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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达成贸易停战协定，并决定重启贸易谈判。不管未来谈判如何，这对中美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好消息。这至少表明，两个大国还是有继续谈判的意愿。
很自然，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大国关系，更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和中美两大国都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平稳的时候，它们都可以从两边获得利益，但一旦两大国关系恶化，它们都会受到深度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一些利益（例如从中国退出的产业和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战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负面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战。贸易战显然不是一场双赢游戏，而是两败俱伤，即人们所说的损人不利己，“损人一千，自损八百”；不仅如此，贸易战还波及很多其他国家，很多甚至是美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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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畴，而进入“战争”状态。传统上，人们一般上认为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这又使得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是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把今天的状况，比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一战”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经贸的频繁往来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区域国家之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事后诸葛亮不少，但事先没有人会认为战争这么快就在这些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国家之间发生了。
的确，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非零和游戏的经济竞争，会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的关系来看，不难发现，冲突和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正如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一样。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有巨大的代价的，大的战争往往招致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人類为什么还要战争呢？
德国社会和政治学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即经济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过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约”方法，而后者则倚重“权力”和“力量”。奥本海默本人则倾向于政治方法，因为经验地看，从人类开始产生以来，政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原始部落到近代国家，暴力是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永恒来源。
近代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化开始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战争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到了最有效的经济方法。斯密认为，国家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就可以致富和积累财富，而无需通过战争和掠夺。斯密之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经济方法的有效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最为典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结果。在一个社会内部，资本主义造就了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内战；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战争。
经济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战争这一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传播。用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如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只是人类远古野蛮兽性的一种遗留物，终究会消失。经验地看，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是人们看到战争（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残忍性和经济上的毫无理性。战争没有赢家，人人都是输家。“一战”和“二战”给欧洲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第二是“二战”之后开始的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从欧洲“共同市场”概念开始，扩展到其他各个地区。西方各国市场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市场的延伸，有效地把有关国家连接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一个广袤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村”。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所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反映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互相依赖理论”上。
“互相依赖理论”加上源自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成为近数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
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显然，这个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
很自然，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两大国关系，更会影响到很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和中美两大国都有着复杂而深厚的关系，在中美关系平稳的时候，它们都可以从两边获得利益，但一旦两大国关系恶化，它们都会受到深度影响。一些国家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获取一些利益（例如从中国退出的产业和资本进入这些国家），但从长远来看，这些国家也避免不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中美贸易战能够产生如此广泛而负面的经济影响，这使得很多人很不了解中美两国所进行的贸易战。贸易战显然不是一场双赢游戏，而是两败俱伤，即人们所说的损人不利己，“损人一千，自损八百”；不仅如此，贸易战还波及很多其他国家，很多甚至是美国的盟友。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人们把中美之间的经济冲突界定为“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就表明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经济竞争”的范畴，而进入“战争”状态。传统上，人们一般上认为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并且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但战争则往往是零和游戏。这又使得很多人担心，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不断升级，是否会导向另一类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
这种担忧不仅合理，而且也是必要的。人们可以把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视为是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两个互不交往的国家不会发展出任何经济关联，也无所谓贸易冲突。两国之间的经贸交往越深，冲突就越容易发生，负面影响也越大。历史地看，经济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确给参与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不断地导向冲突甚至战争。
这些年来，人们总是把今天的状况，比喻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一战”之前，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经贸的频繁往来和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不仅发生在欧洲国家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欧洲国家和其他区域国家之间。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发生的。事后诸葛亮不少，但事先没有人会认为战争这么快就在这些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国家之间发生了。
经济竞争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
的确，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非零和游戏的经济竞争，会导向零和游戏的战争。但如果从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的关系来看，不难发现，冲突和战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常态，正如它们之间的经济贸易一样。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有巨大的代价的，大的战争往往招致无数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人類为什么还要战争呢？
德国社会和政治学家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论述国家的起源时，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即经济方法和政治方法，前者通过人们都可以接受的“交易”方法，或者“契约”方法，而后者则倚重“权力”和“力量”。奥本海默本人则倾向于政治方法，因为经验地看，从人类开始产生以来，政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从原始部落到近代国家，暴力是国家起源和发展的永恒来源。
近代商业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化开始之后，人们对战争的根源和如何避免战争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其中，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为国家的发展寻找到了最有效的经济方法。斯密认为，国家通过“劳动分工”和贸易就可以致富和积累财富，而无需通过战争和掠夺。斯密之后，李嘉图（David Ricardo）则进一步发展出“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经济方法的有效性。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斯密和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最为典型，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国家间的战争，简单说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结果。在一个社会内部，资本主义造就了阶级分化，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内战；在国际层面，资本主义导致了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极端一些就是战争。
经济因素可以遏制和避免战争这一观点，在“二战”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传播。用经济史学家熊彼特的话来说，如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可以预期，民族主义只是人类远古野蛮兽性的一种遗留物，终究会消失。经验地看，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是人们看到战争（尤其是“一战”和“二战”）的残忍性和经济上的毫无理性。战争没有赢家，人人都是输家。“一战”和“二战”给欧洲各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第二是“二战”之后开始的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从欧洲“共同市场”概念开始，扩展到其他各个地区。西方各国市场的整合及其西方市场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市场的延伸，有效地把有关国家连接在一起，促成了经济的发展。
尤其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由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所引发的新一波全球化，更是在很短时间里把一个广袤的世界演变成为一个“全球村”。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赖所能产生的正面效应，反映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互相依赖理论”上。
“互相依赖理论”加上源自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理论，成为近数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人们深信，国家间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加上政治上的民主化，战争就可以远离人类，实现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状态。
这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基本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和方法。那就是，美国必须通过经济方法（开放、市场准入、整合等等），促成那些和美国具有经济关系的国家的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和美国（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是有政治前提的。也很显然，这个政治前提充分反映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贸易、投资、国际援助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