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三国演义》，最让人解气的无非是“张飞鞭杖督邮”这一章。尽管《三国志》和《典略》都证明实际上这是个“冤案”，动手“鞭杖督邮”的恰恰是刘备，而老百姓却不太计较“历史的真实”——“谁打也是打，这种家伙谁都打得。”“巡视”机构的威严、公信、道义的形象被“鞭杖”得一塌糊涂。
　　
　　督邮，汉代郡守的重要佐吏，掌督察纠举所领县的违法之事。从制度上来讲，督邮“巡视”，这种主动出击、实地调查，应该可能改变单一的坐等吏民检举的被动，没料到，这个督邮却十分倒霉，惹人讨厌，轻而易举就让被“巡视”的芝麻绿豆官当众“鞭杖”，可见，当时这种“巡视制度”也委实孱弱得惊人了。一旦“巡视”官员屈从于权势或拳头，怕死而“求哀”，“巡”而不“视”或者沆瀣一气，为虎作伥，就更容易衍生新的腐败。
　　我们现在的巡视制度借鉴了古代一些做法，却又并不满足于解决一些老祖宗不能解决的弊端，这就是民心所望。认真负责的“巡视”确实是防止“带病提拔”的重要监督方式和渠道。据报道，近年来查处的陈良宇等贪官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在“巡视”中被发现的。
　　 “发现”似乎应该有个过程，矫伪之术，大奸巨蠹有几个不擅长的？陈良宇在大年三十与孤寡老人“共进年夜饭”的“佳话”就被媒体“传颂”过无数回；陈良宇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做到手中权力绝不为家属和亲友谋利；如有以我的家属和亲友名义办事，要不仅不办，并立即报告。”而事实呢？结果“发现”完全颠了个个儿。
　　宋朝有个贪官王某，当节度推官时，“粝食敝衣，过为廉慎，一马瘦瘠仅能移步”。于是众口一词都说他是好官，推荐他高就。等到达到目的，“素履一变，侈衣靡食，恣行贪墨”。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某乃妙攫也，必无败露。”陈良宇比这个“王某”高明得多，连“妙攫”二字都不曾泄露过。如果不是“巡视”有力而得法，肯定不能“检查”出多少猫腻来的。
　　贪官污吏“带病上岗”、“带病提职”，是对公道正派的干部一种非常严重的伤害。得“病”的官员往往有很强的技巧性和隐蔽性，普通的“巡视”还不行，得杀“回马枪”，得用Ｘ光，得用非常之手段。以前的“考察”，老是听“病者”自诩健康把胸脯拍得山响，找“群众”座谈听汇报又悉浮皮潦草，诸如询问、质询、个案监督等刚性手段几乎没有用过。结果，座谈会上的“群众”皆是人家的哥们弟们，钻进了人家的圈套，耳闻目睹悉为“政绩”。
　　“塑造形象”的美容师多半是媒体。有些贪官的“底板”太差，“美容师”无视精神领域的客观规律，东一刀西一针地“塑造”，片刻或暂时有“沉鱼落雁”之感。沉的是傻儿鱼，落的是残翅雁。这种为丑恶涂脂抹粉被学者称为“精神通货膨胀”。
　　几年前在某报上读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廉洁的力量》。其中写道：唐代李师古派人携重金去贿赂当朝宰相杜黄裳，送贿者因不了解杜黄裳的为人，“未敢遽送，乃于宅门侍候累日”，细心观察之。当他发现杜黄裳夫人“青衣褴褛”外出时，知杜必为廉洁清官，便返回李府，如实禀报。李师古只好打消了行贿的念头。文章的最后说：“廉洁者的浩然正气，足以使腐败者胆战心惊，束手无策。” (《解放军报》2001年1月8日第6版)
　　哎哟喂！文章的出发点是不错的，但是，作者把杜黄裳当作廉洁者来颂扬，显然是错误的。据新、旧《唐书》记载，杜黄裳“有王佐大略，性雅淡宽恕”，但又说他经常接受贿赂，死后被劾，“除授不分流品，或官以赂迁，时论惜之。”杜黄裳明明是个卖官鬻爵的家伙，善于哭穷而已。行贿之人尽管“细心观察”，看到的却是人家早已设计好的假象；我们现代的编辑与“老总”读书不全不精，也一不小心中了杜黄裳的“障眼法”。假如我们的“发现”也是这样毛糙，“带病之官”哪能不弹冠相庆？■
　　图：季平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