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是人类的天性，这个天性里头包含了如此巨大的功利，使得世世代代的人们乐此不疲，以至于遮蔽了人性中那个最为古老的源头。
　　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岁多时的一件事。似乎是，我从小就缺乏肢体模仿的能力。那时的幼儿园经常排节目，在我的印象中，我特别害怕这类活动。似乎每一次，我都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队伍里，，或茫然地跟着队伍移动。有一天，是周末在家里，父母要姐姐表演一个节目，好像是跳舞，姐姐是个乖女孩，马上表演了。接着他们又要我表演，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但父母都是很执着的人，他们更起劲地催促我，于是我只得大哭起来，把大家的好兴致全部败坏了，搞得家人愤愤的。很久之后，当我已经成年时，说起这事来，他们仍然不理解，唱歌、跳舞这类他们看作是儿童天性的事，对于童年的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能。虽然我在幼儿园的时间十分短暂，但我连一首儿歌也没学会，更不要说跳舞了。
　　后来我上小学了，我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孩子，具有惊人的自制力。这个阶段，我已经尝到了一些模仿的甜头。比如，写毛笔字，我的手性是最差的，握着笔的手既发抖又没个定准。我很羡慕字帖上那些美丽的汉字，于是我花费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去练习，居然一跃成为班上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学生之一，受到老师的表扬。还有跳皮筋，我始终学不会通常的跳法，人家都是用脚掌钩皮筋，我却用脚背去钩，无论如何改不过来。但由于我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几倍，这种将错就错的跳法终于使我慢慢摸索到了接近正确的途径，后来我也跳得比较出色了。
　　在小学里，只有一样事我学不会，而且那也是我生活中的最大恐惧。我说的是上课时的发言，尤其是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发言。尽管天天听老师说那些听了昏昏欲睡的套话，但要我模仿，则难于上青天。所以我读了五年多书，从来没有举过一次手主动发言。如果不幸被老师叫起来了，就脸涨得通红，声音像蚊子叫，句子不成句子，或干脆一语不发地站在那里受煎熬。现在看起来，如果要让少年时代的我学会那种“发言”，除非每天逼着我对镜子练习演讲，就像我练毛笔字一样，也许会有一点点进展。我的喉咙，我的舌头，这些肢体运动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没法将常人习惯的“话”说得流利。这也许是我二十多年后以笔为舌的直接原因？但也不尽然。在21世纪初，我接受过日本三大报纸的共同采访。在那次采访会上，我系统地叙述了我的文学观，流利地轮番回答了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我顺着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下子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这里头确实有些神秘的东西，同每个人的语言系统有关。
　　我的身体并不是天生不协调。比如跑步，这种从幼儿时代就以最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运动，我能够做得最好，不但跑得很快，姿势也很好。而游泳就不同了，我十一二岁才开始学，一直到二十七八岁还每年都去游，很认真地学，但我的最远纪录是两百多米，速度为半小时两百米。我终于放弃了对游泳的学习，但直至今日，我仍然每天跑步。也许我的身体的性能就是对于我的社会属性的一种形象描绘：我极难适应外界的活动，到任何“单位”都觉得别扭，却在三十岁时自立门户，干起了个体裁缝;我极为厌恶官话套话，打死我也说不来，却能够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自圆其说。
　　“文革”期间我放弃了上中学，不上学使我找到了学习语言的正确的模仿途径——阅读文学书籍。青少年时代，我读过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到头来，只有读文学书的那种模仿是永不厌倦的，那就如我童年时代的奔跑一样自然。的确，文学几乎就是我的肢体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选择性极强，但一旦学会，就有无穷的表演前景。我常想，我会等到自己衰老不堪，连句子都记不起了的时候才会停止写作。在那个时代，一本好书可以使我连续一个月生活在白日梦当中，那种梦就如同电视连续剧的回放，就连角色对话的语气之精微都能全盘保留，当然也被浓浓的自我色彩所浸透。还有谁比我更乐意这种模仿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广义的“本色演员”。我的本色不是某一类的角色，而干脆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确实，我一辈子都坚信有一种这样的本质，它深深地嵌在世俗的事物当中，而我的使命就是将它表演出来。这种表演需要的不是那种表层的模仿技巧，而是一种深奥的灵魂复制的能力。我要将我内部黑暗混沌的处所发生的一切复制出来，我认定只有这，才是我所乐意的那种模仿。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什么除了读文学书，其他方面的模仿对于我来说都是如此的艰难，或者根本就做不到;为什么我的肢体的活动常给人一种不协调的、难受的感觉;为什么我连人之常情都学不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内部的那个幽灵在保护着我的才能啊。如果我终于学会了那些事，如果我变得协调了，看起来顺眼了，我生活中的重心也就转移了。所有的心的渴望，都是向着愉悦展开的。一颗自由的心，就是一颗以最合理的方式發挥能量的心。我认为自己在漫长的写作年头里不断地获得过幸福。
　　（魏蕾蕾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