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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国民收入的增长并非依靠简单粗暴的模式引领，而是在制造业强大的根基下生长出来的枝繁叶茂的体系。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引领了日本经济后来20年的飞速发展。虽然现在有声音说日本陷入了失去的20年，但在这一时期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地基从来没有动摇过。
强大的民间力量
国民收入的增长并非依靠简单粗暴的模式引领，而是在制造业强大的根基下生长出来的枝繁叶茂的体系。
现在的商业史学者们更看重那个年代日本大公司的崛起；而当年日本最具活力的恰恰是中小企业。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公司走向没落，消失殆尽；还有一部分成为了行业的中流砥柱，比如生产调谐器的阿尔卑斯电气公司和专门生产陶器的京都陶器公司，还有专门生产快门的、生产轴承的、生产喇叭的，等等。
中小企业经营灵活，无需局限于一个领域，这就允许他们在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迅速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三阳商会原本是生产雨衣的，可是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开始从事机械制造；还有前身是照相馆后来开始生产原子能仪器的例子。纵观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它们的利润率比大企业还要高。这充分说明灵活的中小企业对市场把控能力的强大。
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让民营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让民间企业保持增长，避免统制手段或行政方面的繁琐化。这和今天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布斯去世时，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与其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不如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答案很明确，因为中国没有鼓励民营企业生存的环境。
战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都在反思战争对商业的破坏。最严厉的破坏就是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它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大财阀获取战争的高额利润。这是战后的日本企业无法容忍的。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制度根源，日本几乎放弃了政府干预商业的习惯，开始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民间力量强大了，才会避免重走战争的覆辙，才能振兴经济，缓解社会矛盾。
稳定的社会根基
发展中的日本格外关注消除贫富差距——这一困扰这全世界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政府规定了几年之内的目标是，缩小大中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消除工农之间的收入不均等问题。虽然很多人说今天的日本陷入了经济缓慢增长，但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日本的贫富差距依然是发达国家里最小的。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伟大贡献，也是日本成为如此稳定社会的根源。
所以说，稳定压倒一切并非一句空谈，要实现稳定，前提就是让大家过上人过的日子。日本在这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收入倍增计划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日本人老有所依，不死在春光里。
1961年，日本在考察了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之后，开始实行全民保险、全民养老制度。让日本迈向高福利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日本还制定了类似于《日工工人健康保险法》这种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劳动属性的群体的保险制度。
高速建设时代
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一时间，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日本的各个角落。人口不断涌向大城市，1962年，东京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如何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很快，日本颁布了《东北开发促进法》，致力于提升东北地区的公共事业，让这个相对荒凉的地方繁荣起来。同时，日本在北海道地区设立开发公库，增加了企业融资贷款的新渠道。
人口集中还导致了上班难、上学难、买房难的问题，于是，日本政府又展开了据点开发的新想法：规划出城市中哪些地区人口密集，哪些地区人口相对稀少，然后针对人口少的区域增加投资。同时，政府也开始填海造地，增加城市的容量。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日本开始建造新干线，引发了一场交通革命。日本经济学家说，从1964年开始，日本进入了高速时代。
1964年，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正式通车，法国国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参观之后，兴奋地说：“日本新干线的建设，向世界表明，铁路事业并非日薄西山。对于这个伟大的事业，世界的铁路公司都该向日本致敬。”
除了铁路以外，日本还大力发展公路交通。他们成立了日本道路公团，专门从事道路交通的开发。于是，连接日本各个城市的高速公路接连出现，大大缩短了地区之间的距离。同时，还促进了汽车业的繁荣，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当然，这些轰轰烈烈的政策也不见得都是积极有效的。过分发展工业造成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人才和技术是终极生产力
日本实现经济腾飞不能忽视的一大原因是，技术工人的素质非常高。在日本工厂里很少有进行简单加工的工人，工厂的技术提升依靠的是广泛存在的工程技术人员。这和日本重视教育紧密相关。日本意识到，提高国民收入的关键是人，自此，这个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每年都会提高政府预算用来提升日本的教育水平。
日本在革新过程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想，是他们对技术的重视。
早在1956年，日本政府就把技术革新写进了《经济发展白皮书》。他们认为，像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小国，只能通过技术革命来赚取利润；无论工业化还是企业发展，都必须以技术作为推动力。
日本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量收购西方国家的技术，重新改进，再推向市场。这种专利买入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是重工业，比如钢铁、造船、硫酸等。这部分技术日本水平并不差，反而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是当时西方国家比较强而日本还比较弱的汽车和家电领域。第三是当时西方国家也刚刚发展起来的类似于电子工业、原子能等领域。
其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汽车和家电两个行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器从两机一箱（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发展到了3C，之后又成了小汽车、空调和彩电。日本开始进入高消费的时代。1959年的《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写道：日本家用电器的消费支出一年间增长了60%，电视机和电冰箱增长了一倍以上。而汽车的发展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了整个日本。 白皮书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很多人知道，日本有“经营四圣”之说，指的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与稻盛和夫。除了稻盛和夫相对年轻，赶上了互联网浪潮，另外三个人都是在电子和汽车领域涌现出来的经营能手。
自由之争
还要强调的是，日本产业界风生水起的局面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朝鲜战争之后，日本不能再和以前一样给美国人提供各种物资，但随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这个国家开始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各地；西欧国家走出战争阴霾，纷纷开始汇兑自由；日本也开始改变封闭的经济体制，努力进入国际大市场。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5年又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60年，日本内阁有通过了“自由化大纲”，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日本的贸易一直采取保护措施，为的是让岌岌可危的本国工业在海外商品的侵袭中存活。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海外出口一路飙升，出口额从1955年的20多亿美元增长到40多亿美元。特别是1959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首次出现了黑字，大大振兴了日本产业界的信心。
不过，自由化的道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在日本产业界还存在着如何保护本国产业的争论。很多人担心，一旦实现自由化，美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就会蜂拥而来；那时候，日本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巨大威胁，恐难生存下去。
于是，产业界人士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产业界发展需要官民协商，也就是调动政府的力量，保护民族产业；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贸易自由化，让企业自由调整。最后，通产省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汇集了产业界、金融界的精英们，思考日本产业界的未来。讨论的结果是双方兼顾：针对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在国际竞争上还比较弱小的产业，政府应当扶持；而对于那些发展势头很好很强大的，就让它们进入国际市场，跟西方公司PK去吧。最后确定下来的扶持产业包括钢铁、汽车和石油三大产业。
这个提议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很多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扶持重点产业，日本的未来一定是官僚掌权、官商勾结，最后没准还走向独裁体制的道路。通产省自己也觉得反对声音太大，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落实下去。
不过，这个官民协商的体制在某些方面还是保存了下来，许多产业开始搞官民协商恳谈会，让公司联合起来，形成新的卡特尔以对抗西方产品的竞争。1964年，三菱旗下的三菱重工业公司、三菱日本重工业公司和三菱造船公司实现了合并，成为重工业与海运公司相结合的大寡头。按理说，这种合并多少有些违反《反垄断法》，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还是完成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日本在重工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汽车产业更是如此。通产省意识到，汽车产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产，他们提议建立以丰田和日产为核心的两大财团，与西方汽车企业对抗。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丰田和日产开始收购国内其他小的汽车工厂，同时通过交叉持股，把上、下游产业逐渐纳入自己的汽车帝国当中。
产业间纵横捭阖，中小企业飞速发展，优质的商业环境加速了日本经济走向海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民也越来越富有。
插排：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五大主题：第一，充实社会资本；第二，引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第四，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技；第五，缓和双重结构与确保社会稳定。
抽文：
乔布斯去世时，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与其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不如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
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引领了日本经济后来20年的飞速发展。虽然现在有声音说日本陷入了失去的20年，但在这一时期打下的坚实的经济地基从来没有动摇过。
强大的民间力量
国民收入的增长并非依靠简单粗暴的模式引领，而是在制造业强大的根基下生长出来的枝繁叶茂的体系。
现在的商业史学者们更看重那个年代日本大公司的崛起；而当年日本最具活力的恰恰是中小企业。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公司走向没落，消失殆尽；还有一部分成为了行业的中流砥柱，比如生产调谐器的阿尔卑斯电气公司和专门生产陶器的京都陶器公司，还有专门生产快门的、生产轴承的、生产喇叭的，等等。
中小企业经营灵活，无需局限于一个领域，这就允许他们在经济形势变化的时候迅速找到新的增长点。比如三阳商会原本是生产雨衣的，可是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开始从事机械制造；还有前身是照相馆后来开始生产原子能仪器的例子。纵观20世纪6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逐步成为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它们的利润率比大企业还要高。这充分说明灵活的中小企业对市场把控能力的强大。
日本收入倍增计划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让民营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让民间企业保持增长，避免统制手段或行政方面的繁琐化。这和今天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乔布斯去世时，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与其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不如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答案很明确，因为中国没有鼓励民营企业生存的环境。
战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间都在反思战争对商业的破坏。最严厉的破坏就是战时的统制经济政策，它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大财阀获取战争的高额利润。这是战后的日本企业无法容忍的。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制度根源，日本几乎放弃了政府干预商业的习惯，开始大力推动民间资本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民间力量强大了，才会避免重走战争的覆辙，才能振兴经济，缓解社会矛盾。
稳定的社会根基
发展中的日本格外关注消除贫富差距——这一困扰这全世界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政府规定了几年之内的目标是，缩小大中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消除工农之间的收入不均等问题。虽然很多人说今天的日本陷入了经济缓慢增长，但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日本的贫富差距依然是发达国家里最小的。这不能不说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伟大贡献，也是日本成为如此稳定社会的根源。
所以说，稳定压倒一切并非一句空谈，要实现稳定，前提就是让大家过上人过的日子。日本在这方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收入倍增计划的一大重点就是让日本人老有所依，不死在春光里。
1961年，日本在考察了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之后，开始实行全民保险、全民养老制度。让日本迈向高福利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日本还制定了类似于《日工工人健康保险法》这种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劳动属性的群体的保险制度。
高速建设时代
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一时间，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日本的各个角落。人口不断涌向大城市，1962年，东京的人口超过了1000万。如何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很快，日本颁布了《东北开发促进法》，致力于提升东北地区的公共事业，让这个相对荒凉的地方繁荣起来。同时，日本在北海道地区设立开发公库，增加了企业融资贷款的新渠道。
人口集中还导致了上班难、上学难、买房难的问题，于是，日本政府又展开了据点开发的新想法：规划出城市中哪些地区人口密集，哪些地区人口相对稀少，然后针对人口少的区域增加投资。同时，政府也开始填海造地，增加城市的容量。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标志性的事情——日本开始建造新干线，引发了一场交通革命。日本经济学家说，从1964年开始，日本进入了高速时代。
1964年，东京到大阪的新干线正式通车，法国国有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参观之后，兴奋地说：“日本新干线的建设，向世界表明，铁路事业并非日薄西山。对于这个伟大的事业，世界的铁路公司都该向日本致敬。”
除了铁路以外，日本还大力发展公路交通。他们成立了日本道路公团，专门从事道路交通的开发。于是，连接日本各个城市的高速公路接连出现，大大缩短了地区之间的距离。同时，还促进了汽车业的繁荣，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
当然，这些轰轰烈烈的政策也不见得都是积极有效的。过分发展工业造成了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环境污染等问题。
人才和技术是终极生产力
日本实现经济腾飞不能忽视的一大原因是，技术工人的素质非常高。在日本工厂里很少有进行简单加工的工人，工厂的技术提升依靠的是广泛存在的工程技术人员。这和日本重视教育紧密相关。日本意识到，提高国民收入的关键是人，自此，这个国家开始大力发展教育，每年都会提高政府预算用来提升日本的教育水平。
日本在革新过程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我想，是他们对技术的重视。
早在1956年，日本政府就把技术革新写进了《经济发展白皮书》。他们认为，像日本这种资源匮乏的小国，只能通过技术革命来赚取利润；无论工业化还是企业发展，都必须以技术作为推动力。
日本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量收购西方国家的技术，重新改进，再推向市场。这种专利买入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第一是重工业，比如钢铁、造船、硫酸等。这部分技术日本水平并不差，反而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处于领先地位。第二是当时西方国家比较强而日本还比较弱的汽车和家电领域。第三是当时西方国家也刚刚发展起来的类似于电子工业、原子能等领域。
其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汽车和家电两个行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器从两机一箱（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发展到了3C，之后又成了小汽车、空调和彩电。日本开始进入高消费的时代。1959年的《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写道：日本家用电器的消费支出一年间增长了60%，电视机和电冰箱增长了一倍以上。而汽车的发展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了整个日本。 白皮书的这段话很有意思。很多人知道，日本有“经营四圣”之说，指的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与稻盛和夫。除了稻盛和夫相对年轻，赶上了互联网浪潮，另外三个人都是在电子和汽车领域涌现出来的经营能手。
自由之争
还要强调的是，日本产业界风生水起的局面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朝鲜战争之后，日本不能再和以前一样给美国人提供各种物资，但随着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这个国家开始真正实现了走出去的战略。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各地；西欧国家走出战争阴霾，纷纷开始汇兑自由；日本也开始改变封闭的经济体制，努力进入国际大市场。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5年又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60年，日本内阁有通过了“自由化大纲”，贸易开始兴盛起来。在此之前，日本的贸易一直采取保护措施，为的是让岌岌可危的本国工业在海外商品的侵袭中存活。
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海外出口一路飙升，出口额从1955年的20多亿美元增长到40多亿美元。特别是1959年，日本对美国贸易首次出现了黑字，大大振兴了日本产业界的信心。
不过，自由化的道路并不平坦，特别是在日本产业界还存在着如何保护本国产业的争论。很多人担心，一旦实现自由化，美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就会蜂拥而来；那时候，日本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受到巨大威胁，恐难生存下去。
于是，产业界人士分为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产业界发展需要官民协商，也就是调动政府的力量，保护民族产业；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贸易自由化，让企业自由调整。最后，通产省召开了一次全国大会，汇集了产业界、金融界的精英们，思考日本产业界的未来。讨论的结果是双方兼顾：针对那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在国际竞争上还比较弱小的产业，政府应当扶持；而对于那些发展势头很好很强大的，就让它们进入国际市场，跟西方公司PK去吧。最后确定下来的扶持产业包括钢铁、汽车和石油三大产业。
这个提议一经公布就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很多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扶持重点产业，日本的未来一定是官僚掌权、官商勾结，最后没准还走向独裁体制的道路。通产省自己也觉得反对声音太大，最终这个方案没有落实下去。
不过，这个官民协商的体制在某些方面还是保存了下来，许多产业开始搞官民协商恳谈会，让公司联合起来，形成新的卡特尔以对抗西方产品的竞争。1964年，三菱旗下的三菱重工业公司、三菱日本重工业公司和三菱造船公司实现了合并，成为重工业与海运公司相结合的大寡头。按理说，这种合并多少有些违反《反垄断法》，但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还是完成了，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日本在重工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汽车产业更是如此。通产省意识到，汽车产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产，他们提议建立以丰田和日产为核心的两大财团，与西方汽车企业对抗。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下，丰田和日产开始收购国内其他小的汽车工厂，同时通过交叉持股，把上、下游产业逐渐纳入自己的汽车帝国当中。
产业间纵横捭阖，中小企业飞速发展，优质的商业环境加速了日本经济走向海外，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民也越来越富有。
插排：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五大主题：第一，充实社会资本；第二，引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第三，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第四，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技；第五，缓和双重结构与确保社会稳定。
抽文：
乔布斯去世时，财经作家吴晓波说：“与其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乔布斯，不如讨论为什么中国没有强大的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