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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中国都开始漂泊时，他执笔书写个人的乡愁。在他认为自己的湖泊已经足够大，不必再通过迁徙来拓宽的时候，却发现下一代想要的是大海。
如果时间跨度够大，对主流社会参与够深，一个人的人生，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写。
李广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的作品却是熟悉的，除非你太年轻。他作词的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潮湿的心》，曾火遍大江南北，而且持续多年，在1990年代，几乎人人都曾被它们的旋律“洗脑”。
正如想到梅子就会口内生津一般，人们听到这些歌曲，就会进入那个消失了的时代。当时的衣着、发型、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生活场景，都会在脑子里感性复苏。这种感觉也是“乡愁”的一种，区别于曾经指向现实物理空间的乡愁，它指向过去的社会空间。
李广平是那一类能用平白的语言直抵人心柔软之处的词作者，“故乡”、“他乡”是他的歌词中常见的意象。1982年离开故土，开始辗转他乡，因此其感受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与体验。但在另一个层次上，他也临摹了整个社会—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就像一台开打后的麻将，个体纷纷离开原本的乡土位置，杂处、无定、缓慢重构，进入身份认同的摇摆与迷茫。
新的文化随之生长。
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开头，1982年李广平考上了大学，从广东北部山区乳源县的一个小镇，向现代城市“移民”。
命运给了他一个幸运的时间窗口，如果早生几年，他很可能失去这个开头。
“我哥哥就是比我早生了4年，读大学没他的份，当兵没他的份;上山下乡有他的份，计划生育有他的份，下岗有他的份，什么糟糕的事情都轮在了他的身上。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人生一直比较顺利，而我哥哥就完全相反，他成了那个曙光初现的时代的最后一批受难者。有时候我会想，他是在帮我们背负苦难。”
在当时的乡镇、农村，人人都以离开为荣，实现农转非、吃“公家粮”是一个起点，更是“成功”本身。然而离开并不容易，读书是最主流的途径，这一年，整个乳源县只有6个人考上大学。
李广平考上的是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他的单亲母亲对学校很满意，因为师范院校“读书不用钱，工作有保障”，而李广平的兴奋点则在专业上：他喜欢写作，是一个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多是对外界敏感的，他們善于运用自身情感活动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加工。故乡的风物，以文青的独有方式深深蚀刻在李广平的永久性记忆里。“小镇很小，但高山在侧，森林莽莽，武江穿镇而过，我对它们的感情，构成了我的乡土情结。”
这份情结未来很重要，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他马上要去一个大城市，又很快碰上一个大时代，当全中国都开始漂泊时，他执笔书写个人的乡愁，别人的心律也会跟上同样的节奏。
李广平在大学里眼前一亮，感受到视野的一马平川。而在此时，与国际市场一起脉动的工业机器不断被发动，从早几年的零星点状分布，到整个珠三角“蛙声一片”。
适应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原本被固定在故乡的人口，必须流动起来，一大批劳动者拥向古已有之的平地而起的城市。
与李广平不同，这些劳动者走的不是体制的独木桥，而是一声“解散”的号令。他们的户籍、权利和归属感都缺乏体制的靠山，“解散”也不意味着自由，而是被整合进更加强大和秩序化的工业组织里，因而他们必将体验更加强烈的内心孤独、环境疏离和人文陌路。
随着工业蔓延，举国都成他乡。越来越迫切地，整个社会的心理张力呼唤一种文化上的回应，而音乐，就是最具备大众化条件的回应方式。
冥冥中，李广平就踩中了这一鼓点。作为一个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毕业生，他去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做行政工作。对于文学青年而言，这种工作显然是枯燥的，但同时也提供了机遇。他以一种近水楼台的便利认识了一些词曲作家，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的陈小奇便是其中之一，李广平跟着他开始了歌词创作。
1992年，陈小奇在中唱广州公司组建企划部，李广平被调了过去。企划部负责包装推出新的歌手，需要直击人心的文案，李广平正好人尽其用。就在这一年的某天，一个电话打进了他的办公室，对方操东北口音，自称创作歌手，名叫李春波。
那时李春波的专辑《小芳》已经完成录制，但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发行，无奈之下找李广平碰碰运气。在他狭窄的宿舍里，他和他的乐队成员们一首一首地把歌唱给李广平听，李广平从中听到了一种“不想再给这个城市输送噪音”的真诚。他把专辑带了回去，但中唱广州公司同样拒绝发行，因为李春波“既不偶像也不实力”，最后是企划部主任陈小奇立下军令状，才得以面世。
一首《小芳》，在3个月内火遍全国。在知青时代过去之后唱知青的内心，不经意却唱进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人心当中，将人们带回了小村、小河。某种意义上讲，那时所有在他乡漂泊的人们，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知青”。
《小芳》是李广平职业音乐企划与制作人生涯的开端，一战成功，也提示了他个人的创作方向—向流行歌曲灌注本土化的感情元素。
当时的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靠近港台的地利，以及开放前沿的天时。港台歌曲的夹击，让基于大陆本土的原创灵魂迟迟不能确立。乡愁，作为一条能把看似散乱的他乡之客们串连起来的感情线，正等待着被认知。
有个朋友要去澳洲留学，此去经年，相会无期，李广平深感惆怅，想要为他写一首歌词。他从B段写起，一提笔就写下“你在他乡还好吗”这一句，把浓烈的感情润色圆满之后，再回头写A段，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创作无关乎对社会集体心理需求的探索，而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感情透露。李广平说，当时觉得离开家乡出外闯荡其实是一种很无奈、很惆怅的行为，只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然而正是这样一首个人化的歌曲，无意间引爆了社会的乡愁情愫。1994年，光头李进演唱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席卷中国，几年之间没有退潮的迹象。作家丁燕甚至认为，不知道李广平没关系，不知道《你在他乡还好吗》就算是白活了。“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刚从农业文明的摇篮中醒来，开始有了出外打工的可能和机会，痛苦和离别。这首歌流行于那个时候，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最初的疼痛。”此后，陈少华的《九月九的酒》，陈星的《流浪歌》，满文军的《望乡》，作为对乡愁线索的延续，同样引来举国回响。
同在1994年，甘萍演唱的《潮湿的心》也迅速走红。李广平在歌词里抒写的是关于城市女性心中的爱情悸动，但其中传递的人与城市之间的隔离感，同样敲击着和城市还没有建立心灵连接的青年人的柔弱内心。
乡愁作为一种细腻的情感活动，却进入了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之中，这是中国一景，体现在现实生活里，是一年比一年挤迫的春运。
李广平其实并没有站立在这一叙事的核心，他对广州充满认同感和归属感，写作那些传唱全国的歌曲时，他也已在广州娶妻生女，1997年还在天河区买了房子。因此，他没有大社会里“家安何處”的迷茫，他对此的精准把握，来自于个体敏锐，也来自时代际遇。他可以把他乡变为故乡，然后在一个安稳的境况下观察他人的流离。
因此，他话语里充满感恩与知足。“我们用几首歌，给一个时代打上烙印，成为这一代音乐人和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做到这一点，也觉得挺骄傲的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乡愁”作为一种永恒的人文价值，不会消逝，但已经不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体验。
一方面，它明显体现为一种“同乡会”性质，被按照区域仔细划分了。李广平去年写了一首《乡愁大理》，相比早年文辞更优美、情感更醇厚，在大理也极受欢迎，但其影响力已很难向外部溢出。另一方面，时下的“乡愁”不像当年统一指向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故乡，而是在故乡面目全非之后，转化为一种自然主义情怀，或者仅仅是一种“逝者如斯夫”的光阴叹息。
在内心深处保有实体性乡愁的那一代漂泊者，已经在时光的淘洗过后归去的归去，留下的留下。留下来的，成立家庭诞生下一代，而下一代已经逃离了漂泊感，城市已经是他们记忆里的原始起点。
就此而言，李广平一家也很典型。他的妻子林静是作曲家，他的女儿李思琳一出生，便带着大城市“音乐世家”的标签，当然不会有父辈那一代残留着泥土与野草气味的乡愁情愫。2004年，11岁的童星李思琳演唱的《珠江游》得以在广州公交系统循环播放，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其中透露着浓浓的城市主人翁意识：“朋友你到广州，我请你珠江游，看看我们广州，越变越美好，清清珠江水，静静向东流，江边红棉花儿开，小鸟唱枝头……”
《珠江游》作曲是林静，作词是许广平，演唱者是他们的女儿，因此其城市主体意识，是一个家庭共有的。李广平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广州人。
然而世事难料，整个家庭对广州的依归感，并没有阻止“家”的继续漂流。就在2004年，因为李思琳要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他们举家北迁，成为北京人。近20年的广州生活，已经构筑了李广平稳固而高效的社会关系，他那间敞亮的阳光房让他对广州的阳光雨露犹如肌肤般熟悉。他不舍、纠结乃至有对未知生活和压力的恐惧，但依然无可选择。
他遇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漂泊：在他认为自己的湖泊已经足够大，不必再通过迁徙来拓宽的时候，却发现下一代想要的是大海。这同样是一种社会不可抗力，支配着多少刚刚结束漂泊已经自觉掐灭了继续腾挪之动力的人们。同时，这又暗合了另一股社会潮流：沿海地区借助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增加自身在中国文化版图里的权重，但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定型，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磁力骤然增强，吸附着外围积累的成果与人才。
李广平在北京另起炉灶，但他没有卖掉广州的房子，想着“某天可能还要回来”。他也没有在北京买房，12年来，一直是租住。因为房子不是自己的，在生活上总有一种临时感，“比如不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装修房子，也不敢买太多的书”，但时光终究让他建立了作为一个北京人的身份认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家乡，而广州随即“升级”为故乡。
而这也未必就是“乡愁”流变的终点。在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天资极高的李思琳却不打算在音乐专业之路上继续前行。她去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看了一圈，顿时对原定的未来大学失去了兴趣。“中央音乐学院在复兴门，校园很小，一眼到头，跟人约事，发个短信说我们在复兴门地铁站见吧，那多没意思？”
不久，她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去了美国修习国际关系专业。李广平的大部分中学、小学同学都留在了家乡韶关，他走向广州，抵达北京。他对女儿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国内的价值，你从广州到北京，再到纽约，去认真做一名拥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吧。”
一个偶合，启示着一个新的周期。和当年李广平出走故乡、成为全县6个幸运的大学生之一一样，李思琳是这一年耶鲁大学在北京录取的6名学生之一。
如果时间跨度够大，对主流社会参与够深，一个人的人生，就是社会变迁的缩写。
李广平就是这样一个人。
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他的作品却是熟悉的，除非你太年轻。他作词的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潮湿的心》，曾火遍大江南北，而且持续多年，在1990年代，几乎人人都曾被它们的旋律“洗脑”。
正如想到梅子就会口内生津一般，人们听到这些歌曲，就会进入那个消失了的时代。当时的衣着、发型、精神面貌、人际关系、生活场景，都会在脑子里感性复苏。这种感觉也是“乡愁”的一种，区别于曾经指向现实物理空间的乡愁，它指向过去的社会空间。
李广平是那一类能用平白的语言直抵人心柔软之处的词作者，“故乡”、“他乡”是他的歌词中常见的意象。1982年离开故土，开始辗转他乡，因此其感受来自他的个人经历与体验。但在另一个层次上，他也临摹了整个社会—正是从那时开始，中国就像一台开打后的麻将，个体纷纷离开原本的乡土位置，杂处、无定、缓慢重构，进入身份认同的摇摆与迷茫。
新的文化随之生长。
小镇青年
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开头，1982年李广平考上了大学，从广东北部山区乳源县的一个小镇，向现代城市“移民”。
命运给了他一个幸运的时间窗口，如果早生几年，他很可能失去这个开头。
“我哥哥就是比我早生了4年，读大学没他的份，当兵没他的份;上山下乡有他的份，计划生育有他的份，下岗有他的份，什么糟糕的事情都轮在了他的身上。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学，人生一直比较顺利，而我哥哥就完全相反，他成了那个曙光初现的时代的最后一批受难者。有时候我会想，他是在帮我们背负苦难。”
在当时的乡镇、农村，人人都以离开为荣，实现农转非、吃“公家粮”是一个起点，更是“成功”本身。然而离开并不容易，读书是最主流的途径，这一年，整个乳源县只有6个人考上大学。
李广平考上的是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他的单亲母亲对学校很满意，因为师范院校“读书不用钱，工作有保障”，而李广平的兴奋点则在专业上：他喜欢写作，是一个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多是对外界敏感的，他們善于运用自身情感活动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加工。故乡的风物，以文青的独有方式深深蚀刻在李广平的永久性记忆里。“小镇很小，但高山在侧，森林莽莽，武江穿镇而过，我对它们的感情，构成了我的乡土情结。”
这份情结未来很重要，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他马上要去一个大城市，又很快碰上一个大时代，当全中国都开始漂泊时，他执笔书写个人的乡愁，别人的心律也会跟上同样的节奏。
举国是他乡
李广平在大学里眼前一亮，感受到视野的一马平川。而在此时，与国际市场一起脉动的工业机器不断被发动，从早几年的零星点状分布，到整个珠三角“蛙声一片”。
适应工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原本被固定在故乡的人口，必须流动起来，一大批劳动者拥向古已有之的平地而起的城市。
与李广平不同，这些劳动者走的不是体制的独木桥，而是一声“解散”的号令。他们的户籍、权利和归属感都缺乏体制的靠山，“解散”也不意味着自由，而是被整合进更加强大和秩序化的工业组织里，因而他们必将体验更加强烈的内心孤独、环境疏离和人文陌路。
随着工业蔓延，举国都成他乡。越来越迫切地，整个社会的心理张力呼唤一种文化上的回应，而音乐，就是最具备大众化条件的回应方式。
冥冥中，李广平就踩中了这一鼓点。作为一个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毕业生，他去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做行政工作。对于文学青年而言，这种工作显然是枯燥的，但同时也提供了机遇。他以一种近水楼台的便利认识了一些词曲作家，中国唱片广州公司的陈小奇便是其中之一，李广平跟着他开始了歌词创作。
1992年，陈小奇在中唱广州公司组建企划部，李广平被调了过去。企划部负责包装推出新的歌手，需要直击人心的文案，李广平正好人尽其用。就在这一年的某天，一个电话打进了他的办公室，对方操东北口音，自称创作歌手，名叫李春波。
那时李春波的专辑《小芳》已经完成录制，但没有一家唱片公司愿意发行，无奈之下找李广平碰碰运气。在他狭窄的宿舍里，他和他的乐队成员们一首一首地把歌唱给李广平听，李广平从中听到了一种“不想再给这个城市输送噪音”的真诚。他把专辑带了回去，但中唱广州公司同样拒绝发行，因为李春波“既不偶像也不实力”，最后是企划部主任陈小奇立下军令状，才得以面世。
一首《小芳》，在3个月内火遍全国。在知青时代过去之后唱知青的内心，不经意却唱进了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人心当中，将人们带回了小村、小河。某种意义上讲，那时所有在他乡漂泊的人们，都是另一种形式的“知青”。
家安何处
《小芳》是李广平职业音乐企划与制作人生涯的开端，一战成功，也提示了他个人的创作方向—向流行歌曲灌注本土化的感情元素。
当时的广州是流行音乐的大本营，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靠近港台的地利，以及开放前沿的天时。港台歌曲的夹击，让基于大陆本土的原创灵魂迟迟不能确立。乡愁，作为一条能把看似散乱的他乡之客们串连起来的感情线，正等待着被认知。
有个朋友要去澳洲留学，此去经年，相会无期，李广平深感惆怅，想要为他写一首歌词。他从B段写起，一提笔就写下“你在他乡还好吗”这一句，把浓烈的感情润色圆满之后，再回头写A段，构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一创作无关乎对社会集体心理需求的探索，而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感情透露。李广平说，当时觉得离开家乡出外闯荡其实是一种很无奈、很惆怅的行为，只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然而正是这样一首个人化的歌曲，无意间引爆了社会的乡愁情愫。1994年，光头李进演唱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席卷中国，几年之间没有退潮的迹象。作家丁燕甚至认为，不知道李广平没关系，不知道《你在他乡还好吗》就算是白活了。“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刚从农业文明的摇篮中醒来，开始有了出外打工的可能和机会，痛苦和离别。这首歌流行于那个时候，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最初的疼痛。”此后，陈少华的《九月九的酒》，陈星的《流浪歌》，满文军的《望乡》，作为对乡愁线索的延续，同样引来举国回响。
同在1994年，甘萍演唱的《潮湿的心》也迅速走红。李广平在歌词里抒写的是关于城市女性心中的爱情悸动，但其中传递的人与城市之间的隔离感，同样敲击着和城市还没有建立心灵连接的青年人的柔弱内心。
乡愁作为一种细腻的情感活动，却进入了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之中，这是中国一景，体现在现实生活里，是一年比一年挤迫的春运。
李广平其实并没有站立在这一叙事的核心，他对广州充满认同感和归属感，写作那些传唱全国的歌曲时，他也已在广州娶妻生女，1997年还在天河区买了房子。因此，他没有大社会里“家安何處”的迷茫，他对此的精准把握，来自于个体敏锐，也来自时代际遇。他可以把他乡变为故乡，然后在一个安稳的境况下观察他人的流离。
因此，他话语里充满感恩与知足。“我们用几首歌，给一个时代打上烙印，成为这一代音乐人和社会大众的共同记忆，做到这一点，也觉得挺骄傲的了。”
不一样的乡愁
进入新世纪以后，“乡愁”作为一种永恒的人文价值，不会消逝，但已经不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体验。
一方面，它明显体现为一种“同乡会”性质，被按照区域仔细划分了。李广平去年写了一首《乡愁大理》，相比早年文辞更优美、情感更醇厚，在大理也极受欢迎，但其影响力已很难向外部溢出。另一方面，时下的“乡愁”不像当年统一指向作为一种实体存在的故乡，而是在故乡面目全非之后，转化为一种自然主义情怀，或者仅仅是一种“逝者如斯夫”的光阴叹息。
在内心深处保有实体性乡愁的那一代漂泊者，已经在时光的淘洗过后归去的归去，留下的留下。留下来的，成立家庭诞生下一代，而下一代已经逃离了漂泊感，城市已经是他们记忆里的原始起点。
就此而言，李广平一家也很典型。他的妻子林静是作曲家，他的女儿李思琳一出生，便带着大城市“音乐世家”的标签，当然不会有父辈那一代残留着泥土与野草气味的乡愁情愫。2004年，11岁的童星李思琳演唱的《珠江游》得以在广州公交系统循环播放，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其中透露着浓浓的城市主人翁意识：“朋友你到广州，我请你珠江游，看看我们广州，越变越美好，清清珠江水，静静向东流，江边红棉花儿开，小鸟唱枝头……”
《珠江游》作曲是林静，作词是许广平，演唱者是他们的女儿，因此其城市主体意识，是一个家庭共有的。李广平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广州人。
然而世事难料，整个家庭对广州的依归感，并没有阻止“家”的继续漂流。就在2004年，因为李思琳要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他们举家北迁，成为北京人。近20年的广州生活，已经构筑了李广平稳固而高效的社会关系，他那间敞亮的阳光房让他对广州的阳光雨露犹如肌肤般熟悉。他不舍、纠结乃至有对未知生活和压力的恐惧，但依然无可选择。
他遇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漂泊：在他认为自己的湖泊已经足够大，不必再通过迁徙来拓宽的时候，却发现下一代想要的是大海。这同样是一种社会不可抗力，支配着多少刚刚结束漂泊已经自觉掐灭了继续腾挪之动力的人们。同时，这又暗合了另一股社会潮流：沿海地区借助改革开放的天时地利人和，增加自身在中国文化版图里的权重，但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步定型，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磁力骤然增强，吸附着外围积累的成果与人才。
李广平在北京另起炉灶，但他没有卖掉广州的房子，想着“某天可能还要回来”。他也没有在北京买房，12年来，一直是租住。因为房子不是自己的，在生活上总有一种临时感，“比如不会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装修房子，也不敢买太多的书”，但时光终究让他建立了作为一个北京人的身份认同，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家乡，而广州随即“升级”为故乡。
而这也未必就是“乡愁”流变的终点。在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时，天资极高的李思琳却不打算在音乐专业之路上继续前行。她去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看了一圈，顿时对原定的未来大学失去了兴趣。“中央音乐学院在复兴门，校园很小，一眼到头，跟人约事，发个短信说我们在复兴门地铁站见吧，那多没意思？”
不久，她拿到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去了美国修习国际关系专业。李广平的大部分中学、小学同学都留在了家乡韶关，他走向广州，抵达北京。他对女儿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国内的价值，你从广州到北京，再到纽约，去认真做一名拥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吧。”
一个偶合，启示着一个新的周期。和当年李广平出走故乡、成为全县6个幸运的大学生之一一样，李思琳是这一年耶鲁大学在北京录取的6名学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