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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督教文化是安徒生作品意识形态的基调，基督教文化的死亡意识为解读卖火柴女孩之死提供了意识形态视角。本文从《卖火柴的女孩》的创作背景及基督教的影响出发，提出了与我国传统理解不同的看法，并分析了我国传统理解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 《卖火柴的女孩》 意识形态
安徒生童话作品在中国广为传播。而其中的《卖火柴的女孩》，由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在中文语境下，通常解读为安徒生通过卖火柴的女孩的死揭露和抨击了罪恶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从该文的创作背景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环境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下面，笔者就此谈些认识和看法。
一、安徒生作品本身的意识形态基调与《卖火柴的女孩》的解读
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文化对其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安徒生的父母虔信上帝，而他也将上帝当作自己灵魂的庇护者。慈善学校里关于《圣经》故事的彩绘，是这个大个子的孩子驰骋美丽想象的天堂。14岁时所参加的教堂隆重的坚信礼，给安徒生留下永难泯灭的回忆。他写道：“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的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关于此事的回忆，就促使我写出这篇《红鞋》。”安徒生的这一表白本能地流露出他对上帝的满心虔诚，安徒生一生并无清晰明确和固定的政见，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和重大的政治运动。基督教博爱、仁慈的人道主义优秀特质，主宰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使他“一心为公正的、合理的、慈善的、仁爱的和人格道德尊严的伦理思想而斗争”，也赋予他的童话以基督教的情感灵魂和意蕴中心。安徒生一生从不与政治相扭结，一向不考虑政治和政党，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安徒生明确地表达：“丹麦的政治生活在那时有了较高的发展，产生着好与坏两方面的结果。……我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这种事情，因为那时我认为当代的政治对许多诗人来说如同巨大的灾难。政治夫人如同一个美人，被她勾引进她的楼阁里的人都得丧命。……政治不是我的事。上帝派给我的是另一种使命，我过去已意识到这点，现在仍然这样认识。”他对现实缺陷的评判态度与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的仁慈、博爱、平等。对现实的缺陷他不是横眉冷对，而是寄希望于上帝，他把对人们贫困生活的同情，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诉诸万能的上帝。
因此，对于安徒生童话中众多闪动跳跃着《圣经》灵感的作品就不用觉得惊奇。在安徒生的童话中，主祷文、赞美诗等基督教特有的词汇有着惊人的重复率，个别作品甚至直接摘录《圣经》诗句以建构情节。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能聆听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之音，清晰地感受到安徒生的童话是如何“浸浴在《圣经》的灵感
中”。
二、基督教文化视野下卖火柴女孩之死的解读
基督教文化的死亡意识为解读卖火柴女孩之死提供了意识形态视角。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罪恶文化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灵洗涤，以及上帝同在的迷狂式喜悦为重要特征。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寄托于超越今生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必须通过今生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赎罪，才能听到上帝的召唤，才能达到对上帝的归依和从属，痛苦成了超凡入圣的解救之道。基督教的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转变到“精神”“天国”中永恒幸福的转折点，它的意义也就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对上帝无限虔诚的安徒生的死亡意识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早已超越了俗世所理解的死亡的意旨。
西方儿童文学中的故事结局多理想化，它可以说是主人公历经磨难所追求的终结，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有可能从原罪得到拯救，从而在大量作品中出现虽死犹生的完美结局。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海的女儿为了爱情，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召唤，升入永生的天国，这个结局是基督教的最高境界。同样，《卖火柴的女孩》中的这位女孩在死神降临的时候，就是灵魂永生的时候，她的死已经不是痛苦悲哀，而是一种至高的幸福。这些都是基督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卖火柴的女孩身上体现出了基督教善良、忍耐的观点：“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快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所以她最后得到了拯救和永生。在基督教里，不被拯救的死是对罪的惩罚，“为基督的道而死，在上帝面前是一件宝贵荣耀的事”。“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乃是永生。”因此，小女孩是快乐的，她是“和自己的奶奶一起走的，一起到新年的快乐中去”。她们“飞到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跟上帝在一起”。由此可见，这篇童话带给丹麦人的并非悲伤，而是让当时处于困苦之中的丹麦芸芸众生获得一种宗教的寄托，他们期盼着救世主的援助，在宗教里寻觅出路、寄托未来，以解除贫困、苦恼和灾难。这也就是那种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精神麻醉”的安慰。
三、意识形态对《卖火柴的女孩》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的制控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一种大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语境中，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换言之，其翻译目的乃是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氛围。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则是在“以我为主”这一立场基础上的对待异国文化的原则。“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互为映照，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前提。在这一原则下，对外文化的选择与翻译，都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心态。选择的标准、翻译的方法，都以我为主，具体表现为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左右着翻译的取与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因此，俄苏文学在我国建国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与此同时，基本排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虽然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确实也翻译了一些欧美文学，但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
参考文献：
［1］叶君健.安徒生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110.
［2］韦苇.西方儿童文学史［M］.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94-95.
［3］保罗·亚哲尔.书·儿童·成人［M］.台北富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80.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 《卖火柴的女孩》 意识形态
安徒生童话作品在中国广为传播。而其中的《卖火柴的女孩》，由于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在中文语境下，通常解读为安徒生通过卖火柴的女孩的死揭露和抨击了罪恶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从该文的创作背景及其在中国的传播环境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下面，笔者就此谈些认识和看法。
一、安徒生作品本身的意识形态基调与《卖火柴的女孩》的解读
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督教文化对其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安徒生的父母虔信上帝，而他也将上帝当作自己灵魂的庇护者。慈善学校里关于《圣经》故事的彩绘，是这个大个子的孩子驰骋美丽想象的天堂。14岁时所参加的教堂隆重的坚信礼，给安徒生留下永难泯灭的回忆。他写道：“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很得意，因为这样，做礼拜的人就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的新，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关于此事的回忆，就促使我写出这篇《红鞋》。”安徒生的这一表白本能地流露出他对上帝的满心虔诚，安徒生一生并无清晰明确和固定的政见，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和重大的政治运动。基督教博爱、仁慈的人道主义优秀特质，主宰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使他“一心为公正的、合理的、慈善的、仁爱的和人格道德尊严的伦理思想而斗争”，也赋予他的童话以基督教的情感灵魂和意蕴中心。安徒生一生从不与政治相扭结，一向不考虑政治和政党，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安徒生明确地表达：“丹麦的政治生活在那时有了较高的发展，产生着好与坏两方面的结果。……我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这种事情，因为那时我认为当代的政治对许多诗人来说如同巨大的灾难。政治夫人如同一个美人，被她勾引进她的楼阁里的人都得丧命。……政治不是我的事。上帝派给我的是另一种使命，我过去已意识到这点，现在仍然这样认识。”他对现实缺陷的评判态度与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的仁慈、博爱、平等。对现实的缺陷他不是横眉冷对，而是寄希望于上帝，他把对人们贫困生活的同情，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诉诸万能的上帝。
因此，对于安徒生童话中众多闪动跳跃着《圣经》灵感的作品就不用觉得惊奇。在安徒生的童话中，主祷文、赞美诗等基督教特有的词汇有着惊人的重复率，个别作品甚至直接摘录《圣经》诗句以建构情节。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能聆听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之音，清晰地感受到安徒生的童话是如何“浸浴在《圣经》的灵感
中”。
二、基督教文化视野下卖火柴女孩之死的解读
基督教文化的死亡意识为解读卖火柴女孩之死提供了意识形态视角。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罪恶文化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灵洗涤，以及上帝同在的迷狂式喜悦为重要特征。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寄托于超越今生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必须通过今生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赎罪，才能听到上帝的召唤，才能达到对上帝的归依和从属，痛苦成了超凡入圣的解救之道。基督教的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转变到“精神”“天国”中永恒幸福的转折点，它的意义也就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对上帝无限虔诚的安徒生的死亡意识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早已超越了俗世所理解的死亡的意旨。
西方儿童文学中的故事结局多理想化，它可以说是主人公历经磨难所追求的终结，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有可能从原罪得到拯救，从而在大量作品中出现虽死犹生的完美结局。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海的女儿为了爱情，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召唤，升入永生的天国，这个结局是基督教的最高境界。同样，《卖火柴的女孩》中的这位女孩在死神降临的时候，就是灵魂永生的时候，她的死已经不是痛苦悲哀，而是一种至高的幸福。这些都是基督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卖火柴的女孩身上体现出了基督教善良、忍耐的观点：“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快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所以她最后得到了拯救和永生。在基督教里，不被拯救的死是对罪的惩罚，“为基督的道而死，在上帝面前是一件宝贵荣耀的事”。“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乃是永生。”因此，小女孩是快乐的，她是“和自己的奶奶一起走的，一起到新年的快乐中去”。她们“飞到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跟上帝在一起”。由此可见，这篇童话带给丹麦人的并非悲伤，而是让当时处于困苦之中的丹麦芸芸众生获得一种宗教的寄托，他们期盼着救世主的援助，在宗教里寻觅出路、寄托未来，以解除贫困、苦恼和灾难。这也就是那种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精神麻醉”的安慰。
三、意识形态对《卖火柴的女孩》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的制控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一种大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语境中，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换言之，其翻译目的乃是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氛围。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则是在“以我为主”这一立场基础上的对待异国文化的原则。“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互为映照，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前提。在这一原则下，对外文化的选择与翻译，都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心态。选择的标准、翻译的方法，都以我为主，具体表现为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左右着翻译的取与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因此，俄苏文学在我国建国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与此同时，基本排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虽然在这段时期里，我国确实也翻译了一些欧美文学，但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至于现当代文学，尽管偶有译介，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
参考文献：
［1］叶君健.安徒生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110.
［2］韦苇.西方儿童文学史［M］.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94-95.
［3］保罗·亚哲尔.书·儿童·成人［M］.台北富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