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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因为把握不住参照群体而不能获得满足，进而不能获得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满足又从何谈起？
有钱不一定快乐
当把赚钱和快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经济学家黄有光的一本书《经济与快乐》。在书中，黄有光教授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因此，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已有的经验事实来看，总体而言，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比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人快乐，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快乐。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应该能够使人快乐。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却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当然地增加快乐。黄有光教授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和印度。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倍多，以购买力水平折算也有16倍，但这两个国家的人的快乐水平是一样的，而且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日本人的快乐水平要高出许多。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历史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今天，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以后，实际增长了1.5倍，但快乐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自认为快乐的人始终只占30％左右，平均快乐水平总是徘徊在72％左右。因此，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未必增加快乐。
如果更加有钱不能增加人的快乐，那么什么能够增加人的快乐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哪些因素与快乐有关。
既有的研究表明，婚姻、宗教信仰、受环境影响的个性、成就等都与快乐有关。在美国，已婚者自认为快乐的比例远远高于未婚者；有宗教信仰的人，无论信仰什么宗教，自认为快乐的比例远远高于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天性豁达的人自认为快乐的比例高于其他性格的人；有成就的人自认为快乐的比例高于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既有的研究同时也指出，尽管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人的快乐，但是失业和没有收入却能减少人的快乐；还有，性别和快乐水平差异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即使把所有可以观察的客观因素综合起来，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收入等，也只能够解释快乐的20％。换句话说，人的快乐水平只有20％与这些因素有关，另有80％我们还没有找到解释的途径。
快乐是暂时的愉悦
经济学家的分析只是告诉我们快乐与哪些因素有关，解释的是快乐与一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没有说明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快乐。而要揭示导致快乐的原因，我们必须花一些笔墨来解释什么是快乐。
早在18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就指出，人类总是在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为了说明快乐，边沁还将快乐进行了细分，类型多达14种，包括：感官（sense）的快乐，财富（wealth）的快乐，技艺（skill）的快乐，和睦（amity）的快乐，声誉（a good name）的快乐，权力（power）的快乐，虔敬（piety）的快乐，行善（benevolence）的快乐，作恶（malevolence）的快乐，记忆（memory）的快乐，想象（imagination）的快乐，期待（expectation）的快乐，交往（association）的快乐，减除痛苦（relief）的快乐。
尽管今天来看，边沁的分类有些离谱，因为按照边沁的细分，快乐远不止14种之多，但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边沁希望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快乐是一种因其他因素的作用让人获得的一种愉悦。
让我们回到中文吧，我想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更真切的体验。《说文》对“快”的解释是：“快，喜也，从心。”从古到今，人们对“乐”的理解并没有特别的改变，“乐”是一种状态，表示“喜悦、愉快”。把两个字放在一起，说的是人从心里涌出的“喜悦”。
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始终处于这样的状态，人们会做何评价？“那一定是一个傻子！”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对于“快乐”而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变量，那就是时间。为此，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下钱钟书先生的短文《论快乐》。钱先生也是从词源入手，但他用的西文。在法文中，快乐和中文一样，也是两个词的组合，但强调的维度完全不同，中文强调的是状态，法文强调的是时间，快乐就是“好”和“钟点”（bonheur），快乐只是个把钟点的玩意儿。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只有在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才有快乐。显然，朋友没有长住，如果长住了，孔子也不会说“不亦乐乎”了，因为《增广贤文》中另有一句妙语，“相逢易得好，久住难为人”。
在这样的意义上，尽管人类可以有永远的快乐，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快乐在永远只是瞬间。
满足是快乐的自变量
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这永远的瞬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再简要地读一遍前面的四个案例好了。
同立德案例中的李冰凌在店面开业的第一天是快乐的。原因是，对于开店，她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开业的第一天，她接到了7双鞋的订单，有些出乎她的预料，为此，她在丈夫面前好一阵炫耀。在经历了裂变、拮据之后，李冰凌感受到了被员工抛弃的痛苦，对她而言，能够维持既有格局，能够维持有闲的状况，她由此感受到了亲友的帮助、员工的理解，“我觉得自己是幸运和满足的”，进而获得了心灵的体验：快乐。
流行舍案例中的张乔在店面开业的第一天也是快乐的。原因和同立德案例一样，在小店开业的第一天里，就有三位顾客买走她的衣服，赚了近200元钱。在经历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之后，张乔也满足了，“我的两个店加起来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足够了。”
魔术用品店案例中的张子丹的快乐要多一些：琢磨通一个魔术的技巧时他是快乐的，为顾客当众表演成功的时候是快乐的，赚得一笔钱的时候也是快乐的。这些都是他曾经的梦想，实现梦想的时候，他快乐。
当一个人进入不惑之年仍然快乐，大概都不会超越食草堂案例中的牛合印太远。在他体验了当兵、上大学、做医生、做记者等各种职业之后，所得到的体会是“人是很奇怪的，不是有饭吃、有房子住就满足了，他可能有别人难以理解的梦想和目标，这样做他才快乐。”而在经历“破产”、婚变、流落之后，他再次体验到，“等我的手工艺皮艺制作被众人接受的时候，我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成就感，这是目标得以实现带来的快乐。”
这四个案例虽然各具特色，但正如编者所说，他们都是在赚取金钱的同时赚取了快乐。
这不是与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相悖了吗？要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四个案例的主人的快乐虽然有赚钱的因素，但不完全是从赚钱中来的。在快乐与赚钱之间还有一个变量，那就是“满足”。换句话说，这里的四个人并不是因为赚了钱而快乐，而是因为赚钱满足了他们另外某些目标，从而使得他们得到各种暂时的快乐。
选择是满足的前提
对许多人而言，满足是一种感受，但对社会学家而言，他们宁愿把“满足”当作一种选择，因为在任何社会中，“满足”都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个人选择性感受。
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两个人曾经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在他们高中毕业10年以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一个人是《科学投资》四个案例中的一位。他们同学的时候，案例中的这位学习成绩总是好于另一位，而另一个人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却比他（她）高出许多，在他们见面并谈及彼此状况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还会快乐吗？答案是清楚的，“不快乐”。尽管回到店里以后，几天甚至很长的时间都会不快乐；但是，只要他（她）继续用原来的思路看待自己的行为，就会因为生意中的任何满足而找回快乐。为什么？
这里牵涉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快乐的社会性。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她）不快乐，是因为快乐还有另外一个属性，那就是快乐是社会性的。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参照群体理论指出，人们对自己生活好坏的评价，并不是根据客观的条件，而是愿意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满足”的获得不是通过自我反省产生的，而是通过和周围的人比较产生的。当被比较的参照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的感受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满足来自于比较，基于满足的快乐同样来自于比较。
第二，比较是选择性的。举一个来自日常生活的例子。人们常常会抱怨，在社会学家看来，“抱怨”是“不满足”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解决抱怨的常用办法就是劝解人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告诉人们要“知足”。同样，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样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人们进行比较的参照群体。也就是说，参照群体是可以选择的。既然参照群体是可以选择的，满足也是可以选择的，进而快乐也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快乐
问题是，既然快乐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意味着痛苦也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有人选择快乐、有人选择痛苦呢？难道那些选择痛苦的人偏爱痛苦？的确，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归结到了个人偏好！但社会学家却认为，这是个人决策的结果。
四个案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进入现在的状况之前，都有决策的过程。譬如李冰凌在考虑是否放弃代销服务的时候，就有多种选择，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牛合印在考虑自己的爱好和家庭的时候，选择了爱好！但是，这样的选择绝不是经济学家的“偏好”就能够完全解释的，选择事实上也是受社会条件约束的。任何人在任何情景下的选择性行为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1）可用的备选方案；（2）对备选方案的了解程度；（3）个人偏好。
第一个要素“可用的备选方案”更多的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就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各种备选方案，包括人们的消费选择；再如，累进税收制度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各种备用方案，包括社会公益选择。
在第一个要素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个人决策虽然也涉及环境的影响，但更多是受到个人判断力的影响。所谓判断力，就是判断（1）什么是可用的备选方案和（2）备选方案各自携带的信息的能力。
问题是，恰巧在这一点上，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差异的来源就是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知识。李冰凌来自于鞋厂，对鞋的知识比一般人丰富，在鞋的制作方面，她具有比普通人更加准确的判断力，所以，她能够很快找到好的师傅。但是，对市场她并不了解，缺乏判断力；对管理，她也缺乏了解，缺乏判断力，以至于在员工出走时她措手不及。其他的三个案例，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还必须说明的是，对决策行为的研究表明，没有人能够知晓所有的备选方案，也没有人能够对备选方案有彻底的了解，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的决策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在决策中，人们的理性总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即使有可能使得人们获得所有的备选方案和彻底了解备选方案，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不是把所有可用的方案都拿来比较之后再做决策，而往往是在“差不多”状况下就进行了决策，也就是说人们对方案的选择也表现为“满足”原则。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乐？
快乐是精神的花朵，尽管常谢，但也常开。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因为把握不住参照群体而不能获得满足，进而不能获得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满足又从何谈起？人的需要从社会中来，也从社会那里获得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快乐是永久的。
了解社会，才能从平凡的满足中获得快乐。《科学投资》四个案例更深层的启示，大概如此。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有钱不一定快乐
当把赚钱和快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了经济学家黄有光的一本书《经济与快乐》。在书中，黄有光教授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因此，经济增长能否增加快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从已有的经验事实来看，总体而言，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比人均收入低的国家的人快乐，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快乐。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应该能够使人快乐。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却表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当然地增加快乐。黄有光教授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和印度。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82倍多，以购买力水平折算也有16倍，但这两个国家的人的快乐水平是一样的，而且比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日本人的快乐水平要高出许多。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的历史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今天，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以后，实际增长了1.5倍，但快乐水平并没有什么变化，自认为快乐的人始终只占30％左右，平均快乐水平总是徘徊在72％左右。因此，在他看来，经济增长未必增加快乐。
如果更加有钱不能增加人的快乐，那么什么能够增加人的快乐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哪些因素与快乐有关。
既有的研究表明，婚姻、宗教信仰、受环境影响的个性、成就等都与快乐有关。在美国，已婚者自认为快乐的比例远远高于未婚者；有宗教信仰的人，无论信仰什么宗教，自认为快乐的比例远远高于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天性豁达的人自认为快乐的比例高于其他性格的人；有成就的人自认为快乐的比例高于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人。既有的研究同时也指出，尽管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增加人的快乐，但是失业和没有收入却能减少人的快乐；还有，性别和快乐水平差异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尽管如此，即使把所有可以观察的客观因素综合起来，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收入等，也只能够解释快乐的20％。换句话说，人的快乐水平只有20％与这些因素有关，另有80％我们还没有找到解释的途径。
快乐是暂时的愉悦
经济学家的分析只是告诉我们快乐与哪些因素有关，解释的是快乐与一些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没有说明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快乐。而要揭示导致快乐的原因，我们必须花一些笔墨来解释什么是快乐。
早在18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就指出，人类总是在追求快乐、逃避痛苦。为了说明快乐，边沁还将快乐进行了细分，类型多达14种，包括：感官（sense）的快乐，财富（wealth）的快乐，技艺（skill）的快乐，和睦（amity）的快乐，声誉（a good name）的快乐，权力（power）的快乐，虔敬（piety）的快乐，行善（benevolence）的快乐，作恶（malevolence）的快乐，记忆（memory）的快乐，想象（imagination）的快乐，期待（expectation）的快乐，交往（association）的快乐，减除痛苦（relief）的快乐。
尽管今天来看，边沁的分类有些离谱，因为按照边沁的细分，快乐远不止14种之多，但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边沁希望表达的意思。那就是，快乐是一种因其他因素的作用让人获得的一种愉悦。
让我们回到中文吧，我想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更真切的体验。《说文》对“快”的解释是：“快，喜也，从心。”从古到今，人们对“乐”的理解并没有特别的改变，“乐”是一种状态，表示“喜悦、愉快”。把两个字放在一起，说的是人从心里涌出的“喜悦”。
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始终处于这样的状态，人们会做何评价？“那一定是一个傻子！”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对于“快乐”而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变量，那就是时间。为此，还是让我们来温习一下钱钟书先生的短文《论快乐》。钱先生也是从词源入手，但他用的西文。在法文中，快乐和中文一样，也是两个词的组合，但强调的维度完全不同，中文强调的是状态，法文强调的是时间，快乐就是“好”和“钟点”（bonheur），快乐只是个把钟点的玩意儿。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只有在有朋友从远方来的时候，才有快乐。显然，朋友没有长住，如果长住了，孔子也不会说“不亦乐乎”了，因为《增广贤文》中另有一句妙语，“相逢易得好，久住难为人”。
在这样的意义上，尽管人类可以有永远的快乐，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快乐在永远只是瞬间。
满足是快乐的自变量
回到我们前面的问题，这永远的瞬间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再简要地读一遍前面的四个案例好了。
同立德案例中的李冰凌在店面开业的第一天是快乐的。原因是，对于开店，她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开业的第一天，她接到了7双鞋的订单，有些出乎她的预料，为此，她在丈夫面前好一阵炫耀。在经历了裂变、拮据之后，李冰凌感受到了被员工抛弃的痛苦，对她而言，能够维持既有格局，能够维持有闲的状况，她由此感受到了亲友的帮助、员工的理解，“我觉得自己是幸运和满足的”，进而获得了心灵的体验：快乐。
流行舍案例中的张乔在店面开业的第一天也是快乐的。原因和同立德案例一样，在小店开业的第一天里，就有三位顾客买走她的衣服，赚了近200元钱。在经历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之后，张乔也满足了，“我的两个店加起来也不算大，但是我觉得足够了。”
魔术用品店案例中的张子丹的快乐要多一些：琢磨通一个魔术的技巧时他是快乐的，为顾客当众表演成功的时候是快乐的，赚得一笔钱的时候也是快乐的。这些都是他曾经的梦想，实现梦想的时候，他快乐。
当一个人进入不惑之年仍然快乐，大概都不会超越食草堂案例中的牛合印太远。在他体验了当兵、上大学、做医生、做记者等各种职业之后，所得到的体会是“人是很奇怪的，不是有饭吃、有房子住就满足了，他可能有别人难以理解的梦想和目标，这样做他才快乐。”而在经历“破产”、婚变、流落之后，他再次体验到，“等我的手工艺皮艺制作被众人接受的时候，我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成就感，这是目标得以实现带来的快乐。”
这四个案例虽然各具特色，但正如编者所说，他们都是在赚取金钱的同时赚取了快乐。
这不是与经济学家们的观点相悖了吗？要解释这个矛盾，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四个案例的主人的快乐虽然有赚钱的因素，但不完全是从赚钱中来的。在快乐与赚钱之间还有一个变量，那就是“满足”。换句话说，这里的四个人并不是因为赚了钱而快乐，而是因为赚钱满足了他们另外某些目标，从而使得他们得到各种暂时的快乐。
选择是满足的前提
对许多人而言，满足是一种感受，但对社会学家而言，他们宁愿把“满足”当作一种选择，因为在任何社会中，“满足”都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个人选择性感受。
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两个人曾经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在他们高中毕业10年以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一个人是《科学投资》四个案例中的一位。他们同学的时候，案例中的这位学习成绩总是好于另一位，而另一个人现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却比他（她）高出许多，在他们见面并谈及彼此状况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还会快乐吗？答案是清楚的，“不快乐”。尽管回到店里以后，几天甚至很长的时间都会不快乐；但是，只要他（她）继续用原来的思路看待自己的行为，就会因为生意中的任何满足而找回快乐。为什么？
这里牵涉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快乐的社会性。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她）不快乐，是因为快乐还有另外一个属性，那就是快乐是社会性的。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参照群体理论指出，人们对自己生活好坏的评价，并不是根据客观的条件，而是愿意和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们“满足”的获得不是通过自我反省产生的，而是通过和周围的人比较产生的。当被比较的参照系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的感受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满足来自于比较，基于满足的快乐同样来自于比较。
第二，比较是选择性的。举一个来自日常生活的例子。人们常常会抱怨，在社会学家看来，“抱怨”是“不满足”的一种表达方式。而解决抱怨的常用办法就是劝解人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告诉人们要“知足”。同样，在社会学家看来，这样的解决之道就是改变人们进行比较的参照群体。也就是说，参照群体是可以选择的。既然参照群体是可以选择的，满足也是可以选择的，进而快乐也是可以选择的。
选择快乐
问题是，既然快乐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意味着痛苦也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有人选择快乐、有人选择痛苦呢？难道那些选择痛苦的人偏爱痛苦？的确，经济学家把这样的现象归结到了个人偏好！但社会学家却认为，这是个人决策的结果。
四个案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进入现在的状况之前，都有决策的过程。譬如李冰凌在考虑是否放弃代销服务的时候，就有多种选择，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牛合印在考虑自己的爱好和家庭的时候，选择了爱好！但是，这样的选择绝不是经济学家的“偏好”就能够完全解释的，选择事实上也是受社会条件约束的。任何人在任何情景下的选择性行为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1）可用的备选方案；（2）对备选方案的了解程度；（3）个人偏好。
第一个要素“可用的备选方案”更多的是受到环境的影响，如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就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各种备选方案，包括人们的消费选择；再如，累进税收制度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各种备用方案，包括社会公益选择。
在第一个要素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个人决策虽然也涉及环境的影响，但更多是受到个人判断力的影响。所谓判断力，就是判断（1）什么是可用的备选方案和（2）备选方案各自携带的信息的能力。
问题是，恰巧在这一点上，个体之间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在同样的条件下，人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差异的来源就是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知识。李冰凌来自于鞋厂，对鞋的知识比一般人丰富，在鞋的制作方面，她具有比普通人更加准确的判断力，所以，她能够很快找到好的师傅。但是，对市场她并不了解，缺乏判断力；对管理，她也缺乏了解，缺乏判断力，以至于在员工出走时她措手不及。其他的三个案例，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还必须说明的是，对决策行为的研究表明，没有人能够知晓所有的备选方案，也没有人能够对备选方案有彻底的了解，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的决策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在决策中，人们的理性总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即使有可能使得人们获得所有的备选方案和彻底了解备选方案，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不是把所有可用的方案都拿来比较之后再做决策，而往往是在“差不多”状况下就进行了决策，也就是说人们对方案的选择也表现为“满足”原则。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快乐？
快乐是精神的花朵，尽管常谢，但也常开。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因为把握不住参照群体而不能获得满足，进而不能获得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满足又从何谈起？人的需要从社会中来，也从社会那里获得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快乐是永久的。
了解社会，才能从平凡的满足中获得快乐。《科学投资》四个案例更深层的启示，大概如此。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