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宣布局外中立之际，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当年11月，日军攻占德国在华殖民地——山东青岛。
　　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殖民地，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897年11月，两名德国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以此为由，1898年3月，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自此，胶州湾成为德国租界。1899年，德皇下令，将胶澳租界的新市区，定名青岛。
　　日军攻占青岛之后，以对待殖民地的方式，在青岛设置了一批民政署，所谓民政署，实际上具有地方上的第二政府性质。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广泛的权利要求，此即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其中提出：“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此项要求的实质，就是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参加谈判的日方代表，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方主要人员有，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谈判历经数月周旋。5月7日，日方发出最后通牒，5月25日，陆徵祥与日置益共同签署“中日条约”与“换文”。因该条约签订于民国四年，故又称《民四条约》。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之后，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根据国务院的提议，1917年3月10日、11日，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对德国绝交案，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这年4月，美国放弃中立，对德国宣战，为此，欧战的胜负天平开始向协约国倾斜。美国此举在中国引起一场争论：中国应否追随美国，对德宣战。
　　力主宣战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
　　从国家的外交利益看问题，驻美公使顾维钧亦力主参战。1917年4月12日，顾维钧致电段祺瑞，就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及参战问题，全面提出他的看法与建议，顾氏认为：远东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英、法己无力顾及，日本正在构成对中国的最大威胁。顾维钧指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顾氏之意，以上诸国均对中国的主权存有野心，因而不能成为中国外交的依靠对象。相反，美国“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美为助”。与英、俄、日等国相较，显然，美国对华没有领土要求，基于这一认识，顾维钧提出“赖美为助”的外交方针。既然“赖美为助”，那就应当采取与美国相应的对外政策，为此，顾氏力主中国应当追随美国对德宣战。顾维钧认为：“若我助美入战，美国谊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顾氏预计：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如果纯粹地从外交利益上选择，顾维钧力主参战无疑是可取的。
　　然而，段祺瑞的参战主张，遭到总统黎元洪反对，由此而引发“府院之争”（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同时，孙中山亦强烈反对参战，这样，段祺瑞的参战主张又遭到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的抵制，参战案未能获得国会通过。
　　1917年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的总理之职，府院矛盾随之激化。
　　当年6月，应黎元洪之邀，张勋率部进京调停，不料张勋却乘机颠覆国体，复辟帝制。6月12日，在张勋的蛊惑下，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
　　7月1日，废帝溥仪下达诏书，宣布临朝听政。
　　7月2日，自知上当的黎元洪，再度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由于黎元洪自身没有实力，黎的这项任命，就是授意段祺瑞讨伐复辟。
　　段祺瑞领衔讨伐张勋的行动，得到拥护共和政体的广大人士的拥护。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部迅速解体。
　　张勋复辟的发生，为段祺瑞清除了两个政治障碍：其一，赶走了不合作的黎元洪；其二，解散了不合作的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国会。
　　7月14日，段祺瑞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组织新一届内阁。在平息张勋复辟的过程中，段祺瑞在政治上的支持者与合作者，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论功行赏，研究系的几个头面人物均被纳入本届内阁。他们是：外交总长汪大燮，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
　　张勋复辟平息之后，对德宣战问题再度提出。此时，黎元洪已经卸任，而国会则又解散，这一回宣战决议没有再遇麻烦，顺利发表。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宣布：“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之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同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本国政府宣告：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与德奥两国同时入于战争之状态。所有中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无论关于何种事项者，一律废止。”
　　宣战命令的发表，对于中国的外交与内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