要失去平衡，司机马上紧急刹车。幸亏当时路况极差，车速很低，司机凭经验及时把握住了车子的平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到达418号界桩处后，双方勘界组长介绍了当地的地形情况，并指出了双方对第418号界桩位置的分歧，俄方意见是418号界桩在一棵树下，中方意见是418号界桩在小沙丘上，两处相距10多米远。俄方坚持认为俄勘界小组的意见正确，马亚欧也不示弱，双方互不相让，各自据理争论。
争论了半小时，双方都认识到坚持原来的立场不会有结果。马亚欧把俄方代表拉到一旁说，4000多公里的边界已经勘定，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在等待着把这最后一棵界桩定下来，以向世界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已经勘定。今天我们两个必须向前走，不能空手而归。
经过一番争执和磋商，双方终于确定了最后一棵界桩。在场的中俄双方人员欢呼了起来，双方互相握手，祝贺中俄东段野外勘界全线勘定。紧接着，双方把一根漆成红色的木桩深深地夯进了大地。
中蒙勘界：在沙丘中迷失方向
中蒙边界是中国最长的一条陆地边界线，约4700公里。边界地形复杂，西部多为沙漠、戈壁、山地，东部以草原、沙漠为主，兼有林区、沼泽、湖泊、河流和山地。 2000年6月6日至7月7日，为做好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檢查工作，时任外交部条法司副处长的欧阳玉靖率6位同志组成的考察组，对中蒙边界进行了内部调查。
此次考察东起内蒙古满洲里市的中俄蒙三国交界点，西至新疆阿勒泰市的红山嘴边防连，途中经过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穿越了内蒙古草原和高原、大青山、阿拉善高原、祁连山、准噶尔盆地、阿尔泰山、天山、河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历时32天，总行程约一万公里，途中数次历险。
一次，考察组赴中俄蒙三国交界点检查位于沼泽地带的639号界桩。越野车进入沼泽地带后艰难地行进，距该界桩约1公里时，突然降暴雨，致使车辆5次陷入沼泽地中。
陷车最深的一次，十几个人都无法将车挪动半分。大家用纸盒、旧衣服将轮胎慢慢垫起，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脱离困境。
在穿越阿拉善高原上的巴丹吉林沙漠时，当地军分区副司令员带队。一进入茫茫沙漠，人和车队就显得格外渺小。四周都是沙山，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能听到窗外车轮与沙粒发出的摩擦声。
车队行进一个小时后，突然停下。原来，他们在沙丘中迷失了方向。沙漠地区没有通讯信号，无法与外界沟通。已至中午，太阳毒辣，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最后还是副司令员凭借丰富的经验从沙丘的环绕中杀出来，找到了原来的路。
此次考察的最后一站是位于3000多米的阿尔泰山上的红山嘴边防连所在地区。该地区距阿勒泰市区170公里，有60公里的柏油路，剩余的110公里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路上几乎都是石块，路面最宽不过三四米，窄处仅容一车通行。110公里的山路，走了近8个小时。
第二天下山时，又出现险情。当时天下起了雨，路面因有浮土，很快就变得泥泞起来。司机格外小心，沿着前车轧出的车辙缓慢行驶，握方向盘的手因太过用力青筋暴突。就在一个急转弯处，后轮轧上了一个石块后打滑，车体后部急剧地往左侧路边侧滑。司机赶紧打方向盘，但已控制不了车身，滑向悬崖边。
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同志见状欲打开车门跳车，司机急喊：“别动！否则车要失去平衡。”幸好车轮轧上路边的一片杂草，车子停了下来。下车一看，轮胎距悬崖仅两三公分。事后，一名队员感慨道，每次跑边界之前，都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一份遗书，以防不测。
图上1毫米相当于地面50米
划界和勘界等工作，可以说是对人意志和体力的考验。
每一次谈判或者实地调研都是一次打拼和考验。工作起来经常要连轴转，可谓“黑白颠倒”。一位年轻外交官回忆说，有一次勘界会谈，从当天上午9点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3点，其间中方没有一人休息，只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专家趴在谈判桌上打了个盹。“野外风餐露宿，谈判据理力争。外交官作为文装解放军的特点在边界人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
边界与海洋司的外交官们经常会来到一些历史文献上曾经标注过的地方。“几百年前条约上标注的地方，一下子就在你眼前，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不容许你工作有半点马虎”。
的确半点马虎不得，1比50000的比例尺，图上1毫米仍然相当于地面50米。为了国家利益，这些外交官们必须精益求精，甚至达到钻牛角尖的程度。
当界碑竖立完毕，测绘人员精确测量出界标的坐标和高程等数据，再将其记录在案。当这些成果经过审核验收后，测绘人员又必须以无比的细心和高超的技巧将这条线以0.2毫米的宽度标绘在地图上。
“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要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从事陆地与海洋边界工作的每一个外交官在工作中无不倾尽全力。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毓婧 来源/《揭秘：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陈辉/文，《党史博览》2011年11月;《边界线是这样划出来的》，于建/文，《北京晚报》2009年05月19日;《中越勘界八年故事：勘界队员用脚步丈量国界线》，李怀岩、何丰伦/文，《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1月9日等）
他们用脚步丈量祖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
一名勘界员感慨道，每次跑边界之前，
都在办公室抽屉里留一份遗书，以防不测
如果不处理好边界问题，“我们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
新中国成立时，继承的是一条与所有邻国都有问题的边界，情况十分复杂。有的边界从未划定，仅依靠传统习惯线或实际控制线进行管辖。有的边界虽有旧界约规定，但由于条约文字、附图和实地情况存在矛盾，形成了众多争议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修睦四邻，为建设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1953年，中国驻缅甸首任大使姚仲明回国述职时，周恩来对他说：“我们的对外关系中，有切身利益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华侨问题，一个是边界问题。我们与周边国家都有边界纠葛，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1956年1月，周恩来对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说：如果不能解决边界问题，“那就会天天吵架，我们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对于最容易引发争议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很谨慎：“如果因为边界问题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还不如不提出、不解决为好，以等待时机的成熟。”“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所有懸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第一个与中国划定边界的国家是缅甸。
缅甸是中国山水相依的近邻，两国有共同边界2000多公里，交界地多为深山老林。当时，中国和缅甸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未定边界存在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当缅甸联邦政府决定首先承认中国新的共产党政权时，它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缅甸1948年1月4日获得独立，首任总理吴努是作家出身，他曾坦率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
在缅甸看来，愈是害怕，愈是要友好，所以想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在得知友邦印度要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后，缅方专门给印度总理尼赫鲁打电报，希望尼赫鲁照顾一下，让其先承认新中国。尼赫鲁答应了。于是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当时，缅甸国内有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有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数千人盘踞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带。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吴努十分担心新中国会以追剿蒋军为借口，“先发制人”，入侵缅甸，并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推翻缅甸政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缅方即几次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希望能早日获得解决。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1954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后，开始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缅甸，中缅两位总理的初次接触使中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毛泽东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利用追剿国民党军残部之机打缅甸，还承认历史上中国元朝、清朝进攻缅甸是侵略，说那是中国人的不对。
吴努对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进一步消除，他对毛泽东表示：“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
和毛泽东会谈后，吴努非常轻松。有一个插曲，当时缅甸驻华大使开了一个招待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都去了。这天晚上，吴努穿了一身中国的中山装，后来，这引出了周恩来访缅三穿缅甸服的动人佳话。
周恩来开了一个好头
程瑞声当时在驻缅甸使馆工作，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他参与并见证了中缅边界谈判。他后来回忆：
吴努这次访华，再次谈到了边界问题。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表示：“鉴于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1955年11月，正当中缅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准备的时候，双方边防部队在黄果园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黄果园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促使两国政府把解决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从1956年初起，两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
周总理决定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局限于中缅边界问题，因为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周总理考虑要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为解决一系列边界问题开一个好头。周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中缅边界问题解决之后，周总理叫人给外交部亚洲司送来一大皮箱材料，让我们归档。我们打开后发现，尽是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专家报告、历史资料、复印材料等。这些资料周总理都亲自圈阅过。
1957年，周恩来查阅了汉代以来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中国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许多专家。周恩来听说曾任民国政府界务委员的尹明德，曾在1926年化装到边界北段的江心坡进行考察，并且几十年来从事中缅边界的研究，十分钦佩，便把尹明德请到北京，当面询问详情。尹明德给周恩来带来了许多资料和地图。为了搞清楚问题，周恩来经常忙碌到深夜。
当时的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曾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这件事情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于祖国领土问题考察之细致入微。 1957年7月9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他说：“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当时外交大局就是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包围圈，而当时印度、缅甸和平中立，所以印度、缅甸是中国重点争取的对象。
经过几年的友好协商，中缅双方所有争议问题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该条约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又相继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相继与俄罗斯、老挝、中亚三国和越南等签署了边界条约和协定。至今，中国已与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划定了边界，与其他国家的商谈也一直在进行之中。
在海洋方面，2000年，中国同越南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这是中国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海上界线。目前，中国海洋划界工作刚刚起步，除了已经划定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之外，中国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与海上鄰国之间的绝大部分海上边界尚未划定。
不过中国积极推进与邻国的共同开发和多种形式的海上合作，与朝鲜签订了油气共同开发协定，与菲律宾和越南签订了《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与韩国和日本分别签订了渔业协定;与东盟十国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正在推动有关后续行动。
中缅勘界：在硝烟中完成
两国边界划定后，相邻国家间还需进行勘界工作，即运用测绘技术手段把条约以文字和地图确定的边界线落到实地，包括在实地树立界桩对边界线走向进行标示，把在实地标清的边界线详细转绘到地图上，并制订出准确叙述边界线走向的议定书。
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行走在边界线上的外交官，也被称为“为祖国扎紧篱笆的人”。他们负责确定和管理祖国的边界线，谈判、划界、勘界、联检、竖立界碑……他们丈量、梳理、捍卫着国家神圣的边界。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边界陌生、遥远而抽象。但对他们来说，祖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是脚下茂密的丛林、缺氧的高原、荒芜的戈壁，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邻国在10325公里的边界线上共竖立了1226棵界桩。随后，中国又与俄罗斯、老挝、哈萨克斯坦联合完成了勘界工作，在6482公里的边界线上竖立了1918棵界桩。至2009年，中国开始与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进行勘界工作，中国与塔吉克斯坦的勘界工作也随即展开。
中缅边界勘定工作较为特殊，他们是在硝烟中完成的。
当时，中缅边境一带盘踞着国民党军残部，随着中缅边界勘察工作的展开，1960年4月，周恩来在访缅期间同吴努会谈中，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
同年6月，在中缅边界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提出为保护勘界人员，必须给国民党残部必要的打击，缅方同意。由于缅方军力不足，缅方后来主动要求中方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协助缅军拔除国民党残部的大本营，周恩来指示同意。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中方两次出动部队出境与缅军共同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被歼外，大多逃离缅甸，使中缅联合勘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缅方从过去担心中国以肃清逃缅国民党军为借口入侵缅甸，到现在主动要求中方军队入境联合作战，这是一个飞跃，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中缅双方派出大批人员组成联合勘察队，不怕疲劳，跋山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勘察工作。
正是由于这些边界勘察队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缅边界条约得以如期签订。
中越勘界：“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
中越山水相连，共享1347公里陆地边界。自1999年底《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订以来，两国组成12个联合勘界组，共设立近2000块界碑。
中越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复杂，气候条件恶劣，很多界线远离村寨，勘界点多在高山河谷中，几乎无路可走。勘界人员甚至在深山老林跋涉三四天才能到达边界线。
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天保口岸，盘龙河边，中越国门相对而立。同样隔河相望的，是第261（1）、261（2）号界碑。设立于2002年7月26日，是中越陆地边界第五联合勘界组最早设立的两块界碑。
第五勘界组负责麻栗坡段，任务重、难点多。8年共设立界碑258块，平均每隔640米一块。
勘界看似简单——把图纸定的界碑方位，落实到边境线。然而，所有谈判、测量、立碑，必须在野外操作。每一块界碑背后，都充满艰辛。
谈判过程，漫长而艰难，勘界队员都不愿多提。图上每个点，都是一片土地，双方为了各自国家利益，寸土必争，他们说：“勘界是谈判，是斗争，是妥协，更是友谊。”
最终，历经10年，所有争议以友谊的形式，化成边境线上近2000块界碑。
那是一段极其艰辛的岁月，中越勘界组每日行走在茫茫大山、原始森林和崎岖小路。一边走，一边用刀在前面开道。
有一次，在山上搭完帐篷，出去砍柴回来，一名队员发现一条色彩鲜艳的蛇已经睡在被子里了。很多队员一年四季不管多热都要穿两条裤子，因为草丛里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
除了蛇，地雷也常在路边“探出脑袋”。曾经硝烟滚滚的老山和八里河东山，残留不少地雷。
有一位勘界员，在中越边界工作时曾碰到地雷：“那地方根本没有路，野草没到大腿，工作时在那个地方来来回回地走了多次，还动用仪器进行测量。第二天挖土竖立界碑的时候，一铁锹下去就挖到一枚地雷，赶紧叫来边防官兵给引爆了。幸亏这颗雷有点发锈，要不然一脚踏下去早给爆掉了。”当地群众唏嘘：“真是捡回来一条命。” 2007年夏天，周俊杰加入第五勘界组，“我是第7任秘书，‘跑最后一棒’”。周俊杰当时的办公室，距离雷区仅十多公里。
他花了几个月才渐渐克服对地雷的恐惧。“前几次，我都死盯住前方队友的脚步，尽量踩着他们脚印前进。”周俊杰说，每次过雷区前，边防部队都会先扫雷，为勘界组开路。“但地雷分布散乱，很难扫清;也没这个必要，只要开出一条安全的道路，就行了”。
在红油漆或木棍标出的小路上，周俊杰和同事们小心前行。沿途时不时能看见地雷，“就离我脚边几厘米远”。
地雷埋藏多年后，可能会“搬家”——或经风吹雨打露头，或因山体滑坡深埋。周俊杰印象最深的一次，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界碑点确定后，由专业施工队立碑。那天刚开始施工，就挖出了3枚地雷，幸亏工人很谨慎，没引爆。”周俊杰回忆说，“地雷上方，我当初肯定站过，还好埋得比较深。”
山路难走。勘界队员“手脚并用，匍匐前进，各种姿势都用过。经常爬着上去，滑着下来”。原始森林人迹罕至，树木长得格外茂盛，要想正确判断方向，认清地形，必须爬树。
有时地形过于复杂，靠走和爬还不够，还必须借助外力。完全无路可走时，就需要请专业施工队出马，开辟出一条便道;过于茂密的丛林，还有可能影响设备接收信号，也需施工人员协助，砍去一部分树木，保障通信。
中越陆地联合勘界第四组的工作在勘界整体工作中也极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工作段地形复杂、水急河深、山高坡陡，并且占有中越边界云南段争议地区中的五分之一。
由于争议地区多、划出面积多、军事设施多，在勘界中与越方博弈谈判的过程十分艰难。中方勘界队员在这里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心血、甚至是生命。
2006年8月10日晨6时左右，蔡碧凌在都龙茅坪准备上界勘界时，不幸因病倒在了潮湿的宿舍内，1个小时后，在前往卫生院的路上离开了人世。
蔡碧凌是2000年6月调入马关县外事办任主任的，2002年他被委派了重要任务——做好中越陆地边界内部勘界工作。从此，他开始了用步子丈量138公里长的国界线的艰难行程。地图上的每一个点，无论是荒无人烟，还是沟壑纵横，他都凭着一根自制的手杖一步一步走过。
“馬关30多万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这件事，而我遇上了。我能代表国家签字，是历史赋予我的光荣使命，值得我一生为之骄傲和自豪。”蔡碧凌经常这样说。
为取得谈判成功，不让越方占到便宜，蔡碧凌每天从山野回来就看条约和附图。针对条约中所述内容逐条逐句地与队员商讨，就某个争执点提出多套应对方案，同时将第二天谈判需要的词语事先告诉翻译，让他有个准备，以便于越方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谈判中，双方的斗争相当激烈，既需要有外交家的风范，又要以条约、附图为尺度，既要照顾好双方的感情，又要代表国家利益。多次谈判中，蔡碧凌有理、有利、有据，致使谈判对手多次出现冷战、僵局，甚至拂手而去。每每遇到这种情况，蔡碧凌就等谈判对手心平气和再谈判。
蔡碧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所有勘界队员的心声：“只要属于我国的领土，死也不能让你一寸。”
中俄勘界：旷日持久
2.2万多公里的中国边界，都需要勘界员用脚步丈量。
1997年，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努力，中俄边界东段1182棵界桩都已竖立，4195公里长的边界线已经勘定。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就最后一个难题――416号至419号地区的边界走向达成了一致，胜利在望。不管是中俄两国领导人，还是两国外交部都期待在当年底结束旷日持久的中俄边界勘界工作。
就在这时，第十勘界组传来消息，双方对最后一棵未竖立的界桩――418号界桩的位置有分歧，勘界工作又停了下来。9月，中俄联合勘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谈，决定派中方副首席代表马亚欧和俄方副首席代表雷任科各带一个专家组到实地来解决这一问题。
418号界桩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点地区，这里人烟稀少，沼泽密布，是一片仍处于原始状态的湿地，经常可以看见各种野生动物出没。据介绍，这一地区是我国仅有的可以看到野生东北虎的几个地区之一。
10月15日，马亚欧和处里的工作人员朱健，还有总参的同志一起赶赴吉林省珲春市。
10月中旬的北京，正是观赏香山红叶的好时候，而东北边界上已是寒风凛冽。
在实地考察边界的过程中，马亚欧等人乘车沿边界线艰难跋涉了好几天。在盘山爬坡时极其危险，山路崎岖狭窄，路面凹凸不平，下面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随时都可能车毁人亡。
有一次，朱健乘坐的越野吉普车正艰难地在山路上盘旋时，突然一个前轱辘被颠飞，掉到悬崖下，眼看汽车就要失去平衡，司机马上紧急刹车。幸亏当时路况极差，车速很低，司机凭经验及时把握住了车子的平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到达418号界桩处后，双方勘界组长介绍了当地的地形情况，并指出了双方对第418号界桩位置的分歧，俄方意见是418号界桩在一棵树下，中方意见是418号界桩在小沙丘上，两处相距10多米远。俄方坚持认为俄勘界小组的意见正确，马亚欧也不示弱，双方互不相让，各自据理争论。
争论了半小时，双方都认识到坚持原来的立场不会有结果。马亚欧把俄方代表拉到一旁说，4000多公里的边界已经勘定，两国领导人和两国政府在等待着把这最后一棵界桩定下来，以向世界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已经勘定。今天我们两个必须向前走，不能空手而归。
经过一番争执和磋商，双方终于确定了最后一棵界桩。在场的中俄双方人员欢呼了起来，双方互相握手，祝贺中俄东段野外勘界全线勘定。紧接着，双方把一根漆成红色的木桩深深地夯进了大地。
中蒙勘界：在沙丘中迷失方向
中蒙边界是中国最长的一条陆地边界线，约4700公里。边界地形复杂，西部多为沙漠、戈壁、山地，东部以草原、沙漠为主，兼有林区、沼泽、湖泊、河流和山地。 2000年6月6日至7月7日，为做好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檢查工作，时任外交部条法司副处长的欧阳玉靖率6位同志组成的考察组，对中蒙边界进行了内部调查。
此次考察东起内蒙古满洲里市的中俄蒙三国交界点，西至新疆阿勒泰市的红山嘴边防连，途中经过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穿越了内蒙古草原和高原、大青山、阿拉善高原、祁连山、准噶尔盆地、阿尔泰山、天山、河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历时32天，总行程约一万公里，途中数次历险。
一次，考察组赴中俄蒙三国交界点检查位于沼泽地带的639号界桩。越野车进入沼泽地带后艰难地行进，距该界桩约1公里时，突然降暴雨，致使车辆5次陷入沼泽地中。
陷车最深的一次，十几个人都无法将车挪动半分。大家用纸盒、旧衣服将轮胎慢慢垫起，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脱离困境。
在穿越阿拉善高原上的巴丹吉林沙漠时，当地军分区副司令员带队。一进入茫茫沙漠，人和车队就显得格外渺小。四周都是沙山，分不清东西南北，只能听到窗外车轮与沙粒发出的摩擦声。
车队行进一个小时后，突然停下。原来，他们在沙丘中迷失了方向。沙漠地区没有通讯信号，无法与外界沟通。已至中午，太阳毒辣，地表温度高达60多摄氏度。最后还是副司令员凭借丰富的经验从沙丘的环绕中杀出来，找到了原来的路。
此次考察的最后一站是位于3000多米的阿尔泰山上的红山嘴边防连所在地区。该地区距阿勒泰市区170公里，有60公里的柏油路，剩余的110公里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路上几乎都是石块，路面最宽不过三四米，窄处仅容一车通行。110公里的山路，走了近8个小时。
第二天下山时，又出现险情。当时天下起了雨，路面因有浮土，很快就变得泥泞起来。司机格外小心，沿着前车轧出的车辙缓慢行驶，握方向盘的手因太过用力青筋暴突。就在一个急转弯处，后轮轧上了一个石块后打滑，车体后部急剧地往左侧路边侧滑。司机赶紧打方向盘，但已控制不了车身，滑向悬崖边。
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同志见状欲打开车门跳车，司机急喊：“别动！否则车要失去平衡。”幸好车轮轧上路边的一片杂草，车子停了下来。下车一看，轮胎距悬崖仅两三公分。事后，一名队员感慨道，每次跑边界之前，都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一份遗书，以防不测。
图上1毫米相当于地面50米
划界和勘界等工作，可以说是对人意志和体力的考验。
每一次谈判或者实地调研都是一次打拼和考验。工作起来经常要连轴转，可谓“黑白颠倒”。一位年轻外交官回忆说，有一次勘界会谈，从当天上午9点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3点，其间中方没有一人休息，只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专家趴在谈判桌上打了个盹。“野外风餐露宿，谈判据理力争。外交官作为文装解放军的特点在边界人身上体现得更加突出”。
边界与海洋司的外交官们经常会来到一些历史文献上曾经标注过的地方。“几百年前条约上标注的地方，一下子就在你眼前，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不容许你工作有半点马虎”。
的确半点马虎不得，1比50000的比例尺，图上1毫米仍然相当于地面50米。为了国家利益，这些外交官们必须精益求精，甚至达到钻牛角尖的程度。
当界碑竖立完毕，测绘人员精确测量出界标的坐标和高程等数据，再将其记录在案。当这些成果经过审核验收后，测绘人员又必须以无比的细心和高超的技巧将这条线以0.2毫米的宽度标绘在地图上。
“这是一项神圣的工作，要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与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密切相关。”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从事陆地与海洋边界工作的每一个外交官在工作中无不倾尽全力。
（责编/袁栋梁 责校/陈毓婧 来源/《揭秘：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陈辉/文，《党史博览》2011年11月;《边界线是这样划出来的》，于建/文，《北京晚报》2009年05月19日;《中越勘界八年故事：勘界队员用脚步丈量国界线》，李怀岩、何丰伦/文，《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1月9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