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逻辑延伸，在政策层面完成美国对非关系方向性调整或战略转型的是特朗普政府，但将之完善并付诸实践则是拜登政府。拜登政府对非工作是沿着重点合作领域和重点合作国家两条路径展开的：五大优先事项或合作领域是面向全非的政策宣示，它是平衡美非各自利益需求的折中产物，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非洲国家的利益关切；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则偏重于满足美国自身的利益需求，它是美国通过与特定非洲国家的双边机制实施的，因此国别政策更能体现美国对非关系的本质内涵和战略意图。在大国竞争时代，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虽然都是从战略高度运筹美非关系，但由于两者的战略视野不同，非洲在各自战略构想中的角色定位亦存在差异。拜登政府对非工作追寻的政策目标并不局限于应对大国在非洲地区的竞争，还试图通过干扰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布局，挤压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削弱中国的“外交根基”,进而消解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功能。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非外交既有美国对非政策本身的目标追求，亦契合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指向，这使得其在非洲的布局更具战略性和全局性，同时也是促使其变换策略强化与非洲关系的驱动力。由于拜登政府巧妙地将美国需求嵌入非洲利益之中，融汇成美非在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也更容易被非洲人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