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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告诉你，为什么有人不相信科学
“人一旦确信了某个观点，就不会轻易动摇。如果你告诉对方，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不搭理你了。如果你把事实和数据罗列出来，对方就会质疑你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当你诉诸逻辑时，对方就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一篇可以用来论述气候变化否定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拒不承认，正是如今众多的美国人对于全球变暖现象及其人为所致的事实所持有的态度。但这篇文章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谈气候变化还太早了点，实际上，费斯汀格讲的是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案例。
费斯汀格和几个同事混入了“寻找者”（the Seekers）组织，这是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小型的信徒（Xiéjiào）团体，其成员相信自己在和外星人交流。教徒相信一个叫“萨南达”（Sananda）的外星人，就是耶稣基督转世到另一个星球的肉身。该团体的领袖是热衷于戴尼提（Dianetics） 的桃乐茜·马丁（Dorothy Martin），她通过无意识书写将星际信息记录下来。
经马丁之手，外星人告知信徒末日灾难降临地球的准确时间：1954年12月21日。马丁的一部分追随者辞了工作、变卖家产，眼巴巴地盼着当大陆开裂、海水淹没美利坚时，一个飞碟会拯救自己逃离灭顶之灾。教徒甚至不穿文胸、拆掉裤子上的拉链，因为他们觉得金属会对航天器的安全构成威胁。
预言破灭时，费斯汀格和他的团队与这群狂热分子待在一起。首先，“上面的人”（信徒有时这样称呼外星人）没有现身拯救寻找者。其次，12月21日这一天平安无事。这正是费斯汀格等待良久的时刻：信念体系如今已经被事实瓦解，该教派的忠实信徒会做何反应呢？
一开始，寻找者教徒都在努力找个解释说法。不过很快，合理解释就出现了。他们收到了新信息，说在最后一刻，全人类都逃过了一劫。费斯汀格总结了一下外星人的新声明：“该团体成员彻夜端坐，他们散发了太多正能量，因此上帝最后将地球从彻底摧毁的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了。”是寻找者他们坚信预言的强大意愿使世界免于被摧毁！
从那天开始，原本不乐意在报刊上露面、也不愿意布道的寻找者信徒开始传教了。“他们的紧迫感特别强烈。”费斯汀格写道，“他们之前深信不疑的事被彻底证伪了，这却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寻找者教徒丢了饭碗，被报刊嘲讽，人们还尽量让他们远离思想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尽管马丁的太空教派算是人类自欺欺人事例中比较极端的，但贴近生活的案例可不少。费斯汀格时代结束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大批新发现进一步显示出，人类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何扭曲了人们的想法，甚至连那些人类自认为最理智、最合逻辑的结论都受到了成见的影响。这种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倾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证据确凿的事情，不同团体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比如气候变化、疫苗、死刑、总统的出生地点和信仰问题以及此类种种。看来，希望人类能被事实说服是挺不符合事实的。
理性思考回避不了感性因素
动机性推理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神经科学的一项关键认识：推理过程中其实充斥着感性因素（也就是研究人员常说的“情感”[affect]）。推理和情感不仅仅形影不离，面对身边的人、事、观点时，人类肯定和否定的情绪会比意识思维更快跳出来；情绪产生的时间是毫秒级的，人类无法立刻意识到这些情绪，但它们的产生却被脑电图设备捕捉到。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演化中，人类需要对周遭环境的刺激做出快速反应。这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技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亚瑟·卢皮亚（Arthur Lupia）这样解释。人类会排斥有威胁的信息，接受友善的信息。人类不仅将攻击或逃避反射（fight-or-flight reflex）用在对天敌的策略中，也用在对信息的反应上。
当人们以为自己在说理时，其实往往是在为自己所相信的观点开脱。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她坚信神创论，最近听闻一则科学发现，说一个新发现的原始人类证实了人类的演化论起源说，这无疑在客观上对她的三观造成了冲击。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解释说，接下来她的潜意识就会对新信息产生消极反应，这种反应会引导意识头脑中某种记忆和联系的形成。“人们会想起那些与先前相信的观点一致的想法。”泰伯说，“这会让人们组织论证，质疑自己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自己在推理时，可能恰恰是在为自己相信的观点开脱。或者，用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过的一个类比来解释这事儿也挺恰
当人类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但其实都在做律师的那些勾当。人类的“推理”不过就是达成一种预定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打赢自己的“官司”，而推理过程中偏见随处可见。其中的一种被称为“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偏见，即人们往往更加注意支持自己观念的证据和论证；另有一种偏差称为“不证实偏见”（disconfirmation bias），说的是人们会花过多精力去拼命拆穿或驳倒与自身观念相左的观点或论证。
这里面提到了太多的心理学术语，但放到人际关系问题中，这些心理学机制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另一半红杏出墙、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个恃强凌弱的校园恶霸，对于那些感情上不甚相关的人，他们不会否认眼前明显的行为，但我会不遗余力地将这些行为做出另一番解释。这并不表示人类不想准确地认识世界，人类当然想了。这也不表示人类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当然会改变。只不过，除了准确性以外，人类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包括确认一致性和维护自身感受。通常正是这些目的让人们即使面对事实，仍旧极不情愿改变自己的观念。
科学很容易被曲解
现代科学的诞生源于人类铲除这类主观错误的尝试，17世纪伟大的科学方法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将这种主观错误冠以“大脑的谬误”（idols of the mind）的称谓。即便单个研究人员容易深陷在自己的理论中，同行评议和质疑制度等更多个体参与的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最佳的结论最终能够脱颖而出。 但是，人类个体对科学给出的结论做出反应，这个过程完全是另一码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研究人员过度纠结于细枝末节并努力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人们在阅读科学文献时极易曲解文意。将与其信念相关的科学数据摆在思想家或信众面前，无疑会让他们的动机性推理泛滥，场面就像小孩子进了糖果店而没有大人管束。
毫无疑问，很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科学或者技术证据做出反应的方式，就是为自身已有的观念做辩护。197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被试都看了一段2个虚构科学研究的描述，其中一个研究支持死刑，认为执行死刑对暴力犯罪、尤其是谋杀具有震慑作用，而另一个则反对这样的观点。两组被试也都看了针对2个虚假研究的方法的详细评论，从科研角度来讲，这两项研究的合理性旗鼓相当。但每一组被试都会对结论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研究提出更多批评，而觉得结论与自己观念一致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此后，科学家进行了很多其他的研究，调查人们对平权法案、枪支管制和同性恋形象的准确性等诸多问题的相关证据作何反应，都得到了类似结果。甚至当研究人员明确要求被试抛开成见、客观对待两方面证据时，被试者往往也做不到这一点。
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人们并不是以曲解或选择性阅读科学文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现有观念这么简单。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卡汉（Dan Kahan）及其同事的研究，人们对道德、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能用来有效预测人们会认为谁才是正统的科学专家，并由此预测人们对争议性议题中的“科学共识”态度如何。
卡汉进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被试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将他们归为“个人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以及“阶级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这种分类方式多少有点过于简单，可以近似将阶级个人主义者等同于保守的共和党人，将平等社群主义者等同于自由派民主党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帮好朋友判断气候变化、封存核废料、隐秘携带枪支法律（Concealed Carry，指以隐蔽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或其他武器，随身携带或者置于附近，比如背包或轿车里皆可）相关的风险。“这位朋友会告诉被试，他计划读一本与此相关的书籍，但想知道被试是否觉得作者是知识渊博、值得信赖的专家。”之后，研究人员会给被试一份编造出来的专家简历，该专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某所一流大学中获得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如今在另一所精英高校任教。”接着，研究者会给被试看一段“专家”的书摘，其中，对该问题当前风险的描述或高或低、或有理有据，或只是推测性质。
实验结果非常明显，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当该专家的立场是全球变暖千真万确且是人为造成的时候，只有23%的阶级个人主义者认为作者是“值得信赖的知识渊博的专家”。但认可该科学家的专业见解的平等社群主义者则多达88%。将问题换成核废料是否可以安全地储藏在地下，或者允许人们携带枪支是否能阻止犯罪时，研究人员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效应有时也会改变。在另一项研究中，阶级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会赞成强制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法律，而个人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则反对该法律。）
换言之，人们不相信科学资料的正确性，是因为其结论违背了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进而也就不相信上述几种情况下的相关风险。对于阶级个人主义者而言，他很难相信自己标榜的东西（商业、工业、人们持有枪支保护家人安全的自由）可能导致危害社会的后果。反之，宣扬平等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由市场有害、父权家庭会教坏孩子、人们管不住手中的枪。
研究中的被试并不“反科学”，至少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反科学。只不过，“科学”是合他们心意的观点。“人们面临灾祸了，这是一种糟糕的状况，不同的公民相信不同的文化认证系统，他们各持己见。”卡汉说。
怎么才能让人相信科学
人们一般认为，一定要用证据和论证说服别人，而上篇文章 中的结论无疑让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以下面的问题为例，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侯赛因是否秘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詹森·莱弗勒（Jason Reifler）给被试者看伪造的报道，一篇最早提及该问题的文章（引用了2004年小布什总统的话），之后是驳斥该观点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伊拉克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开展了任何WMD项目）。研究者发现，观看报道起了反效果，保守派比观看报道前更愿意相信战前伊拉克拥有WMD这一观点。（研究者也给自由派看了一则虚假新闻并观察了被试的反应。这则假新闻上面说，小布什政府并没有“禁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自由派也没有被说服，但也没有更相信自己之前的观点。）
另一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当人们拒绝相信别人的说辞时，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及其同事想看看，他们能否让那些最有可能相信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秘密合作的人，即高度亲共和党国家的共和党支持者，改变自己的想法。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引用了“9·11”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小布什本人否认其政府曾“发表过‘9·11’恐怖袭击由萨达姆和基地组织共同策划”的声明。
事实表明，甚至连小布什的亲口之言都无法改变选民的想法。原本坚信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所勾结的人中，改变想法的只有1/49。人们更常见的反应，则是以种种方式拒绝接受该事实，有的人会反驳，有的人则是坚持立场：
采访者：“9·11”委员会并未发现萨达姆与“9·11”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而且小布什总统也认同该说法。对此你怎么看？ 受访者：好吧，他们肯定说委员会没有任何证据，但我觉得，人们（我们）还是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即便他们这样说，人们（我们）也还是可以表示怀疑。
有结果表示，在现任政府面临的争议性问题上，人们也有相同的反应。例如，Ground Zero 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指计划在与世贸中心原址相距两条街区的位置建造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9·11”之后，美国人用 Ground Zero 代指世贸中心原址——译者注）的问题。利用政治谣言粉碎网站 FactCheck.org 的信息，俄亥俄州的一个研究团队给被试看了一篇详细的文章，该文驳斥了“支持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提案的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尊称）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Feisal Abdul Rauf）同情恐怖分子”这一流言。但知晓该流言并相信其真实性的人中，只有不到1/3 改变了想法。
不相信科学的合理性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反应到底有多“不理性”。而这个问题恰恰很难回答。一方面，因为接收了一小段新鲜信息，就抛弃了前半生建立起来的整个信念体系，这不太现实。“一个人很可能说：‘我之所以支持死刑，是基于我之前生活中接触到的全部真实信息。’”斯坦福社会心理学家乔恩·克洛斯尼克（Jon Krosnick）解释说。的确，将拒绝接收科学结论视为极其“合理”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耶鲁大学的卡汉解释说，在一些保守的群体中，“如果有人说：‘我觉得气候变化还是有点道理的。’该群体的其他成员就会给他贴上特定的标签，这个人之后的生活就会多少有点不顺利。”
这或许能够解释尼汉及其同事在研究奥巴马是穆斯林这个谬误时所发现的奇怪模式。当非白人研究员进行实验时，被试会改变自己对于总统宗教信仰问题的看法，纠正错误观念。但是，当只有白人研究员在场时，共和党被试尤其容易更加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这条流言。被试会根据听者的身份，依照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来调整自己的观念（或者所对外宣称的观念）。
这使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到媒体上。人们在证据确凿或可解的问题面前，态度却呈两极分化态势，这也许是由于某种动机性推理，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最初接受的信息就是歪曲的，或者是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例如，Ground Zero清真寺的这个例子，一项后续研究 表明，问卷回答者中，看过福克斯新闻的人更可能相信拉乌夫同情恐怖分子的流言和与此相关的三个流言，而他们对流言的相信程度也比没有看过福克斯新闻的受访者高。
知道得越多，越难改变观点
好，人们会倾向于关注与自己相信的观点一致的信息，而且也会对传递信息的来源做出选择。似乎情况一直如此，对吧？也许是的，但如今这个问题无疑变得更严峻了，因为人们浏览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会通过facebook 好友分享的链接、缺少细节信息和语境的 Twitter（微博）、小众传播和受众数目少却志趣相同的、通常高度观念化的媒体接受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亚瑟·卢皮亚说，基本的人类生存技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信息时代了”。
如果你想搞清楚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了动机性推理、抛弃了事实，除了气候变化，你找不到更好的测试案例了。毕竟，人类已经掌握了该问题高度专业的信息，人们也对此问题有根深蒂固的见解。很肯定的一点是，一个人是否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就是看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即便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结论愈加明确，这两类人对此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对立。
看来，教育并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看法可能并不奇怪。正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错误观念就越顽固，2008年的一项由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 显示，只有19%的具有大学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全球正因人类活动变暖，而31%的大学以下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该观点。换言之，就气候变化而言，学历越高，往往否认科学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党人和独立派，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对气候变化的承认度越高。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自认为对全球变暖问题最了解的共和党人，却是最不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而共和党人中，一般而言对科学不信任程度较高的人，即使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也不会产生更多忧虑。这究竟是为什么？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查尔斯·泰伯和米尔顿·洛奇（Milton Lodge）说，动机性推理的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相比了解不多的人，熟知政治话题的人更容易有偏见。“反感某项政策—比如堕胎—的人，如果对此了解不多，他们只是立马表示反对，”洛奇说：“但如果他们知道很多，就会进一步提出反驳论点。”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受感性驱使、一样带有偏见，但他们能想出更多、更好的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对的，因此就变得更难改变想法。
气候门（Climategate）中，选
择性引用的邮件内容之所以能被有偏见的人快速轻易地抓住，作为丑闻的铁证，也许也能由此得到解释。动机性推理者在支持自身观点时，最容易出现的行为就是挑选最有利的证据（cherry-picking），而且无论你对气候门看法如何，那些邮件中总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新信息。
气候门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耶鲁大学气候变化对话项目主任安东尼·莱斯洛维茨（Anthony Leiserowitz）这样表示。这一事件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总体上下降了，对科学家的信任也显著减少。但是，人们现在应该能想到，这些下降主要集中在特定美国群体中：共和党人、保守派以及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自由派和“平等主义”价值取向的人对气候科学及学者的信任根本没有下降。“从某些角度讲，气候变化就像罗尔沙赫氏试验。”莱斯洛维茨说，“不同群体对模棱两可的事实解读大相径庭。”
科学进步，反科学的体系也在壮大
有没有主要是“左派”人士拒绝承认科学的案例呢？当然有，儿童疫苗导致自闭症疫情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有名是环境保护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诸多好莱坞名流（最出名的是珍妮·麦卡锡和金·凯瑞）。《赫芬顿邮报》给了反对派许多版面。新书《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的作者赛斯·芒金（Seth Mnookin）提到，如果你想找反对疫苗的人，只要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里溜达一会儿就行了。 不接受反驳意见的观念系统有很多特征，反疫苗这个观念具备其全部特征。过去十年，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明，儿童疫苗促使自闭症发病率上升的说法并不可信，而且，尽管据称疫苗中会导致自闭症的试剂（一种叫做硫柳汞的含汞防腐剂）已经禁止使用很长时间了，但自闭症发病率仍在上升，这一事实也能驳斥该观点。
但是，真正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仍旧深信不疑，他们会批评每一项反驳其观点的研究，疫苗-自闭症研究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论文被撤销，其行医执照随即吊销后，他们甚至团结起来为其辩护，这篇论文恰恰是当前疫苗恐慌的源头。然而，人们根本无需惊讶。反疫苗人士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媒体，比如自闭症时代（Age of Autism）网站，每当新的科学进展又给反疫苗论提出了进一步质疑，这些媒体就迅速发表批评反驳文章。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偏见而言，“左派”与“右派”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是不是所有人产生偏见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两者的区别很明显。如今，“右
派”拒绝承认科学的倾向显然更明显，一旦你针对气候及相关环境问题、反环境主义、基督教右派对生殖健康科学的攻击、干细胞和生物医学研究等问题进行调查，就能发现这一点。更明显的是，民主党派政府官员中支持反疫苗态度的人几乎不存在，而共和党选举产生的官员，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气候科学的观点。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心理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他们对新信息的反应产生影响—保守派更死板专制，而自由派则对有分歧的议题更包容。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乔斯特（John Jost）进一步提出，保守派是“卫道士”：他们用动机性推理维护现状。
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因为只要一个人试图用心理分析法去分析固有的政治差异，一连串的反驳观点随之而来：教条又好斗的共产主义者呢？历史上党派的意见是如何改变的？毕竟，前苏联否定遗传学这段历史恐怕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驱使的否认科学的案例了，当时，凡是与特罗菲姆·李森科意见相左的前苏联研究者都被处决了，就连遗传学本身也被打成了“资本主义”科学，官方禁止遗传学的研究教学。
如何让人接受科学证据？
结果就是，目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所有人都会在一些情况下一叶障目。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人们怎么做才能消减人类本性的不利影响呢？
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类对新信息的扭曲反应作用非常强大，考虑到这一点，有一件事就变得十分明确：如果你希望某人承认新证据，一定要保证在不会触发其防御性情感反应的环境下把证据拿给他看。
部分由于卡汉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这一理论渐渐受到青睐。在一项研究中，他和同事将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知识编写成两篇伪造的报纸文章，分别冠以不同的标题—“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反污染方案”和“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核方案”，然后测试不同价值取向的市民反应如何。果然，后一个标题让阶级个人主义者更容易认可人类是全球变暖的祸首这一事实。卡汉推断，会出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科学事实被改编成了对他们的亲工业世界观有吸引力的故事。
依此逻辑便可得到以下结论：如果有商业或宗教领袖能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另一种语境中论证，使该语境的价值观不同于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在论证时所持有的那种，经他们之口，保守派对气候科学持认可态度的可能性会提高。这样做可以在卡汉所说的“事实的文化战争”中有效地传递出一个缓和信号。换句话讲，这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不要以真相为重点以期说服对方，而要以价值观作为糖衣炮弹，这样才能给真相一个乘虚而入的逆袭之机。
“人一旦确信了某个观点，就不会轻易动摇。如果你告诉对方，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不搭理你了。如果你把事实和数据罗列出来，对方就会质疑你的信息来源是否可靠。当你诉诸逻辑时，对方就搞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一篇可以用来论述气候变化否定论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拒不承认，正是如今众多的美国人对于全球变暖现象及其人为所致的事实所持有的态度。但这篇文章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在那时谈气候变化还太早了点，实际上，费斯汀格讲的是心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案例。
费斯汀格和几个同事混入了“寻找者”（the Seekers）组织，这是芝加哥地区的一个小型的信徒（Xiéjiào）团体，其成员相信自己在和外星人交流。教徒相信一个叫“萨南达”（Sananda）的外星人，就是耶稣基督转世到另一个星球的肉身。该团体的领袖是热衷于戴尼提（Dianetics） 的桃乐茜·马丁（Dorothy Martin），她通过无意识书写将星际信息记录下来。
经马丁之手，外星人告知信徒末日灾难降临地球的准确时间：1954年12月21日。马丁的一部分追随者辞了工作、变卖家产，眼巴巴地盼着当大陆开裂、海水淹没美利坚时，一个飞碟会拯救自己逃离灭顶之灾。教徒甚至不穿文胸、拆掉裤子上的拉链，因为他们觉得金属会对航天器的安全构成威胁。
预言破灭时，费斯汀格和他的团队与这群狂热分子待在一起。首先，“上面的人”（信徒有时这样称呼外星人）没有现身拯救寻找者。其次，12月21日这一天平安无事。这正是费斯汀格等待良久的时刻：信念体系如今已经被事实瓦解，该教派的忠实信徒会做何反应呢？
一开始，寻找者教徒都在努力找个解释说法。不过很快，合理解释就出现了。他们收到了新信息，说在最后一刻，全人类都逃过了一劫。费斯汀格总结了一下外星人的新声明：“该团体成员彻夜端坐，他们散发了太多正能量，因此上帝最后将地球从彻底摧毁的悲惨命运中拯救出来了。”是寻找者他们坚信预言的强大意愿使世界免于被摧毁！
从那天开始，原本不乐意在报刊上露面、也不愿意布道的寻找者信徒开始传教了。“他们的紧迫感特别强烈。”费斯汀格写道，“他们之前深信不疑的事被彻底证伪了，这却让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更加坚定。”
寻找者教徒丢了饭碗，被报刊嘲讽，人们还尽量让他们远离思想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尽管马丁的太空教派算是人类自欺欺人事例中比较极端的，但贴近生活的案例可不少。费斯汀格时代结束后，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大批新发现进一步显示出，人类先入为主的观念如何扭曲了人们的想法，甚至连那些人类自认为最理智、最合逻辑的结论都受到了成见的影响。这种所谓的“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倾向，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证据确凿的事情，不同团体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比如气候变化、疫苗、死刑、总统的出生地点和信仰问题以及此类种种。看来，希望人类能被事实说服是挺不符合事实的。
理性思考回避不了感性因素
动机性推理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神经科学的一项关键认识：推理过程中其实充斥着感性因素（也就是研究人员常说的“情感”[affect]）。推理和情感不仅仅形影不离，面对身边的人、事、观点时，人类肯定和否定的情绪会比意识思维更快跳出来；情绪产生的时间是毫秒级的，人类无法立刻意识到这些情绪，但它们的产生却被脑电图设备捕捉到。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演化中，人类需要对周遭环境的刺激做出快速反应。这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技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亚瑟·卢皮亚（Arthur Lupia）这样解释。人类会排斥有威胁的信息，接受友善的信息。人类不仅将攻击或逃避反射（fight-or-flight reflex）用在对天敌的策略中，也用在对信息的反应上。
当人们以为自己在说理时，其实往往是在为自己所相信的观点开脱。
设想有这样一个人，她坚信神创论，最近听闻一则科学发现，说一个新发现的原始人类证实了人类的演化论起源说，这无疑在客观上对她的三观造成了冲击。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政治学家查尔斯·泰伯（Charles Taber）解释说，接下来她的潜意识就会对新信息产生消极反应，这种反应会引导意识头脑中某种记忆和联系的形成。“人们会想起那些与先前相信的观点一致的想法。”泰伯说，“这会让人们组织论证，质疑自己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当人们认为自己在推理时，可能恰恰是在为自己相信的观点开脱。或者，用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过的一个类比来解释这事儿也挺恰
当人类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但其实都在做律师的那些勾当。人类的“推理”不过就是达成一种预定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打赢自己的“官司”，而推理过程中偏见随处可见。其中的一种被称为“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偏见，即人们往往更加注意支持自己观念的证据和论证；另有一种偏差称为“不证实偏见”（disconfirmation bias），说的是人们会花过多精力去拼命拆穿或驳倒与自身观念相左的观点或论证。
这里面提到了太多的心理学术语，但放到人际关系问题中，这些心理学机制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另一半红杏出墙、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个恃强凌弱的校园恶霸，对于那些感情上不甚相关的人，他们不会否认眼前明显的行为，但我会不遗余力地将这些行为做出另一番解释。这并不表示人类不想准确地认识世界，人类当然想了。这也不表示人类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们当然会改变。只不过，除了准确性以外，人类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包括确认一致性和维护自身感受。通常正是这些目的让人们即使面对事实，仍旧极不情愿改变自己的观念。
科学很容易被曲解
现代科学的诞生源于人类铲除这类主观错误的尝试，17世纪伟大的科学方法理论家弗朗西斯·培根将这种主观错误冠以“大脑的谬误”（idols of the mind）的称谓。即便单个研究人员容易深陷在自己的理论中，同行评议和质疑制度等更多个体参与的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最佳的结论最终能够脱颖而出。 但是，人类个体对科学给出的结论做出反应，这个过程完全是另一码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研究人员过度纠结于细枝末节并努力将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因而人们在阅读科学文献时极易曲解文意。将与其信念相关的科学数据摆在思想家或信众面前，无疑会让他们的动机性推理泛滥，场面就像小孩子进了糖果店而没有大人管束。
毫无疑问，很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对科学或者技术证据做出反应的方式，就是为自身已有的观念做辩护。1979年的一个经典实验中，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被试都看了一段2个虚构科学研究的描述，其中一个研究支持死刑，认为执行死刑对暴力犯罪、尤其是谋杀具有震慑作用，而另一个则反对这样的观点。两组被试也都看了针对2个虚假研究的方法的详细评论，从科研角度来讲，这两项研究的合理性旗鼓相当。但每一组被试都会对结论与自己意见相左的研究提出更多批评，而觉得结论与自己观念一致的研究更“有说服力”。
此后，科学家进行了很多其他的研究，调查人们对平权法案、枪支管制和同性恋形象的准确性等诸多问题的相关证据作何反应，都得到了类似结果。甚至当研究人员明确要求被试抛开成见、客观对待两方面证据时，被试者往往也做不到这一点。
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人们并不是以曲解或选择性阅读科学文献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现有观念这么简单。根据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卡汉（Dan Kahan）及其同事的研究，人们对道德、社会秩序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能用来有效预测人们会认为谁才是正统的科学专家，并由此预测人们对争议性议题中的“科学共识”态度如何。
卡汉进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基于被试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将他们归为“个人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以及“阶级主义者”或“平等主义者”（这种分类方式多少有点过于简单，可以近似将阶级个人主义者等同于保守的共和党人，将平等社群主义者等同于自由派民主党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帮好朋友判断气候变化、封存核废料、隐秘携带枪支法律（Concealed Carry，指以隐蔽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或其他武器，随身携带或者置于附近，比如背包或轿车里皆可）相关的风险。“这位朋友会告诉被试，他计划读一本与此相关的书籍，但想知道被试是否觉得作者是知识渊博、值得信赖的专家。”之后，研究人员会给被试一份编造出来的专家简历，该专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某所一流大学中获得了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如今在另一所精英高校任教。”接着，研究者会给被试看一段“专家”的书摘，其中，对该问题当前风险的描述或高或低、或有理有据，或只是推测性质。
实验结果非常明显，以全球变暖问题为例，当该专家的立场是全球变暖千真万确且是人为造成的时候，只有23%的阶级个人主义者认为作者是“值得信赖的知识渊博的专家”。但认可该科学家的专业见解的平等社群主义者则多达88%。将问题换成核废料是否可以安全地储藏在地下，或者允许人们携带枪支是否能阻止犯罪时，研究人员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种效应有时也会改变。在另一项研究中，阶级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会赞成强制精神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法律，而个人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则反对该法律。）
换言之，人们不相信科学资料的正确性，是因为其结论违背了自己深信不疑的观点，进而也就不相信上述几种情况下的相关风险。对于阶级个人主义者而言，他很难相信自己标榜的东西（商业、工业、人们持有枪支保护家人安全的自由）可能导致危害社会的后果。反之，宣扬平等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由市场有害、父权家庭会教坏孩子、人们管不住手中的枪。
研究中的被试并不“反科学”，至少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反科学。只不过，“科学”是合他们心意的观点。“人们面临灾祸了，这是一种糟糕的状况，不同的公民相信不同的文化认证系统，他们各持己见。”卡汉说。
怎么才能让人相信科学
人们一般认为，一定要用证据和论证说服别人，而上篇文章 中的结论无疑让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了。事实上，直截了当的说服方式有时会弄巧成拙，在事实面前，对方不仅不会改变想法，甚至可能对自己的错误观点更加坚定。
以下面的问题为例，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前，萨达姆·侯赛因是否秘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詹森·莱弗勒（Jason Reifler）给被试者看伪造的报道，一篇最早提及该问题的文章（引用了2004年小布什总统的话），之后是驳斥该观点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伊拉克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前，伊拉克开展了任何WMD项目）。研究者发现，观看报道起了反效果，保守派比观看报道前更愿意相信战前伊拉克拥有WMD这一观点。（研究者也给自由派看了一则虚假新闻并观察了被试的反应。这则假新闻上面说，小布什政府并没有“禁止”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自由派也没有被说服，但也没有更相信自己之前的观点。）
另一个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当人们拒绝相信别人的说辞时，大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及其同事想看看，他们能否让那些最有可能相信萨达姆和基地组织有秘密合作的人，即高度亲共和党国家的共和党支持者，改变自己的想法。为此，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研究。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引用了“9·11”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小布什本人否认其政府曾“发表过‘9·11’恐怖袭击由萨达姆和基地组织共同策划”的声明。
事实表明，甚至连小布什的亲口之言都无法改变选民的想法。原本坚信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所勾结的人中，改变想法的只有1/49。人们更常见的反应，则是以种种方式拒绝接受该事实，有的人会反驳，有的人则是坚持立场：
采访者：“9·11”委员会并未发现萨达姆与“9·11”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而且小布什总统也认同该说法。对此你怎么看？ 受访者：好吧，他们肯定说委员会没有任何证据，但我觉得，人们（我们）还是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即便他们这样说，人们（我们）也还是可以表示怀疑。
有结果表示，在现任政府面临的争议性问题上，人们也有相同的反应。例如，Ground Zero 清真寺（Ground Zero mosque，指计划在与世贸中心原址相距两条街区的位置建造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其中包括一座清真寺，“9·11”之后，美国人用 Ground Zero 代指世贸中心原址——译者注）的问题。利用政治谣言粉碎网站 FactCheck.org 的信息，俄亥俄州的一个研究团队给被试看了一篇详细的文章，该文驳斥了“支持伊斯兰文化中心和清真寺提案的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尊称）费萨尔·阿卜杜勒·拉乌夫（Feisal Abdul Rauf）同情恐怖分子”这一流言。但知晓该流言并相信其真实性的人中，只有不到1/3 改变了想法。
不相信科学的合理性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反应到底有多“不理性”。而这个问题恰恰很难回答。一方面，因为接收了一小段新鲜信息，就抛弃了前半生建立起来的整个信念体系，这不太现实。“一个人很可能说：‘我之所以支持死刑，是基于我之前生活中接触到的全部真实信息。’”斯坦福社会心理学家乔恩·克洛斯尼克（Jon Krosnick）解释说。的确，将拒绝接收科学结论视为极其“合理”的行为是有一定道理的。耶鲁大学的卡汉解释说，在一些保守的群体中，“如果有人说：‘我觉得气候变化还是有点道理的。’该群体的其他成员就会给他贴上特定的标签，这个人之后的生活就会多少有点不顺利。”
这或许能够解释尼汉及其同事在研究奥巴马是穆斯林这个谬误时所发现的奇怪模式。当非白人研究员进行实验时，被试会改变自己对于总统宗教信仰问题的看法，纠正错误观念。但是，当只有白人研究员在场时，共和党被试尤其容易更加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这条流言。被试会根据听者的身份，依照社会称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来调整自己的观念（或者所对外宣称的观念）。
这使研究者的关注点聚焦到媒体上。人们在证据确凿或可解的问题面前，态度却呈两极分化态势，这也许是由于某种动机性推理，但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最初接受的信息就是歪曲的，或者是两个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例如，Ground Zero清真寺的这个例子，一项后续研究 表明，问卷回答者中，看过福克斯新闻的人更可能相信拉乌夫同情恐怖分子的流言和与此相关的三个流言，而他们对流言的相信程度也比没有看过福克斯新闻的受访者高。
知道得越多，越难改变观点
好，人们会倾向于关注与自己相信的观点一致的信息，而且也会对传递信息的来源做出选择。似乎情况一直如此，对吧？也许是的，但如今这个问题无疑变得更严峻了，因为人们浏览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会通过facebook 好友分享的链接、缺少细节信息和语境的 Twitter（微博）、小众传播和受众数目少却志趣相同的、通常高度观念化的媒体接受信息。密歇根大学的亚瑟·卢皮亚说，基本的人类生存技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个信息时代了”。
如果你想搞清楚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选择了动机性推理、抛弃了事实，除了气候变化，你找不到更好的测试案例了。毕竟，人类已经掌握了该问题高度专业的信息，人们也对此问题有根深蒂固的见解。很肯定的一点是，一个人是否承认全球变暖的事实，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就是看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即便科学在这一问题上给出的结论愈加明确，这两类人对此的态度却变得越来越对立。
看来，教育并不能改变共和党人的看法可能并不奇怪。正相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错误观念就越顽固，2008年的一项由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 显示，只有19%的具有大学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全球正因人类活动变暖，而31%的大学以下学历的共和党人认同该观点。换言之，就气候变化而言，学历越高，往往否认科学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对于民主党人和独立派，教育程度越高，往往对气候变化的承认度越高。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自认为对全球变暖问题最了解的共和党人，却是最不关心这个问题的人；而共和党人中，一般而言对科学不信任程度较高的人，即使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也不会产生更多忧虑。这究竟是为什么？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查尔斯·泰伯和米尔顿·洛奇（Milton Lodge）说，动机性推理的一个潜在的危害就是，相比了解不多的人，熟知政治话题的人更容易有偏见。“反感某项政策—比如堕胎—的人，如果对此了解不多，他们只是立马表示反对，”洛奇说：“但如果他们知道很多，就会进一步提出反驳论点。”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受感性驱使、一样带有偏见，但他们能想出更多、更好的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是对的，因此就变得更难改变想法。
气候门（Climategate）中，选
择性引用的邮件内容之所以能被有偏见的人快速轻易地抓住，作为丑闻的铁证，也许也能由此得到解释。动机性推理者在支持自身观点时，最容易出现的行为就是挑选最有利的证据（cherry-picking），而且无论你对气候门看法如何，那些邮件中总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看法的新信息。
气候门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耶鲁大学气候变化对话项目主任安东尼·莱斯洛维茨（Anthony Leiserowitz）这样表示。这一事件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总体上下降了，对科学家的信任也显著减少。但是，人们现在应该能想到，这些下降主要集中在特定美国群体中：共和党人、保守派以及持“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自由派和“平等主义”价值取向的人对气候科学及学者的信任根本没有下降。“从某些角度讲，气候变化就像罗尔沙赫氏试验。”莱斯洛维茨说，“不同群体对模棱两可的事实解读大相径庭。”
科学进步，反科学的体系也在壮大
有没有主要是“左派”人士拒绝承认科学的案例呢？当然有，儿童疫苗导致自闭症疫情这样的说法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中，最有名是环境保护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和诸多好莱坞名流（最出名的是珍妮·麦卡锡和金·凯瑞）。《赫芬顿邮报》给了反对派许多版面。新书《恐慌病毒》（The Panic Virus）的作者赛斯·芒金（Seth Mnookin）提到，如果你想找反对疫苗的人，只要去全食超市（Whole Foods）里溜达一会儿就行了。 不接受反驳意见的观念系统有很多特征，反疫苗这个观念具备其全部特征。过去十年，多项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明，儿童疫苗促使自闭症发病率上升的说法并不可信，而且，尽管据称疫苗中会导致自闭症的试剂（一种叫做硫柳汞的含汞防腐剂）已经禁止使用很长时间了，但自闭症发病率仍在上升，这一事实也能驳斥该观点。
但是，真正相信这一说法的人仍旧深信不疑，他们会批评每一项反驳其观点的研究，疫苗-自闭症研究者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1998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论文被撤销，其行医执照随即吊销后，他们甚至团结起来为其辩护，这篇论文恰恰是当前疫苗恐慌的源头。然而，人们根本无需惊讶。反疫苗人士建立了自己的喉舌媒体，比如自闭症时代（Age of Autism）网站，每当新的科学进展又给反疫苗论提出了进一步质疑，这些媒体就迅速发表批评反驳文章。
这一切产生了一个问题：就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偏见而言，“左派”与“右派”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是不是所有人产生偏见的可能性是相同的？
两者的区别很明显。如今，“右
派”拒绝承认科学的倾向显然更明显，一旦你针对气候及相关环境问题、反环境主义、基督教右派对生殖健康科学的攻击、干细胞和生物医学研究等问题进行调查，就能发现这一点。更明显的是，民主党派政府官员中支持反疫苗态度的人几乎不存在，而共和党选举产生的官员，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气候科学的观点。
一些研究人员指出，政治“左派”和“右派”之间存在心理差异，这些差异会对他们对新信息的反应产生影响—保守派更死板专制，而自由派则对有分歧的议题更包容。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乔斯特（John Jost）进一步提出，保守派是“卫道士”：他们用动机性推理维护现状。
但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因为只要一个人试图用心理分析法去分析固有的政治差异，一连串的反驳观点随之而来：教条又好斗的共产主义者呢？历史上党派的意见是如何改变的？毕竟，前苏联否定遗传学这段历史恐怕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驱使的否认科学的案例了，当时，凡是与特罗菲姆·李森科意见相左的前苏联研究者都被处决了，就连遗传学本身也被打成了“资本主义”科学，官方禁止遗传学的研究教学。
如何让人接受科学证据？
结果就是，目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所有人都会在一些情况下一叶障目。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人们怎么做才能消减人类本性的不利影响呢？
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类对新信息的扭曲反应作用非常强大，考虑到这一点，有一件事就变得十分明确：如果你希望某人承认新证据，一定要保证在不会触发其防御性情感反应的环境下把证据拿给他看。
部分由于卡汉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这一理论渐渐受到青睐。在一项研究中，他和同事将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知识编写成两篇伪造的报纸文章，分别冠以不同的标题—“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反污染方案”和“科学专家小组为解决全球变暖提出了核方案”，然后测试不同价值取向的市民反应如何。果然，后一个标题让阶级个人主义者更容易认可人类是全球变暖的祸首这一事实。卡汉推断，会出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科学事实被改编成了对他们的亲工业世界观有吸引力的故事。
依此逻辑便可得到以下结论：如果有商业或宗教领袖能将气候变化问题放在另一种语境中论证，使该语境的价值观不同于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在论证时所持有的那种，经他们之口，保守派对气候科学持认可态度的可能性会提高。这样做可以在卡汉所说的“事实的文化战争”中有效地传递出一个缓和信号。换句话讲，这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不要以真相为重点以期说服对方，而要以价值观作为糖衣炮弹，这样才能给真相一个乘虚而入的逆袭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