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还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因此，他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茶馆》等大量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抗战期间，他在给妻子胡絮青的信中说：“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已够了”，“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撇开“学优登仕”这样影响深远的功利思想不谈，明显也没有在家长中普遍存在的“人上人”的观念。因为老舍先生觉得大凡正经谋生的手段——体力劳动也好，脑力劳动也好，体脑并用也好——都可以称为职业。人生而平等，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工人、做车夫、学手艺、搞学问都是自食其力，都值得尊敬。这让我想起一则很经典的故事。当年，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有人向他的母亲表示祝贺：“你有这样一个儿子，一定十分自豪!”杜鲁门的母亲回答：“是的。不过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让我骄傲，他现在正在地里挖土豆。”
　　为什么老舍先生能有如此平常心?这固然跟他担任教职多年有关，也跟他旅居英国五年开阔眼界分不开，但最重要的是母亲对他的影响。
　　他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充满深情地说：“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文中讲了一件事，说是小学毕业以后，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学门手艺，好减轻母亲的负担，但是他偷偷报考了国家“埋单”的师范学校，直到录取才告诉母亲。为了十块大洋的保证金，他母亲花了半个月历尽艰辛才凑齐这笔巨资，却没有一句埋怨的话，正是母亲的尊重(不是迁就)成就了他的学业和事业。
　　老舍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孩子之间具有个性差异——“唯儿女聪明不齐”，怎么可以用同一个尺度去要求孩子们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且他认为勉强孩子学习会“有损身心”。事实上，无数家教个案证明了这一点。专制和苛刻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创造性差，养成懦弱、胆怯、自卑、冷漠、孤僻等不良个性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老舍先生觉得片面抓学业，“紧逼孩子读书习字”，势必会弱化了孩子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以致厚才薄德，得不偿失。老舍先生坦言：“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在这一点上，老舍先生的看法和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的观点是一致的，家庭中培养出“守本分的平民”比培养出“丧元气的进土”成功。
　　对小孩子，老舍先生觉得应该“教他们多游戏”，如此方能发展孩子的天性，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天真，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这种认识和“中国幼教之父”陈鹤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陈鹤琴先生认为，游戏是儿童的生命，“吾国社会对于游戏不加注意，甚有以为学校不宜让儿童游戏的。普通人常以游戏为顽皮，实则不然，近世西方各国教育正是利用儿童好游戏这一活泼的本能，以发展儿童之个性与造就社会之良好分子。”据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先生回忆：“我们几个小孩子想集邮，便到处拣信封，父亲知道之后，不仅帮助我们一起收集，而且还经常给我们讲解外国邮票上的英文意思，使我们从邮票中获得了很多知识。”这种顺势成才的理念至今也有其科学性和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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