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关于无产阶级文学革命，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有过一场论争。凡是知道这场论争的人大概都记得鲁迅的一句有名的话，即：“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普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但是大概人们还都不知道，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积极倡导者的郭沫若也是被“挤”的一个，和鲁迅一样。郭老在《自传》中谈到鲁迅的被“挤”之后说：“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郭老接着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这种工作的动向，虽然由于我的教养和所处的环境有以促成，但确实是经过后期创造社的朋友们的‘挤’，我也愿意很坦白而公平地承认的。”
　　谈到这场论争的意义，郭老说：“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这一点，从鲁迅和郭沫若的被“挤”，也可充分看出。当然，论争本身还很复杂，其间也夹杂一些我们阵营内部的矛盾，但鲁迅说得好：“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正是这样，“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鲁迅语)
　　这场论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一些作家世界观的转变，将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鲁迅和郭沫若的坦白及阔大的胸怀，也将永远传为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