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诗是经过了心灵过滤的。《诗经》是诗，它是情绪，是情怀，是悲欢离合，是喜怒哀乐，是创作者的“心灵真实”。进而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于是《诗经》又是经，是几千年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是特殊的，却也是一般的。
　　《诗经》之经学阐释
　　《诗经》是经学的重要原典，自汉代到近代以前历代诗经阐释的主体是经学阐释，即题目中我所指的“经”的阐释。作家雷抒雁将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是孔子前后阶段，即“断章取义”地去读诗。不注重诗句所在篇章里的本义，只是引用部分章节或诗句阐释问题，这就是“断章取义”，是孔子对诗经的用法。
　　第二是汉儒阶段，每首诗都弄出个有礼教意义的“诗本事”来。汉儒一开始就把《诗经》弄到邪路上去了，给原始初民奔突跳荡的诗性灵魂，死死扣上了礼教的帽子，这一扣就是千把年，没人再听到远古歌唱中的诗性的韵律。
　　第三是宋儒的阶段，理学权威朱熹将自已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阐释中。他认为《诗经》包含着人事、天道等一切理，“《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将《诗经》作了完全符合其理的阐释。
　　第四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霍松林先生说：“直到五四以后，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文学身份才得到正式确立，与之相应的文学阐释才逐渐成为《诗经》阐释的主体。”但在这个阶段里面，都还没有把《诗经》还原到远古的歌声中去。
　　今日，对于《诗经》的经学阐释批判的声音似乎更多，学者鲍鹏山就说：“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他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是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正视这种既定的事实，虽说它在今天看来不合理，但依旧不应该说那是错误的视角。如果按照中国古代的本来观念去看待古人对《诗经》的注释，那么，它们都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彻底否定经学阐释，其实也是背叛历史。
　　《诗经》之文学阐释
　　对《诗经》的文学阐释，可以看做是对《诗经》中诗歌本体的阐释，即我所说的“诗”的阐释。在对《诗经》的经学阐释的主导下，文学阐释其实也一直是相对独立的演进与发展。虽然在封建社会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诗经》不具备文学的特质，虽意主美刺，但饱蘸强烈的情感意绪去说理议论，并以诗歌的跳跃节奏与和谐韵律加以表现，并没有失去艺术的特质。
　　从先秦到五四之前，《诗经》的文学阐释一直在演进和发展。《诗经》文学阐释在经学阐释占主流的清代以前，多处于零散、边缘的状态；只是自现代以来，才成为主体。第一个阶段是先秦《诗经》文学阐释的寻绎。孔子将《诗经》定位于情感审美教育的范畴，比较系统地揭示了《诗经》的艺术本质与其本体性的特征以及审美功能。第二个阶段是汉代经学背景下的文学阐释。经学阐释在汉代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阐释。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经学衰落的诗的，但是《诗经》的阐释并没有相应萎缩，文学阐释更是空前活跃。第四个阶段是隋唐宋元时期《诗经》经学与文学的融通。第五个阶段是明清真正意义上开始对《诗经》的文学阐释。此时《诗经》的研究开始转向了以人生情怀、辞章艺术为基点的文学本身。真正实现对《诗经》“从经学到文学”的阐释是在五四之后。而我们也发现，对于现代之前的《诗经》文学阐释，只能在承认经学阐释为主流的前提下进行，但是就阐释的源头来说，文学阐释是《诗经》最本体性的阐释，《诗经》经学阐释只能建立在文学阐释的基础上。
　　现代许多学者依然在呼吁“以诗读《诗》”。学者鲍鹏山曾运用这样一段比喻表达自己的观点，“（诗经）犹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纯洁的爱情没有背景，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情。”
　　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是特定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特定情怀的表现，是“一个人”的情感，但它感动了“我们全体”，感染了“我们全体”，让“我们全体”感怀万端，因此，它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情感。最人性的东西，往往就是诗兴的东西。正如最诗性的东西，就是最人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读《诗经》就不能避开文学阐释。
　　我说今日《诗经》的阐释
　　探讨阐释诗经角度不是为了探究角度，而是为了在当代，在我们更好、更合理地理解经典，传承经典，汉代怎么阐释，宋代怎么阐释，都不重要；郭沫若怎么阐释，《诗经》作为一部既成作品，我们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立场来阐释它，应该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因为，文学作品一旦产生而且呈现于读者面前，解释权就完全归属于读者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大于思维”。古人的《诗经》是古人的，今天我们读的《诗经》是我们的，不必以古律今，也不该以今弃古。
　　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今日社会对于经典的阐释异彩纷呈，其中也不乏另类的，第三眼中的阐释，更有撷英采华者选取一段天马行空的挥笔创作。改编者似乎不是治病的医生，而是粗鲁的屠户；不像是搞研究的解剖师，而是碎尸案的犯罪嫌疑人。我们的改编勇士，一笔将名著的核心剔除，换上了自己不甚高明的“心脏起搏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个学术争鸣的好现象，但是多角度的阐释又必然会造成。《诗经》的现代阐释，诚然比原著更易懂更接近于读者，但是如果大家都去选择这种“经典快餐”，那经典的明天必然是畸形的。
　　那么，我认为经典需要相对稳定的解释体系，这并不是说教条的按照统一的模式来诠释经典，而是应该以各种手法，各种语言诠释本意。方法角度可以多样，但是最终的归途都应是诗本意和本情。
　　我们可以不去纠缠诗的作者、诗的年代、诗意所指的具体对象或作者的原始意图等问题，我们也可以只是对其中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先民生活习俗感兴趣，但我们必须坚守的是诗经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是我们民族曾经拥有，并在后来得到发展壮大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之根。它们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这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对《诗经》这一经典所做的最好阐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