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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起精致繁华的苏州古城区,西至风光秀丽的太湖畔,便是苏州高新区的范围。
从成立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创新是引领苏州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翻开苏州高新区产业地图,一场由创新引领的变革正徐徐展开。生物医药、轨道交通、地理信息等高端新兴产业,你追我赶,趁势发展;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精英纷至沓来,汇智汇力。
“但苏州高新区的创新不仅仅是经济。”中共苏州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浦荣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苏州高新区发展到今天,需要创新的不仅仅是经济,是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管理、居民自治、社会服务等都需要创新。
在浦荣皋看来,政府要创新、企业要创新,社会组织要创新,个人也要创新,只有各方力量的创新热情都激发出来了,创新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真正力量。
“建起全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建工作室,服务非公党员;在全国率先实践‘涉刑党员停权机制’,被编入党纪处分条例;在全国率先探索‘政经分开’,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苏州高新区,正用一个个基层创新实践的“案例”,为全国提供经验。
作为首批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苏州高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和非公企业投资的密集区。
目前,苏州高新区建有非公企业党组织1100多个,非公企业党员近万名,分别占该区党组织和党员总量的60%和40%。
在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历来是公认的难题。然而,在苏州高新区这个难点如今却成了亮点。
聊起这个亮点,周新民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苏州高新区,周新民就是众多非公企业党组织的“主心骨”。从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任上退休后,六十多岁的周新民干起了“新事业”。2013年7月,“周新民党建工作室”揭牌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区域化非公经济党建工作室。
见到周新民的时候,他正在埋头编发微信。 “现在应用最多的就是微信群,不管是发布信息,还是讨论问题,更加便捷高效,群里每天都很活跃。”周新民笑说自己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你看微博、微信、微视频都是新事物,我都得学。”
站在工作室的中间,周新民说工作室不只是一个“就党建谈党建”的平台,更是一个统筹各类资源、面向基层内容多元的服务平台;工作室整合30多个区级机关部门的资源,推出四大类41项“服务菜单”,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打开这份“服务菜单”,里面按“经济、科技服务”“法律服务”“党群服务”“民生、社会事业”分为4大类41项,有发改局党总支的“上市企业服务行”,有检察院党总支的“蔚然工作室”,有机关党工委的“阳光讲师团”……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
两年来,在工作室的协调联系下,苏州高新区各机关部门党组织已为辖区企业协调解决了安全生产、环保检测、劳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三十多个。
“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工作室还集聚了一批优秀党务人才,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人才库’‘智囊团’。”周新民介绍说。除了周新民自己,工作室还有8名核心成员,同时工作室还联合区域内40多名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成立苏州高新区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书记联谊会。
今年,中组部相关负责人来苏州高新区调研周新民党建工作室后反馈, “这是全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区域化非公党建工作室”;是“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的做法。
“未来2年,将规划新建10个分站点,把党建工作室开成‘连锁店’;同时,将推出专业化的‘一站式套餐化党日服务’,真正将非公党员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苏州高新区非公经济党工委负责人李伟表示。
在苏州高新区“再创辉煌”中,党员始终是桥头堡、排头兵。如何从严管党治党,为创新发展提供不竭驱动力?实践中,高新区创新试行的“涉刑党员停权机制”,为今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注入了基层创新的智慧。
“若在司法判决前对其进行党纪处分,即纪委定性在司法定性之前,则客观存在对同一行为定性不一的风险;若对其不闻不问,又与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和先进性的要求不符。”苏州高新区纪工委常委龚浩坦言,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一直以来是党员监督管理的薄弱点甚至是盲区。
“事实上,在基层,一些违法受贿案值,有的不是很高,从几万到十几万的都有;当涉刑但没有判时,该党员的身份,在实践中,很不好操作。”龚浩承认这些都是工作中碰到的实际困难。
为解决这一矛盾,苏州高新区纪工委从2009年起大胆创新、积极履职,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果断采取“停权”措施。即:区纪委常委会根据检察机关发出的《逮捕决定书》,直接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采取暂停党员权利、保留党员身份的措施,等待司法最终结论。截至目前,该区已有30人因违规等被“停权”。
“涉刑党员停权机制”的诞生,和基层党建管理不断创新实践密切相关。2009年10月,高新区纪工委提出“停权”可行性报告;2009年11月,高新区正式出台“停权”实施办法;2010年1月,苏州市纪委、高新区纪工委、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苏州廉政建设和行政效能研究所、苏州大学成立联合调研组对“停权”事宜进行论证;2010年2月,理论文章《对涉嫌犯罪党员采取“停权留名”措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思考》完成版权登记;2010年4月,“停权”被中央纪委审理室确定为重点调研课题。 龚浩表示:“从此次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章三十一条‘中止三大政治权利’来看,主要还是吸收了我们高新区对‘停权’的做法及其基层实践。”
苏州高新区“停权”机制出台后,以其“简单、管用、零成本、可复制”的特点,先后被20多个地区和央企的纪委主动联系与引入。
不管是抓党建促生产力,还是从严管党治党,于苏州高新区而言,最终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让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自信的生活、有回味的生活、有成就的生活。
1200年前,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 让千年古镇枫桥闻名四方,来苏州的游客,都要到此领略一下枫桥的诗情画意。1200年后的今天,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枫桥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发展职能相分离的“政经分开”管理模式,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
所谓“政经分开”,即对动迁安置农民按照“村各项社会职能划归社区管理,经济职能留在新组建村股份合作社”的原则,通过解决“人往哪里去、事由谁来管、钱从哪里来”三大问题,实现基层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的改革目标。
早在2006年,枫桥街道就在全国率先探索“政经分开”管理模式。一方面,枫桥街道通过以村股份合作社、联枫公司、民发富民合作社为代表的三种形式的富民模式,让老百姓真正成为生活在城里的“股东”;另一方面,建成一支业务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社区队伍,推进“三位一体、四级网络”的社区建设工程,让每位居民都能“乐居、乐业、乐活”。
枫桥“政经分开”的实践对构建新型农村治理结构发挥了哪些作用?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实际影响如何?村民们的家庭帐最能说明问题。
原东浜村村民陈巧男透露,他们一家自2006年开始享受农龄折股,一家三口按农龄折算共享有56.5股。“整个东浜村共26293股,2014年全村分红170多万,平均每股64块多。我们分到了3700多元,分红多的人家可以拿到将近1万元呢。”陈巧男说。
数据显示,去年高新区枫桥街道1万户股民领到股红1.06亿元,户均分红达到1万元。枫桥街道引导农民自愿入股成立的富民合作社,连续7年每年实现9%分红。今年8月,富民合作社投资的“木桥公寓”集宿区交付使用,预计又可为合作社股民每年增收2200万元。
“‘政经分开’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专门的人去负责经营,而我们社区的人就是一门心思为民众搞好服务。”枫桥街道社会事业办主任唐国华说,自此,社区的角色定位只剩下一个:全方位为居民做好服务。而其工作范围,就是除经济之外所有百姓的生老病死。
得益于“政经分开”,也助推了社会管理的创新、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的不断提升。枫桥街道探索实施的“三位一体”动迁社区管理模式,被评为“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最佳实践案例”。
2014年5月,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专程调研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的“政经分开”模式,认为枫桥的经验对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如今,枫桥“政经分开”已成为示范全国新农村建设、建成区街道社区建设的典型经验,并在全国推广。
从成立至今的二十多年间,创新是引领苏州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翻开苏州高新区产业地图,一场由创新引领的变革正徐徐展开。生物医药、轨道交通、地理信息等高端新兴产业,你追我赶,趁势发展;高技能人才、创新创业精英纷至沓来,汇智汇力。
“但苏州高新区的创新不仅仅是经济。”中共苏州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浦荣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苏州高新区发展到今天,需要创新的不仅仅是经济,是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管理、居民自治、社会服务等都需要创新。
在浦荣皋看来,政府要创新、企业要创新,社会组织要创新,个人也要创新,只有各方力量的创新热情都激发出来了,创新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的真正力量。
“建起全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建工作室,服务非公党员;在全国率先实践‘涉刑党员停权机制’,被编入党纪处分条例;在全国率先探索‘政经分开’,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苏州高新区,正用一个个基层创新实践的“案例”,为全国提供经验。
“周新民工作室”: 抓党建就是生产力
作为首批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苏州高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和非公企业投资的密集区。
目前,苏州高新区建有非公企业党组织1100多个,非公企业党员近万名,分别占该区党组织和党员总量的60%和40%。
在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历来是公认的难题。然而,在苏州高新区这个难点如今却成了亮点。
聊起这个亮点,周新民是绕不开的话题。在苏州高新区,周新民就是众多非公企业党组织的“主心骨”。从苏州西门子电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任上退休后,六十多岁的周新民干起了“新事业”。2013年7月,“周新民党建工作室”揭牌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区域化非公经济党建工作室。
见到周新民的时候,他正在埋头编发微信。 “现在应用最多的就是微信群,不管是发布信息,还是讨论问题,更加便捷高效,群里每天都很活跃。”周新民笑说自己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你看微博、微信、微视频都是新事物,我都得学。”
站在工作室的中间,周新民说工作室不只是一个“就党建谈党建”的平台,更是一个统筹各类资源、面向基层内容多元的服务平台;工作室整合30多个区级机关部门的资源,推出四大类41项“服务菜单”,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打开这份“服务菜单”,里面按“经济、科技服务”“法律服务”“党群服务”“民生、社会事业”分为4大类41项,有发改局党总支的“上市企业服务行”,有检察院党总支的“蔚然工作室”,有机关党工委的“阳光讲师团”……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
两年来,在工作室的协调联系下,苏州高新区各机关部门党组织已为辖区企业协调解决了安全生产、环保检测、劳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三十多个。
“其实,我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工作室还集聚了一批优秀党务人才,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人才库’‘智囊团’。”周新民介绍说。除了周新民自己,工作室还有8名核心成员,同时工作室还联合区域内40多名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成立苏州高新区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书记联谊会。
今年,中组部相关负责人来苏州高新区调研周新民党建工作室后反馈, “这是全国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区域化非公党建工作室”;是“打通党建‘最后一公里’”的做法。
“未来2年,将规划新建10个分站点,把党建工作室开成‘连锁店’;同时,将推出专业化的‘一站式套餐化党日服务’,真正将非公党员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苏州高新区非公经济党工委负责人李伟表示。
“涉刑党员停权”举措被中纪委采纳
在苏州高新区“再创辉煌”中,党员始终是桥头堡、排头兵。如何从严管党治党,为创新发展提供不竭驱动力?实践中,高新区创新试行的“涉刑党员停权机制”,为今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注入了基层创新的智慧。
“若在司法判决前对其进行党纪处分,即纪委定性在司法定性之前,则客观存在对同一行为定性不一的风险;若对其不闻不问,又与保持党员队伍纯洁性和先进性的要求不符。”苏州高新区纪工委常委龚浩坦言,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一直以来是党员监督管理的薄弱点甚至是盲区。
“事实上,在基层,一些违法受贿案值,有的不是很高,从几万到十几万的都有;当涉刑但没有判时,该党员的身份,在实践中,很不好操作。”龚浩承认这些都是工作中碰到的实际困难。
为解决这一矛盾,苏州高新区纪工委从2009年起大胆创新、积极履职,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果断采取“停权”措施。即:区纪委常委会根据检察机关发出的《逮捕决定书》,直接对涉刑受到羁押的党员采取暂停党员权利、保留党员身份的措施,等待司法最终结论。截至目前,该区已有30人因违规等被“停权”。
“涉刑党员停权机制”的诞生,和基层党建管理不断创新实践密切相关。2009年10月,高新区纪工委提出“停权”可行性报告;2009年11月,高新区正式出台“停权”实施办法;2010年1月,苏州市纪委、高新区纪工委、苏州基层党建研究所、苏州廉政建设和行政效能研究所、苏州大学成立联合调研组对“停权”事宜进行论证;2010年2月,理论文章《对涉嫌犯罪党员采取“停权留名”措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思考》完成版权登记;2010年4月,“停权”被中央纪委审理室确定为重点调研课题。 龚浩表示:“从此次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章三十一条‘中止三大政治权利’来看,主要还是吸收了我们高新区对‘停权’的做法及其基层实践。”
苏州高新区“停权”机制出台后,以其“简单、管用、零成本、可复制”的特点,先后被20多个地区和央企的纪委主动联系与引入。
“政经分开”示范全国新农村
不管是抓党建促生产力,还是从严管党治党,于苏州高新区而言,最终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让广大居民充分享受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居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有自信的生活、有回味的生活、有成就的生活。
1200年前,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 让千年古镇枫桥闻名四方,来苏州的游客,都要到此领略一下枫桥的诗情画意。1200年后的今天,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枫桥在全国率先探索出了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发展职能相分离的“政经分开”管理模式,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枫桥经验”。
所谓“政经分开”,即对动迁安置农民按照“村各项社会职能划归社区管理,经济职能留在新组建村股份合作社”的原则,通过解决“人往哪里去、事由谁来管、钱从哪里来”三大问题,实现基层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的改革目标。
早在2006年,枫桥街道就在全国率先探索“政经分开”管理模式。一方面,枫桥街道通过以村股份合作社、联枫公司、民发富民合作社为代表的三种形式的富民模式,让老百姓真正成为生活在城里的“股东”;另一方面,建成一支业务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社区队伍,推进“三位一体、四级网络”的社区建设工程,让每位居民都能“乐居、乐业、乐活”。
枫桥“政经分开”的实践对构建新型农村治理结构发挥了哪些作用?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实际影响如何?村民们的家庭帐最能说明问题。
原东浜村村民陈巧男透露,他们一家自2006年开始享受农龄折股,一家三口按农龄折算共享有56.5股。“整个东浜村共26293股,2014年全村分红170多万,平均每股64块多。我们分到了3700多元,分红多的人家可以拿到将近1万元呢。”陈巧男说。
数据显示,去年高新区枫桥街道1万户股民领到股红1.06亿元,户均分红达到1万元。枫桥街道引导农民自愿入股成立的富民合作社,连续7年每年实现9%分红。今年8月,富民合作社投资的“木桥公寓”集宿区交付使用,预计又可为合作社股民每年增收2200万元。
“‘政经分开’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专门的人去负责经营,而我们社区的人就是一门心思为民众搞好服务。”枫桥街道社会事业办主任唐国华说,自此,社区的角色定位只剩下一个:全方位为居民做好服务。而其工作范围,就是除经济之外所有百姓的生老病死。
得益于“政经分开”,也助推了社会管理的创新、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的不断提升。枫桥街道探索实施的“三位一体”动迁社区管理模式,被评为“中国幸福城市社会管理创新最佳实践案例”。
2014年5月,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专程调研苏州高新区枫桥街道的“政经分开”模式,认为枫桥的经验对全国各地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如今,枫桥“政经分开”已成为示范全国新农村建设、建成区街道社区建设的典型经验,并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