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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名
旧时乡村缺医少药，一个人要平安度过孩提时代殊为不易。许多孩子，因为疾病早早夭折，给父母给家人留下深深的伤痛。为了消解孩子的灾难，以防不测，父母通常会将孩子另取名字，施以仪礼，名义上寄托给神、人、物作为养子或养女，期望借助其神力或福分，保佑孩子能长大成人。在我的故乡，这种寄名的风习，曾经广为流行。
小时候，故乡的村旁，有一片枞树山，地以树名，就叫枞山。这里的枞树十分高大，间杂各种其他的乔木、灌木和荆棘，又茂密又葱郁。这里既是我们搂枞毛、捡柴、摘野果的地方，也是早夭孩子的埋葬之处，村里的许多小孩甚至少年，就长眠在这片枞山的树下或空地。我曾经的一些儿时玩伴，甚至我的几个此生无缘见面的哥哥姐姐，他们的生命之花，也早早零落在这片山岭。这些可怜的人儿，生命短促，想必灵魂也弱小如豆，村里人通常称之为豆子鬼。我们在这山间，若是某人突然喊一声：“豆子鬼来了！”立马都吓得赶忙逃了出来，心跳怦然。
在故乡，取了寄名的人很多。单就我们家而言，也不少。我的父亲在族谱上的名字叫隆湜，常用名是观成，据说是寄于观音菩萨名下而取的。凑巧的是，我母亲原名运莲，也是寄于观音菩萨名下，另取名观莲，成了她一生的常用名。我的大姐荷花，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认了远地的异姓亲娘，取寄名廖寄彩。至于我，从小就病痛缠身，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且是唯一的男孩，更是让父母担心不已，很小就把我寄于自家灶王爷的名下，寄名灶青。
村里人家给孩子取寄名，往往是听了算命先生所言。那时，常有算命的盲人拄着竹棍来到村里，坐于村前，或者坐于某处巷子里，给人算命。出于对未来命运的探询和好奇，一些人就会围着去，听别人算命，也给自家人算命。尤其家中有孩子不好养，爱哭闹，爱吵夜，身体消瘦，病蔫蔫的，做母亲的总会怀着焦虑的心情去给孩子算命，看看命里有什么劫难，需要如何逢凶化吉。那算命先生，一番推究生辰八字之后，往往就会说要给小孩取寄名，方才好养育。至于寄名于何处，依八字而定，或寄于神灵，或寄于别人家，或寄于山石、大树、水井、鸡窝……不一而足。
相比而言，村里人家更乐于将孩子寄于石头、树木、桥梁、水井这类自然物或人工物，原因不言而喻，寄于神人，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便多了各种礼数和花费，这对于那时经济尚贫困的乡人，是笔不小的开支。在故乡，村对面山边那块名叫雷打石的巨大石崖，江上的石桥，村前的老水井，村旁的古樟古柏，是寄名频繁之处。特别是青石水井和井边的那棵老柏树，是寄名最多的，那水井常被人尊称为水井爷爷，那柏树被尊为柏树爷爷。
便是寄名于物，也需履行一番恭敬的礼仪。那时我们村里，乡人给孩子取寄名时，通常会带了红纸，登门去德阳家或者孝勤家。德阳是老地仙，孝勤是村中红白两喜的禮客生，他们德高望重，是村里公认有老学问的人，毛笔字也写得好。他们会给出取名的建议，而后裁了菱形的红纸，竖着在纸上写上三行字，正中的一行最长，诸如“今将男某某寄于柏树爷爷名下别取花名某某”之类。左右两侧，则分别写上“相生相旺”“易养易成”红纸的四角，写上“长命富贵”各一字。取回寄名红帖后，做父母的备办了供品、纸钱香烛和鞭炮，在择定的吉日，天未亮就起一个大早，趁着路上尚无人迹，打着灯火赶到寄名之处，贴上红帖，摆上供品，一番跪拜行礼，点了纸钱香烛，放了鞭炮，从此孩子就有了寄名，得了寄亲的庇佑。
我们村前的水井边，那棵郁郁苍苍的老柏树，一年中不时就会有人在那树干上张贴红帖，新帖压旧帖，或寄名于柏树爷爷，或寄名于树下的水井爷爷。遇着过年过节，常有人来此焚纸香作揖，献上供品，以示感恩。
多年之后，我的女儿黄佳出生，遵照我年迈父母的建议，我带着妻儿从县城来到乡下，按照传统的礼仪，将女儿寄于水井边的柏树爷爷名下，从此她有了一个新的寄名柏嘉。以后，我的儿子黄奎出生，我们又将他寄名于故乡的水井爷爷，取寄名井奎，只是这时，我的父母已然不在人世。
数十年岁月悠悠而过，故乡的那口老水井，至今仍汩汩流淌；井边的那棵老柏树，愈发高大而苍翠。我偶尔回到故乡，在那树干和石砌井栏上，依然能看到寄名的红帖。虽然现在的故乡已不再缺医少药，乡人也少了对命运的迷信，每个出生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但寄名作为一种寄托美好愿望的风俗，依然传承了下来。看着那些火红的寄名帖，我总会不由地从心底涌起对如花生命的深深祝福！
兜盘子
童年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单是兜盘子的旧俗，就有着许多的乐趣。
那时的故乡，有一种简陋的木制圆盘，漆成红色，盘口很浅，是日常盛放花生、瓜子、烫皮、豆子等茶点的盛器。有的人家，圆盘做得很精致，雕刻着美丽的枝叶花纹，盘内分成数隔，甚至还有盖子，古香古色，简直是工艺品了。倘若没有木圆盘，那样的人家，也必定有小团箕，是篾丝编织的，同圆盘大小相当，圩场上随时能买到。在我们家，圆盘和小团箕都有的，只是那圆盘因长久使用，盘里盘外的红漆都已斑驳，现出木质的本色。
故乡人家有喝茶的风习，尤其来了客人，先烧水泡一铜壶新鲜热茶待客，那是必须的。圆盘里的茶点则因四时而异，多是自家的简单土产。在招待客人喝茶之时，一家的主妇就开始张罗饭菜。小时候，我就经常看到母亲是这样殷勤好客的。有时客人来得突然，家中碰巧没有米，也没有好菜，母亲依然笑容和蔼，热情如故，丝毫看不出有一丝窘态，完全没事的样子。而后，在招呼父亲与客人喝茶的时候，母亲就会在衣襟下藏了小团箕或瓜勺，悄悄出门，去邻里借米借盐，借几个蛋或几块腐竹这类的干菜。回到家里，母亲若无其事地做出一顿喷香的饭菜，并不时跟客人谈笑几句。
在那个生活简朴的年代，能够装在圆盘里的，在童稚的眼光看来，都是难得好吃的东西。而这，也在故乡演化出了一种礼俗，给遭受委屈的孩子兜盘子，作为赔礼，予以安抚。
我小时候在村里爱打架出了名，许多日子跟伙伴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而在村里，这样顽皮捣蛋的孩子也很多。既然是打架，有打赢的，就有打输的，甚至抓破了脸面，弄出鼻血来。那打输的人自然会耍起泼皮来，哭哭啼啼，闹上门去，更甚者手中抱了大石块，扬言要砸门、砸锅、砸水缸。这下打赢了的家伙可麻烦了，吓得不轻，挨父母一顿打骂是自然的了。那做母亲的，看见哭闹的泼皮上门来了，先是把自家孩子一顿臭骂，而后好言安慰，将泼皮手中的石块拿下来，说：“来来来，我给你兜个盘子。”经这么一劝慰，泼皮的哭喊声渐渐小了，言语行为也不再有先前冲撞激烈。而那边，打赢者的母亲已经拿了圆盘，装了花生等吃食，笑呵呵地往泼皮的衣兜裤兜里塞，将一盘东西全兜上，再好生安抚几句，打发泼皮回去。至此，泼皮的哭闹变成几声抽噎了，扭扭捏捏地走了。而那打输者的父母，看见自家孩子兜盘子来了，本也是孩子间的事情，谁家的孩子不打打闹闹的呢？心中的火气也就消了很多。我那时跟隔了几条巷子的永红是对头，他小名砂罐，我小名鼎罐，一打起来总是我赢，连村里的大人都取笑他了：“你是砂罐，他是鼎罐，砂罐怎么碰得过鼎罐呢？”不过他也泼皮出了名，嗓门又大，我的母亲为此可给他兜过不少盘子。 一年中，圆盘里的东西最丰盛的日子，是过年的那段时间，各家都备办了年货，油糍粑，兰花根，套环，花片，糖饼，红枣……都好吃得很。故乡的习俗，在大年初一到元宵节的这段日子，尽量要自家孩子不要去别人家玩耍。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玩着玩着就常串门了。有别人家的孩子来了，做母亲的，必定会拿了吃食，给这孩子兜盘子。兜了盘子的孩子，回家后，会高兴地告诉自己的父母。这类事情，看似小事，却也更增添了乡邻之间的友善情谊。
我小时候每年跟着父母去外婆家过节或者拜年，外婆和舅妈最喜爱给我兜盘子了。去的时候，一进门，她们就要给我兜盘子。回家的时候，她们也要抓一圆盘的东西，给我兜上，说是路上给我吃的。从外婆家到我们家，要走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不时从鼓囊囊的衣兜裤兜里掏东西吃，吃得口干舌燥，嚷着母亲带我到沿途的山村人家讨茶喝。
七月半
说来也怪，旧时每年到农历七月半的前后，原本炎热干旱的天气就会阴沉起来，天空下起霏霏的小雨，有时雨势还很大，哗哗啦啦，顿时凉爽多了。那黑瓦的屋檐，青石板的巷子和山路，还有那山上的树木，乃至坟头的芜草，都洗过一般，清洁明亮。难怪母亲经常念叨，大旱不过七月半，七月半一到，老天就会下雨，给公公婆婆洗脚，他们要从山上走路回村，到家里来过节。
在故乡，“公公婆婆”一词，更多地是指逝去的祖先。尤其在七月半的这个节日，乡人一说公公婆婆，那就是自家的亡亲。在我们家，我童年的脑海里，那想象中的“公公婆婆”应该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只是我父亲是遗腹子，在年少的时候，我奶奶也去世了。因此于我而言，我是无缘见过爷爷奶奶的。不过有一回，我在梦中看见他们了，他们穿着黑衣黑裤，面容慈祥，爷爷脸略丰满，头上带着黑帽，奶奶面颊清瘦，头上戴着黑帕，他们就站在我的床前，说是我的爷爷奶奶，来看我的，叫我别怕。我瞪着他们，心中十分平静，床边的一张旧方桌上， 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温暖。这一梦境，我记得非常清晰。醒来后，我跟父母讲述，他们一致说那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是来保佑我的。爷爷奶奶的这个形象，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下来，是我那时最亲近的家神，是我家神台上的公公婆婆。
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我是知道的。因为每年清明节，父亲就会带我去上坟扫墓。爷爷的坟墓在一个名叫山头冲的小村旁边，那里离我们村庄有三四里路；奶奶的坟墓就在我们村后，一处名为冲古园的山脚下，紧挨着园土。每年七月半的前几天，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墓地出发，沿着来路，到我们家来做客。
接公公婆婆是村里每户人家的大事。小时候我曾经纳闷，平日里母亲在神台前敬神祝祷的时候，似乎公公婆婆一直是在神台上坐着，怎么七月半这段时间，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坟墓去了呢？而后，要在后人的盛情邀请下，他们作为尊贵的客人，再又到来。按照村俗，迎接公公婆婆一般是在农历七月十二的早晨，我的母亲会起个大早，一番洗漱之后，在厅屋的神台前烧纸焚香，点一挂爆竹，低声念叨：“公公婆婆，七月半了，你们到家来过节。”在热烈的爆竹声和缭绕的香烟之中，那些山岭上的公公婆婆们，就立马获悉了家中子孙的邀请，于是全都高高兴兴地上路作客来了。
从七月十二到七月十四，村中家家户户都有贵客，一派喜庆的样子。这几天，赶圩的人特别多，到圩场上称一两斤肉，或者买一条鱼，本地的时鲜枣子和青皮梨子也有卖了，也买一点。村里的那些碓屋，捣米粉的妇人也多，用来包肉饺粑。还有人摘了粽叶，用来包粽子。家里养了鸡的，肯定会杀一只鸡。这些好菜、水果、米粑、粽子，乃至自家的炒花生、煨烫皮，都是用来供公公婆婆吃的。
公公婆婆，虽说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他们的形体，但母亲每餐对他们都恭敬如仪：早上，泡了新鲜的热茶，摆了茶点和茶碗，斟上茶，烧了纸香，请公公婆婆吃茶；早中晚三餐，要煮了新鲜的饭菜，摆在桌上，同样要先请公公婆婆喝酒吃饭。母亲每次请公公婆婆吃喝的时候，总忘不了低声祝祷：“公公婆婆，来吃饭啊，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保佑风调雨顺。”诸如此类，全是好话。她脸色凝重，我在一旁看着，也感觉很是庄严，不敢吭声。
我童年时期，是在老厅屋居住。同住这栋老宅子的，一共有五户人家。大家共著一个神台，都各在自家门口旁摆着一张供桌，每到供茶供饭之时，各家都是一样的虔诚，就仿佛那些空着的桌旁长凳上，都坐满了家家户户的公公婆婆。或许，他们这些曾经是阳间的邻居们，此刻也在把盏闲谈，气氛热烈吧。
这段日子，村里的禁忌也多了。做菜不能用泥鳅黄鳝，在公公婆婆的眼里，那是蛇；妇女不能做针线，以防那长线绊着公公婆婆的脚；小孩夜里不要外出，在野外做事的人，过了午后要早点回家，免得运气低，碰到了孤魂野鬼；每餐新做的饭菜，不能品尝，要供过公公婆婆后，我们才能吃……
七月十五，是送客的日子。一大早，村里人家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我的父母同样会起一个大早，在供桌上摆上茶点、米粑或者粽子，烧了纸钱香烛，放了爆竹，送公公婆婆趁着清早凉快上路。
各条通往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着各家的公公婆婆，他们提着子孙后代送的礼品，带着诸多的钱物，心满意足向着芜草青青的坟墓缓缓走去，那是他们千年安息之所，那里有他们永远的村庄，有他们永远的家。他们也会不时回过头来望望，看那些熟悉的瓦房和亲人，那是他们永远的牵挂。
【作者简介】黄孝纪，1969年出生于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学期刊发表散文若干，出版有《瓦檐下的旧器物》等八公分系列散文集多部，并多次入选中华读书报等好书榜。
旧时乡村缺医少药，一个人要平安度过孩提时代殊为不易。许多孩子，因为疾病早早夭折，给父母给家人留下深深的伤痛。为了消解孩子的灾难，以防不测，父母通常会将孩子另取名字，施以仪礼，名义上寄托给神、人、物作为养子或养女，期望借助其神力或福分，保佑孩子能长大成人。在我的故乡，这种寄名的风习，曾经广为流行。
小时候，故乡的村旁，有一片枞树山，地以树名，就叫枞山。这里的枞树十分高大，间杂各种其他的乔木、灌木和荆棘，又茂密又葱郁。这里既是我们搂枞毛、捡柴、摘野果的地方，也是早夭孩子的埋葬之处，村里的许多小孩甚至少年，就长眠在这片枞山的树下或空地。我曾经的一些儿时玩伴，甚至我的几个此生无缘见面的哥哥姐姐，他们的生命之花，也早早零落在这片山岭。这些可怜的人儿，生命短促，想必灵魂也弱小如豆，村里人通常称之为豆子鬼。我们在这山间，若是某人突然喊一声：“豆子鬼来了！”立马都吓得赶忙逃了出来，心跳怦然。
在故乡，取了寄名的人很多。单就我们家而言，也不少。我的父亲在族谱上的名字叫隆湜，常用名是观成，据说是寄于观音菩萨名下而取的。凑巧的是，我母亲原名运莲，也是寄于观音菩萨名下，另取名观莲，成了她一生的常用名。我的大姐荷花，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认了远地的异姓亲娘，取寄名廖寄彩。至于我，从小就病痛缠身，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且是唯一的男孩，更是让父母担心不已，很小就把我寄于自家灶王爷的名下，寄名灶青。
村里人家给孩子取寄名，往往是听了算命先生所言。那时，常有算命的盲人拄着竹棍来到村里，坐于村前，或者坐于某处巷子里，给人算命。出于对未来命运的探询和好奇，一些人就会围着去，听别人算命，也给自家人算命。尤其家中有孩子不好养，爱哭闹，爱吵夜，身体消瘦，病蔫蔫的，做母亲的总会怀着焦虑的心情去给孩子算命，看看命里有什么劫难，需要如何逢凶化吉。那算命先生，一番推究生辰八字之后，往往就会说要给小孩取寄名，方才好养育。至于寄名于何处，依八字而定，或寄于神灵，或寄于别人家，或寄于山石、大树、水井、鸡窝……不一而足。
相比而言，村里人家更乐于将孩子寄于石头、树木、桥梁、水井这类自然物或人工物，原因不言而喻，寄于神人，一年中的四时八节，便多了各种礼数和花费，这对于那时经济尚贫困的乡人，是笔不小的开支。在故乡，村对面山边那块名叫雷打石的巨大石崖，江上的石桥，村前的老水井，村旁的古樟古柏，是寄名频繁之处。特别是青石水井和井边的那棵老柏树，是寄名最多的，那水井常被人尊称为水井爷爷，那柏树被尊为柏树爷爷。
便是寄名于物，也需履行一番恭敬的礼仪。那时我们村里，乡人给孩子取寄名时，通常会带了红纸，登门去德阳家或者孝勤家。德阳是老地仙，孝勤是村中红白两喜的禮客生，他们德高望重，是村里公认有老学问的人，毛笔字也写得好。他们会给出取名的建议，而后裁了菱形的红纸，竖着在纸上写上三行字，正中的一行最长，诸如“今将男某某寄于柏树爷爷名下别取花名某某”之类。左右两侧，则分别写上“相生相旺”“易养易成”红纸的四角，写上“长命富贵”各一字。取回寄名红帖后，做父母的备办了供品、纸钱香烛和鞭炮，在择定的吉日，天未亮就起一个大早，趁着路上尚无人迹，打着灯火赶到寄名之处，贴上红帖，摆上供品，一番跪拜行礼，点了纸钱香烛，放了鞭炮，从此孩子就有了寄名，得了寄亲的庇佑。
我们村前的水井边，那棵郁郁苍苍的老柏树，一年中不时就会有人在那树干上张贴红帖，新帖压旧帖，或寄名于柏树爷爷，或寄名于树下的水井爷爷。遇着过年过节，常有人来此焚纸香作揖，献上供品，以示感恩。
多年之后，我的女儿黄佳出生，遵照我年迈父母的建议，我带着妻儿从县城来到乡下，按照传统的礼仪，将女儿寄于水井边的柏树爷爷名下，从此她有了一个新的寄名柏嘉。以后，我的儿子黄奎出生，我们又将他寄名于故乡的水井爷爷，取寄名井奎，只是这时，我的父母已然不在人世。
数十年岁月悠悠而过，故乡的那口老水井，至今仍汩汩流淌；井边的那棵老柏树，愈发高大而苍翠。我偶尔回到故乡，在那树干和石砌井栏上，依然能看到寄名的红帖。虽然现在的故乡已不再缺医少药，乡人也少了对命运的迷信，每个出生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但寄名作为一种寄托美好愿望的风俗，依然传承了下来。看着那些火红的寄名帖，我总会不由地从心底涌起对如花生命的深深祝福！
兜盘子
童年总是让人难以忘怀，单是兜盘子的旧俗，就有着许多的乐趣。
那时的故乡，有一种简陋的木制圆盘，漆成红色，盘口很浅，是日常盛放花生、瓜子、烫皮、豆子等茶点的盛器。有的人家，圆盘做得很精致，雕刻着美丽的枝叶花纹，盘内分成数隔，甚至还有盖子，古香古色，简直是工艺品了。倘若没有木圆盘，那样的人家，也必定有小团箕，是篾丝编织的，同圆盘大小相当，圩场上随时能买到。在我们家，圆盘和小团箕都有的，只是那圆盘因长久使用，盘里盘外的红漆都已斑驳，现出木质的本色。
故乡人家有喝茶的风习，尤其来了客人，先烧水泡一铜壶新鲜热茶待客，那是必须的。圆盘里的茶点则因四时而异，多是自家的简单土产。在招待客人喝茶之时，一家的主妇就开始张罗饭菜。小时候，我就经常看到母亲是这样殷勤好客的。有时客人来得突然，家中碰巧没有米，也没有好菜，母亲依然笑容和蔼，热情如故，丝毫看不出有一丝窘态，完全没事的样子。而后，在招呼父亲与客人喝茶的时候，母亲就会在衣襟下藏了小团箕或瓜勺，悄悄出门，去邻里借米借盐，借几个蛋或几块腐竹这类的干菜。回到家里，母亲若无其事地做出一顿喷香的饭菜，并不时跟客人谈笑几句。
在那个生活简朴的年代，能够装在圆盘里的，在童稚的眼光看来，都是难得好吃的东西。而这，也在故乡演化出了一种礼俗，给遭受委屈的孩子兜盘子，作为赔礼，予以安抚。
我小时候在村里爱打架出了名，许多日子跟伙伴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而在村里，这样顽皮捣蛋的孩子也很多。既然是打架，有打赢的，就有打输的，甚至抓破了脸面，弄出鼻血来。那打输的人自然会耍起泼皮来，哭哭啼啼，闹上门去，更甚者手中抱了大石块，扬言要砸门、砸锅、砸水缸。这下打赢了的家伙可麻烦了，吓得不轻，挨父母一顿打骂是自然的了。那做母亲的，看见哭闹的泼皮上门来了，先是把自家孩子一顿臭骂，而后好言安慰，将泼皮手中的石块拿下来，说：“来来来，我给你兜个盘子。”经这么一劝慰，泼皮的哭喊声渐渐小了，言语行为也不再有先前冲撞激烈。而那边，打赢者的母亲已经拿了圆盘，装了花生等吃食，笑呵呵地往泼皮的衣兜裤兜里塞，将一盘东西全兜上，再好生安抚几句，打发泼皮回去。至此，泼皮的哭闹变成几声抽噎了，扭扭捏捏地走了。而那打输者的父母，看见自家孩子兜盘子来了，本也是孩子间的事情，谁家的孩子不打打闹闹的呢？心中的火气也就消了很多。我那时跟隔了几条巷子的永红是对头，他小名砂罐，我小名鼎罐，一打起来总是我赢，连村里的大人都取笑他了：“你是砂罐，他是鼎罐，砂罐怎么碰得过鼎罐呢？”不过他也泼皮出了名，嗓门又大，我的母亲为此可给他兜过不少盘子。 一年中，圆盘里的东西最丰盛的日子，是过年的那段时间，各家都备办了年货，油糍粑，兰花根，套环，花片，糖饼，红枣……都好吃得很。故乡的习俗，在大年初一到元宵节的这段日子，尽量要自家孩子不要去别人家玩耍。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玩着玩着就常串门了。有别人家的孩子来了，做母亲的，必定会拿了吃食，给这孩子兜盘子。兜了盘子的孩子，回家后，会高兴地告诉自己的父母。这类事情，看似小事，却也更增添了乡邻之间的友善情谊。
我小时候每年跟着父母去外婆家过节或者拜年，外婆和舅妈最喜爱给我兜盘子了。去的时候，一进门，她们就要给我兜盘子。回家的时候，她们也要抓一圆盘的东西，给我兜上，说是路上给我吃的。从外婆家到我们家，要走十多里山路，一路上，我不时从鼓囊囊的衣兜裤兜里掏东西吃，吃得口干舌燥，嚷着母亲带我到沿途的山村人家讨茶喝。
七月半
说来也怪，旧时每年到农历七月半的前后，原本炎热干旱的天气就会阴沉起来，天空下起霏霏的小雨，有时雨势还很大，哗哗啦啦，顿时凉爽多了。那黑瓦的屋檐，青石板的巷子和山路，还有那山上的树木，乃至坟头的芜草，都洗过一般，清洁明亮。难怪母亲经常念叨，大旱不过七月半，七月半一到，老天就会下雨，给公公婆婆洗脚，他们要从山上走路回村，到家里来过节。
在故乡，“公公婆婆”一词，更多地是指逝去的祖先。尤其在七月半的这个节日，乡人一说公公婆婆，那就是自家的亡亲。在我们家，我童年的脑海里，那想象中的“公公婆婆”应该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只是我父亲是遗腹子，在年少的时候，我奶奶也去世了。因此于我而言，我是无缘见过爷爷奶奶的。不过有一回，我在梦中看见他们了，他们穿着黑衣黑裤，面容慈祥，爷爷脸略丰满，头上带着黑帽，奶奶面颊清瘦，头上戴着黑帕，他们就站在我的床前，说是我的爷爷奶奶，来看我的，叫我别怕。我瞪着他们，心中十分平静，床边的一张旧方桌上， 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温暖。这一梦境，我记得非常清晰。醒来后，我跟父母讲述，他们一致说那就是我们的爷爷奶奶，是来保佑我的。爷爷奶奶的这个形象，从此就在我心中定格了下来，是我那时最亲近的家神，是我家神台上的公公婆婆。
我爷爷奶奶的坟墓，我是知道的。因为每年清明节，父亲就会带我去上坟扫墓。爷爷的坟墓在一个名叫山头冲的小村旁边，那里离我们村庄有三四里路；奶奶的坟墓就在我们村后，一处名为冲古园的山脚下，紧挨着园土。每年七月半的前几天，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墓地出发，沿着来路，到我们家来做客。
接公公婆婆是村里每户人家的大事。小时候我曾经纳闷，平日里母亲在神台前敬神祝祷的时候，似乎公公婆婆一直是在神台上坐着，怎么七月半这段时间，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坟墓去了呢？而后，要在后人的盛情邀请下，他们作为尊贵的客人，再又到来。按照村俗，迎接公公婆婆一般是在农历七月十二的早晨，我的母亲会起个大早，一番洗漱之后，在厅屋的神台前烧纸焚香，点一挂爆竹，低声念叨：“公公婆婆，七月半了，你们到家来过节。”在热烈的爆竹声和缭绕的香烟之中，那些山岭上的公公婆婆们，就立马获悉了家中子孙的邀请，于是全都高高兴兴地上路作客来了。
从七月十二到七月十四，村中家家户户都有贵客，一派喜庆的样子。这几天，赶圩的人特别多，到圩场上称一两斤肉，或者买一条鱼，本地的时鲜枣子和青皮梨子也有卖了，也买一点。村里的那些碓屋，捣米粉的妇人也多，用来包肉饺粑。还有人摘了粽叶，用来包粽子。家里养了鸡的，肯定会杀一只鸡。这些好菜、水果、米粑、粽子，乃至自家的炒花生、煨烫皮，都是用来供公公婆婆吃的。
公公婆婆，虽说我们肉眼凡胎看不见他们的形体，但母亲每餐对他们都恭敬如仪：早上，泡了新鲜的热茶，摆了茶点和茶碗，斟上茶，烧了纸香，请公公婆婆吃茶；早中晚三餐，要煮了新鲜的饭菜，摆在桌上，同样要先请公公婆婆喝酒吃饭。母亲每次请公公婆婆吃喝的时候，总忘不了低声祝祷：“公公婆婆，来吃饭啊，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保佑风调雨顺。”诸如此类，全是好话。她脸色凝重，我在一旁看着，也感觉很是庄严，不敢吭声。
我童年时期，是在老厅屋居住。同住这栋老宅子的，一共有五户人家。大家共著一个神台，都各在自家门口旁摆着一张供桌，每到供茶供饭之时，各家都是一样的虔诚，就仿佛那些空着的桌旁长凳上，都坐满了家家户户的公公婆婆。或许，他们这些曾经是阳间的邻居们，此刻也在把盏闲谈，气氛热烈吧。
这段日子，村里的禁忌也多了。做菜不能用泥鳅黄鳝，在公公婆婆的眼里，那是蛇；妇女不能做针线，以防那长线绊着公公婆婆的脚；小孩夜里不要外出，在野外做事的人，过了午后要早点回家，免得运气低，碰到了孤魂野鬼；每餐新做的饭菜，不能品尝，要供过公公婆婆后，我们才能吃……
七月十五，是送客的日子。一大早，村里人家的爆竹声此起彼伏。我的父母同样会起一个大早，在供桌上摆上茶点、米粑或者粽子，烧了纸钱香烛，放了爆竹，送公公婆婆趁着清早凉快上路。
各条通往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着各家的公公婆婆，他们提着子孙后代送的礼品，带着诸多的钱物，心满意足向着芜草青青的坟墓缓缓走去，那是他们千年安息之所，那里有他们永远的村庄，有他们永远的家。他们也会不时回过头来望望，看那些熟悉的瓦房和亲人，那是他们永远的牵挂。
【作者简介】黄孝纪，1969年出生于湘南山区八公分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文学期刊发表散文若干，出版有《瓦檐下的旧器物》等八公分系列散文集多部，并多次入选中华读书报等好书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