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陈炯明闻讯满怀深情写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预感，他与孙中山的恩怨将是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怎样评说，只能留待历史。
　　在之后几十年，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被塑造为“国父”。主流历史学在评估孙陈关系，甚至在研究陈炯明时，基本上站在孙中山一边，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认为陈炯明是“叛逆”，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
　　过分贬低、丑化陈炯明，显然不合乎历史真实。于是，陈炯明之子1997年出版一本執意翻案的书，正面描写陈炯明，且在字里行间将孙中山视为反面。
　　从陈炯明后人眼光看孙陈关系、个人恩怨，固然很难客观。反之，如不能调整视角，继续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同样看不清孙陈，弄不清陈炯明的意义。孙陈冲突并不涉及人品、人格、个人恩怨，而是关涉中国历史，关涉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走向。从大历史温情回望这两位历史人物，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或许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陈炯明、一个不一样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发生后，陈炯明像许多体制内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一样，不再相信满洲人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因而陈炯明利用那种混乱局面，在故乡筹组一支武装，顺利占领了惠州。稍后，广东光复。陈炯明以功出任广东副都督，后因都督胡汉民陪同返国的孙中山北上，陈炯明机缘巧合成为广东代理都督。此时的广东，此时的陈炯明，确实在政治信念上，更倾向于广东人孙中山。广东，成为孙中山最重要的庇护地。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一套革命程序、治国方略，尤其是在武昌起义、南北僵持关键时刻，孙中山南京“开府建基”，创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从根本上抽空了满洲贵族继续统治中国的依据。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极大推动了清帝退位，国体变更。然而，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经过短短的风光重回边缘。我们不必猜测孙中山的苦闷，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孙中山不甘寂寞，他一定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13年3月下旬，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稍后去世。宋案真相究竟如何，在司法并没有得出结论前，孙中山抓住这个机会，动员原先的革命党人起兵反袁，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孙中山的铁杆，自然不会落后。
　　陈炯明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胡汉民的铁杆，相反，他在袁世凯的铁杆梁士诒的运动下，成为在广东制衡胡汉民的一个重要棋子。这年6月，袁世凯发现胡汉民异动，毫不客气将胡免职，稍后任命陈炯明接替。
　　广东都督易位并没有真正收服陈炯明，袁世凯在那个时候因宋案、善后大借款、宪法起草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内外交困，各地军人出身的都督早有反叛之心，于是趁着宋案，江西都督李烈钧7月12日率先发难。三天后（1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在黄兴胁迫下跟进。又过了两天（17日），安徽独立。第二天（7月18日），新任广东都督陈炯明宣布独立，发兵讨袁。
　　四省都督讨袁起义很快失败，孙中山筹办全国铁路的权力被袁世凯宣布免去，孙中山、黄兴、陈炯明等人相继逃走，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因反袁失败而重归沉寂。此间，孙中山痛定思痛，反省一系列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对他的绝对忠诚，因此他在流亡海外时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必须签字画押宣誓效忠他个人。
　　对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陈炯明并没有参与，他认为那是政治上的倒退，并不合乎中国需要。陈炯明相信，国内形势总会提供新的机会，耐心等待，一定会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是的。耐心等待除了积极的准备，还有消极地等待政治对手犯错。袁世凯在平息了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反抗后，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强化民主共和体制，相反，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扩大总统权力，直至昏聩地宣布复辟帝制。
　　对于已享有共和经验四五年的中国人来说，很难容忍这样的倒行逆施，于是乎，蔡锷、梁启超登高一呼，全国响应，护国战争爆发。
　　护国战争给孙中山、陈炯明等人提供了重出江湖的机会。陈炯明重回体制，被黎元洪封为“定威将军”，依然成为广东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在稍后的护法战争中，为南方护法军政府实权人物，担负进攻福建，恢复秩序的使命。
　　在进驻福建的两年，世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一个全新的政权形态出现。俄国新政权希望扩大政治的边疆，迅即派人到中国物色合作者。据说，俄国信使携有列宁亲笔信找过陈炯明，但陈炯明婉言谢绝了俄国人的好意，而正处在苦闷中的孙中山在俄国人找上门来时，如久旱逢甘雨，一拍即合。这不仅给后来的中国政治留下巨大变数，也是陈炯明与孙中山冲突的最根本原因。
　　1920年底，陈炯明离开福建重回广东出任省长。这是陈炯明领导的粤军打败统治广东好几年的桂系获得的，当然也有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那几年正在广东护法，成立了一个护法政府，与北方政府对立。
　　当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时候，给地方实力派发展留下了巨大空间。就在那短暂几年时间，陈炯明与各省实力派利用南北纷争的机会，实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有点保境安民、不再过多介入全国性政治纷争的意思。
　　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实际地盘，他所构建的南方护法政府只是一个比较虚幻的政治组织，既没有真正的力量向各省发号施令，甚至没有权力干预广东的关税，因为列强不买账，列强并没有放弃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并不直接影响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关系，他们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上演着地方自治与反地方自治的双簧，以此为南方各省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是，等到北方的情形发生变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北方旧国会议员宣布徐世昌总统非法，迎接黎元洪大总统复职，回归法统。6月2日，徐世昌辞职。稍后，黎元洪复职。
　　北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孙中山很受伤，南北舆论近乎一致认为护法运动目的已实现，南方护法政府已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纷纷要求孙中山出于国家大义，宣布下野，放弃北伐，尽快北上通过谈判解决国家重建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孙中山继续坚持去年提出的北伐军事行动，将自己放在了全国舆论对立面。而陈炯明等粤军将领此时则不愿继续北伐，以为政治解决南北统一条件已经成熟。最后竟演变成“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的大事件。
　　反观陈炯明、孙中山两个人的恩怨情仇，尤其是陈炯明部下叶举率部炮轰总统府，致宋庆龄流产，终生不育。凡此，都使冲突具有不可调和的气息。但，几十年后回望这些往事，我们可以清晰感到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假如他们都能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坐下来谈谈，至少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不会发生，历史肯定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