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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关键词：孔子；《春秋》；先秦；史学批评
作者简介：阎静，女，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50-08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一种突出的现象，即每当一种有影响的历史撰述问世之后，往往会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与评论，从而客观上构成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要而言之，即一部史学名著推动了一个时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孔子《春秋》而展开，两汉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司马迁《史记》而展开。本文着眼于史学批评早期发展这一突出现象，通过集中梳理先秦时人关于孔子《春秋》的评论，以阐明孔子《春秋》与先秦史学批评的密切联系，并从这一密切联系中揭示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价值与突出地位。
一、《春秋》三传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促进先秦史学的兴起，同时也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萌生。首先在史学领域评论孔子《春秋》最为鲜明的，是与《春秋》有着密切联系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1。
先来看《左传》怎样评《春秋》。《左传》是战国早期的私人历史撰述，是继孔子《春秋》之后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重要史书。它不仅在记事、体裁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春秋》，而且两次以“君子曰”的形式直接评论《春秋》，成为目前所见史书中最早的对《春秋》的评论。
《左传》两次评论《春秋》，一次是在《成公十四年》，一次是在《昭公三十一年》，其文依次如下：
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合而观之，这两段评论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春秋》的表述特点、记事原则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表述特点。《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分别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以及“婉而辨”。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微而显”，即“辞微而义显”[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或“文微而义著”[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所谓“志而晦”，“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婉而成章”，“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婉而辨”是指“辞婉而旨别”[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概而言之，《左传》所评《春秋》的表述特点着重点在于“微”、“晦”与“婉”三字，而前两者基本相通，主要肯定了《春秋》于简约文辞中所寄予的深意，即所谓微言大义。“婉”字主要讲到了《春秋》表达婉转、有所隐讳，却又旨意鲜明、顺理成章，其要义近于“微”与“晦”。从总体来看，《左传》指出了《春秋》在属辞、叙事以及表述上的特点和风格，它们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联系孔子作《春秋》时对于文辞的严肃与慎重，以及《春秋》在“属辞”上的严谨有序2，可以认为，《左传》对《春秋》表述特点的评论中肯而又深刻。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即《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评《春秋》“尽而不汙”。按杜预的注：“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据此可见，《左传》肯定了《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三，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明确肯定了《春秋》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分别是“惩恶而劝善”和“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所谓“惩恶而劝善”，亦即“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按杜预的注：“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上之人能使昭明”，据杜预的注：“上之人，谓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贱人所能。”[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左传》“君子曰”认为，《春秋》能够使在位者明治国之道，辨善恶是非，从而使善人得到鼓励，恶人有所畏惧。这实则论及《春秋》对于政治统治的借鉴意义。
再来看《公羊传》、《穀梁传》怎样评《春秋》。与《左传》以“君子曰”的史论形式直接评论《春秋》不同，《公羊传》和《穀梁传》作为解释《春秋》之书，它们把对《春秋》的评论寓于具体史事的解说之中，评论内容也比《左传》更为广泛，涉及《春秋》的体裁、记事原则、书法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体裁。二传在解说《春秋》记事之例的同时都讲到了《春秋》编年史的体裁特点。比如《公羊传·隐公六年》就《春秋》“秋七月”的记载作了如下解释：
《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这里，《公羊传》讲到《春秋》的记事之例，即当一个季（含三个月）过去，即使无事，也要记载下这个季的第一个月。这种记事之例反映了《春秋》编年记事的体裁特点，因为只有四季完备，才可以成为一年。又如《穀梁传·桓公元年》解释《春秋》“冬十月”的记载说：“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穀梁传》指出《春秋》无事而书时的原因在于“不遗时也”，即不遗漏季节，因为《春秋》编年记事，只有春夏秋冬四时具备才可成为一年。另外，《穀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春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联系前述《春秋》编年的体裁，它实则说明了《春秋》按年、时、月、日记事的具体原则。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穀梁传·桓公五年》解释《春秋》文“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说：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据杜预推算，甲戌为前年（即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为此年（即桓公五年）正月初六日[1]（《桓公五年》杜预注）。《穀梁传》认为，陈侯于甲戌日逃亡在外，己丑日才找到他。因为不知道他死亡的具体日期，所以《春秋》记载下甲戌和己丑两日即逃亡之日和寻获之日作为他的死期。结合这一具体事例，《穀梁传》指出《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特点，即对于可信的事情明确记载，对于可疑的事情则采取保留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信”还是“疑”，《春秋》都是如实记载。类似的评论，还见于《穀梁传·庄公七年》在解释某一史事时指出“《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同样评论了《春秋》如实记载的记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在解说中明确讲到“《春秋》之信史也”，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的最早记载。以上这些评论皆表明了孔子治史的严谨态度。关于孔子治史之慎，在《论语》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论语·为政》记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述而》记孔子讲：“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子路》记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等等。可以说，二传的评论与《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第三，关于《春秋》的书法。书法是指记事的方法，尤指记事的原则。《公羊传》和《穀梁传》说明和阐发《春秋》书法的内容很多，如《公羊传》中的《桓公四年》、《桓公八年》和《桓公十四年》所讲《春秋》“常事不书”；《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所讲“《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公羊传·哀公三年》所讲“《春秋》见者不复见也”；《穀梁传·桓公二年》所讲“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即《春秋》按例先记载地位尊贵的人，再记载地位卑微的人；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二传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书法。
《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都明确提及《春秋》“三讳”的特点，如“《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3]（《成公九年》），即为尊贵的人隐讳耻辱，为贤明的人隐讳过失，为亲近的人隐讳缺点，这又具体涉及《春秋》“三讳”的内容与区别。除了这种对《春秋》“三讳”书法的总体说明，二传更多地则表现为具体解说《春秋》的某一种隐讳书法，这里试举例加以诠释。
关于“为尊者讳”。所谓“尊者”，主要是指周天子。如《穀梁传·成公元年》就《春秋》“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的记载解释说：“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穀梁传》认为周天子的军队被晋军打败，对此《春秋》书王师败而不书与谁战，是为尊者隐讳。因为没有人敢和周天子为敌，所以《春秋》需为尊者隐讳与他为敌的人而不隐讳他的失败。至于“莫之敢敌”的原因，汉时学人指出：“《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4]（卷八，《世务》）
关于“为贤者讳”。所谓“贤者”，既包括贤明的诸侯国君，也包括贤能的臣子。为贤君讳如《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就《春秋》“夏，灭项”的记载解释说：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对于此事，《穀梁传》的解释基本同于《公羊传》，都指出了因齐桓公有继绝存亡之功，是为贤者，所以《春秋》为贤者讳，故而不明书齐国灭项。为贤臣讳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解释《春秋》“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说：“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这里，《公羊传》以叔武让国为贤，故而《春秋》为其讳而不书其名。
关于“为亲者讳”。所谓“亲者”，主要针对鲁国而言，类似的讲法还有“为内讳也”、“内大恶讳”等。比如鲁国战败，则讳不言败。《穀梁传·桓公十年》就《春秋》“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的记载解释说：“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穀梁传》指出，对于鲁国而言，称作战则表示战败。这里《春秋》不称鲁桓公以及鲁国，皆是因为鲁国战败的缘故，故而为鲁国隐讳。对此，《公羊传》的解释基本同于《穀梁传》。前述《穀梁传·成公元年》讲到了为尊者讳敌不讳败的史事，这里所讲正是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之例，也正是《穀梁传·成公元年》所阐发的“为尊者讳”与“为亲者讳”的区别。又如对于鲁国的不义之举，则为之隐讳。《公羊传·哀公七年》解释《春秋》“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的记载说：“邾娄子益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内大恶讳也。”这里，《公羊传》认为，鲁哀公俘获邾娄国的国君益是大恶的行为，故而《春秋》不言其获，从而为鲁国隐讳。
可以看出，《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春秋》书法的解释，包含了一定的评论成分。不论其所评是否完全符合《春秋》之本意，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二传对《春秋》书法的认识，也给后人理解《春秋》、评论《春秋》提供了参考。
第四，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明确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从整个时代、社会的层面肯定了《春秋》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此外，《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往往会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有的可看作二传对于《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如《穀梁传·隐公四年》所提到的“《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即诸侯应当传位给嫡长子，而不是传位给贤明的人，这实则阐发了《春秋》关于君位继承制度的宗法思想。又如《穀梁传·昭公四年》所讲：“《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这实际阐发了《春秋》的治国主张，其内在之意是强调执政者的表率作用。《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主要反映了二传自身的认识，至于这些评论是否符合《春秋》的原旨，则要作具体的辨析和全面的看待。 史学领域中除了《春秋》三传评《春秋》外，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重要代表之一《战国策》，虽较少涉及对《春秋》的直接评论，然文中仍有涉及《春秋》之语。比如《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一事，吕仓任相之后遭众人非议，故而他推荐一个说客向周文君进言说明“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的道理，说客如此讲道：
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5]（卷一，《东周策》）
这里，说客一方面列举宋国子罕和齐国管仲的事例，说明忠臣让赞美归于君主，让诽谤归于自己。另一方面，以《春秋》所记史事作为一种历史依据，用以佐证说明“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而最终周文君被此说客说动，继续让吕仓任相。可以这样认为，说客引用《春秋》以佐证其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春秋》之历史鉴戒意义的感受与认识。
以上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史学领域中受到的关注，而又以《春秋》三传评《春秋》最为典型。它们对《春秋》的认识与评论，成为先秦史学批评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春秋》推向了带动史学批评发展的显著位置。
二、先秦诸子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不仅在史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所作《春秋》亦受到先秦诸子的极大关注。史载：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6]（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这里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思想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它成为诸子著书立说、丰富思想的历史依据。这可以看作是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密切联系之一。相关史例如《吕氏春秋》讲任用贤人的重要性，指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7]（《慎行论·求人》）
这里，《吕氏春秋》把贤人的得与失看作是“身定，国安，天下治”的关键，而这一观点正是从孔子《春秋》所记鲁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不仅如此，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庄子等还有关于孔子《春秋》的直接评论，构成了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又一密切联系。其中以孟子所论影响最大。孟子可以视为战国时期率先评论《春秋》的思想家，他这样讲道：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卷六，《滕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主旨是评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春秋》面世后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孟子从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着眼，讲到了孔子的忧惧与作史，这实际上提到了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来说，孟子认识到孔子作《春秋》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孟子如此描述孔子所处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里的“世衰道微”，是指周王室的衰落及其王道不振。所谓“邪说暴行有作”，可以看作“世衰道微”的具体表现，即孟子以下所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行为等1。孟子所描述的孔子的时代，正是孔子所讲“天下无道”的时代2。这一乱世使孔子忧惧，从而致力于作《春秋》。
从主观来说，孟子感受到孔子对时代、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成为孔子作《春秋》的一个思想动力。孟子讲“孔子惧，作《春秋》”，一个“惧”字，突出地反映了孔子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孔子的这种忧虑，源于他对周礼的推崇与维护。孔子一生都尚礼，他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八佾》）面对“世衰道微”而带来的礼崩乐坏，孔子自然会对时代产生一种忧虑，他为此而感叹：“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9]（《八佾》）“觚不觚，觚哉！觚哉！”[9]（《雍也》）他为此而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干七十余君无所遇”[6]（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在这种形势下，孔子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恢复礼制，改变“天下无道”的乱世。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孟子所讲“孔子惧，作《春秋》”，是体察到孔子的这种忧患意识以及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惧’正是孟子史学评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因为这三个字强调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10]（P205）应当说，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孔子的忧患意识是相通的。
关于《春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可以和“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中“禹抑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夷狄”使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孔子《春秋》本是因乱世而作，有其明确的现实考虑。这里，孟子从以史经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春秋》，肯定了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
通观孟子对孔子《春秋》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不仅讲到了孔子《春秋》因乱世而作，而且讲到了《春秋》对乱世所起的社会作用。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他对史书与时代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认识，即史书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一历史时代，实则指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孟子》之外，《荀子》、《庄子》等书中都有谈及《春秋》性质或特点的内容。如《荀子》的《劝学》和《儒效》分别讲道：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如《庄子·天下》讲道：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很明显，它们对《春秋》的论说往往与《诗》、《书》、《礼》、《乐》、《易》等“五经”并举，且它们系统评论“五经”或“六经”的思想大致相通。这里重点解说关于《春秋》的评论。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春秋》之“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11]（卷四，《儒效》）。所谓“约而不速”，即“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11]（卷一，《劝学》）。所谓“道名分”，即“《春秋》褒贬，定其名分”[12]（卷十下，《天下》）。概而言之，《春秋》文辞简约，常常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蕴含着深刻的等级观念、道德观念以及伦理观念等。正因如此，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简约不能使人很快了解其中的褒贬大义。这实则论及《春秋》一书的特点与性质，与前述《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评《春秋》的“微而显，志而晦”相近。需要注意的是，先秦诸子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认识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为突出者如司马迁所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6]（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以及扬雄所讲“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13]（《寡见》）等。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不论是从思想史的领域来看，还是从史学批评的领域来看，其中都贯穿着对“五经”或“六经”的评论。
以上讲到了孔子《春秋》与先秦诸子间的主要关联。作为最早的私人历史撰述，孔子《春秋》一方面成为先秦诸子论证己说、发展思想的重要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对孔子《春秋》的认识与评论，使孔子《春秋》成为较早的史学批评对象之一，在促进先秦史学批评发展的同时，也较早地显现出思想家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
三、关于《春秋》评论的影响与启示
通观先秦时人对于《春秋》的评论，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些共识。比如《左传》所评《春秋》“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公羊传》所讲“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以及孟子指出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它们都指出了《春秋》在经世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先秦时期关于史书功用的代表性认识，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世”逐渐成为评价史书功用的一个重要准则。同时，它们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评论也说明，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传统具有长久的渊源。
又如《左传》所评《春秋》“尽而不汙”的叙事特点，《穀梁传》所讲《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撰述原则，以及《公羊传》所明确肯定的“《春秋》之信史也”，都充分肯定了《春秋》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引发了中国史学上对于“信史”的较早讨论。“信史”的概念经《公羊传》提出之后，经历代学人的论述和阐发，其内涵不断丰富，亦成为人们评价史书、衡量史家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则成为“信史”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如《左传》所评《春秋》“微”“晦”“婉”，以及《荀子》、《庄子》所讲到的《春秋》之“微”与“道名分”的特点，它们都肯定了《春秋》文辞简约、微言大义的文字表述风格。史书的文字表述，作为史家修养的一个表现，由此成为史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从史学兴起时期的这些评论中，也显现出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
凡此种种共通性的认识，或提出了史学批评的一些重要问题，或提出了人们评价史书、衡量史家修养的重要标准，或促进了中国史学上一些优良传统的形成，都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降至两汉，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始终受到学人的关注。不论是经学家于解经之中引申、发挥《春秋》大义，还是史学家、思想家直接评论《春秋》，《春秋》依然不断丰富着学人研讨、评论的内容，推动着两汉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较为突出者，如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论说《春秋》的思想旨趣：“《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4]（《玉杯》）。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全面评论《春秋》的社会功用，认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6]（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再如思想家王充这样诠释孔子作《春秋》所寄寓的深意：“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15]（第十三卷，《超奇》），“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15]（第二十九卷，《对作》）。显然，两汉学人对《春秋》的评论或多或少继承了先秦学人关于《春秋》的见解。尽管如此，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两汉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已经转向司马迁的《史记》。无论是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和荀悦，文献学家刘向、刘歆，还是思想家扬雄、桓谭、王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促使两汉史学批评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代表性的评论如下：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16]（卷八十七下，《扬雄传》）
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17]（《闵友》）
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15]（第五卷，《感虚》）太史公汉之通人也。[15]（第二十九卷，《案书》） 这些评论集中反映了两汉学人对司马迁《史记》的认识。他们或称赞司马迁的叙事成就和直书精神，充分肯定《史记》的“实录”价值；或推崇司马迁博晓古今的学识，将之誉为“通才”或“通人”；或批评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指责他“是非颇缪于圣人”。他们的评论，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史记》及司马迁思想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诸如“实录”，既是先秦时期“信史”观念的延续与发展，也成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以及史家追求的精神境界而为后世所认同和传承；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异端思想的批评等，引发出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许多评论，为后世开拓了新的史学批评空间。凡此种种，可以认为，《史记》问世后在汉代学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奠定了两汉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基础，也继孔子《春秋》之后再一次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由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与先秦两汉史学批评发展的关系表明，一部有影响的历史撰述，不仅在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这一重要性所引发的关注与评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新的契点，促使史学批评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也正是一部史学名著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这种关系或这种现象仅仅在先秦、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由于先秦、秦汉处于史学兴起阶段，问世的历史撰述相对较少，史学发展的内容相对集中，故而一部重要史书所引发的较为集中的评论，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不同体裁的历史撰述日益增多，史学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已不仅限于围绕着一部重要史书的相关评论，还涉及史书、史家间的相互比较，史学批评标准、方法的提出，乃至于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等等。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先秦、秦汉时期关于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这种关系，可以看作是史学批评发展早期阶段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参 考 文 献
[1] 《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公羊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穀梁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桓宽：《盐铁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吕氏春秋》，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孟子》，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论语》，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 扬雄：《法言》，汪荣宝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董仲舒：《春秋繁露》，凌曙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 王充：《论衡》，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ritten by Confucius is the first historical book finished by an individual himself instead of the government or an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pre-Qin period. Besides， being one of the earliest objects for historical reviews， it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Both some historical books， such as Zuozhuan， Gongyangzhuan， Guliangzhuan and Zhanguoce， and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such as Mencius， Xunzi， etc. review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rom different angles， which shows that historical books have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ir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riticism. The revelation of this relation is helpful to explore some regular phenomen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criticism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 words： Confuciu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Pre-Qin period， historical criticism
关键词：孔子；《春秋》；先秦；史学批评
作者简介：阎静，女，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从事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50-08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在先秦秦汉时期呈现出一种突出的现象，即每当一种有影响的历史撰述问世之后，往往会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与评论，从而客观上构成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要而言之，即一部史学名著推动了一个时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可以这样认为，先秦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孔子《春秋》而展开，两汉时期的史学批评主要围绕着司马迁《史记》而展开。本文着眼于史学批评早期发展这一突出现象，通过集中梳理先秦时人关于孔子《春秋》的评论，以阐明孔子《春秋》与先秦史学批评的密切联系，并从这一密切联系中揭示孔子《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价值与突出地位。
一、《春秋》三传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发展，促进先秦史学的兴起，同时也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萌生。首先在史学领域评论孔子《春秋》最为鲜明的，是与《春秋》有着密切联系的《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1。
先来看《左传》怎样评《春秋》。《左传》是战国早期的私人历史撰述，是继孔子《春秋》之后记述春秋时期历史的一部重要史书。它不仅在记事、体裁和文字表述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春秋》，而且两次以“君子曰”的形式直接评论《春秋》，成为目前所见史书中最早的对《春秋》的评论。
《左传》两次评论《春秋》，一次是在《成公十四年》，一次是在《昭公三十一年》，其文依次如下：
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
合而观之，这两段评论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春秋》的表述特点、记事原则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表述特点。《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谈到了这一问题，分别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以及“婉而辨”。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微而显”，即“辞微而义显”[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或“文微而义著”[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所谓“志而晦”，“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婉而成章”，“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婉而辨”是指“辞婉而旨别”[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概而言之，《左传》所评《春秋》的表述特点着重点在于“微”、“晦”与“婉”三字，而前两者基本相通，主要肯定了《春秋》于简约文辞中所寄予的深意，即所谓微言大义。“婉”字主要讲到了《春秋》表达婉转、有所隐讳，却又旨意鲜明、顺理成章，其要义近于“微”与“晦”。从总体来看，《左传》指出了《春秋》在属辞、叙事以及表述上的特点和风格，它们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联系孔子作《春秋》时对于文辞的严肃与慎重，以及《春秋》在“属辞”上的严谨有序2，可以认为，《左传》对《春秋》表述特点的评论中肯而又深刻。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即《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评《春秋》“尽而不汙”。按杜预的注：“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据此可见，《左传》肯定了《春秋》记载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第三，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左传》中的两次评论都明确肯定了《春秋》所具有的社会功用，分别是“惩恶而劝善”和“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所谓“惩恶而劝善”，亦即“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按杜预的注：“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1]（《成公十四年》杜预注）所谓“上之人能使昭明”，据杜预的注：“上之人，谓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贱人所能。”[1]（《昭公三十一年》杜预注）《左传》“君子曰”认为，《春秋》能够使在位者明治国之道，辨善恶是非，从而使善人得到鼓励，恶人有所畏惧。这实则论及《春秋》对于政治统治的借鉴意义。
再来看《公羊传》、《穀梁传》怎样评《春秋》。与《左传》以“君子曰”的史论形式直接评论《春秋》不同，《公羊传》和《穀梁传》作为解释《春秋》之书，它们把对《春秋》的评论寓于具体史事的解说之中，评论内容也比《左传》更为广泛，涉及《春秋》的体裁、记事原则、书法以及社会功用等。
第一，关于《春秋》的体裁。二传在解说《春秋》记事之例的同时都讲到了《春秋》编年史的体裁特点。比如《公羊传·隐公六年》就《春秋》“秋七月”的记载作了如下解释：
《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这里，《公羊传》讲到《春秋》的记事之例，即当一个季（含三个月）过去，即使无事，也要记载下这个季的第一个月。这种记事之例反映了《春秋》编年记事的体裁特点，因为只有四季完备，才可以成为一年。又如《穀梁传·桓公元年》解释《春秋》“冬十月”的记载说：“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穀梁传》指出《春秋》无事而书时的原因在于“不遗时也”，即不遗漏季节，因为《春秋》编年记事，只有春夏秋冬四时具备才可成为一年。另外，《穀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春秋》“日系于月，月系于时”，联系前述《春秋》编年的体裁，它实则说明了《春秋》按年、时、月、日记事的具体原则。 第二，关于《春秋》的记事原则。《穀梁传·桓公五年》解释《春秋》文“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说：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据杜预推算，甲戌为前年（即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为此年（即桓公五年）正月初六日[1]（《桓公五年》杜预注）。《穀梁传》认为，陈侯于甲戌日逃亡在外，己丑日才找到他。因为不知道他死亡的具体日期，所以《春秋》记载下甲戌和己丑两日即逃亡之日和寻获之日作为他的死期。结合这一具体事例，《穀梁传》指出《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特点，即对于可信的事情明确记载，对于可疑的事情则采取保留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信”还是“疑”，《春秋》都是如实记载。类似的评论，还见于《穀梁传·庄公七年》在解释某一史事时指出“《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同样评论了《春秋》如实记载的记事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公羊传·昭公十二年》在解说中明确讲到“《春秋》之信史也”，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的最早记载。以上这些评论皆表明了孔子治史的严谨态度。关于孔子治史之慎，在《论语》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如《论语·为政》记孔子主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述而》记孔子讲：“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子路》记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等等。可以说，二传的评论与《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第三，关于《春秋》的书法。书法是指记事的方法，尤指记事的原则。《公羊传》和《穀梁传》说明和阐发《春秋》书法的内容很多，如《公羊传》中的《桓公四年》、《桓公八年》和《桓公十四年》所讲《春秋》“常事不书”；《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所讲“《春秋》不书晦也。朔有事则书，晦虽有事不书”；《公羊传·哀公三年》所讲“《春秋》见者不复见也”；《穀梁传·桓公二年》所讲“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即《春秋》按例先记载地位尊贵的人，再记载地位卑微的人；等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二传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三讳”书法。
《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都明确提及《春秋》“三讳”的特点，如“《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3]（《成公九年》），即为尊贵的人隐讳耻辱，为贤明的人隐讳过失，为亲近的人隐讳缺点，这又具体涉及《春秋》“三讳”的内容与区别。除了这种对《春秋》“三讳”书法的总体说明，二传更多地则表现为具体解说《春秋》的某一种隐讳书法，这里试举例加以诠释。
关于“为尊者讳”。所谓“尊者”，主要是指周天子。如《穀梁传·成公元年》就《春秋》“秋，王师败绩于贸戎”的记载解释说：“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穀梁传》认为周天子的军队被晋军打败，对此《春秋》书王师败而不书与谁战，是为尊者隐讳。因为没有人敢和周天子为敌，所以《春秋》需为尊者隐讳与他为敌的人而不隐讳他的失败。至于“莫之敢敌”的原因，汉时学人指出：“《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4]（卷八，《世务》）
关于“为贤者讳”。所谓“贤者”，既包括贤明的诸侯国君，也包括贤能的臣子。为贤君讳如《公羊传·僖公十七年》就《春秋》“夏，灭项”的记载解释说：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对于此事，《穀梁传》的解释基本同于《公羊传》，都指出了因齐桓公有继绝存亡之功，是为贤者，所以《春秋》为贤者讳，故而不明书齐国灭项。为贤臣讳如《公羊传·僖公二十八年》解释《春秋》“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说：“卫侯之罪何？杀叔武也。何以不书？为叔武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叔武？让国也。”这里，《公羊传》以叔武让国为贤，故而《春秋》为其讳而不书其名。
关于“为亲者讳”。所谓“亲者”，主要针对鲁国而言，类似的讲法还有“为内讳也”、“内大恶讳”等。比如鲁国战败，则讳不言败。《穀梁传·桓公十年》就《春秋》“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的记载解释说：“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穀梁传》指出，对于鲁国而言，称作战则表示战败。这里《春秋》不称鲁桓公以及鲁国，皆是因为鲁国战败的缘故，故而为鲁国隐讳。对此，《公羊传》的解释基本同于《穀梁传》。前述《穀梁传·成公元年》讲到了为尊者讳敌不讳败的史事，这里所讲正是为亲者讳败不讳敌之例，也正是《穀梁传·成公元年》所阐发的“为尊者讳”与“为亲者讳”的区别。又如对于鲁国的不义之举，则为之隐讳。《公羊传·哀公七年》解释《春秋》“八月，己酉，入邾娄，以邾娄子益来”的记载说：“邾娄子益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内大恶讳也。”这里，《公羊传》认为，鲁哀公俘获邾娄国的国君益是大恶的行为，故而《春秋》不言其获，从而为鲁国隐讳。
可以看出，《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春秋》书法的解释，包含了一定的评论成分。不论其所评是否完全符合《春秋》之本意，都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二传对《春秋》书法的认识，也给后人理解《春秋》、评论《春秋》提供了参考。
第四，关于《春秋》的社会功用。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载：“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这明确指出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从整个时代、社会的层面肯定了《春秋》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此外，《公羊传》和《穀梁传》在解释《春秋》所记史事时，往往会阐发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有的可看作二传对于《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如《穀梁传·隐公四年》所提到的“《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即诸侯应当传位给嫡长子，而不是传位给贤明的人，这实则阐发了《春秋》关于君位继承制度的宗法思想。又如《穀梁传·昭公四年》所讲：“《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这实际阐发了《春秋》的治国主张，其内在之意是强调执政者的表率作用。《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春秋》思想旨趣的评论，主要反映了二传自身的认识，至于这些评论是否符合《春秋》的原旨，则要作具体的辨析和全面的看待。 史学领域中除了《春秋》三传评《春秋》外，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的重要代表之一《战国策》，虽较少涉及对《春秋》的直接评论，然文中仍有涉及《春秋》之语。比如《战国策·东周策》所载“周相吕仓见客于周君”一事，吕仓任相之后遭众人非议，故而他推荐一个说客向周文君进言说明“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的道理，说客如此讲道：
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春秋》记臣弑君者以百数，皆大臣见誉者也。故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5]（卷一，《东周策》）
这里，说客一方面列举宋国子罕和齐国管仲的事例，说明忠臣让赞美归于君主，让诽谤归于自己。另一方面，以《春秋》所记史事作为一种历史依据，用以佐证说明“大臣得誉，非国家之美也”。而最终周文君被此说客说动，继续让吕仓任相。可以这样认为，说客引用《春秋》以佐证其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春秋》之历史鉴戒意义的感受与认识。
以上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史学领域中受到的关注，而又以《春秋》三传评《春秋》最为典型。它们对《春秋》的认识与评论，成为先秦史学批评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春秋》推向了带动史学批评发展的显著位置。
二、先秦诸子评孔子《春秋》
孔子所作《春秋》不仅在史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所作《春秋》亦受到先秦诸子的极大关注。史载：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6]（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这里讲到了孔子《春秋》问世后在思想领域产生的广泛影响，它成为诸子著书立说、丰富思想的历史依据。这可以看作是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密切联系之一。相关史例如《吕氏春秋》讲任用贤人的重要性，指出：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7]（《慎行论·求人》）
这里，《吕氏春秋》把贤人的得与失看作是“身定，国安，天下治”的关键，而这一观点正是从孔子《春秋》所记鲁隐公至哀公十二世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
不仅如此，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庄子等还有关于孔子《春秋》的直接评论，构成了思想家与《春秋》之间的又一密切联系。其中以孟子所论影响最大。孟子可以视为战国时期率先评论《春秋》的思想家，他这样讲道：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卷六，《滕文公下》）
孟子的这段话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其主旨是评论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春秋》面世后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孟子从孔子所处的社会环境着眼，讲到了孔子的忧惧与作史，这实际上提到了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来说，孟子认识到孔子作《春秋》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孟子如此描述孔子所处的时代：“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这里的“世衰道微”，是指周王室的衰落及其王道不振。所谓“邪说暴行有作”，可以看作“世衰道微”的具体表现，即孟子以下所讲“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行为等1。孟子所描述的孔子的时代，正是孔子所讲“天下无道”的时代2。这一乱世使孔子忧惧，从而致力于作《春秋》。
从主观来说，孟子感受到孔子对时代、对社会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成为孔子作《春秋》的一个思想动力。孟子讲“孔子惧，作《春秋》”，一个“惧”字，突出地反映了孔子对时代的深深忧虑。孔子的这种忧虑，源于他对周礼的推崇与维护。孔子一生都尚礼，他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9]（《八佾》）面对“世衰道微”而带来的礼崩乐坏，孔子自然会对时代产生一种忧虑，他为此而感叹：“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9]（《八佾》）“觚不觚，觚哉！觚哉！”[9]（《雍也》）他为此而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干七十余君无所遇”[6]（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在这种形势下，孔子作《春秋》以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恢复礼制，改变“天下无道”的乱世。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孟子所讲“孔子惧，作《春秋》”，是体察到孔子的这种忧患意识以及为此所作出的努力。有的学者指出：“‘孔子惧’正是孟子史学评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因为这三个字强调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10]（P205）应当说，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孔子的忧患意识是相通的。
关于《春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在孟子看来，孔子作《春秋》可以和“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中“禹抑洪水”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夷狄”使百姓安宁，“孔子成《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孔子《春秋》本是因乱世而作，有其明确的现实考虑。这里，孟子从以史经世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春秋》，肯定了它所起到的社会作用。
通观孟子对孔子《春秋》的评论，可以看出，他不仅讲到了孔子《春秋》因乱世而作，而且讲到了《春秋》对乱世所起的社会作用。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他对史书与时代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认识，即史书产生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一历史时代，实则指出了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孟子》之外，《荀子》、《庄子》等书中都有谈及《春秋》性质或特点的内容。如《荀子》的《劝学》和《儒效》分别讲道：
《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如《庄子·天下》讲道：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很明显，它们对《春秋》的论说往往与《诗》、《书》、《礼》、《乐》、《易》等“五经”并举，且它们系统评论“五经”或“六经”的思想大致相通。这里重点解说关于《春秋》的评论。按照相关的注解，所谓《春秋》之“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11]（卷四，《儒效》）。所谓“约而不速”，即“文义隐约，褒贬难明，不能使人速晓其意也”[11]（卷一，《劝学》）。所谓“道名分”，即“《春秋》褒贬，定其名分”[12]（卷十下，《天下》）。概而言之，《春秋》文辞简约，常常一字褒贬、微言大义，蕴含着深刻的等级观念、道德观念以及伦理观念等。正因如此，其不足之处在于过于简约不能使人很快了解其中的褒贬大义。这实则论及《春秋》一书的特点与性质，与前述《左传·成公十四年》所评《春秋》的“微而显，志而晦”相近。需要注意的是，先秦诸子对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认识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尤为突出者如司马迁所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6]（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以及扬雄所讲“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13]（《寡见》）等。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不论是从思想史的领域来看，还是从史学批评的领域来看，其中都贯穿着对“五经”或“六经”的评论。
以上讲到了孔子《春秋》与先秦诸子间的主要关联。作为最早的私人历史撰述，孔子《春秋》一方面成为先秦诸子论证己说、发展思想的重要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先秦诸子对孔子《春秋》的认识与评论，使孔子《春秋》成为较早的史学批评对象之一，在促进先秦史学批评发展的同时，也较早地显现出思想家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
三、关于《春秋》评论的影响与启示
通观先秦时人对于《春秋》的评论，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一些共识。比如《左传》所评《春秋》“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公羊传》所讲“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以及孟子指出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等，它们都指出了《春秋》在经世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先秦时期关于史书功用的代表性认识，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世”逐渐成为评价史书功用的一个重要准则。同时，它们对《春秋》社会功用的评论也说明，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传统具有长久的渊源。
又如《左传》所评《春秋》“尽而不汙”的叙事特点，《穀梁传》所讲《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撰述原则，以及《公羊传》所明确肯定的“《春秋》之信史也”，都充分肯定了《春秋》所述历史的真实性，引发了中国史学上对于“信史”的较早讨论。“信史”的概念经《公羊传》提出之后，经历代学人的论述和阐发，其内涵不断丰富，亦成为人们评价史书、衡量史家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则成为“信史”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两千多年的史学进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如《左传》所评《春秋》“微”“晦”“婉”，以及《荀子》、《庄子》所讲到的《春秋》之“微”与“道名分”的特点，它们都肯定了《春秋》文辞简约、微言大义的文字表述风格。史书的文字表述，作为史家修养的一个表现，由此成为史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从史学兴起时期的这些评论中，也显现出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
凡此种种共通性的认识，或提出了史学批评的一些重要问题，或提出了人们评价史书、衡量史家修养的重要标准，或促进了中国史学上一些优良传统的形成，都在中国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降至两汉，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春秋》作为儒家五经之一，始终受到学人的关注。不论是经学家于解经之中引申、发挥《春秋》大义，还是史学家、思想家直接评论《春秋》，《春秋》依然不断丰富着学人研讨、评论的内容，推动着两汉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较为突出者，如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论说《春秋》的思想旨趣：“《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4]（《玉杯》）。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全面评论《春秋》的社会功用，认为《春秋》是“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6]（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再如思想家王充这样诠释孔子作《春秋》所寄寓的深意：“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15]（第十三卷，《超奇》），“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15]（第二十九卷，《对作》）。显然，两汉学人对《春秋》的评论或多或少继承了先秦学人关于《春秋》的见解。尽管如此，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两汉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已经转向司马迁的《史记》。无论是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和荀悦，文献学家刘向、刘歆，还是思想家扬雄、桓谭、王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促使两汉史学批评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其中代表性的评论如下：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16]（卷八十七下，《扬雄传》）
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17]（《闵友》）
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15]（第五卷，《感虚》）太史公汉之通人也。[15]（第二十九卷，《案书》） 这些评论集中反映了两汉学人对司马迁《史记》的认识。他们或称赞司马迁的叙事成就和直书精神，充分肯定《史记》的“实录”价值；或推崇司马迁博晓古今的学识，将之誉为“通才”或“通人”；或批评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指责他“是非颇缪于圣人”。他们的评论，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史记》及司马迁思想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诸如“实录”，既是先秦时期“信史”观念的延续与发展，也成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以及史家追求的精神境界而为后世所认同和传承；他们在评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异端思想的批评等，引发出后人在此基础上的许多评论，为后世开拓了新的史学批评空间。凡此种种，可以认为，《史记》问世后在汉代学人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奠定了两汉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基础，也继孔子《春秋》之后再一次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由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与先秦两汉史学批评发展的关系表明，一部有影响的历史撰述，不仅在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这一重要性所引发的关注与评论，自然而然地成为史学批评发展的一个新的契点，促使史学批评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也正是一部史学名著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这种关系或这种现象仅仅在先秦、秦汉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由于先秦、秦汉处于史学兴起阶段，问世的历史撰述相对较少，史学发展的内容相对集中，故而一部重要史书所引发的较为集中的评论，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不同体裁的历史撰述日益增多，史学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史学批评发展的主要内容已不仅限于围绕着一部重要史书的相关评论，还涉及史书、史家间的相互比较，史学批评标准、方法的提出，乃至于一些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等等。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先秦、秦汉时期关于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这种关系，可以看作是史学批评发展早期阶段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参 考 文 献
[1] 《左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公羊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穀梁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桓宽：《盐铁论》，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吕氏春秋》，陈奇猷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 《孟子》，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论语》，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10] 彭忠德：《秦前史学史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1]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 扬雄：《法言》，汪荣宝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 董仲舒：《春秋繁露》，凌曙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
[15] 王充：《论衡》，黄晖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16]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ritten by Confucius is the first historical book finished by an individual himself instead of the government or an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pre-Qin period. Besides， being one of the earliest objects for historical reviews， it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Both some historical books， such as Zuozhuan， Gongyangzhuan， Guliangzhuan and Zhanguoce， and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such as Mencius， Xunzi， etc. review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from different angles， which shows that historical books have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ir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criticism. The revelation of this relation is helpful to explore some regular phenomen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ical criticism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Key words： Confuciu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Pre-Qin period， historical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