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当我淡出服务多年的杂志，心中为过往日子里经历的一切感恩，因我相信这一切于我有益。
　　于是，像一只被自己的过多热情所充满的气球，一个月后，我飘飘悠悠来到美国，接受普度大学的邀请从事访问研究，并有机会对以往的传媒实践做一总结。
　　之前，对这所大学的了解实在不多，仅仅知道它的3位校友，美国的阿姆斯特朗从这里的航空系开始了登月的第一小步，中国的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毕业于此，它还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母校。因所知寥寥，以至于诸君惜别之际有一语戏问：“普度不会是佛学院吧？普度众生嘛！”
　　下了飞机才发现，和尚没几个，教堂倒是随处可见，整个普度大学校园内各类宗教场所不下30余间。就连附近的医院，也会根据病人的不同需要提供专业人士的宗教服务，在治疗肉体疾病之余，不忘安抚虚弱的心灵。
　　不过，胃口总是先于精神有所领悟。选课、讲座固然正规，有嗜好薯片的教授坐在讲台上啖而论道，格外考验中国学生的听力；研讨热烈时常和午饭连在一起，老师学生一份PIZZA、几个汉堡，边吃边聊。参加过几次之后，其对饮食的随意让我忍不住反省，以前是否把太多精力花在與唾液有关的事情上了——在北京、广州那些个密集而精致的饭局上，人们闭嘴咽唾沫忙着大吃，张嘴喷唾沫忙着批评；痛苦只在于嘴不够用。
　　在美国大学里，不难遇到爱好马列主义的左派，他们大多集中在哲学、社会学等文科院系里。所以，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教授也有机会来美国做课题，同理，也就不必惊讶计生委的干部能够出国考察计划生育了。
　　普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很愿意驱车载着中国学者去参观附近大约4小时车程的“欧文公社”——它们按照欧文的社会主义原理建立，所谓空想，竟然在美国存在并运转。他们很自豪，颇有革命圣地的感觉，解嘲“正宗的社会主义实践”幸存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中国教授实地走一遭，一时间心乱如麻，“噌噌”冒出几句诗：梦里不知身是客，不堪回首月明中。
　　教授们的作派，总是先于他们的学术让人觉得新鲜。美国没有教师节，但凡节假日，总少不了老师开放家庭招待学生，以及我这样的暂住人员：每个接受邀请者自带一菜，女主人当然要额外准备许多，席间的气氛和饭后的交谈，其实比食物更吸引人。
　　结论常常归纳为人生有两难：写论文与生孩子，美国因为不需要“赶英超美”，学术制度之严使得五六年读完一个博士已经算是快的；博士论文从破题到答辩，真与十月怀胎相似，更有甚者，还几乎个个觉得自己遇上了难产。最后，在座的女博士格外被人投以真诚敬佩的目光，绝非戏谑，两大难全让她们摊上了，不亦悲壮乎。
　　国内大学的声音通过网络仍然时有耳闻，比如此前北师大教授董藩的名言，“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开着宝马的云南大学副教授尹晓冰对同行的友情提醒，“大学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是种毁灭”。
　　笔者的感慨万语千言汇成一句——作为一个学生，既然在哪上学都得大把交钱，既然在哪上学都得学英语，与其考四级六级，不如考托考G，与其在情绪上爱国，不如学有所成来爱国，不然毕业了做蚁族，国家不养老师不认自己也郁闷。
　　当然，在此地所遇绝非全然美好，但有机会暂时摆脱对体制的习惯性抱怨，思考个人当尽的本分，亦觉难得，实因差异可以帮我们锁定自身的坐标。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精炼，原来是脱水；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丰富，原来是嘈杂；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充实，原来是梗阻；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超脱，原来是麻木；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内涵，有1000个层次的意义和趣味可供玩味抒发，原来不过是一张千层饼，厚度总共0.3毫米。
　　还曾经以为，可以依托媒体的力量，舍我其谁，启蒙民智、普度众生，到了普度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都想要普度众生，可有人夜半惊问，谁不沉沦，谁在岸上？或者城市或者乡村，或者中国或者美国，当脚下原以为安全的根基移动，我才被提醒自己也在水流之中，正向对岸泅渡。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