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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张惠芬的诗歌为例，分析诗歌的题材、风格等方面与诗人“地域性”的关联。在分析中，结合诗人的生命体验及湖湘地域文化特质，阐释当代湘籍女诗人将地域经验作为一种精神视野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张惠芬 湖湘地域经验 创作特色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当代湘籍女作家研究”（项目编号：13YBB074）
湖湘大地秀丽的山水风光，独特的民情风俗，桃源洞庭迁客风骚，这些独特的地域风貌形成了特有的
湖湘地域文化特征，而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沁润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湖南籍诗人，湖湘地域经验在他们的诗作中随处可见。张惠芬，湖南桃源人，当代女诗人。张惠芬的诗作无论在题材遴选及艺术追求上， 大都与她对乡土的守望和生命体验有关。 她的作品呈现出湖湘女性生命经验中对家乡的深情，对情感世界的探寻，在现实处境与诗意人生交融中的艺术探索。
一、农耕文化沁润下的乡土情怀
湖南省为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温适宜、水系发达，水稻、水产等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九州粮仓”的美誉。天然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使湖南有着古老绵长的农耕文化。湖南早期的农业生产在诗歌中就有反映，出现了不少描写农耕场景和乡土情怀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先人们的生活场景，还蕴含着淳朴天然的自然观，务实勤劳的品质以及浓厚的乡土情怀。这些早期文明的影响和农耕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南诗人。
湖南当代诗歌中沁润了农耕文化影响，抒写乡土、歌咏乡情是湖南当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审美内容。20世纪80年代，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等湖南籍诗人发起“新乡土诗派”的诗歌热潮。新乡土诗派诗人注重描绘风土人情，将诗歌写作植根于家园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新乡土诗派”诗歌运动在当代诗坛影响广泛，推动了乡土文化审美。
19世纪法国学者伊波利特·丹纳认为“文学创作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地理）、时代三种力量”[1]232。种族、环境、时代这三者影响渗入到诗歌创作者及作品之中。张惠芬的诗歌创作在湖湘独有的地域文化沁润下，抒写乡土、乡村、乡土经验，呈现出湖湘女性生命经验中对家乡的深情。如《耕》：“我相信这是桃花源的良田与阡陌/山色青青，鸡犬相闻/我相信泥土的浪花不会老去/一定会开在代代相传的赭色掌纹里” [2]14农耕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追求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人生理想在这首诗歌中得到呈现。诗人张惠芬亲近自然、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善于发现自然之中那些细小事物之中的诗意。如《在一朵茶花里找到故乡》：“在黄家岭，每一朵茶花都是/一个久违的故乡/我们让花朵与每一个童年相认/之后坐在下午的阳光里，讲述难得的好天气/忘掉山路与山路下干涸的河床” [2]99在这里，诗人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处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之中，故乡永远是诗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乡土情怀的动人之处。在张惠芬的诗歌里，这些抒写故乡的句子随处可见，故乡的一切已经融入到她的灵魂与血液之中，故乡让人保留着童年时期那份纯净的初心，是最纯粹的心灵栖息地，正是这份对乡土的深情，让诗人拓展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视野与审美维度。
二、生存现实的理解与敞开
诗歌离不开现实，诗歌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总是基于诗人的现实经验，处在现实大环境之中，现实环境决定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与途径。诗人张惠芬谈到创作时说过：“我生活在乡村，乡村于我就是我的现实。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片农田，一泓清溪，一群牛羊，或者一片果园，它们是我的民间。我还生活在校园，校园里的每一颗露珠，每一片花瓣，每一个眼神或者疑问，都是我的平凡。我每天用现实的手抚摸它们，之后在意外中完成对抗。”[2]171诗人张惠芬的现实基于乡土的大背景和校园的小环境，这是她生命体验中触及的现实。也是源于对这种现实的理解，她以诗歌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对抗，诗歌成为她生活中的意外之光。在张惠芬的诗歌中，不仅展现了她所理解和体验的生存现实，还将这种理解扩张开来，在对细节的深入描述中探寻更深层的思想意蕴。比如张惠芬的《子宫癌患者》就是贴近现实的题材，全诗以细节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子宫癌患者的叙述，仿佛那位子宫癌患者就在读者面前絮絮叨叨地述说患病后无法入眠、不敢告诉父母子女、打算做手术、安排今后生活等事项。诗歌以细节的呈现还原了这位子宫癌患者患病后的心理体验，带着读者一起去体验这种现实处境的痛楚与无奈。如《八月十五》这首诗歌，也是以细节描写呈现出一位留守老人的中秋节。老人从诗人进门之后就不断地念叨她跌伤的头，一直在述说她那在广东打工的抱养的儿子、还有她的媳妇、孙子。这一系列语言动作的细节描写，放大了诗人对于生存现实的感悟，没有过多的语言修饰，却让一位饱经岁月磨砺的孤独老人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张惠芬不仅擅长以细腻的笔触呈现细节，提取现实生活中的现场感，还将这种现实融入到对生命与人生的思考之中，展示出诗人开阔的内心世界以及人文的关怀。如《存在主义表达方式》：“一个生命离去，另一个生命诞生/无数个生命在生命中逐渐饱满” [2]4诗人将人的存在方式提取、简化，人的生命经历了诞生、经历、离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断由一代又一代人去经历。“一个我加一个你，是一个小世界/小世界在大世界中以隐喻的方式存在//白昼与黑夜彼此周旋，又彼此拥抱” [2]4诗人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出人的存在状态，个体与群体的存在方式，现实的存在状态浓缩为一个哲学命题。如《我要建一所房子》：“我要建一所房子。有童话那么大/有孩子们的梦那么高/没有蚊子、苍蝇，没有潮湿发霉的空气/有一间小厨房，锅要架在灶台上/炊烟袅袅的，从烟囱的上空成为好看的云朵” 这首诗在现实人生的抒写展望中，融入人间大爱和人文的关怀。
如果说诗人张惠芬的《子宫癌患者》、《八月十五》这一类的诗作只是以细节的呈现、白描的方式尽可能地展示生存现实的话，那么《存在主义表达方式》、《我要建一所房子》这一类诗作则是对现实经验、生存状态的深入开掘，这种现实不是外在的展现，而是以诗歌的方式呈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深层理解，而这种理解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抵达灵魂。 三、物候变化中的生命体验
湖南省为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降水集中;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这种四季分明、天气多变的特点，导致物候的规律性变化。“物候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而气候又是具有季节性的。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物候。物候的变化给文学家以时令的启示，唤起了他们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使得他们由此展开关于生命的状态、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次思考”[3]109物候变化总能触动人的情绪变化，激发人的生命意识。
诗人总是更为敏感细腻、情感丰富的。在张惠芬的诗歌中这种物候变化带来的生命体验主要通过二个维度展开：一是人在物候变化、四季更替中，因为自然界事物的变化而触发自我的生命意识。如《春天深处》：“一定有什么正在到来，或已经到来/我想，在这明媚的时刻/不必打听蝴蝶的去向”[2]15诗人走在春天的旷野里，在明媚春光的感召下，内心升起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体验。如《当你老了》：“必须有一张长椅/一片笼着长椅的黄昏/晚风正好/茶正好/茉莉花正合上小小的嘴唇/夕光慢慢的/一节枯枝握住另一节枯枝”[2]46“枯枝”具有象征性，诗人由自然界的树木枯荣窥视到人的生命历程。二是尊重并且敬畏自然界的生命，用自己丰富的内心去感受自然界的生命力，彰显物我和谐平等的生命意识。 如《死去的胡杨》：“它们点燃你每一片叶子的火把/与阳光一起彼此照亮//而此刻我看见你干枯的血肉/站立，在原野，戈壁/在十年，百年，千年//仿佛只有站立才不会倒下/仿佛只有死，才能证明生”[2]23自然界中一棵死去的胡杨树唤起了诗人对于生命的体验，在植物的生长与死亡中，我们窥视到人生命的轨迹，与植物相似的特征与命运，而胡杨在诗人笔下也有了独立的品格，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带给我们的是强大的生命感召力。
文学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传统性，总是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地域文化色彩。在湖湘地域文化沁润熏陶下，以张惠芬为代表的当代湘籍女诗人在创作的题材、风格等方面不自觉地产生了与“地域性”的关联，在对乡土的守望及生命体验，对生存现实的理解与敞开中，地域经验成为其一种精神视野的创作特色。
参考文献
[1]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 张惠芬.张惠芬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3]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关键词：张惠芬 湖湘地域经验 创作特色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湘文化视域下当代湘籍女作家研究”（项目编号：13YBB074）
湖湘大地秀丽的山水风光，独特的民情风俗，桃源洞庭迁客风骚，这些独特的地域风貌形成了特有的
湖湘地域文化特征，而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沁润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湖南籍诗人，湖湘地域经验在他们的诗作中随处可见。张惠芬，湖南桃源人，当代女诗人。张惠芬的诗作无论在题材遴选及艺术追求上， 大都与她对乡土的守望和生命体验有关。 她的作品呈现出湖湘女性生命经验中对家乡的深情，对情感世界的探寻，在现实处境与诗意人生交融中的艺术探索。
一、农耕文化沁润下的乡土情怀
湖南省为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温适宜、水系发达，水稻、水产等物产丰富，农业发达，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九州粮仓”的美誉。天然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使湖南有着古老绵长的农耕文化。湖南早期的农业生产在诗歌中就有反映，出现了不少描写农耕场景和乡土情怀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仅展现了先人们的生活场景，还蕴含着淳朴天然的自然观，务实勤劳的品质以及浓厚的乡土情怀。这些早期文明的影响和农耕文化基因得以传承，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南诗人。
湖南当代诗歌中沁润了农耕文化影响，抒写乡土、歌咏乡情是湖南当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审美内容。20世纪80年代，由江堤、陈惠芳、彭国梁等湖南籍诗人发起“新乡土诗派”的诗歌热潮。新乡土诗派诗人注重描绘风土人情，将诗歌写作植根于家园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新乡土诗派”诗歌运动在当代诗坛影响广泛，推动了乡土文化审美。
19世纪法国学者伊波利特·丹纳认为“文学创作和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地理）、时代三种力量”[1]232。种族、环境、时代这三者影响渗入到诗歌创作者及作品之中。张惠芬的诗歌创作在湖湘独有的地域文化沁润下，抒写乡土、乡村、乡土经验，呈现出湖湘女性生命经验中对家乡的深情。如《耕》：“我相信这是桃花源的良田与阡陌/山色青青，鸡犬相闻/我相信泥土的浪花不会老去/一定会开在代代相传的赭色掌纹里” [2]14农耕文化中一代又一代人追求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人生理想在这首诗歌中得到呈现。诗人张惠芬亲近自然、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情感，善于发现自然之中那些细小事物之中的诗意。如《在一朵茶花里找到故乡》：“在黄家岭，每一朵茶花都是/一个久违的故乡/我们让花朵与每一个童年相认/之后坐在下午的阳光里，讲述难得的好天气/忘掉山路与山路下干涸的河床” [2]99在这里，诗人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处在怎样的人生境遇之中，故乡永远是诗人的精神家园，这是乡土情怀的动人之处。在张惠芬的诗歌里，这些抒写故乡的句子随处可见，故乡的一切已经融入到她的灵魂与血液之中，故乡让人保留着童年时期那份纯净的初心，是最纯粹的心灵栖息地，正是这份对乡土的深情，让诗人拓展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视野与审美维度。
二、生存现实的理解与敞开
诗歌离不开现实，诗歌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总是基于诗人的现实经验，处在现实大环境之中，现实环境决定了诗歌自身的发展方向与途径。诗人张惠芬谈到创作时说过：“我生活在乡村，乡村于我就是我的现实。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片农田，一泓清溪，一群牛羊，或者一片果园，它们是我的民间。我还生活在校园，校园里的每一颗露珠，每一片花瓣，每一个眼神或者疑问，都是我的平凡。我每天用现实的手抚摸它们，之后在意外中完成对抗。”[2]171诗人张惠芬的现实基于乡土的大背景和校园的小环境，这是她生命体验中触及的现实。也是源于对这种现实的理解，她以诗歌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对抗，诗歌成为她生活中的意外之光。在张惠芬的诗歌中，不仅展现了她所理解和体验的生存现实，还将这种理解扩张开来，在对细节的深入描述中探寻更深层的思想意蕴。比如张惠芬的《子宫癌患者》就是贴近现实的题材，全诗以细节的方式呈现出一个子宫癌患者的叙述，仿佛那位子宫癌患者就在读者面前絮絮叨叨地述说患病后无法入眠、不敢告诉父母子女、打算做手术、安排今后生活等事项。诗歌以细节的呈现还原了这位子宫癌患者患病后的心理体验，带着读者一起去体验这种现实处境的痛楚与无奈。如《八月十五》这首诗歌，也是以细节描写呈现出一位留守老人的中秋节。老人从诗人进门之后就不断地念叨她跌伤的头，一直在述说她那在广东打工的抱养的儿子、还有她的媳妇、孙子。这一系列语言动作的细节描写，放大了诗人对于生存现实的感悟，没有过多的语言修饰，却让一位饱经岁月磨砺的孤独老人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张惠芬不仅擅长以细腻的笔触呈现细节，提取现实生活中的现场感，还将这种现实融入到对生命与人生的思考之中，展示出诗人开阔的内心世界以及人文的关怀。如《存在主义表达方式》：“一个生命离去，另一个生命诞生/无数个生命在生命中逐渐饱满” [2]4诗人将人的存在方式提取、简化，人的生命经历了诞生、经历、离去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断由一代又一代人去经历。“一个我加一个你，是一个小世界/小世界在大世界中以隐喻的方式存在//白昼与黑夜彼此周旋，又彼此拥抱” [2]4诗人以寓言的方式呈现出人的存在状态，个体与群体的存在方式，现实的存在状态浓缩为一个哲学命题。如《我要建一所房子》：“我要建一所房子。有童话那么大/有孩子们的梦那么高/没有蚊子、苍蝇，没有潮湿发霉的空气/有一间小厨房，锅要架在灶台上/炊烟袅袅的，从烟囱的上空成为好看的云朵” 这首诗在现实人生的抒写展望中，融入人间大爱和人文的关怀。
如果说诗人张惠芬的《子宫癌患者》、《八月十五》这一类的诗作只是以细节的呈现、白描的方式尽可能地展示生存现实的话，那么《存在主义表达方式》、《我要建一所房子》这一类诗作则是对现实经验、生存状态的深入开掘，这种现实不是外在的展现，而是以诗歌的方式呈现了对现实世界的深层理解，而这种理解有着强大的感召力，抵达灵魂。 三、物候变化中的生命体验
湖南省为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降水集中;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这种四季分明、天气多变的特点，导致物候的规律性变化。“物候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而气候又是具有季节性的。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物候。物候的变化给文学家以时令的启示，唤起了他们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使得他们由此展开关于生命的状态、价值与意义的深层次思考”[3]109物候变化总能触动人的情绪变化，激发人的生命意识。
诗人总是更为敏感细腻、情感丰富的。在张惠芬的诗歌中这种物候变化带来的生命体验主要通过二个维度展开：一是人在物候变化、四季更替中，因为自然界事物的变化而触发自我的生命意识。如《春天深处》：“一定有什么正在到来，或已经到来/我想，在这明媚的时刻/不必打听蝴蝶的去向”[2]15诗人走在春天的旷野里，在明媚春光的感召下，内心升起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体验。如《当你老了》：“必须有一张长椅/一片笼着长椅的黄昏/晚风正好/茶正好/茉莉花正合上小小的嘴唇/夕光慢慢的/一节枯枝握住另一节枯枝”[2]46“枯枝”具有象征性，诗人由自然界的树木枯荣窥视到人的生命历程。二是尊重并且敬畏自然界的生命，用自己丰富的内心去感受自然界的生命力，彰显物我和谐平等的生命意识。 如《死去的胡杨》：“它们点燃你每一片叶子的火把/与阳光一起彼此照亮//而此刻我看见你干枯的血肉/站立，在原野，戈壁/在十年，百年，千年//仿佛只有站立才不会倒下/仿佛只有死，才能证明生”[2]23自然界中一棵死去的胡杨树唤起了诗人对于生命的体验，在植物的生长与死亡中，我们窥视到人生命的轨迹，与植物相似的特征与命运，而胡杨在诗人笔下也有了独立的品格，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百折不挠的精神带给我们的是强大的生命感召力。
文学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和传统性，总是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地域文化色彩。在湖湘地域文化沁润熏陶下，以张惠芬为代表的当代湘籍女诗人在创作的题材、风格等方面不自觉地产生了与“地域性”的关联，在对乡土的守望及生命体验，对生存现实的理解与敞开中，地域经验成为其一种精神视野的创作特色。
参考文献
[1]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 张惠芬.张惠芬诗选[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
[3]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