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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武威文庙匾额研究存在的问题，首次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全球史视野下深入研究，从中发现武威匾额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在安定边疆、中华民族形成上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由此为新时期武威文庙匾额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情境;全球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93-04
目前，学术界关于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对后学研究多有启示。但是，却长期停留在文字的剖析层面，对匾额的认识停留在王朝历史认识范畴，如就清朝论清朝，就民国论民国，未围绕武威历史地理，从全球史出发，审视武威文庙匾额的文化意涵。武威文庙匾额的由来、立匾群体、立匾原因、挂匾仪式、匾额内容与区域社会关系均未论述。程枭翀《武威文庙建筑研究》一文忽视明代卫所军户因素，未能揭示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杨瑞《武威文庙及其保护开发研究》一文，误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武威文庙题匾“万世文宗”视为武威文庙匾额之始，未全面、深入研究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群体。
基于武威文庙匾额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尚未彰显，活化武威文庙匾额迫在眉睫，本文将围绕武威文庙匾额，搜集文集、地方志、碑铭，在全球史视野下，揭示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重新书写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还原武威文庙匾额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揭示武威文庙匾额的由来
（一）武威文庙的文脉探究
据杨荣《凉州儒学记》记载：“国朝洪武中设卫置戍，而戍者多南士谪至子弟，相承读书习礼，而巡导张子受命教育之，儒风为之勃然。岁满还京，而未有继者。”直至徐晞“睹将校子弟多明秀好学”“乃于农隙令军士取材陶甓而经营之”。凉州在洪武“九年，始置卫”。杨荣来自南方，又深知北方，所载较为中肯。卫所子弟在来自南方谪戍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希望通过力学参加科举考试以提高社会地位。直到正统丁巳（1437年），徐晞出镇凉州，出于满足军户需求、安定军心，为之奏请朝廷，在屯田之余的农闲空隙时间，命令军士参与建设。
杨荣所载“文昌神像”在其时得以与“先圣”同塑，应从军户来源南方历史文化出发深入探索，很可能与南方崇拜偶像的习俗有关。此外，明王朝也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偶像崇拜促使王化深入人心，以安定边陲谪戍之士，维护边疆稳定。其时应已有题匾，只是未能保存至今，此为论述武威匾额的前提。
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威左番，右彝”，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汉族百姓基本来自山西、陕西黄河流域一带。与上述来自南方的明代卫所军户融合发展，参与题匾。从“顺治五年，逆回丁国栋乱”来看，回民丁姓曾于此活动，虽未见题匾，但多次出现在立匾人中。如道光元年（1821年）题匾“云汉天章”，内有立匾人“丁应祥”。民国三年（1914年）题匾“辅元开化”，又有两名丁姓立匾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题匾“文教开化”，也有丁姓。
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早在建设之初就超越南、北之分、族群之别，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涵化作用。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乾隆《武威县志》所载：“他地之螺蚬治痹，橘秞破气，槟榔治瘴者自不乏。谁谓西北琅玕不敌南方箭竹哉”，按此食疗物产源自南方，文昌信仰于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凝聚，促进了南北交流，成为民族融合的产物。
（二）武威文脉的传承历程
武威“地燥风寒，无业者众。前道宪沈公、苏公递呈吁免者，为生民计久远也”，按“道宪”指西宁道，沈、苏二公分别指沈加显，“河南河内人，甲戌进士，顺治五年任，入名宦祠”;苏铣，“直隶交河人，丙戌进士，顺治十二年任，入名宦祠”。
沈、苏二人来自北方，与武威百姓自然亲切。沈加显是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进士，与徐晞同是明朝进士，其“民籍”出身，又与武威百姓关系密切。苏铣在清军入关之际的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考中进士，又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其进士出身以及学而优则仕成为名宦的事迹，对武威学子产生了积极影响，文昌信仰得以不因明清鼎革而中止，促进了武威文脉的传承。
（三）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作用
从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姓氏来看，可与冠以王、陈、刘、曾、张、赵、李等姓的堡寨，“盖堡外新旧墩，昔为夷人出没之区”，文昌信仰在周边生活的少数民族的环境中起到了促进宗族整合、推动了单姓堡寨聚落形态的形成，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作用。
根据武威的明清进士李、苏、孙、王等姓，相关姓氏的题匾者有王惇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题匾“光联奎璧”，王三益在道光乙未（1835年）题匾“人文化成”，李宗昉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题匾“桂箓垂青”。以往“光联奎璧”匾仅称“癸卯科举人”，未就其“癸卯科”考证即“乾隆四十八年”，王惇典在是年考取该科举人，以新科举人的身份为之题匾，实则流露出王惇典希望考取联捷进士的期盼。此外，从“人文化成”题匾的7名立匾者均是李姓，其来自科举世家李氏宗族，由此可见，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于此发挥了推动参加科举文化传家的历史作用。
促进子承父业习儒的形成，通过言传身教传承文脉，如王安栋父子乾隆癸卯（1783年）所立天象人文匾，历来仅提及其“偕男”立匾，却未对具体的五男深入研究，揭示王安栋为何偕男立匾;立匾后，其子是否出现科甲联翩的成就。
二、还原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地位
（一）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据乾隆《甘肃通志》记载：凉州府儒学为“大学士杨荣记”，《凉州儒學记》作者杨荣，来自朱熹闽学胜地福建建宁府（今属福建省三明市），其以进士出身、曾任内阁首辅、少师的身份为之作记，犹如当年朱熹以闽学“过化”八闽一样，也“过化”凉州。徐晞“走书京师”向杨荣请记，为地处华夏边缘的武威学子沟通明朝统治中心北京这一当时华夏中心牵线搭桥，从一开始就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杨荣曾建议明宣宗放弃交趾，可见其具有国际视野，对西域重要节点的武威自然有一定影响。 刘大懿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题匾“聚精扬纪”，历来论者停留在刘大懿时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前分守甘凉兵备道”的官职，未发现刘大懿此前曾任台湾道，在任上遭中伤罢官归里，直到出任凉州由此东山再起，从东南海疆到西北边陲，均具国际考量。
牛鉴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题匾“天下文明”，其时应以其自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等处，兼理提督军务、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为是，并非以往简介武威文庙匾额强调的“两江总督”，其担任两江总督实则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牛鉴以“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是其从文昌信仰出发的有意提及，激发武威学子学而优则仕。以往未提牛鉴于此“沐手敬书”之举，实则体现了其对文昌信仰的尊崇，其时已为帝师的牛鉴通过仪式对武威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鉴出生在武威商贾之家，自然会与历史上西域丝绸之路相联系，在其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其“天下”观既有儒家文明在“普天之下”中具有普世真理的一面，又有地处西域边陲放眼认识世界的一面。牛鉴来自华夏边陲，以帝师身份出任河南巡抚，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心黄河流域的中原河南做父母官，由此坚定了其弘扬华夏文明的信念。牛鉴在河南巡抚任上很大程度上应受到了此武威题匾的影响，以此激励其奋发图强，由此成为一代名宦。此匾得以流传至今又是武威在王朝历史中、全球史大背景下的反映，是中华民族思想演变的历史见证。当前关于牛鉴题匾“天下”所指“整个世界或者一个国家、文明”，“文明”所谓“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解读，存在未置身历史情境的问题。
王步瀛在宣统建元己酉年（1909年）题匾“文以载道”，以往论者研究武威文庙匾额阙载王步瀛的“知凉州府事郿县”官职与籍贯，未围绕王步瀛此前在庚子国变之际（1900年）随扈慈禧西行。随后，针对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连上80余道奏状，奋不顾身致力于励精图治，从而遭到打压，外放江南。继而又触怒权贵，再贬凉州。这一生平事迹尤为重要，只要全面了解其这段经历，方能更好地理解其思想，深入发掘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内涵。王步瀛对“文以载道”中的“载道”之“文”，具有其独到的见解，是王步瀛心怀国家、放眼世界的体现。其在黄河流域题写这样的内容，正是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渊源的反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武威文庙“旧为凉州卫儒学”，“清雍正三年改卫为府，立为府学”，康熙五十七年（1718）题匾“万世文宗”、康熙五十八年（1719）题匾“化峻天枢”、雍正元年（1723年）题匾“彩彻枢衡”，其时已是凉州卫学时期。“雍正元年岁次癸卯圣寿前一日”立、“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日重刊并绘”的题匾“阳春一曲”则是凉州卫学到凉州府学变迁的见证，也是武威文脉传承的体现。
凉州在明代先属陕西，后属甘肃。凉州卫学定位停留在“陇右学宫之冠”，既未置身甘肃加以比较，也未揭示其与曲阜文庙、云南建水文庙相比之下的独特之处。
根据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府级文庙，置身明代历史情境，揭示武威匾额在清代的历史地位。
临洮学宫虽早在“洪武二十五年”重建，重建者却仅是“教授”，临洮又非卫学。平凉学宫，虽早在“明洪武四年同知高正建”，却仅是同知身份。庆阳学宫，虽早在“明洪武间”始建，却仅同知所建。甘州学宫，“正统中巡抚马昂重修”，查杨荣《凉州府儒学记》：“巡按监察御史马君昂”“与凡士庶共成之”，可知马昂在参与创建凉州卫学后重修甘州府学，应得益于凉州卫学的熏陶。宁夏府儒学，虽早在“明永乐元年”奏建，然其仅是“镇人”。西宁府儒学，虽早在“明宣德三年”由“都督史昭”创建，却未有杨荣一类名人为之作记。兰州学宫，虽早在“洪武八年”重修，却是“知县”主持。
凉州文庙地处西域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安定边疆上方面与曲阜文庙不同，其兼具卫学功能又与建水文庙不同。
（三）武威文庙文昌信仰的信众组织变迁
明代卫学军户是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最初信众。雍正九年（1731年）题匾“德盛化神”，其时该匾始载“文昌会众姓信士弟子”，所列名录有45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题匾“学宗衍圣”，有文昌会成员80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有题匾“瑞预化成”，已出现拔贡生马开泰应“文昌”“惜字纸会”之请参与题匾，随后再次应邀题匾“先天炳蔚”。
民国四年（1915年）有“经理斋社长”立匾“神有鉴衡”，有“社长”14名，李、王二姓应来自明清时期武威的科举世家李氏宗族、王氏宗族。民國六年（1917年）“武邑学款管理所”立匾文明以正，有成员7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武威学款保管委员会”立匾“为斯文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立匾“文教开宗”，有委员16名，其中段、赵、李、刘等姓应来自武威历史上的科举世家。
马姓是回民，先后参与文昌会、经理斋、武邑学款管理所，与参与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的武威丁姓一道见证了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涵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地处黄河流域的武威深受黄河文明影响的特点。
三、活化武威文庙匾额资源优势
（一）深化武威文庙的名匾研究
“书城不夜”匾，其简介仅载“清嘉庆戊辰年春三月，乡国学弟子叩”，既未摘录完整，如“三月”后缀“谷旦”，对12名立匾者也未加以考证，其中李、王、张、赵、刘等姓可结合武威科举世家系统研究。
应从绘制历史情境连环画切入，拍摄微电影，研发文创精品。如突出武威山海物产元素，作为伴手礼。
（二）研发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民俗活动
基于旅游淡旺季因素，围绕当前大多对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月份未有深入研究，其资源优势未有转化。
根据现存武威文庙的匾额，按照农历月份，整理分析如下：
正月，有“聚精扬纪”题匾;正月又称“陬月”，有题匾“牖启人文”。 二月，有“化峻天枢”“掌仙桂籍” “司文章命”“纲维名教”等题匾;二月是文昌帝君的生日，称之为“圣寿”，“圣寿前一日”题匾“阳春一曲”;二月又称“仲春”，其时题匾“人文化成”。
四月，有“为斯文宰”匾。
五月，有“云汉天章”匾;五月又名“蒲月”，题匾“文昌帝君赞”。
六月，有“辅元开化匾”，榴月题匾“斡旋文运”。
七月，即“瓜月”，其时有题匾“彩彻枢衡”;七月又是“孟秋”，其时有题匾“神有鉴衡”。
八月，其时有“文教开宗”题匾;八月又名“桂月”，其时有题匾“瑞预化成”;八月又称“中秋月”，其时有题匾“桂箓垂青”;八月即“仲秋月”，其时有题匾“辉增西垣”“孝友文章”。
九月，有题匾“天下文明”;九月又称“重阳月”，有题匾“经天纬地”;九月又是“季秋”，有题匾“文以载道”。
十月，又称“孟冬”，有题匾“阴鸷下民”“辉联梯峰”;十月又名“阳月”，有题匾“贵相太常”。
十一月，又名“黄钟月”，有题匾“光联奎璧”。
上述农历各月融入春、夏、秋、冬四季主题活动，将文昌诞辰盛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武威文庙的古戏台上组织制匾、题匾、挂匾仪式互动体验。
（三）注意武威文庙匾额的细节问题
1.解读避免出现歧义
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题匾“文明长昼”的考释中，忽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典故。应从武威文庙祈求文昌实则反映文昌帝君庇佑的科举考试成就，突出明初历史名人杨荣作为朱子后学“过化”凉州这一视角深入解读。
2.揭示匾额之间的联系
除了上述马开泰先后参与为武威文庙题匾活动外，又有凉州知府郑松龄在乾隆四年（1739年）为武威文庙题匾“掌仙桂籍”之际，武威知县王守晋、信士潘荣桂为武威文庙题匾“司文章命”，可见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于此互动。
康伯臣在乾隆二十二年（1747年）为武威文庙先后题匾“阴鸷下民”“帝德广运”，对此二方匾额的其他题匾者、立匾者，以往论者均缺乏应有的研究。
3.积极转化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成果
在转化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优势方面，提出主题情景互动体验、特色木偶戏展演应再现历史名人题匾、立匾的情境。再现武威历史名人张美如的书法及其与张澍的诗文唱和场景，活化武威历史上的名宦郑松龄、范仕佳等事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武威文庙匾额對中华民族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见证了东西方交流，具有思想演变的研究价值。
第二，应将武威文庙匾额均视为文化遗产，研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民俗活动，推动武威文庙匾额活化进程，以达到异军突起的目的。武威文庙匾额的深入研究在充分挖掘题匾群体、立匾群体的基础上，丰富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内涵。
第三，新时期武威文庙匾额研究应置身匾额背后的历史情境，在全球史视野下，跳出匾额、所属朝代、行政区划范畴，参考、借鉴环境史、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程枭翀.武威文庙建筑研究[D].天津大学，2012.
[2]杨瑞.武威文庙及其保护开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43-44.
关键词： 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情境;全球史视野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264（2020）02-0093-04
目前，学术界关于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对后学研究多有启示。但是，却长期停留在文字的剖析层面，对匾额的认识停留在王朝历史认识范畴，如就清朝论清朝，就民国论民国，未围绕武威历史地理，从全球史出发，审视武威文庙匾额的文化意涵。武威文庙匾额的由来、立匾群体、立匾原因、挂匾仪式、匾额内容与区域社会关系均未论述。程枭翀《武威文庙建筑研究》一文忽视明代卫所军户因素，未能揭示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杨瑞《武威文庙及其保护开发研究》一文，误将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武威文庙题匾“万世文宗”视为武威文庙匾额之始，未全面、深入研究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群体。
基于武威文庙匾额的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尚未彰显，活化武威文庙匾额迫在眉睫，本文将围绕武威文庙匾额，搜集文集、地方志、碑铭，在全球史视野下，揭示文本记载背后的历史情境，重新书写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还原武威文庙匾额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揭示武威文庙匾额的由来
（一）武威文庙的文脉探究
据杨荣《凉州儒学记》记载：“国朝洪武中设卫置戍，而戍者多南士谪至子弟，相承读书习礼，而巡导张子受命教育之，儒风为之勃然。岁满还京，而未有继者。”直至徐晞“睹将校子弟多明秀好学”“乃于农隙令军士取材陶甓而经营之”。凉州在洪武“九年，始置卫”。杨荣来自南方，又深知北方，所载较为中肯。卫所子弟在来自南方谪戍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希望通过力学参加科举考试以提高社会地位。直到正统丁巳（1437年），徐晞出镇凉州，出于满足军户需求、安定军心，为之奏请朝廷，在屯田之余的农闲空隙时间，命令军士参与建设。
杨荣所载“文昌神像”在其时得以与“先圣”同塑，应从军户来源南方历史文化出发深入探索，很可能与南方崇拜偶像的习俗有关。此外，明王朝也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偶像崇拜促使王化深入人心，以安定边陲谪戍之士，维护边疆稳定。其时应已有题匾，只是未能保存至今，此为论述武威匾额的前提。
乾隆《武威县志》称“武威左番，右彝”，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山陕客此者恒家焉”，汉族百姓基本来自山西、陕西黄河流域一带。与上述来自南方的明代卫所军户融合发展，参与题匾。从“顺治五年，逆回丁国栋乱”来看，回民丁姓曾于此活动，虽未见题匾，但多次出现在立匾人中。如道光元年（1821年）题匾“云汉天章”，内有立匾人“丁应祥”。民国三年（1914年）题匾“辅元开化”，又有两名丁姓立匾人。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题匾“文教开化”，也有丁姓。
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早在建设之初就超越南、北之分、族群之别，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涵化作用。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乾隆《武威县志》所载：“他地之螺蚬治痹，橘秞破气，槟榔治瘴者自不乏。谁谓西北琅玕不敌南方箭竹哉”，按此食疗物产源自南方，文昌信仰于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凝聚，促进了南北交流，成为民族融合的产物。
（二）武威文脉的传承历程
武威“地燥风寒，无业者众。前道宪沈公、苏公递呈吁免者，为生民计久远也”，按“道宪”指西宁道，沈、苏二公分别指沈加显，“河南河内人，甲戌进士，顺治五年任，入名宦祠”;苏铣，“直隶交河人，丙戌进士，顺治十二年任，入名宦祠”。
沈、苏二人来自北方，与武威百姓自然亲切。沈加显是崇祯七年甲戌（1634年）进士，与徐晞同是明朝进士，其“民籍”出身，又与武威百姓关系密切。苏铣在清军入关之际的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考中进士，又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其进士出身以及学而优则仕成为名宦的事迹，对武威学子产生了积极影响，文昌信仰得以不因明清鼎革而中止，促进了武威文脉的传承。
（三）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作用
从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姓氏来看，可与冠以王、陈、刘、曾、张、赵、李等姓的堡寨，“盖堡外新旧墩，昔为夷人出没之区”，文昌信仰在周边生活的少数民族的环境中起到了促进宗族整合、推动了单姓堡寨聚落形态的形成，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作用。
根据武威的明清进士李、苏、孙、王等姓，相关姓氏的题匾者有王惇典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题匾“光联奎璧”，王三益在道光乙未（1835年）题匾“人文化成”，李宗昉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题匾“桂箓垂青”。以往“光联奎璧”匾仅称“癸卯科举人”，未就其“癸卯科”考证即“乾隆四十八年”，王惇典在是年考取该科举人，以新科举人的身份为之题匾，实则流露出王惇典希望考取联捷进士的期盼。此外，从“人文化成”题匾的7名立匾者均是李姓，其来自科举世家李氏宗族，由此可见，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于此发挥了推动参加科举文化传家的历史作用。
促进子承父业习儒的形成，通过言传身教传承文脉，如王安栋父子乾隆癸卯（1783年）所立天象人文匾，历来仅提及其“偕男”立匾，却未对具体的五男深入研究，揭示王安栋为何偕男立匾;立匾后，其子是否出现科甲联翩的成就。
二、还原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地位
（一）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据乾隆《甘肃通志》记载：凉州府儒学为“大学士杨荣记”，《凉州儒學记》作者杨荣，来自朱熹闽学胜地福建建宁府（今属福建省三明市），其以进士出身、曾任内阁首辅、少师的身份为之作记，犹如当年朱熹以闽学“过化”八闽一样，也“过化”凉州。徐晞“走书京师”向杨荣请记，为地处华夏边缘的武威学子沟通明朝统治中心北京这一当时华夏中心牵线搭桥，从一开始就成为华夏文明的代表。杨荣曾建议明宣宗放弃交趾，可见其具有国际视野，对西域重要节点的武威自然有一定影响。 刘大懿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题匾“聚精扬纪”，历来论者停留在刘大懿时任“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前分守甘凉兵备道”的官职，未发现刘大懿此前曾任台湾道，在任上遭中伤罢官归里，直到出任凉州由此东山再起，从东南海疆到西北边陲，均具国际考量。
牛鉴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题匾“天下文明”，其时应以其自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等处，兼理提督军务、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为是，并非以往简介武威文庙匾额强调的“两江总督”，其担任两江总督实则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牛鉴以“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是其从文昌信仰出发的有意提及，激发武威学子学而优则仕。以往未提牛鉴于此“沐手敬书”之举，实则体现了其对文昌信仰的尊崇，其时已为帝师的牛鉴通过仪式对武威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鉴出生在武威商贾之家，自然会与历史上西域丝绸之路相联系，在其时“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其“天下”观既有儒家文明在“普天之下”中具有普世真理的一面，又有地处西域边陲放眼认识世界的一面。牛鉴来自华夏边陲，以帝师身份出任河南巡抚，在华夏文明传统中心黄河流域的中原河南做父母官，由此坚定了其弘扬华夏文明的信念。牛鉴在河南巡抚任上很大程度上应受到了此武威题匾的影响，以此激励其奋发图强，由此成为一代名宦。此匾得以流传至今又是武威在王朝历史中、全球史大背景下的反映，是中华民族思想演变的历史见证。当前关于牛鉴题匾“天下”所指“整个世界或者一个国家、文明”，“文明”所谓“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解读，存在未置身历史情境的问题。
王步瀛在宣统建元己酉年（1909年）题匾“文以载道”，以往论者研究武威文庙匾额阙载王步瀛的“知凉州府事郿县”官职与籍贯，未围绕王步瀛此前在庚子国变之际（1900年）随扈慈禧西行。随后，针对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连上80余道奏状，奋不顾身致力于励精图治，从而遭到打压，外放江南。继而又触怒权贵，再贬凉州。这一生平事迹尤为重要，只要全面了解其这段经历，方能更好地理解其思想，深入发掘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内涵。王步瀛对“文以载道”中的“载道”之“文”，具有其独到的见解，是王步瀛心怀国家、放眼世界的体现。其在黄河流域题写这样的内容，正是黄河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渊源的反映，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武威文庙匾额见证了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武威文庙“旧为凉州卫儒学”，“清雍正三年改卫为府，立为府学”，康熙五十七年（1718）题匾“万世文宗”、康熙五十八年（1719）题匾“化峻天枢”、雍正元年（1723年）题匾“彩彻枢衡”，其时已是凉州卫学时期。“雍正元年岁次癸卯圣寿前一日”立、“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日重刊并绘”的题匾“阳春一曲”则是凉州卫学到凉州府学变迁的见证，也是武威文脉传承的体现。
凉州在明代先属陕西，后属甘肃。凉州卫学定位停留在“陇右学宫之冠”，既未置身甘肃加以比较，也未揭示其与曲阜文庙、云南建水文庙相比之下的独特之处。
根据乾隆《甘肃通志》所载府级文庙，置身明代历史情境，揭示武威匾额在清代的历史地位。
临洮学宫虽早在“洪武二十五年”重建，重建者却仅是“教授”，临洮又非卫学。平凉学宫，虽早在“明洪武四年同知高正建”，却仅是同知身份。庆阳学宫，虽早在“明洪武间”始建，却仅同知所建。甘州学宫，“正统中巡抚马昂重修”，查杨荣《凉州府儒学记》：“巡按监察御史马君昂”“与凡士庶共成之”，可知马昂在参与创建凉州卫学后重修甘州府学，应得益于凉州卫学的熏陶。宁夏府儒学，虽早在“明永乐元年”奏建，然其仅是“镇人”。西宁府儒学，虽早在“明宣德三年”由“都督史昭”创建，却未有杨荣一类名人为之作记。兰州学宫，虽早在“洪武八年”重修，却是“知县”主持。
凉州文庙地处西域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在安定边疆上方面与曲阜文庙不同，其兼具卫学功能又与建水文庙不同。
（三）武威文庙文昌信仰的信众组织变迁
明代卫学军户是武威文庙的文昌信仰最初信众。雍正九年（1731年）题匾“德盛化神”，其时该匾始载“文昌会众姓信士弟子”，所列名录有45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有题匾“学宗衍圣”，有文昌会成员80名。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有题匾“瑞预化成”，已出现拔贡生马开泰应“文昌”“惜字纸会”之请参与题匾，随后再次应邀题匾“先天炳蔚”。
民国四年（1915年）有“经理斋社长”立匾“神有鉴衡”，有“社长”14名，李、王二姓应来自明清时期武威的科举世家李氏宗族、王氏宗族。民國六年（1917年）“武邑学款管理所”立匾文明以正，有成员7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武威学款保管委员会”立匾“为斯文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立匾“文教开宗”，有委员16名，其中段、赵、李、刘等姓应来自武威历史上的科举世家。
马姓是回民，先后参与文昌会、经理斋、武邑学款管理所，与参与教育经费保管委员会的武威丁姓一道见证了少数民族接受华夏文明涵化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地处黄河流域的武威深受黄河文明影响的特点。
三、活化武威文庙匾额资源优势
（一）深化武威文庙的名匾研究
“书城不夜”匾，其简介仅载“清嘉庆戊辰年春三月，乡国学弟子叩”，既未摘录完整，如“三月”后缀“谷旦”，对12名立匾者也未加以考证，其中李、王、张、赵、刘等姓可结合武威科举世家系统研究。
应从绘制历史情境连环画切入，拍摄微电影，研发文创精品。如突出武威山海物产元素，作为伴手礼。
（二）研发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民俗活动
基于旅游淡旺季因素，围绕当前大多对武威文庙匾额的立匾月份未有深入研究，其资源优势未有转化。
根据现存武威文庙的匾额，按照农历月份，整理分析如下：
正月，有“聚精扬纪”题匾;正月又称“陬月”，有题匾“牖启人文”。 二月，有“化峻天枢”“掌仙桂籍” “司文章命”“纲维名教”等题匾;二月是文昌帝君的生日，称之为“圣寿”，“圣寿前一日”题匾“阳春一曲”;二月又称“仲春”，其时题匾“人文化成”。
四月，有“为斯文宰”匾。
五月，有“云汉天章”匾;五月又名“蒲月”，题匾“文昌帝君赞”。
六月，有“辅元开化匾”，榴月题匾“斡旋文运”。
七月，即“瓜月”，其时有题匾“彩彻枢衡”;七月又是“孟秋”，其时有题匾“神有鉴衡”。
八月，其时有“文教开宗”题匾;八月又名“桂月”，其时有题匾“瑞预化成”;八月又称“中秋月”，其时有题匾“桂箓垂青”;八月即“仲秋月”，其时有题匾“辉增西垣”“孝友文章”。
九月，有题匾“天下文明”;九月又称“重阳月”，有题匾“经天纬地”;九月又是“季秋”，有题匾“文以载道”。
十月，又称“孟冬”，有题匾“阴鸷下民”“辉联梯峰”;十月又名“阳月”，有题匾“贵相太常”。
十一月，又名“黄钟月”，有题匾“光联奎璧”。
上述农历各月融入春、夏、秋、冬四季主题活动，将文昌诞辰盛会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武威文庙的古戏台上组织制匾、题匾、挂匾仪式互动体验。
（三）注意武威文庙匾额的细节问题
1.解读避免出现歧义
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题匾“文明长昼”的考释中，忽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典故。应从武威文庙祈求文昌实则反映文昌帝君庇佑的科举考试成就，突出明初历史名人杨荣作为朱子后学“过化”凉州这一视角深入解读。
2.揭示匾额之间的联系
除了上述马开泰先后参与为武威文庙题匾活动外，又有凉州知府郑松龄在乾隆四年（1739年）为武威文庙题匾“掌仙桂籍”之际，武威知县王守晋、信士潘荣桂为武威文庙题匾“司文章命”，可见地方官员与当地士绅于此互动。
康伯臣在乾隆二十二年（1747年）为武威文庙先后题匾“阴鸷下民”“帝德广运”，对此二方匾额的其他题匾者、立匾者，以往论者均缺乏应有的研究。
3.积极转化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底蕴研究成果
在转化武威文庙匾额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优势方面，提出主题情景互动体验、特色木偶戏展演应再现历史名人题匾、立匾的情境。再现武威历史名人张美如的书法及其与张澍的诗文唱和场景，活化武威历史上的名宦郑松龄、范仕佳等事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武威文庙匾额對中华民族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见证了东西方交流，具有思想演变的研究价值。
第二，应将武威文庙匾额均视为文化遗产，研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民俗活动，推动武威文庙匾额活化进程，以达到异军突起的目的。武威文庙匾额的深入研究在充分挖掘题匾群体、立匾群体的基础上，丰富武威文庙匾额的历史文化内涵。
第三，新时期武威文庙匾额研究应置身匾额背后的历史情境，在全球史视野下，跳出匾额、所属朝代、行政区划范畴，参考、借鉴环境史、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程枭翀.武威文庙建筑研究[D].天津大学，2012.
[2]杨瑞.武威文庙及其保护开发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4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