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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盛唐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全面开放的一个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潮。而最能体现盛唐积极向上，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当时的边塞诗。纵观盛唐时期的边塞诗，会发现不论是在诗歌内容还是情感上，都深受胡乐的影响。这种完全不同于江南清商曲乐的音乐形态在统治者及军乐伎的推崇和演奏下，使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激昂着世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也传达出边塞将士深切的故乡之思。无论诗人有没有征战边塞的经历，大多会在边塞诗中出现胡乐，胡地，胡声等等，这也从里一个侧面说明了胡乐对当时诗歌创作及传唱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胡乐；李唐；尚武；乐工歌伎；宴会与送别
作者简介：张冉冉，中国海洋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盛唐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由于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宽容心态，各个少数民族得以在中原地区频繁往来，这些都促使盛唐文化体现出一股生机盎然，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多元气息。此时的诗歌创作达到高潮，各种诗歌体式都达到了后代难以匹及的高度。而最能体现盛唐积极向上，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当时的边塞诗。在这些边塞诗中，胡乐元素被广泛的写入诗歌，如琵琶，羌笛，芦管，羯鼓，胡琴等异域乐器，胡夫，胡姬胡地人物；诗歌基调的悲怆昂扬也与胡乐本身的特点相近。不论是在诗歌内容还是情感上，边塞诗都深受胡乐的影响。这种完全不同于江南清商曲乐的音乐形态在统治者及军乐伎的推崇和演奏下，使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激昂着世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也传达出边塞将士深切的故乡之思。
一、“胡部升于堂上”
据《隋书》（卷十五）载：“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在这九部乐中，只有《清乐》《礼毕》可算是中国原有音乐，余下的七部皆从西域输入。唐初因隋旧制，后在贞观年间有十部伎，分坐立二部。坐立二部都是舞曲，并且完全受龟兹舞影响。据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载：“自安乐以后，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震百里，皆立奏之；惟《庆善曲》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后晋《旧唐书·音乐一》载“孝孙又奏： 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而据北宋《新唐书·礼乐十二》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从不同时期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部乐曲在唐代地位越来越高，以致“最为闲雅”而“升胡部于堂上”，成为“大唐雅乐”。而传统的“清乐”，即“清商三调”，“华夏正声”，却随着隋朝的灭亡，慢慢的失传了。为什么胡乐有这样的魅力取代传统的“清乐”，在中原人的统治地区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这首先要从李唐的统治者说起。李渊一脉，本来就混合着西域民族的血统。陈寅恪先生曾在《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详细论述了李唐的鲜卑族血统，高祖之母独孤氏，太祖之母纥陵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族人。这个家族在夺位之前，长期居住在北边，自然会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李家入主中原成为正统者时，便能对胡地胡人胡乐等本着一种接受的心态。唐太宗，不仅在政治上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对待异域音乐，也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旧唐书·音乐志》中曾记载过一段唐太宗和大臣就音乐的作用辩论的对话：
“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这种声无哀乐论的倡导对于胡乐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开辟了道路。另一个倡导胡乐的是唐玄宗他不仅具有极高的音乐天分，而且尤为钟爱胡乐，喜好羯鼓。《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十二》载“帝常称： ‘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源自帝王的爱好往往引领整个社会的风向，致使世人以胡乐为上，成为庙堂，宴会上的保留曲目。元稹也曾在《连昌宫词》中以“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描述玄宗宴会时的胡乐，岑参诗“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就表现了各族人民其乐融融，热闹欢快的场面。
二、尚武的时代风气下的盛唐边塞诗
唐代开科取士，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明经，秀才等12科，制举据唐宋人记载当有八九十种。可以说唐代世人有了更多的入仕途径。但时人在诗中却体现轻文治而以军功为荣的强烈倾向。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叹，岑参直言“功名直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就连以静逸隐士著称于世的王维也言“忘身辞凤网，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这种重武轻文的倾向，源于盛唐强盛的国力，让世人养成一种高度的自信与责任感，世人皆以天下为重，渴望驰骋沙场。当然，这还与当时统治者的政策有关，李唐不仅有胡人血统，更有胡人作风。李家马上取天下，李世民骁勇善战，平阳公主更是赫赫有名的女杰。武则天时期开武举，连恃才傲物的李白也生发出“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的感慨。统治者尚武的传统极大地促成了边塞诗的繁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昂扬悲壮的豪放之气。
纵观盛唐时期的边塞诗，胡乐元素可以说组成了边塞诗的重要内容。首先便是大量胡地乐器的涌现。其中又以琵琶和羌笛的频率最高。，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所云“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李颀《古意》“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琵琶和羌笛都是典型的胡乐，此外，像芦管，笳，横笛，角，筚篥，羯鼓等等各种乐器都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边塞诗中。琵琶，从龟兹传到中原地区，唐代时即为燕乐之首。王维善弹琵琶，《郁轮袍》中记载少年王维便是以琵琶曲而使“满座动容”，因得公主赏识。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亦以琵琶为主。可见胡乐的普及程度。而胡乐之所以这样频繁地出现在边塞诗中，充分说明了胡乐的音乐与边塞诗契合的特点。戍守在遥远荒凉的边塞，生活的清苦孤寂可想而知。整日面对着飞沙走石，金戈铁马，怕是再敏感多情的诗人也难以生发出江南水乡的清丽温柔。恶劣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军旅活动，或是悲壮激切，或是幽怨凄凉的胡琴琵琶声更能真切反应边疆将士的心理活动。 这时候的胡声与壮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悲壮联系在一起，或表现行军肃穆庄重的气势，如“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或以笛声激发将士奋勇前行的士气，如“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或以胡笳叠鼓表现凯旋归来的欢庆而隆重的场面如“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但更多则是由胡乐这种异国之声而勾引起身世之感，生发无尽的故国故人之思。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益的两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准确地抓住征人听用到哀怨芦管声而回望故乡的细节，生动传达出征人深切的思乡之情；《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亦是用横笛声表现浓重的思乡之情。孟浩然更是直说“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可想胡声之悲！
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胡乐充斥在边塞将士军旅生活每个细节中，造就了盛唐边塞诗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它不仅使边塞诗在内容上得到一种新鲜生动的展现，也让盛唐边塞诗在意境风格上更加浑厚苍劲，充分向后人展示了边塞的奇异艰苦，为我们全方位了解盛唐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三、唐代乐伎对边塞诗的传唱
唐代乐工歌妓对于诗歌的传唱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旧唐书》载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可见李益诗歌非常适于入乐。王维的《渭城曲》谱上曲子后，成为唐人送别的必唱曲目。《集异记》中王之涣，高适，王昌龄饮酒于旗亭偶遇梨园伶人”歌诗“的故事，虽是小说家之言，却是研究盛唐诗歌的重要佐证。研究者多认为，一方面唐代乐工用诗配乐，诗人也为配乐而写七言绝句。所以说唐代音乐和诗歌的影响是双向的。
在盛唐边塞诗中，歌伎的形象时常出现在各种表演，在宴会中，如岑参的《裴将军宅芦管歌》一诗“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具体描绘了宴会中歌伎表演芦管的动人场面。高适在《燕歌行》中曾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主将贪图享乐却不顾阵前士兵的生死。唐代军僚多蓄歌伎，她们可以随军共驻边塞，满足上层军官歌舞欣赏的需要。而《燕歌行》则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纵情声色，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士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士兵，讽刺和批判不恤士兵的将军。这里的歌伎又成了一个批判的比喻。
戍守边塞，总有升迁或调离，这时候的乐伎表演的主题便是离别。如《唐诗记事》载“湖州崔刍言郎中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者，刘采春女，善歌《杨柳枝词》……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中国古代历来有折柳惜别之意，刘采春所唱甚于笛声的肝肠寸断，可想见技艺之高超，音声之动人。岑参是一位有过出塞经历的诗人，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宴会上的赠别之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送别》也是为友人饯行而作的诗歌。卢象《送赵都护赴安西》云“汉使开宾幕，胡笳送酒卮”等诗歌也都表现了宴会场面中的胡乐和歌伎形象。诗人在宴会上饮酒酬诗，表现对离别之人的惦念，乐伎便把诗人所写之诗谱曲歌唱，使诗歌得到一种音乐的传播，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综上可以看出，盛唐边塞诗中大量胡乐元素的渗透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唐代统治者对胡乐的偏爱对整个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胡乐的流行也反映了世人尚武的心理倾向。乐工歌伎与诗人对彼此的创作也相互影响。可以说强盛的国力，开放的心态，繁荣的文化，共同促成了盛唐边塞诗的深宏瑰丽的艺术风格，而胡乐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D].暨南大学，2009年10月.
[3]李扬.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J].东方丛刊，1995（2）.
[4]何蕾.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J].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5]张稳.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J].湖南人文科学院学报，2012年02月第1期.
[6]王立增.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J].南昌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1期.
[7]王松涛.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J].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
关键词：胡乐；李唐；尚武；乐工歌伎；宴会与送别
作者简介：张冉冉，中国海洋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诗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盛唐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由于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宽容心态，各个少数民族得以在中原地区频繁往来，这些都促使盛唐文化体现出一股生机盎然，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多元气息。此时的诗歌创作达到高潮，各种诗歌体式都达到了后代难以匹及的高度。而最能体现盛唐积极向上，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当时的边塞诗。在这些边塞诗中，胡乐元素被广泛的写入诗歌，如琵琶，羌笛，芦管，羯鼓，胡琴等异域乐器，胡夫，胡姬胡地人物；诗歌基调的悲怆昂扬也与胡乐本身的特点相近。不论是在诗歌内容还是情感上，边塞诗都深受胡乐的影响。这种完全不同于江南清商曲乐的音乐形态在统治者及军乐伎的推崇和演奏下，使盛唐边塞诗体现出浓郁的异域风情，激昂着世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也传达出边塞将士深切的故乡之思。
一、“胡部升于堂上”
据《隋书》（卷十五）载：“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在这九部乐中，只有《清乐》《礼毕》可算是中国原有音乐，余下的七部皆从西域输入。唐初因隋旧制，后在贞观年间有十部伎，分坐立二部。坐立二部都是舞曲，并且完全受龟兹舞影响。据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载：“自安乐以后，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震百里，皆立奏之；惟《庆善曲》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后晋《旧唐书·音乐一》载“孝孙又奏： 陈、梁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而据北宋《新唐书·礼乐十二》载“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从不同时期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部乐曲在唐代地位越来越高，以致“最为闲雅”而“升胡部于堂上”，成为“大唐雅乐”。而传统的“清乐”，即“清商三调”，“华夏正声”，却随着隋朝的灭亡，慢慢的失传了。为什么胡乐有这样的魅力取代传统的“清乐”，在中原人的统治地区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呢？
这首先要从李唐的统治者说起。李渊一脉，本来就混合着西域民族的血统。陈寅恪先生曾在《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详细论述了李唐的鲜卑族血统，高祖之母独孤氏，太祖之母纥陵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族人。这个家族在夺位之前，长期居住在北边，自然会受到胡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在李家入主中原成为正统者时，便能对胡地胡人胡乐等本着一种接受的心态。唐太宗，不仅在政治上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对待异域音乐，也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旧唐书·音乐志》中曾记载过一段唐太宗和大臣就音乐的作用辩论的对话：
“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这种声无哀乐论的倡导对于胡乐在中原地区的流行开辟了道路。另一个倡导胡乐的是唐玄宗他不仅具有极高的音乐天分，而且尤为钟爱胡乐，喜好羯鼓。《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十二》载“帝常称： ‘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盖本戎羯之乐，其音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声焦杀，特异众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源自帝王的爱好往往引领整个社会的风向，致使世人以胡乐为上，成为庙堂，宴会上的保留曲目。元稹也曾在《连昌宫词》中以“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描述玄宗宴会时的胡乐，岑参诗“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就表现了各族人民其乐融融，热闹欢快的场面。
二、尚武的时代风气下的盛唐边塞诗
唐代开科取士，分常选与制举，常选有明经，秀才等12科，制举据唐宋人记载当有八九十种。可以说唐代世人有了更多的入仕途径。但时人在诗中却体现轻文治而以军功为荣的强烈倾向。杨炯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叹，岑参直言“功名直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就连以静逸隐士著称于世的王维也言“忘身辞凤网，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这种重武轻文的倾向，源于盛唐强盛的国力，让世人养成一种高度的自信与责任感，世人皆以天下为重，渴望驰骋沙场。当然，这还与当时统治者的政策有关，李唐不仅有胡人血统，更有胡人作风。李家马上取天下，李世民骁勇善战，平阳公主更是赫赫有名的女杰。武则天时期开武举，连恃才傲物的李白也生发出“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的感慨。统治者尚武的传统极大地促成了边塞诗的繁荣，整个社会都弥漫着昂扬悲壮的豪放之气。
纵观盛唐时期的边塞诗，胡乐元素可以说组成了边塞诗的重要内容。首先便是大量胡地乐器的涌现。其中又以琵琶和羌笛的频率最高。，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所云“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李颀《古意》“辽东小妇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琵琶和羌笛都是典型的胡乐，此外，像芦管，笳，横笛，角，筚篥，羯鼓等等各种乐器都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边塞诗中。琵琶，从龟兹传到中原地区，唐代时即为燕乐之首。王维善弹琵琶，《郁轮袍》中记载少年王维便是以琵琶曲而使“满座动容”，因得公主赏识。唐玄宗所作《霓裳羽衣》亦以琵琶为主。可见胡乐的普及程度。而胡乐之所以这样频繁地出现在边塞诗中，充分说明了胡乐的音乐与边塞诗契合的特点。戍守在遥远荒凉的边塞，生活的清苦孤寂可想而知。整日面对着飞沙走石，金戈铁马，怕是再敏感多情的诗人也难以生发出江南水乡的清丽温柔。恶劣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军旅活动，或是悲壮激切，或是幽怨凄凉的胡琴琵琶声更能真切反应边疆将士的心理活动。 这时候的胡声与壮士“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慷慨悲壮联系在一起，或表现行军肃穆庄重的气势，如“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或以笛声激发将士奋勇前行的士气，如“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或以胡笳叠鼓表现凯旋归来的欢庆而隆重的场面如“鸣笳叠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但更多则是由胡乐这种异国之声而勾引起身世之感，生发无尽的故国故人之思。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益的两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准确地抓住征人听用到哀怨芦管声而回望故乡的细节，生动传达出征人深切的思乡之情；《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亦是用横笛声表现浓重的思乡之情。孟浩然更是直说“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可想胡声之悲！
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胡乐充斥在边塞将士军旅生活每个细节中，造就了盛唐边塞诗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它不仅使边塞诗在内容上得到一种新鲜生动的展现，也让盛唐边塞诗在意境风格上更加浑厚苍劲，充分向后人展示了边塞的奇异艰苦，为我们全方位了解盛唐文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三、唐代乐伎对边塞诗的传唱
唐代乐工歌妓对于诗歌的传唱和创作有着重要影响。《旧唐书》载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可见李益诗歌非常适于入乐。王维的《渭城曲》谱上曲子后，成为唐人送别的必唱曲目。《集异记》中王之涣，高适，王昌龄饮酒于旗亭偶遇梨园伶人”歌诗“的故事，虽是小说家之言，却是研究盛唐诗歌的重要佐证。研究者多认为，一方面唐代乐工用诗配乐，诗人也为配乐而写七言绝句。所以说唐代音乐和诗歌的影响是双向的。
在盛唐边塞诗中，歌伎的形象时常出现在各种表演，在宴会中，如岑参的《裴将军宅芦管歌》一诗“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具体描绘了宴会中歌伎表演芦管的动人场面。高适在《燕歌行》中曾借“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揭露主将贪图享乐却不顾阵前士兵的生死。唐代军僚多蓄歌伎，她们可以随军共驻边塞，满足上层军官歌舞欣赏的需要。而《燕歌行》则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纵情声色，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士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士兵，讽刺和批判不恤士兵的将军。这里的歌伎又成了一个批判的比喻。
戍守边塞，总有升迁或调离，这时候的乐伎表演的主题便是离别。如《唐诗记事》载“湖州崔刍言郎中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者，刘采春女，善歌《杨柳枝词》……此日令人肠欲断，不堪将入笛中吹。”中国古代历来有折柳惜别之意，刘采春所唱甚于笛声的肝肠寸断，可想见技艺之高超，音声之动人。岑参是一位有过出塞经历的诗人，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宴会上的赠别之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火山云歌送别》也是为友人饯行而作的诗歌。卢象《送赵都护赴安西》云“汉使开宾幕，胡笳送酒卮”等诗歌也都表现了宴会场面中的胡乐和歌伎形象。诗人在宴会上饮酒酬诗，表现对离别之人的惦念，乐伎便把诗人所写之诗谱曲歌唱，使诗歌得到一种音乐的传播，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综上可以看出，盛唐边塞诗中大量胡乐元素的渗透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唐代统治者对胡乐的偏爱对整个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胡乐的流行也反映了世人尚武的心理倾向。乐工歌伎与诗人对彼此的创作也相互影响。可以说强盛的国力，开放的心态，繁荣的文化，共同促成了盛唐边塞诗的深宏瑰丽的艺术风格，而胡乐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胡拥军.盛唐诗歌中的“胡风”[D].暨南大学，2009年10月.
[3]李扬.唐代音乐诗的文化解读[J].东方丛刊，1995（2）.
[4]何蕾.胡部新声与唐代边塞诗创作[J].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5]张稳.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J].湖南人文科学院学报，2012年02月第1期.
[6]王立增.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J].南昌大学学报，2010年1月第1期.
[7]王松涛.论唐代边塞诗中的胡乐意象[J].兰州学刊，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