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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搜集与考辨了晚清周桂笙翻译侦探小说，联系了清末明初侦探小说译著史实，论述了周桂笙在晚清翻译侦探小说等方面的理论贡献与实践成果。
关键词：周桂笙 侦探小说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周桂笙，原名周树奎，号惺庵、新庵、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上海南汇人。阿英《晚清小说史》将其称为晚清侦探小说“译作能手”；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也认为：“周桂笙是输入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最有力的一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侦探小说这一名词由周桂笙而创立。近代小说诸多研究者，甚至将周桂笙和当时小说名家吴趼人两人合称为“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将徐念慈与之并誉为“晚清译界两颗熠熠辉映的彗星”。“周桂笙致力于将输入新文明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并充分吸收传统文学的养料，不仅朝着中国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还为探索中西新旧融合之新文学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囿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对周桂笙译著研究较为薄弱。本文通过考辨周桂笙具体作品，对其在侦探小说的翻译方面的成就进行初步探讨。
一
周桂笙的翻译侦探小说，如《毒蛇圈》、《双公使》、《失女案》、《海底沉珠》、《红痣案》等篇，均刊载于周桂笙所任职的杂志，著作权毫无异议。此处，需略作探讨的是其“福尔摩斯”系列。
《福尔摩斯再生案》，共有十三案，出版时间从1904年至1906年，至于译者的身份，目前研究者大都笼统认为由奚若和周桂笙两人合译。如时萌在《周桂笙与徐念慈》一文中提到：“《福尔摩斯再生一至十三案》奚若、周桂笙合译，《福尔摩斯再生十一至十三案》，周桂笙译，以上译品分成三册，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月小说林社梓行”；日本樽本照雄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对此书的译者著录，或题为“奚若、周桂森”两人合译，或直书 “周桂笙等译”，也曾题为“奚若译”，记录颇为混杂；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写到：“《福尔摩斯再生案》，1904至1906年由小说林社刊，全书共收13篇侦探故事，前10篇为奚若译，后3篇为周桂笙译”，但最后仍是存疑待考。凡此种种，均显示《福尔摩斯再生案》著作权存在问题，目前尚有争议。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笔者在查阅清末明初小说杂志时发现，《月月小说》第五号“绍介新书”栏目中登载一篇广告文字，记录周桂笙曾翻译《福尔摩斯再来第一案》；小说林主人于第八案以后，仍请周桂笙，一手译述。
周桂笙当时是《月月小说》总译述，并曾发起以《月月小说》作为机关刊物的公会——译书交通公会，其目的是“交换知识、广通声气、维持公益”，旨在防止重复翻译打击盗版剽袭，净化翻译小说空气。因而，《月月小说》这则广告的真实度，应无疑问。据此段文字来看：周桂笙曾独立翻译《福尔摩斯再生案》第一、十、九、十一、十二和十三案；《福尔摩斯再生案》后发行的单行本，第一案最早出版，一篇单独为一册；第十一、十二、十三案，最晚出版，三篇作品合为一册。
但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福尔摩斯再生案》第一案虽然最早出版，但周桂笙最早翻译的是第八案。周氏将其命名为《窃毁拿破仑遗像案》，1904年于《新民丛报》55号发表。周桂笙《新庵笔记》曾记录他最先译其第八篇，为《窃毁拿破仑遗像案》，载《新民丛报》第55号，后应小说林主人之请，补译第一及九至十三诸案。
周桂笙就任《天铎报》主笔时，曾有人投一篇稿件《胡洪生侦探案》。据周桂笙所言，“读之即余旧译《窃毁拿破仑遗像案》，全文凡八案，照录无遗，所不同者，唯人名地名而已。伦敦改作鄂省，李师德译为刘桂九，而胡洪生即为歇洛克之变名，所最奇者，以孙中山代拿破仑一世”。周桂笙对此颇感气愤，于是作上文以正视听。
综合以上材料，可得出如下结论：《福尔摩斯再生案》共十三案，周桂笙自己独立翻译第一案、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一案、第十二案、第十三案，凡7篇，最早翻譯的为第八案，曾载于《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第二至第七案共6篇，由黄摩西（黄人）与奚若翻译，单对于黄、奚二人是如何分工合作的，迄难确考。
二
读者研读周桂笙翻译侦探小说的作品时，可发现，近百余年来研究者对周桂笙的高度评价，绝非溢美之辞。笔者通过对周桂笙译著实践的整理，将其在翻译侦探小说所取得的成绩归纳如下：
1 引入小说文体的新观念
时人评价我国传统小说时，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时一般开宗明义，而且先定宗旨，有的叙明主人翁来历，让读者无需遍读其书，但已料全书事迹之半。但国外小说，往往犹如一个闷葫芦，情节曲曲折折，直到阅至文末，才能知晓结局，因而周桂笙曾评价说“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
面对与本土文学传统完全相悖的西方小说创作笔法，周桂笙不是简单加以改造，而是以包容接受甚至是欣赏的姿态，给予客观译介，这种做法为中国的小说读者输入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与一股新鲜的血液。
周桂笙通过翻译实践，展示了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西方小说的文体，在当时文坛产生较大的文学影响。其好友吴趼人在创作小说《九命奇冤》时，明显受到过周桂笙作品的启发。吴、周两人时交往甚密，吴趼人曾说：“偶得一新理想，或撰一新文字，必走商之”，“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周桂笙翻译小说《毒蛇圈》发表于《新小说》第8号，吴趼人创作小说《九命奇冤》则紧随其后在《新小说》第12号发表。由此可见，无论从交往上考虑还是从作品产生的时间来看，《九命奇冤》创作经验接受了《毒蛇圈》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周桂笙《毒蛇圈》“译者识语”中曾提到：“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显然，对这种新小说的文体形态在当时是否能被中国读者接受，作为当时译界能手的周桂笙而言，也存有一定的忧虑。但基于“与其保守，毋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必因之昌大”的思想，他仍然大胆进行创新，也促使他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经过自己的努力输入了许多新鲜的养分。而正是周桂笙这种首倡之功，奠定了他在近代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 2 译书质量要求严格
周桂笙年幼时就进入广方言馆，后来又去中法学堂，专攻法文，业余时间兼学英文，还曾两度游日本，因而他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因此在进行小说翻译时，较接近原文，同时也忠实原著。当时一些译家，很多都不懂外文，仅依靠与别人合作进行小说翻译，虽然也产生较多佳作，但对于译者在理解原著上终究稍隔一层。
周桂笙为当时公认的翻译名家，而并非其他“卤莽从事”、“率尔操觚”的译者。也正是这个原因，小说林社主人徐念慈才于“福尔摩斯第八案”之后继续聘请他翻译进行翻译。周桂笙身处良莠杂陈、较为混乱的晚清译界，能在时人中赢得良好的口碑，绝非易事。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谈到周桂笙发起的“译书交通公会”。
晚清时期，译作纷繁，译者如林。当时译家不乏受名利之欲的驱动，翻译中马虎了事、恶意剽袭的风气颇为浓厚。《福尔摩斯侦探案》广受时人欢迎，于是众多翻译者便跟风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案》；《高龙侦探案》拥有读者，大家又蜂拥到《高龙侦探案》上，甚至还有一些译者，将别人已经译好的作品，直署自己的大名进行兜售。而且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普通译者身上，即使名家，也未能免俗。周桂笙《新庵随笔·秋星阁笔记》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有人出版了《秋星阁笔记》一书，而其中《神鱼》篇，即直接抄袭周桂笙的同名译作，未作改动。《秋星阁笔记》的作者，是晚清著名作家包天笑。由此可见晚清的翻译风气了。周桂笙曾于《月月小说》第1号指责当时译者翻译质量低下、剽窃别人翻译成果“异名同书”等现象。
为了整顿翻译界的不良之风，周桂笙曾借助《月月小说》的影响，积极倡导并成立了 “译书交通公会”，以希望当时译者，将自己欲将翻译作品的原名、原作者和译者姓名，均登载于报刊之上，避免重译、滥译的情况发生。周桂笙的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净化翻译界空气，而且防止读者 “倍付其值，仅得一书之用”。尽管这样，但凭借周桂笙一人之力，收效甚微，于是周桂笙不得不于《月月小说》第七号，又宣布“译书交通公会”暂时停办；但他的行为仍值得尊敬，他也为自己赢得了的好评。作为《月月小说》的总译述的周桂笙，不仅自己精心翻译作品，推出了一批批高质量的翻译小说，还兢兢业业把好《月月小说》翻译稿的质量关。《月月小说》第一期出版后，《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游戏报》、《繁华报》等上海媒体，均陆续发文介绍或发表时评，给以盛赞。
3 注重选择翻译文本
周桂笙进行小说翻译时，十分注重选择优秀文本。他不仅是把自己当个个技术型的“译材”，而是将译书行为，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联系，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在当时还起到增张民智、开通风气的目的。
《新民丛报》第55号所载《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周桂笙叙述到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体制、法律制度及风俗习惯等，因而产生的小说题材文本也不一样，侦探小说这一小说形态更是我国所没有的，因此他大量翻译了这种为我国所缺乏的侦探小说，并同时自己还创作《上海侦探案》，且在文中介绍西方刑律诉讼制度，以唤醒时人对中国各种体制的反思，这是周桂笙译述及创作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周氏作品而言，他翻译的侦探小说，大多是欧美名家的作品，从第一篇侦探小说《毒蛇圈》一直到《福尔摩斯再生案》，再到《妒妇谋夫案》、《红痣案》，均为柯南道尔、鲍福等西方当时小说名家所作，确保了原著的文学质量；此外，他所翻译的侦探小说，不仅是以离奇案情来吸引读者，还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展现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刑侦制度，这样就使侦探小说承载了特殊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4 翻译语言简练生动
周桂笙所譯的侦探小说，不仅在质量、小说观念、文本上下功夫，在翻译语言上他还注重自己所译的作品是否能被当时受众接受，以及怎样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为此，他致力在文学语言上下功夫。虽然当时人认为当时“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而且“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人物”。但周桂笙仍然一反传统，采用浅近的文言甚至白话文进行翻译，他把自己的读者定位在普通百姓上，这体现出他积极的社会文学观。如小说《毒蛇圈》，文中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环境场景描写，都非常通俗易懂。《月月小说》第2号《评林》转述了《中外日报》对周桂笙的评价：“译笔简洁，尤为有目共赏”；冯紫英在周桂笙出版《新庵谐译》时，也提到“是此书（《天方夜谈》）开译之早，允推周子为先；而综观诸作，译笔之佳，亦推周子为首。彰彰不可掩也，苍古沉郁，令人百读不厌，不特为当时译者中所罕有。即今日译述如林，亦鲜有能胜之者”；杨世骥在《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将周桂笙推举为“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字的人”。周桂笙一反传统，采用浅近的文言甚至白话文进行翻译。从他既在文坛享有声誉，同时又得到普通读者拥护的现象来看，研究晚清翻译小说，周桂笙是不容忽视的一位译家。
参考文献：
[1]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连燕堂：《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6]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杂志，1908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李景梅，女，1980—，内蒙赤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工作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周建华，男，1973—，内蒙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工作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周桂笙 侦探小说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周桂笙，原名周树奎，号惺庵、新庵、知新子、知新室主人等，上海南汇人。阿英《晚清小说史》将其称为晚清侦探小说“译作能手”；杨世骥在《文苑谈往》中也认为：“周桂笙是输入侦探小说到中国来的最有力的一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侦探小说这一名词由周桂笙而创立。近代小说诸多研究者，甚至将周桂笙和当时小说名家吴趼人两人合称为“海上文坛的两大重镇”，将徐念慈与之并誉为“晚清译界两颗熠熠辉映的彗星”。“周桂笙致力于将输入新文明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并充分吸收传统文学的养料，不仅朝着中国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还为探索中西新旧融合之新文学道路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囿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对周桂笙译著研究较为薄弱。本文通过考辨周桂笙具体作品，对其在侦探小说的翻译方面的成就进行初步探讨。
一
周桂笙的翻译侦探小说，如《毒蛇圈》、《双公使》、《失女案》、《海底沉珠》、《红痣案》等篇，均刊载于周桂笙所任职的杂志，著作权毫无异议。此处，需略作探讨的是其“福尔摩斯”系列。
《福尔摩斯再生案》，共有十三案，出版时间从1904年至1906年，至于译者的身份，目前研究者大都笼统认为由奚若和周桂笙两人合译。如时萌在《周桂笙与徐念慈》一文中提到：“《福尔摩斯再生一至十三案》奚若、周桂笙合译，《福尔摩斯再生十一至十三案》，周桂笙译，以上译品分成三册，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月小说林社梓行”；日本樽本照雄在《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中对此书的译者著录，或题为“奚若、周桂森”两人合译，或直书 “周桂笙等译”，也曾题为“奚若译”，记录颇为混杂；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写到：“《福尔摩斯再生案》，1904至1906年由小说林社刊，全书共收13篇侦探故事，前10篇为奚若译，后3篇为周桂笙译”，但最后仍是存疑待考。凡此种种，均显示《福尔摩斯再生案》著作权存在问题，目前尚有争议。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笔者在查阅清末明初小说杂志时发现，《月月小说》第五号“绍介新书”栏目中登载一篇广告文字，记录周桂笙曾翻译《福尔摩斯再来第一案》；小说林主人于第八案以后，仍请周桂笙，一手译述。
周桂笙当时是《月月小说》总译述，并曾发起以《月月小说》作为机关刊物的公会——译书交通公会，其目的是“交换知识、广通声气、维持公益”，旨在防止重复翻译打击盗版剽袭，净化翻译小说空气。因而，《月月小说》这则广告的真实度，应无疑问。据此段文字来看：周桂笙曾独立翻译《福尔摩斯再生案》第一、十、九、十一、十二和十三案；《福尔摩斯再生案》后发行的单行本，第一案最早出版，一篇单独为一册；第十一、十二、十三案，最晚出版，三篇作品合为一册。
但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福尔摩斯再生案》第一案虽然最早出版，但周桂笙最早翻译的是第八案。周氏将其命名为《窃毁拿破仑遗像案》，1904年于《新民丛报》55号发表。周桂笙《新庵笔记》曾记录他最先译其第八篇，为《窃毁拿破仑遗像案》，载《新民丛报》第55号，后应小说林主人之请，补译第一及九至十三诸案。
周桂笙就任《天铎报》主笔时，曾有人投一篇稿件《胡洪生侦探案》。据周桂笙所言，“读之即余旧译《窃毁拿破仑遗像案》，全文凡八案，照录无遗，所不同者，唯人名地名而已。伦敦改作鄂省，李师德译为刘桂九，而胡洪生即为歇洛克之变名，所最奇者，以孙中山代拿破仑一世”。周桂笙对此颇感气愤，于是作上文以正视听。
综合以上材料，可得出如下结论：《福尔摩斯再生案》共十三案，周桂笙自己独立翻译第一案、第八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一案、第十二案、第十三案，凡7篇，最早翻譯的为第八案，曾载于《新民丛报》第55号（1904年）；第二至第七案共6篇，由黄摩西（黄人）与奚若翻译，单对于黄、奚二人是如何分工合作的，迄难确考。
二
读者研读周桂笙翻译侦探小说的作品时，可发现，近百余年来研究者对周桂笙的高度评价，绝非溢美之辞。笔者通过对周桂笙译著实践的整理，将其在翻译侦探小说所取得的成绩归纳如下：
1 引入小说文体的新观念
时人评价我国传统小说时，认为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时一般开宗明义，而且先定宗旨，有的叙明主人翁来历，让读者无需遍读其书，但已料全书事迹之半。但国外小说，往往犹如一个闷葫芦，情节曲曲折折，直到阅至文末，才能知晓结局，因而周桂笙曾评价说“读中国小说，如游西式花园，一入门，则园中全景，尽在目前矣；读外国小说，如游中国名园，非逼历其境，不能领略个中况味也”。
面对与本土文学传统完全相悖的西方小说创作笔法，周桂笙不是简单加以改造，而是以包容接受甚至是欣赏的姿态，给予客观译介，这种做法为中国的小说读者输入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与一股新鲜的血液。
周桂笙通过翻译实践，展示了令读者耳目一新的西方小说的文体，在当时文坛产生较大的文学影响。其好友吴趼人在创作小说《九命奇冤》时，明显受到过周桂笙作品的启发。吴、周两人时交往甚密，吴趼人曾说：“偶得一新理想，或撰一新文字，必走商之”，“余旅沪二十年，得友一人焉，则周子是也”。周桂笙翻译小说《毒蛇圈》发表于《新小说》第8号，吴趼人创作小说《九命奇冤》则紧随其后在《新小说》第12号发表。由此可见，无论从交往上考虑还是从作品产生的时间来看，《九命奇冤》创作经验接受了《毒蛇圈》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
周桂笙《毒蛇圈》“译者识语”中曾提到：“自非能手，不敢出此。虽然，此亦欧西小说家之常态耳。爰照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小说界中，幸弗以不健全讥之。”显然，对这种新小说的文体形态在当时是否能被中国读者接受，作为当时译界能手的周桂笙而言，也存有一定的忧虑。但基于“与其保守，毋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必因之昌大”的思想，他仍然大胆进行创新，也促使他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经过自己的努力输入了许多新鲜的养分。而正是周桂笙这种首倡之功，奠定了他在近代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 2 译书质量要求严格
周桂笙年幼时就进入广方言馆，后来又去中法学堂，专攻法文，业余时间兼学英文，还曾两度游日本，因而他具有良好的外语功底。因此在进行小说翻译时，较接近原文，同时也忠实原著。当时一些译家，很多都不懂外文，仅依靠与别人合作进行小说翻译，虽然也产生较多佳作，但对于译者在理解原著上终究稍隔一层。
周桂笙为当时公认的翻译名家，而并非其他“卤莽从事”、“率尔操觚”的译者。也正是这个原因，小说林社主人徐念慈才于“福尔摩斯第八案”之后继续聘请他翻译进行翻译。周桂笙身处良莠杂陈、较为混乱的晚清译界，能在时人中赢得良好的口碑，绝非易事。此外，我们还有必要谈到周桂笙发起的“译书交通公会”。
晚清时期，译作纷繁，译者如林。当时译家不乏受名利之欲的驱动，翻译中马虎了事、恶意剽袭的风气颇为浓厚。《福尔摩斯侦探案》广受时人欢迎，于是众多翻译者便跟风翻译《福尔摩斯侦探案》；《高龙侦探案》拥有读者，大家又蜂拥到《高龙侦探案》上，甚至还有一些译者，将别人已经译好的作品，直署自己的大名进行兜售。而且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普通译者身上，即使名家，也未能免俗。周桂笙《新庵随笔·秋星阁笔记》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有人出版了《秋星阁笔记》一书，而其中《神鱼》篇，即直接抄袭周桂笙的同名译作，未作改动。《秋星阁笔记》的作者，是晚清著名作家包天笑。由此可见晚清的翻译风气了。周桂笙曾于《月月小说》第1号指责当时译者翻译质量低下、剽窃别人翻译成果“异名同书”等现象。
为了整顿翻译界的不良之风，周桂笙曾借助《月月小说》的影响，积极倡导并成立了 “译书交通公会”，以希望当时译者，将自己欲将翻译作品的原名、原作者和译者姓名，均登载于报刊之上，避免重译、滥译的情况发生。周桂笙的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净化翻译界空气，而且防止读者 “倍付其值，仅得一书之用”。尽管这样，但凭借周桂笙一人之力，收效甚微，于是周桂笙不得不于《月月小说》第七号，又宣布“译书交通公会”暂时停办；但他的行为仍值得尊敬，他也为自己赢得了的好评。作为《月月小说》的总译述的周桂笙，不仅自己精心翻译作品，推出了一批批高质量的翻译小说，还兢兢业业把好《月月小说》翻译稿的质量关。《月月小说》第一期出版后，《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游戏报》、《繁华报》等上海媒体，均陆续发文介绍或发表时评，给以盛赞。
3 注重选择翻译文本
周桂笙进行小说翻译时，十分注重选择优秀文本。他不仅是把自己当个个技术型的“译材”，而是将译书行为，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进行联系，通过翻译外国作品，在当时还起到增张民智、开通风气的目的。
《新民丛报》第55号所载《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周桂笙叙述到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体制、法律制度及风俗习惯等，因而产生的小说题材文本也不一样，侦探小说这一小说形态更是我国所没有的，因此他大量翻译了这种为我国所缺乏的侦探小说，并同时自己还创作《上海侦探案》，且在文中介绍西方刑律诉讼制度，以唤醒时人对中国各种体制的反思，这是周桂笙译述及创作侦探小说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周氏作品而言，他翻译的侦探小说，大多是欧美名家的作品，从第一篇侦探小说《毒蛇圈》一直到《福尔摩斯再生案》，再到《妒妇谋夫案》、《红痣案》，均为柯南道尔、鲍福等西方当时小说名家所作，确保了原著的文学质量；此外，他所翻译的侦探小说，不仅是以离奇案情来吸引读者，还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展现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刑侦制度，这样就使侦探小说承载了特殊的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
4 翻译语言简练生动
周桂笙所譯的侦探小说，不仅在质量、小说观念、文本上下功夫，在翻译语言上他还注重自己所译的作品是否能被当时受众接受，以及怎样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为此，他致力在文学语言上下功夫。虽然当时人认为当时“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而且“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人物”。但周桂笙仍然一反传统，采用浅近的文言甚至白话文进行翻译，他把自己的读者定位在普通百姓上，这体现出他积极的社会文学观。如小说《毒蛇圈》，文中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环境场景描写，都非常通俗易懂。《月月小说》第2号《评林》转述了《中外日报》对周桂笙的评价：“译笔简洁，尤为有目共赏”；冯紫英在周桂笙出版《新庵谐译》时，也提到“是此书（《天方夜谈》）开译之早，允推周子为先；而综观诸作，译笔之佳，亦推周子为首。彰彰不可掩也，苍古沉郁，令人百读不厌，不特为当时译者中所罕有。即今日译述如林，亦鲜有能胜之者”；杨世骥在《文苑谈往·第一集》中，将周桂笙推举为“中国最早用白话介绍西洋文字的人”。周桂笙一反传统，采用浅近的文言甚至白话文进行翻译。从他既在文坛享有声誉，同时又得到普通读者拥护的现象来看，研究晚清翻译小说，周桂笙是不容忽视的一位译家。
参考文献：
[1] 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 杨世骥：《文苑谈往·第一集》，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 时萌：《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 连燕堂：《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
[6]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杂志，1908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李景梅，女，1980—，内蒙赤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工作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周建华，男，1973—，内蒙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工作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