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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东方美术范围内，佛教美术实占主要之地位。佛教美术约公元前4世纪产生于印度，约公元1世纪出现佛像，以后由北路发展到中亚、中国、朝鲜和日本，又南路遍及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成为东方古代美术的主流。本文主要就佛教美术在印度的诞生和成立，做以阐述。
关键字：佛教美术；印度；犍陀罗；马吐腊
一、佛教美术
佛教美术在建筑上主要是寺、塔，在雕塑上主要是佛像及其以下诸尊，在绘画上主要是佛、菩萨、罗汉的单身画和以佛说法为中心的众多形象组合——说法图、佛传图、本生图、佛位变相、佛教故事、水陆画、杂画和供养人图像，在工艺美术上是各种佛具。
佛教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体系：
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传往斯里兰卡、东南亚所谓南传佛教诸国及中国傣族地区的美术，大体上属于这一体系。即使在北传佛教系统的中亚、中国、朝鲜、日本，这种以佛塔和释迦像为主的美术，在早期仍占主流，只是以后才与第2体系并行发展。
②期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象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它除了在北传佛教诸国取得充分发展外，还传播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
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一只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有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又传播到中国北部和东北部。
在宗教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影响的人口最大。
二、印度佛教美术
印度佛教美术按其历史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即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在位时国势强盛，孔雀帝国的版图达到最大规模，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到处派人往各地宣传佛教，一时亚非欧三洲都有佛教徒的足迹。经此提倡，佛教成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
1.雕刻
印度美术的起源看，在比佛教美术的发生更为遥远的时期，就已有了相当优秀的作品。释迦牟尼在世期间也许已经有造型行为，但现在没有留下遗品。到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时代，佛教被尊为国教，佛教美术因而也日趋繁盛。阿育王修建了大量的建筑物以铭记战功和宣扬佛法，其中包括大量的独石纪念碑式圆柱。阿育王修建的纪念性石柱通称“阿育王石柱”，保存完整的仅有劳里亚·南丹加尔的一例（图1）。
图1 阿育王石柱 孔雀王朝（公元前3世纪）
砂石，高约12米 比哈尔邦劳里亚·南丹加尔
2.建筑
初期的雕刻，是附于建筑而存在的，因此上古的建筑物，虽有残存，亦已无从求其完整，纵由考古发掘，也仅得其基脚而已。
佛教建筑，可分为三大类：
（1）塔婆（Thu-pa）：塔婆又称堵波（Stu-pa）。塔是简称。由基坛、覆钵、平头、竿伞等由下而上的四个部分构成。塔的形状，则因时代的先后而不同，有在平头的周围造龛安置佛像的，又有在覆钵的前面安置佛像的，也有以二重、三重的轮盖作塔的竿伞，而表崇敬之意的，更有基坛作成三层或五层的，最后便出现了塔基与楼阁结合的建筑物，那就是中国及日本等地塔型的由来。今日南传各佛教国家的佛塔，尚保有近乎原始形态的风格。
（2）支提（Caitya）：又名制多，本與塔同，后来因了集会之用，便于制多置堂舍，称为制多堂，主要用作每半月比丘诵戒布萨的场所，其构造大体为于长方形的室中，设一个半圆形的制多于室内的后壁正中。今日尚有残存而着名者，则有南印的迦利（Karli）、那西克（Na-sik）和阿姜他等的石窟洞院，便是最古老的支提的遗迹了。
（3）诃罗（Viha-ra）：支提是集会所，诃罗是止息睡眠处，那便是僧房。乃由多数的小屋集合而成。但是，由多群僧房的集体建筑物，又有一个名称，叫作僧伽蓝（Sam.gha-ra-ma）。也就是说：单纯的僧房，称为诃罗，集合食堂、讲堂、禅堂等设备於一处的僧房，称为僧伽蓝。所以，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佛教建筑，乃是僧伽蓝，例如经律中所载的只园精舍和竹林精舍，规模均极庄严美丽。可惜的是，佛世的旧观，今已无从考究，近世在印度各地发掘出吐的精舍遗址，例如鹿野苑乃至那烂陀寺，亦均后世的增建，不是原来的旧貌了。
孔雀王朝代表建筑是桑奇大塔，位于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村。相传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共建有 8.4 万座窣堵婆（佛塔），其中有 8 座建在桑奇，现尚存 3 座，被考古学家编为 1、2、3 号。桑奇大塔为 1 号（图2）：大塔为半球形建筑，原为埋藏佛骨而修建的吐墩。
图2 桑奇大塔 1号塔 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初 吐、砖、砂石 基坛直径约36.6米，覆钵高约16.5米 中央邦 桑奇
（二）贵霜王朝
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公元45年—250年）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强国。由于地处中亚的交通要道，使印度、希腊、罗马和波斯诸国的文化因素进一步融合，由此产生了早期佛教和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变。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佛教艺术风格也产生了新的风格。
贵霜时代，两大美术流派用各自的方式为佛陀造像。一个流派活动范围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大体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北部以及阿富汗东部地区）的犍陀罗地区，故名犍陀罗派。另一个流派活动范围在恒河流域一带，以德里南边的马图拉为中心，故名马吐腊派。
（一）犍陀罗佛教美术
在犍陀罗初期佛像创始阶段，以往只有以物（佛陀的遗物或遗迹）象征佛陀的习惯。其原因大概有：①即使大乘佛教的“造像功德说”劝人造像，但预先也不知以什么标准来造；②制作的工匠也心中无数；③发愿造像的施主虽然带着强烈的宗教感情，可是佛像具体应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构想不出来。其风格颇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法国符歇在《佛教艺术的发端》中称其为：“印度的感情与希腊的美的协调的结合”。 现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的一尊佛陀立像（图3），可以说是犍陀罗佛像雕刻的代表作。这件作品雕刻于公元3世纪雕刻，发掘于撒里巴胡劳尔伽蓝遗址。
图3佛陀立像 2～3世纪 片岩，高245厘米 犍陀罗出吐 白沙瓦博物馆藏
1.犍陀罗建筑
在建筑上犍陀罗的佛教寺院较之印度已有明显变化。中印度窣堵波中的围栏和塔门已被舍弃，覆钵部分增高而渐趋缩小，台基增高，且多至数重；伞顶也升高 、伸长 ，伞盖也增至7层或13层。在大型的窣堵波周围 ，还由佛教徒赠建了许多小塔，称奉献塔。另外，在犍陀罗还有一种兼有塔院和僧院的新式寺院伽蓝，院中央常建有一大佛塔，供佛徒礼拜，四周围以成排的僧房和奉献小塔。在这些佛教建筑中，装饰有佛教故事的浮雕嵌板，而壁龛则供奉着圆雕或高浮雕佛像、菩萨像。
2.犍陀罗雕刻
在贵霜时代，犍陀罗美术就出现了直接雕刻佛陀本身人形形象的作品，打破了印度早期佛教美术中不雕刻佛陀本身人形，仅以法轮、足迹、菩提树、宝座等象征符号暗示佛陀存在的成规。犍陀罗的佛像雕刻是在 1 世纪时由佛传故事浮雕开始的，最早的浮雕是希腊古风类型的，人物比例失调，头部过大，造型粗拙，构图简单；稍后的则较多的吸收了希腊、罗马雕刻的因素，比例协调，造型精细，姿态高雅静穆，构图单纯平衡，没有背景；更晚的则仍大量吸取了罗马雕刻的因素，其雕像注重人物性格特征、面部表情及身体动态的刻画，构图则变为错综复杂，装饰繁缛富丽，佛像异常高大，具有神龛佛像的特征。犍陀罗佛像因采用青灰色的云母质片岩为材料，幽暗、沉着、冷峻的色调，使佛像古朴、庄重、静穆的特征得到了充分表现。后期犍陀罗佛像日趋程式化，缺少活力。
犍陀罗佛教雕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菩萨像的创造。它突破了佛像千佛一面的佛的程式化倾向，其姿态生动多变，注重性格和精神的表现。另外，在犍陀罗地区还流行希腊、罗马或希腊化的男女诸神像，说明了多种文化要素和艺术形式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
（二）马吐腊佛教美术
与犍陀罗雕刻艺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马吐腊雕刻艺术，显示出它很少受有希腊式的影响，而以印度本吐的民族艺术风格称绝于世。马吐腊在贵霜王朝时期，也是一个商业名城，宗教圣地，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冲，地位仅次于犍陀罗。它虽然地处中印度，但靠近犍陀罗，佛教造像的风气，应当说是在犍陀罗的影响下形成的。
马吐腊美术以雕刻见长，其雕刻石材为黄斑红砂石，贵霜时期的人像雕刻以慓悍粗犷见长，人物偏袒右肩，薄衣透体，肌肉健壮而裸露，后期则吸收了犍陀罗佛像的希腊化技法，造型上向古典主义过渡。
到了笈多王朝时代，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愈趋成熟，而且彻底转变了过去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希腊化的模仿风气，使佛教雕刻全然印度化。从此，笈多时代的佛教石雕艺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古代印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马吐腊已经成为全印度佛教艺术的中心，似乎也成了佛像制作的基地，佛像制作好后，纷纷运往各地。笈多时代的马吐腊佛教雕刻（亦称“笈多式”雕刻），以公元5世纪的作品为其鼎盛期的代表。这些作品主要出土于马吐腊地区和鹿野苑地区（今名萨尔纳特，若细分又可把鹿野苑地区的雕刻称为“萨尔纳特派”），现藏于马吐腊、鹿野苑、新德里等地的博物馆中。
犍陀罗和马吐腊两派的雕刻艺术，不仅在印度佛教石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佛教石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石雕艺术，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概观中国佛教石雕遗存，不难看出两派均有其影响，而又以马吐腊派之影响为最。不只是中国早期佛教石雕作品，即使是中晚期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石雕作品，仍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马吐腊派影响的痕迹，如右旋的螺髻发式，颜面的某些特征，颈下的三道折痕、华美的头光和举身光，以及某些纹饰等。毫无疑问，印度和中国都同属东方文化系统，带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质的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更符合中国文化心理和审美要求。因此，影响也就自然大于具有希腊文化风范的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
参考文献：
[1]（日）宫治昭，王云译 《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印度早期 佛教美术 》，《艺术设计研究》，2011，（4）
[2]（日）宫治昭，贺小萍译 《犍陀罗初期佛像》，《敦煌学辑刊》，2006，（6）
[3]（日）宫治昭，王云译 《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犍陀罗美术》，《艺术设计研究》，2012，（1）
[4]劉长久 《印度犍陀罗与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风格》
[5]（日）宫治昭，谢建明译 《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东南文化》，1992，（5）
作者简介：孙晓晨（1990-），女，汉族，河南焦作人。现就读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院，主修考古学。
关键字：佛教美术；印度；犍陀罗；马吐腊
一、佛教美术
佛教美术在建筑上主要是寺、塔，在雕塑上主要是佛像及其以下诸尊，在绘画上主要是佛、菩萨、罗汉的单身画和以佛说法为中心的众多形象组合——说法图、佛传图、本生图、佛位变相、佛教故事、水陆画、杂画和供养人图像，在工艺美术上是各种佛具。
佛教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体系：
①早期以佛塔的营建和崇拜为主体。佛像还仅集中于释迦佛，佛教题材以本生图、佛传图为主，一般在内容上比较简单。传往斯里兰卡、东南亚所谓南传佛教诸国及中国傣族地区的美术，大体上属于这一体系。即使在北传佛教系统的中亚、中国、朝鲜、日本，这种以佛塔和释迦像为主的美术，在早期仍占主流，只是以后才与第2体系并行发展。
②期佛像为主体，以诸佛以下诸尊的形象的制作和崇拜为中心而展开的大乘美术。它除了在北传佛教诸国取得充分发展外，还传播到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
③密教美术。从7世纪起开始在印度出现，其中一只迅速从中国传到日本，有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另一支从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后，与当地原始钵教融合，发展为独特的喇嘛教美术（亦称藏传佛教美术），又传播到中国北部和东北部。
在宗教美术中，佛教美术的历史最长，雕塑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大，影响的人口最大。
二、印度佛教美术
印度佛教美术按其历史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即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在位时国势强盛，孔雀帝国的版图达到最大规模，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阿育王将佛教定为国教，到处派人往各地宣传佛教，一时亚非欧三洲都有佛教徒的足迹。经此提倡，佛教成为世界重要宗教之一。
1.雕刻
印度美术的起源看，在比佛教美术的发生更为遥远的时期，就已有了相当优秀的作品。释迦牟尼在世期间也许已经有造型行为，但现在没有留下遗品。到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时代，佛教被尊为国教，佛教美术因而也日趋繁盛。阿育王修建了大量的建筑物以铭记战功和宣扬佛法，其中包括大量的独石纪念碑式圆柱。阿育王修建的纪念性石柱通称“阿育王石柱”，保存完整的仅有劳里亚·南丹加尔的一例（图1）。
图1 阿育王石柱 孔雀王朝（公元前3世纪）
砂石，高约12米 比哈尔邦劳里亚·南丹加尔
2.建筑
初期的雕刻，是附于建筑而存在的，因此上古的建筑物，虽有残存，亦已无从求其完整，纵由考古发掘，也仅得其基脚而已。
佛教建筑，可分为三大类：
（1）塔婆（Thu-pa）：塔婆又称堵波（Stu-pa）。塔是简称。由基坛、覆钵、平头、竿伞等由下而上的四个部分构成。塔的形状，则因时代的先后而不同，有在平头的周围造龛安置佛像的，又有在覆钵的前面安置佛像的，也有以二重、三重的轮盖作塔的竿伞，而表崇敬之意的，更有基坛作成三层或五层的，最后便出现了塔基与楼阁结合的建筑物，那就是中国及日本等地塔型的由来。今日南传各佛教国家的佛塔，尚保有近乎原始形态的风格。
（2）支提（Caitya）：又名制多，本與塔同，后来因了集会之用，便于制多置堂舍，称为制多堂，主要用作每半月比丘诵戒布萨的场所，其构造大体为于长方形的室中，设一个半圆形的制多于室内的后壁正中。今日尚有残存而着名者，则有南印的迦利（Karli）、那西克（Na-sik）和阿姜他等的石窟洞院，便是最古老的支提的遗迹了。
（3）诃罗（Viha-ra）：支提是集会所，诃罗是止息睡眠处，那便是僧房。乃由多数的小屋集合而成。但是，由多群僧房的集体建筑物，又有一个名称，叫作僧伽蓝（Sam.gha-ra-ma）。也就是说：单纯的僧房，称为诃罗，集合食堂、讲堂、禅堂等设备於一处的僧房，称为僧伽蓝。所以，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佛教建筑，乃是僧伽蓝，例如经律中所载的只园精舍和竹林精舍，规模均极庄严美丽。可惜的是，佛世的旧观，今已无从考究，近世在印度各地发掘出吐的精舍遗址，例如鹿野苑乃至那烂陀寺，亦均后世的增建，不是原来的旧貌了。
孔雀王朝代表建筑是桑奇大塔，位于中央邦首府博帕尔附近的桑奇村。相传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共建有 8.4 万座窣堵婆（佛塔），其中有 8 座建在桑奇，现尚存 3 座，被考古学家编为 1、2、3 号。桑奇大塔为 1 号（图2）：大塔为半球形建筑，原为埋藏佛骨而修建的吐墩。
图2 桑奇大塔 1号塔 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初 吐、砖、砂石 基坛直径约36.6米，覆钵高约16.5米 中央邦 桑奇
（二）贵霜王朝
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公元45年—250年）是曾存在于中亚的古代强国。由于地处中亚的交通要道，使印度、希腊、罗马和波斯诸国的文化因素进一步融合，由此产生了早期佛教和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变。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佛教艺术风格也产生了新的风格。
贵霜时代，两大美术流派用各自的方式为佛陀造像。一个流派活动范围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大体上相当于巴基斯坦北部以及阿富汗东部地区）的犍陀罗地区，故名犍陀罗派。另一个流派活动范围在恒河流域一带，以德里南边的马图拉为中心，故名马吐腊派。
（一）犍陀罗佛教美术
在犍陀罗初期佛像创始阶段，以往只有以物（佛陀的遗物或遗迹）象征佛陀的习惯。其原因大概有：①即使大乘佛教的“造像功德说”劝人造像，但预先也不知以什么标准来造；②制作的工匠也心中无数；③发愿造像的施主虽然带着强烈的宗教感情，可是佛像具体应是什么样的形象，也构想不出来。其风格颇受希腊、罗马艺术影响，法国符歇在《佛教艺术的发端》中称其为：“印度的感情与希腊的美的协调的结合”。 现藏巴基斯坦白沙瓦博物馆的一尊佛陀立像（图3），可以说是犍陀罗佛像雕刻的代表作。这件作品雕刻于公元3世纪雕刻，发掘于撒里巴胡劳尔伽蓝遗址。
图3佛陀立像 2～3世纪 片岩，高245厘米 犍陀罗出吐 白沙瓦博物馆藏
1.犍陀罗建筑
在建筑上犍陀罗的佛教寺院较之印度已有明显变化。中印度窣堵波中的围栏和塔门已被舍弃，覆钵部分增高而渐趋缩小，台基增高，且多至数重；伞顶也升高 、伸长 ，伞盖也增至7层或13层。在大型的窣堵波周围 ，还由佛教徒赠建了许多小塔，称奉献塔。另外，在犍陀罗还有一种兼有塔院和僧院的新式寺院伽蓝，院中央常建有一大佛塔，供佛徒礼拜，四周围以成排的僧房和奉献小塔。在这些佛教建筑中，装饰有佛教故事的浮雕嵌板，而壁龛则供奉着圆雕或高浮雕佛像、菩萨像。
2.犍陀罗雕刻
在贵霜时代，犍陀罗美术就出现了直接雕刻佛陀本身人形形象的作品，打破了印度早期佛教美术中不雕刻佛陀本身人形，仅以法轮、足迹、菩提树、宝座等象征符号暗示佛陀存在的成规。犍陀罗的佛像雕刻是在 1 世纪时由佛传故事浮雕开始的，最早的浮雕是希腊古风类型的，人物比例失调，头部过大，造型粗拙，构图简单；稍后的则较多的吸收了希腊、罗马雕刻的因素，比例协调，造型精细，姿态高雅静穆，构图单纯平衡，没有背景；更晚的则仍大量吸取了罗马雕刻的因素，其雕像注重人物性格特征、面部表情及身体动态的刻画，构图则变为错综复杂，装饰繁缛富丽，佛像异常高大，具有神龛佛像的特征。犍陀罗佛像因采用青灰色的云母质片岩为材料，幽暗、沉着、冷峻的色调，使佛像古朴、庄重、静穆的特征得到了充分表现。后期犍陀罗佛像日趋程式化，缺少活力。
犍陀罗佛教雕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菩萨像的创造。它突破了佛像千佛一面的佛的程式化倾向，其姿态生动多变，注重性格和精神的表现。另外，在犍陀罗地区还流行希腊、罗马或希腊化的男女诸神像，说明了多种文化要素和艺术形式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其相互影响。
（二）马吐腊佛教美术
与犍陀罗雕刻艺术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马吐腊雕刻艺术，显示出它很少受有希腊式的影响，而以印度本吐的民族艺术风格称绝于世。马吐腊在贵霜王朝时期，也是一个商业名城，宗教圣地，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要冲，地位仅次于犍陀罗。它虽然地处中印度，但靠近犍陀罗，佛教造像的风气，应当说是在犍陀罗的影响下形成的。
马吐腊美术以雕刻见长，其雕刻石材为黄斑红砂石，贵霜时期的人像雕刻以慓悍粗犷见长，人物偏袒右肩，薄衣透体，肌肉健壮而裸露，后期则吸收了犍陀罗佛像的希腊化技法，造型上向古典主义过渡。
到了笈多王朝时代，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愈趋成熟，而且彻底转变了过去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希腊化的模仿风气，使佛教雕刻全然印度化。从此，笈多时代的佛教石雕艺术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了古代印度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马吐腊已经成为全印度佛教艺术的中心，似乎也成了佛像制作的基地，佛像制作好后，纷纷运往各地。笈多时代的马吐腊佛教雕刻（亦称“笈多式”雕刻），以公元5世纪的作品为其鼎盛期的代表。这些作品主要出土于马吐腊地区和鹿野苑地区（今名萨尔纳特，若细分又可把鹿野苑地区的雕刻称为“萨尔纳特派”），现藏于马吐腊、鹿野苑、新德里等地的博物馆中。
犍陀罗和马吐腊两派的雕刻艺术，不仅在印度佛教石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佛教石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石雕艺术，都给予了很大的影响。概观中国佛教石雕遗存，不难看出两派均有其影响，而又以马吐腊派之影响为最。不只是中国早期佛教石雕作品，即使是中晚期已经中国化的佛教石雕作品，仍然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马吐腊派影响的痕迹，如右旋的螺髻发式，颜面的某些特征，颈下的三道折痕、华美的头光和举身光，以及某些纹饰等。毫无疑问，印度和中国都同属东方文化系统，带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质的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更符合中国文化心理和审美要求。因此，影响也就自然大于具有希腊文化风范的犍陀罗佛教石雕艺术。
参考文献：
[1]（日）宫治昭，王云译 《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第一讲印度早期 佛教美术 》，《艺术设计研究》，2011，（4）
[2]（日）宫治昭，贺小萍译 《犍陀罗初期佛像》，《敦煌学辑刊》，2006，（6）
[3]（日）宫治昭，王云译 《印度佛教美术系列讲座—犍陀罗美术》，《艺术设计研究》，2012，（1）
[4]劉长久 《印度犍陀罗与马吐腊佛教石雕艺术风格》
[5]（日）宫治昭，谢建明译 《佛像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东南文化》，1992，（5）
作者简介：孙晓晨（1990-），女，汉族，河南焦作人。现就读于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学院，主修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