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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欧洲大地被一战战火点燃时，35岁的斯大林正在西伯利亚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艰苦斗争。被流放的斯大林在冰天雪地里望眼欲穿，他不知道希望的種子已埋下，1914年开始的大战深刻动摇了帝国的根基，这是他最后的炼狱，熬过这一遭，他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人物。
斯大林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列宁虽然建造了苏联，但在巩固和稳定这个国家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可能在1991年解体的十几年前就垮台了。
鞋匠的儿子成了革命的“柯巴”
有关斯大林的第一本官方传记于1938年面世，这部传记只用几句话描述他的出身：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于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第比利斯省哥里市。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籍，与其先辈一样，是第比利斯省迪迪·利洛村的农奴，并做制鞋生意，后来成为阿杰利汉诺夫鞋厂的工人。其母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加穆巴列乌利村的农奴格拉泽的女儿。
有证据证明，正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作者们才用几句话概括他的出身。作为统治俄罗斯人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暴露他的民族血统（格鲁吉亚是俄国的附属地区）。当然，童年时期让他感到窘迫还有其他原因。作为一个从不幸家庭中走出来的男人，他不想让世人知道这样的家庭带给他的伤害，斯大林也从不以他的父亲为荣。后来他宣称，1909年，父亲在酒馆醉酒大吵大闹后被刺死了。
自20世纪30年代后，斯大林讲给亲朋好友的故事成了人们了解他童年生活的主要来源。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脾气暴躁，酗酒，经常打老婆骂儿子。但在1931年，当作家埃米尔问他有关童年的事情时，他又断然否定了曾遭虐待的说法。“我的父母虽然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对我一点儿也不坏。”显然，这与斯大林的其他回忆是不一致的。他曾告诉女儿，他是如何坚决抵抗其父亲的：当时，母亲又遭受毒打，于是他将刀子扔向父亲，不过没有扎中。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过父亲一次。他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名虔诚善良的东正教徒，她靠给别人洗衣服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在她看来，神父是个好职业，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成为神父。斯大林热爱母亲，称赞她“精明能干”。1937年，母亲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见到斯大林时，问他在干什么。斯大林回答，他已经是沙皇一样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了。母亲对儿子最后的一句话却是：“太遗憾了，孩子，你终究还是没有当上一个神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曾无意地告诉朱可夫元帅，他曾是一个瘦弱的婴儿，6岁之前，母亲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他得过一场天花，死里逃生地恢复了健康，但脸上留下了麻点。这成了他随后几十年的一种固定模式：虽然他很容易患病，但恢复力很强，总能挺过来。
1888年秋天，斯大林进入哥里教会学校读书，并于1894年毕业。此后，他被送到了第比利斯的东正教中学读书。当时俄国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迅速传播起来。由列宁组织和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大大推进了全国各地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这时，工人运动浪潮也波及这里。
在校期间，斯大林因为偷看宣传革命的书籍挨过几次处罚。第一次读到图林（列宁笔名）的著作后，斯大林向同学宣布：“我无论如何应当见到他。”这些书籍使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除了对启迪思想的政治书籍感兴趣外，斯大林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的故事。他用“柯巴”作为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干脆成了他经常使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自称柯巴·斯大林。斯大林，俄语意为“钢铁”。
斯大林在1931年与作家埃米尔的谈话中说道：“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影响很大，引起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1896年至1898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1898年8月，在当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介绍下，斯大林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斯大林开始经常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参加秘密工人会议，写传单，组织罢工。1899年5月29日，学院委员会把他开除了。斯大林从此更加自由了，便一心一意投身革命，成了革命的“柯巴”。
斯大林是党内十分稀缺的资源，以至于列宁无法忽视他
1900年12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报纸从边境偷运入境，立即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斯大林对《火星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完全拥护列宁的主张，经过研究和比较，他认为列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党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说：
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时，我就深信列宁是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的缔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是第一个称列宁为“山鹰”的人，也是最早使用“列宁思想”这个词组的人之一。
由于有了斯大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积极活动，南高加索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动员，在斯大林等人的具体领导下，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了。《斗争报》始终贯彻《火星报》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由斯大林撰写。 1901年11月底，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前往巴土姆。一到巴土姆，斯大林立刻与先进的工人联系，在许多企业中着手建立社会民主党小组。到了12月底，他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组织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此后，巴土姆的工人斗争掀起高潮，沙皇政府深感不安，斯大林的名字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斯大林于1902年4月5日在巴土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同年12月，斯大林在西伯利亚通过朋友，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斯大林曾谈到这件事，他说：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还不是亲身晤面的认识，而是相隔两地，在通信上的认识。但这次认识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里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都没有消失。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一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给了一个尖锐的批评，并把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讲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1904年1月5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此时正是俄国大革命风暴越来越猛烈的时候，全国已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为了建立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这个时期对孟什维克（俄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俄语意为少数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进行着斗争。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俄语意为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1905年，在参加坦佩雷会议时，斯大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时，我是多么失望啊。”他还失望地发现，列宁不是按照与“伟大人物”身份相称的那样开会迟到，而是早早来到会场，并躲在角落里“同那些参加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交谈。但他后来明白了，这样质朴谦虚的特点，正是列宁作为“新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对列宁的举止作如此细心的观察，无疑反映出年轻的斯大林渴望模仿自己偶像的心理。会议结束，斯大林一回到高加索就获得了“列宁第二”的名声。这不仅是由于他强有力地捍卫列宁的立场，而且还因为他刻意模仿列宁言谈举止的风格，以至于同志们开玩笑似的称他为“列宁的左脚”。
在1907年至1912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危机四伏的条件下，党的命运遭遇了灾难性的衰落。1905年革命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沮丧、漠然和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党实际上崩溃了，从前的活动分子大量逃离，仍然坚持活动的大量被捕。到了1909年夏天，俄国国内经常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委员会只有五六个。那时列宁迫切需要绝对坚定的人。斯大林是党内十分稀缺的资源，以至于列宁无法忽视他，况且斯大林也不允许自己被忽视。当布尔什维克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改组为独立政党时，中央委员会不仅补选了斯大林，还选举他为“俄国局”的4名成员之一。
1917年在斯大林的攀升之路上是个巨大的里程碑
据前苏联的官方资料记载，从1902年至1917年，斯大林先后7次被捕，6次被流放。其间，斯大林在巴库地区被捕的时候，巴库的宪兵队队长留下了一份关于他的第一手记录：“该犯个头不高，很瘦弱，脸上有麻子和斑点，左手是残疾，左脚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头是连在一块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睛是棕黄色的。”当上中央委员不久，他又被捕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间，他在西伯利亚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交战国中，俄国的战线最长。战争在5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上进行，300万难民无家可归。广大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
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领导下，工人首先起来斗争。1914年下半年，发生了70次罢工，有近35万人参加;1915年，罢工超过1000次，参加者达50多万人;1916年，罢工1500次，参加人数超过100万。士兵也不断展开反战斗争。早在1914年底，俄国士兵就在前线同德奥士兵联欢，1915至1916年，这种事件不断出现。成千上万的士兵逃离前线，不愿再为沙皇卖命。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展开了斗争，他们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烧毁庄园，撵走地主。被压迫民族也行动起来。1916年，在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曾发生几万人的起义。
大战时期列宁的革命理论，对人民群众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1917年，就在斯大林刑期将满的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沙皇被推翻。3月12日，斯大林、加米涅夫（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驻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等人回到了彼得格勒。斯大林身上穿的还是1913年离开这里时的衣服。他们想当然地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会按照相应的礼仪款待他们。但没有人去火车站接他们，没有旗帜、没有演讲。对于所受到的冷遇，他们大吃一惊。
1917年4月下旬，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斯大林迅速站在列宁身后，以他出色的文笔在报纸上連篇累牍地阐释列宁的理念，列宁看中这根笔杆子，亲自提名斯大林进党中央。1917年5月开始，斯大林成为第一届政治局常委，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列为布尔什维克的四领袖。
马拉松似的鏖战使俄国军民不堪忍受，前线战士归心似箭，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求他们战斗到底，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停战和分田地口号深得民心。1917年秋，列宁感到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了。10月25日（俄历，公历为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列宁成立政治局以便领导起义，斯大林名列其中。在起义爆发之前的那几天，列宁并不在斯莫尔尼宫（苏联时期作为列宁格勒市政府办公楼，现为圣彼得堡市政府），以免引起警察的注意，斯大林的任务是在列宁和斯莫尔尼宫之间充当传声筒。一旦起义失败，斯大林还将负责列宁的安全撤离。 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但在他的职权范围以外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在1917年动荡不安的大规模政治活动中，斯大林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人。
然而，1917年在斯大林的攀升之路上是个巨大的里程碑。正如托洛茨基（苏联红军创始人，威信一度与列宁不相上下，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列宁去世后，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流放、驱逐。1940年，在家中被刺客杀害）很久以后注意到的那样，他正是在那个时候才被承认为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成员，才“明显地变成斯大林”。尽管他没有赢得多少荣耀，但在党务中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央委员会规模的扩大，1917年8月之后，他成为由十余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的成员，又成为政治局7名成员之一，并在一周之后，成为军事革命总部的5名成员之一。由于当时的事件变幻莫测，这两个组织措施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及其后的几个星期内都没有显示出什么重要作用。但是，这两件事都是衡量斯大林是否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尺码。
和托洛茨基在工作中的冲突，是斯大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次锋芒展现
十月革命带来的喜悦是非常短暂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受到帝国主义重重围攻，和平本是布尔什维克最激动人心的许诺，但此时整个俄国都是战场，口号也变成了“一切为了前线”。1918年，对苏维埃粮食供应已达至最低点，人民委员会陷入恐慌。他们决定交给党内最有能力的组织者斯大林一项新鲜而又艰巨的任务——去南俄收购粮食。
虽然仅仅是南俄粮务特命全权总领导者，但斯大林将自己置于附近地区所有的军事和行政当局领导者之上。7月19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这份任命电报特地注明：“该电报经列宁同意后发出。”显然，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不愿在这份电报上签名。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工作中的冲突很快便有来有往。托洛茨基私下向列宁抱怨说，斯大林在军队里重建了“大公制度”（沙皇时期的一种风气，即大公们无视上级军官而给军队发布命令）。就斯大林而言，挑衅背后的动机是心理上的。驱使他要冒犯托洛茨基的东西，看来是他对托洛茨基的强烈敌意。
斯大林梦想能成为列宁的知己和最亲密的战友。1917年，他实现了与列宁建立特殊关系的目标并且继续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托洛茨基却给斯大林的整个规划投下了阴影。托洛茨基在革命期间出现在彼得格勒，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胜利的钢铁灵魂，是一个与列宁比肩的革命英雄和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是斯大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次锋芒展现。1918至1919年间，他连续不断地在军事前线工作，并因此成为主要的政治委员。斯大林果断坚毅、生气勃勃、面对严峻和无法预测的情况时勇于承担，为他赢得了中央委员会的赏识。1919年，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起内部的附属委员会时，他被政治局选中。1920年2月工农检察院刚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该检察院人民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斯大林像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从秉性来说，斯大林并不是很适合担任组织者和管理者，因为他缺乏耐心、冷静、合作精神，以及服从制度要求的能力。他在1923年夏天某日酒后跟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聊天时所说的一句，使他的报复癖性在党的高层圈子里人人皆知。当时，三个人在聊各自生活中最喜爱的东西。斯大林说：“人生最开心的事情是：认准自己的敌人，把一切收拾停当，彻底实现报复的心愿，然后睡觉去。”这便是斯大林的党内同志们耳熟能详的“甜蜜复仇理论”。
斯大林真正关心的是革命运动总的政治领导工作。但他怎样才能置身于领袖的位置上呢？除了要培养出并维持一大批个人的追随者，斯大林还得在党内有一个政治活动的基础。1919年3月，幸运之神突然从天而降：党刚刚掌握政权，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就突然去世了。
列宁遇刺，斯维尔德洛夫病逝，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
1918年，由于俄国国内外形势和一系列严酷的战时法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推入了动荡边缘：年初，列宁遭遇了未遂谋杀;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契卡）领导人乌利茨基被大学生刺杀，而同一天列宁也遭受枪击。
当天，列宁在做完演讲后离开位于莫斯科大谢尔普霍夫卡大街上的米海利松工厂，他穿过人群，走向自己的汽车，工人和水兵们簇拥着领袖，高声叫喊着，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列宁捂着胸口倒下了！愤怒的工人和水兵们冲上前，将一个女人打倒在地，这个女人名叫芬妮·卡普兰。这一天，被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为“俄罗斯历史上致命的一天”。
事发后，司机希尔把列宁抱上车，向克里姆林宫疾驰而去。医生诊断后发现，子弹击中列宁的颈部，没有生命危险。但稍后，治疗医生奥布赫写道：“子弹若是偏离1毫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肯定就没命了。”
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学家认为，卡普兰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看，卡普兰并未直接参加刺杀列宁的行动，因为当时她患有眼疾，視力很差，无法正常开枪射击。这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理：刺杀列宁的行动成为后来“克里姆林宫大审判”（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它们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的导火索！但是不论如何，正由于发生了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此后与之相关的事件也都成了苏维埃政权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高级机密，以至于最终成为“20世纪的黑洞”、俄罗斯历史上永恒的谜团。1918年9月3日，卡普兰未经任何审判在克里姆林宫大院内的一个角落里被执行了枪决。
列宁遇刺后，面对严峻的形势，苏维埃采取了最极端的反应方式。1918年9月5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历史上恐怖的一页就此翻开。由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亲自实践“红色恐怖”的方针。 斯维尔德洛夫是俄共（布）和苏维埃俄国领导人之一，列宁的亲密战友，组织能力极强。他在十月革命期间八方联络，保证列宁的路线贯彻到全俄，让各地苏维埃统一行动。革命成功后任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俄第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1919年初，斯维尔德洛夫频繁地参加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3月2日出席了在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三次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6日出席第三次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同一天乘车返莫斯科。此时他已经染上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但途经各大城市时仍带病与当地党和苏维埃干部会面，了解情况，指示工作。7日抵莫斯科后，体温已高达39℃，但次日仍出席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会议，主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十分关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10日病情开始加重，16日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后竟夺去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他逝世时年仅34岁。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苏联全体领导人大为悲痛，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说：“斯维尔德洛夫不在了，对苏维埃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以后要另外组织一个几十人的机构才能完成他一个人的工作。”
1917年，苏共六大之后，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书记处，书記处由5位有中央委员资格的人组成，其职责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1919年苏共八大前夕，大会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19名正式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同时又设立了两个较小的机构——政治局和组织局，每个机构都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一年后的苏共九大上又决定，书记处由3名固定担任书记的中央委员组成，其任务是处理当下的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同时，组织局保留对组织工作的总的指导权。因此，书记处就演化为其成员与中央委员地位相等的机构，负责指导中央机关的工作，并通过后者来指导各地区的分支机关和更低级别的党组织。
1920年11月，托洛茨基攻击苏联工会，列宁找到斯大林，请他去各省拉拢支持者。斯大林圆满完成任务，列宁主义派取得胜利。工会纷争使列宁丧失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他要将组织部和书记处更加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控制住托洛茨基“这匹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
列宁的“遗嘱”
同事们一般与斯大林很难相处，但斯大林能与列宁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两人之间偶尔的不睦如太阳底下的雪，转瞬即逝。列宁欣赏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长处，而且从不怀疑斯大林高度的奉献精神。此外，列宁有可能被斯大林对他的个人感情所影响。这个比他小10岁的粗豪的高加索人，始终用一个信徒和替角才有的热爱眼神注视着他。
不过，到1921年前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弓弦绷紧的迹象。一个因素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恢复了友好关系，而斯大林将后者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且，斯大林在内战期间显示出负面性格的各种事件，最终使列宁对于斯大林的性格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某个时候起，列宁开始把性格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他感到斯大林不仅是个难以与人共事的人，而且他个人的缺陷有可能会危害布尔什维克。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需要不断休养。这年4月，斯大林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尝试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比如主张按照“自治化”方案建立苏联等，他还对不同意其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些做法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斯大林不得不一再妥协。
5月，列宁中风，右半边身体瘫痪，丧失了行动能力，讲话也模糊不清，思维明显混乱。斯大林公开对外宣布：“列宁完蛋了！”列宁对此十分愤慨，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
此后，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列宁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发起对斯大林的批判，即便他在12月第二次中风后，依旧写信要求托洛茨基“不要停下，继续进攻”，一副不把斯大林打倒誓不罢休的架势。事实也是如此，列宁在他当时口授的“政治遗嘱”中，特意点名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苏共将其调离总书记职位。“弗拉基米尔（列宁）给斯大林准备了一个大炸弹。”列宁的秘书福齐耶娃说。列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是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并转交的。
1922年发生的事件迅速地使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因为斯大林这时感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已足够稳固，使他足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有些观点有时违背列宁的意见也可以不作让步。这些事增加了列宁的担心，他开始为把共产党留给斯大林而焦虑不安。当身体康复的希望渐渐渺茫时，列宁口授了一批信。按他的计划，这批信将在他去世后公开。因为列宁想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出来，故它们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命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列宁遗嘱”。
这份遗嘱主要关心的是两个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他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纯粹的行政方面的工作。
列宁反复思考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敌对关系后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1923年1月4日，列宁就斯大林的性格特点作了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还口授了一篇关于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文章，对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强烈批评。该机构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此后，列宁又口授了一篇文章，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求立即提拔普通产业工人担任政治职务。这是斯大林将受到打击的又一个信号。
斯大林发现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帮助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当前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后，与她发生了争执，对她破口大骂。列宁大发雷霆。1923年3月5日，他口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斯大林：
你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你斟酌，你是同意收回你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准备在政治上击垮斯大林，列宁是不会提出断绝个人关系的。看来，斯大林马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受这场纷争的影响，列宁病情恶化，原本要提交苏共十三大的“遗嘱”被搁置。这给了斯大林喘息、布局的时间和空间。列宁被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基别墅，成了一个靠人呵护的残疾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特工将他的健康情况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恍然大悟：列宁康复无望，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斯大林成了成了英明偉大的“神”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5月21日，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的“遗嘱”提交苏共十三大。斯大林的一个行政助手这样形容加米涅夫（列宁患病期间加米涅夫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逝世后，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大声宣读那份文件时的情景：“令人不快的难堪局面使所有出席者呆若木鸡。斯大林坐在主席台的一张椅子上，给人的感觉是既渺小又可怜。尽管他克制自己保持平静，人们还是可以清楚地从他脸上看出这个事实：他命在旦夕。”
可这个结果没有发生。因为斯大林不久前在统治集团内搞了精明的政治活动。列宁瘫痪期间，斯大林在非正式的政治局小集团内接受了地位较低的伙伴关系，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了“三驾马车”。这二人看不起斯大林，但同时他们都害怕托洛茨基。于是，斯大林得救了。
此时斯大林已经基本掌握了最高权力，列宁的“遗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加米涅夫等人先后被迫远离权力核心，并遭到迫害、杀害。战胜了党内反对派后，斯大林开始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标志着以党的教规的形式确立了斯大林绝对领袖的地位。此后，领导人讲话、学者著文都必引证斯大林的语录，斯大林成了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独裁者，成了英明伟大的“神”。
戴在斯大林头上的耀眼的光环五光十色：“各民族人民伟大的父亲”“敬爱的慈父”“天才的领袖与导师”“科学技术泰斗”“各个时代与各民族人民的最伟大天才”“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星球最伟大的人物”“全世界的太阳”……
对斯大林的吹捧，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之中：“斯大林培育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劳动，鼓励我们去建立功勋……”后来，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把他说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圣人”，“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都是说了就要做的。斯大林的逻辑就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并且把斯大林的半身像伫立在欧洲最高峰、海拔5000多米的厄尔布鲁斯峰顶，塑像底座上镌刻着：“献给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从“全世界的太阳”到“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苏联已经登峰造极。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刑法》第58条还规定，任何污损领袖像的行为都属于严重反革命政治罪行，一律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于是，不小心打碎了斯大林的石膏像、弄脏了斯大林画像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大清洗”运动
当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权力巅峰的位置，他的追随者们也开始抢占山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手下两派人马明争暗斗，斯大林都看在眼里，他乐于看到手下人窝里斗，这样才能确保没人有能力危及他的统治。他不看好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利用他们。
斯大林及其伙伴们为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不懈奋斗。到1939年，苏联在9至49岁的公民中，有87%的人都能读会算。学校、报社、图书馆和电台的数量激增，工厂中的学徒大幅度增加，大学里有很多学生，一个农耕社会已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
但在1932至1933年，大约600万人死于饥荒。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整个苏联陷入了饥饿、迁徙和劳改营的大漩涡中，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们为此悬崖勒马，试图摆脱经济转变的最极端政策。1935年，苏联钢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一倍多。1936年及其后，这种进步仍在继续。1937年，工业生产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60%，农业也从集体化造成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同期的生产总量增长了50%。
为了消灭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1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在1936至1939年，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官方说法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 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苏联的主要缔造者们基本被打倒了。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在“大清洗”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关于“大清洗”镇压的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对于这场逮捕、严刑拷打和残杀的洪流，没有任何档案显示斯大林曾经试图阻止这一切。当克拉斯诺雅茨克地方党委向他报告一次有关粮仓起火事件时，斯大林的回复很简单：“不妨试试更快捷地处理这些有罪之徒，直接判他们死刑吧。”
为了解决斯大林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国家内务委员部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逮捕和谋杀。内务委员部成为代表斯大林利益执行恐怖任务的绞肉机。
“大清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力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大清洗”运动却将斯大林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同事们继续尊重他，甚至可以说是称赞他，但他们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即使是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没有人敢反驳他。
丘吉尔和杜鲁门也得让他三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突破了苏联边境，之后五六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150至200公里。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当一个个红军失败、溃退、城市陷落的消息传到斯大林那儿，他崩溃了，陷入绝望，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朱可夫（二战期间，先后指挥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等战役，成功地粉碎了德国的侵略，并率领苏联红军攻占德国柏林）在回忆录中说，在一切似乎都丢光的关键日子里，斯大林的指挥比任何时候都坚定。
一个统帅大本营和一个国防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总司令。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讲话：“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绝不留情！”这些充满斗志的话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俄罗斯天性，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唤起了巨大热情，一位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为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的事实领袖，斯大林以同罗斯福比肩的强势地位出场。丘吉尔在谈到当时的谈判时说：一边是美国狮，一边是俄国熊，唯独他自己夹在中间，像个瘦弱的“小毛驴”。
丘吉尔甚至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宴会上说：“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康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这种阿谀之词吐自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之口其实事出有因。实际情况是，曾经在军事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苏联，到战争结束前，飞机超过德国1倍，火炮超过德国3倍，坦克总数比德国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和还多1倍。
二战中的强悍地位，让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仅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使苏联扩大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苏联阵营，使苏联可以同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相抗衡，俄罗斯民族因此扬眉吐气。
偉大的胜利让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间的神，他的案头堆满了各国政要发来的贺电。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杜鲁门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
巨人倒下的谜团与震动
在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记忆力也变得相当糟糕。他经常看着一个交往十几年的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有一次，斯大林反复打量布尔加宁，看了半天说：“你叫什么来着？”“布尔加宁。”
“对，布尔加宁！”斯大林这才开始吩咐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有话要对布尔加宁说才把人家叫来的，这种“我好像不认识你”的态度让斯大林身边的人经常起鸡皮疙瘩。除了记性不好，他还变得愈发暴躁易怒，“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斯大林经常突然大骂身边的人，无论儿子、女儿还是助手，有时候他还使劲把电话机往墙上砸。子女们很少见到他，他也不愿意花时间和亲人相处，差不多一半的孙辈他根本不认识。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单调至极。在人生最后25年里，他没有进过一次商店，没有花过一个卢布。他最后留下的一张存折里有9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拒绝再姓斯大林这个姓氏，改为母亲的姓——阿利卢耶娃，并于1966年“叛逃”到美国。斯维特兰娜在谈到其为斯大林守灵时的心情时说：“我觉得某种解放正在来临。我还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样的解放，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我明白，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来说，对我也是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种压迫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
1953年3月5日晚，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逝世。一个看起来永远战无不胜的巨人轰然倒下，激起重重迷雾。许多人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有的是因为太崇拜他，有的是因为太畏惧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记录了人民的震惊：“他也有一般人的白血球！难道死神真敢把他带走吗？人们往报纸编辑部投寄难以计数的神奇药方，就连自己去死也在所不惜，只要他能活下来。”
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早已埋下隐患。就像斯维特兰娜说的，“他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讳疾忌医使斯大林亲手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边缘。在最后的日子里，尽管患有高血压或时常发生心绞痛，斯大林也不叫医生。他仍像往常一样，将“亲密战友”们拉到孔策沃别墅一起吃喝。孔策沃别墅有专职试毒员，酒菜端上桌前都经过检查，贴上标签：“未发现有毒物质”。斯大林并不信任试毒员，他总会热情招呼来客先吃，看“小白鼠”们没什么反应，自己才吃。 他怕被人毒害，却又极不注意养生。警卫长雷宾回忆道：“斯大林对自己健康的态度很糟糕：碰上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午餐，也不遵守任何饮食的规定。他很喜欢吃蛋，这能促使血管里产生有害物质。”
陪斯大林吃晚饭是殊荣也是苦差，尽管第二天一早还要工作，每个人还是得竭尽所能猛灌自己，喝少了怕被斯大林怀疑不忠，喝多了又怕酒后失言。席间，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满意地看着高官们醉后互相捉弄，开着粗鲁的玩笑，互相往座椅上塞西红柿让对方坐碎，或往酒杯里偷偷撒盐。一直闹腾到天亮，一个个烂醉如泥地被警卫拖走。
噩梦般的夜宴终结于1953年2月28日。这是一个星期六，斯大林与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酒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不眠之夜。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喝了很多酒，但身体状况看上去没受什么影响，兴致很好。3月1日凌晨4时，斯大林送走客人后，回卧室睡觉。这天晚上10时，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随后，警卫电话通知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场。但赫鲁晓夫等人作了一个奇怪的决定：“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大家觉得：既然斯大林处在这种不便见人的状态，让他知道我们在场是不适宜的。于是我们就分手回家了。”几小时之后，也就是3月2日凌晨，但赫鲁晓夫称他又接到电话，说斯大林睡得很熟，不太正常，已经叫了医生。于是“四人团”又赶到孔策沃别墅。
但据警卫洛兹加乔夫的说法，3月2日凌晨只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过来了。3日早上7时多，赫鲁晓夫才来。8时半到9时的时候，医生到了，此时距离斯大林中风倒地至少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医生开始采取抢救措施，斯大林幾次睁开眼，但不能说话。他的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被叫来了。瓦西里醉醺醺的，一进门就嚷了起来：“坏蛋，他们害死了父亲！”斯维特兰娜发现，簇拥在父亲床前的医护人员她一个都不认识。
3月5日，斯大林脉搏减弱。贝利亚走到他跟前说：“斯大林同志，有什么话请说吧。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3月5日晚8时，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召开，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苏联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健康情况。据参加会议的作家西蒙诺夫回忆，出席这次会议的老政治局委员们身上散发着轻松感，“主席团的成员们终于卸下重负，解脱束缚，像一群去掉尿布的孩子”。
3月5日21时50分，斯大林“终于”逝世。斯维特兰娜写道：“在最后的一刻，他突然睁开了双眼——那又似疯狂，又似愤怒的眼神充满了临终的恐惧。此时他忽然抬起了左手，好像是指向上面的某个地方，又好像在威吓着我们所有的人。又过了一分钟，他的灵魂在做了最终的挣扎之后，飞出了躯壳。”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宣布全国默哀8天，所有部门、司局、工厂停止工作。退役军官都穿上了原来的军服，仿佛如临大敌重回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躺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几公里长的队伍蜿蜒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人们向普希金大街缓缓移动，军队和卡车勉强维持着秩序。
3月9日，葬礼当天，莫斯科全城人涌向工会大厦，局面失控，很多人被踩死，也有的被挤晕，得不到救治最终死去，因为救护车在国丧期间停止了工作。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写道：“不流血，斯大林是不会走的。于是那些被挤死、被踩死的人们加入了数百万被他害死的人的行列。”哭声惊天动地，通过无线电传播向世界，几千名来自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专业哭灵女人，身穿丧服走在追悼队伍后面号啕。
将近12时，斯大林的水晶棺抬进列宁墓，和列宁的遗体并列，用保鲜技术存放了8年。在赫鲁晓夫安排下，1961年10月31日深夜，斯大林的遗体从这里被请出来，葬于克里姆林宫围墙下的苏联领导人墓地。大理石墓碑上只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
（参考资料：《斯大林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斯大林传》华文出版社出版2014年2月、《纵横捭阖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3月、《列宁遇刺未解之谜》《北京晚报》2005年10月8日、《巨人倒下的谜团与震动》《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等：作者：戴隆斌、罗伯特·谢伟思、解力夫、李响等）
斯大林是世界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列宁虽然建造了苏联，但在巩固和稳定这个国家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可能在1991年解体的十几年前就垮台了。
鞋匠的儿子成了革命的“柯巴”
有关斯大林的第一本官方传记于1938年面世，这部传记只用几句话描述他的出身：
斯大林，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于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第比利斯省哥里市。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籍，与其先辈一样，是第比利斯省迪迪·利洛村的农奴，并做制鞋生意，后来成为阿杰利汉诺夫鞋厂的工人。其母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加穆巴列乌利村的农奴格拉泽的女儿。
有证据证明，正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作者们才用几句话概括他的出身。作为统治俄罗斯人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暴露他的民族血统（格鲁吉亚是俄国的附属地区）。当然，童年时期让他感到窘迫还有其他原因。作为一个从不幸家庭中走出来的男人，他不想让世人知道这样的家庭带给他的伤害，斯大林也从不以他的父亲为荣。后来他宣称，1909年，父亲在酒馆醉酒大吵大闹后被刺死了。
自20世纪30年代后，斯大林讲给亲朋好友的故事成了人们了解他童年生活的主要来源。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脾气暴躁，酗酒，经常打老婆骂儿子。但在1931年，当作家埃米尔问他有关童年的事情时，他又断然否定了曾遭虐待的说法。“我的父母虽然未受过教育，但他们对我一点儿也不坏。”显然，这与斯大林的其他回忆是不一致的。他曾告诉女儿，他是如何坚决抵抗其父亲的：当时，母亲又遭受毒打，于是他将刀子扔向父亲，不过没有扎中。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过父亲一次。他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名虔诚善良的东正教徒，她靠给别人洗衣服含辛茹苦地把儿子拉扯大。在她看来，神父是个好职业，她最大的愿望是让儿子成为神父。斯大林热爱母亲，称赞她“精明能干”。1937年，母亲在临终之前最后一次见到斯大林时，问他在干什么。斯大林回答，他已经是沙皇一样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了。母亲对儿子最后的一句话却是：“太遗憾了，孩子，你终究还是没有当上一个神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曾无意地告诉朱可夫元帅，他曾是一个瘦弱的婴儿，6岁之前，母亲从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他得过一场天花，死里逃生地恢复了健康，但脸上留下了麻点。这成了他随后几十年的一种固定模式：虽然他很容易患病，但恢复力很强，总能挺过来。
1888年秋天，斯大林进入哥里教会学校读书，并于1894年毕业。此后，他被送到了第比利斯的东正教中学读书。当时俄国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迅速传播起来。由列宁组织和领导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大大推进了全国各地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这时，工人运动浪潮也波及这里。
在校期间，斯大林因为偷看宣传革命的书籍挨过几次处罚。第一次读到图林（列宁笔名）的著作后，斯大林向同学宣布：“我无论如何应当见到他。”这些书籍使斯大林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除了对启迪思想的政治书籍感兴趣外，斯大林还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给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卡兹别吉写的绿林好汉柯巴的故事。他用“柯巴”作为自己的绰号，后来这个绰号干脆成了他经常使用的名字，直到1910年前后，他开始自称柯巴·斯大林。斯大林，俄语意为“钢铁”。
斯大林在1931年与作家埃米尔的谈话中说道：“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影响很大，引起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1896年至1898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1898年8月，在当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介绍下，斯大林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斯大林开始经常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参加秘密工人会议，写传单，组织罢工。1899年5月29日，学院委员会把他开除了。斯大林从此更加自由了，便一心一意投身革命，成了革命的“柯巴”。
斯大林是党内十分稀缺的资源，以至于列宁无法忽视他
1900年12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报纸从边境偷运入境，立即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斯大林对《火星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完全拥护列宁的主张，经过研究和比较，他认为列宁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党的创始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说：
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时，我就深信列宁是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的缔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比较时，总觉得列宁的战友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都远不如列宁。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是第一个称列宁为“山鹰”的人，也是最早使用“列宁思想”这个词组的人之一。
由于有了斯大林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小组的积极活动，南高加索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动员，在斯大林等人的具体领导下，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的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了。《斗争报》始终贯彻《火星报》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由斯大林撰写。 1901年11月底，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前往巴土姆。一到巴土姆，斯大林立刻与先进的工人联系，在许多企业中着手建立社会民主党小组。到了12月底，他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组织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此后，巴土姆的工人斗争掀起高潮，沙皇政府深感不安，斯大林的名字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斯大林于1902年4月5日在巴土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同年12月，斯大林在西伯利亚通过朋友，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1924年1月28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军校学生晚会上，斯大林曾谈到这件事，他说：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还不是亲身晤面的认识，而是相隔两地，在通信上的认识。但这次认识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里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都没有消失。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一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对于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给了一个尖锐的批评，并把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纷乱的事情讲得这样简单、明了、扼要和大胆，他的每一句话都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1904年1月5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此时正是俄国大革命风暴越来越猛烈的时候，全国已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为了建立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这个时期对孟什维克（俄国早期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俄语意为少数派）机会主义思想、他们的分裂和破坏活动进行着斗争。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俄语意为多数派）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1905年，在参加坦佩雷会议时，斯大林第一次见到列宁，“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时，我是多么失望啊。”他还失望地发现，列宁不是按照与“伟大人物”身份相称的那样开会迟到，而是早早来到会场，并躲在角落里“同那些参加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交谈。但他后来明白了，这样质朴谦虚的特点，正是列宁作为“新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对列宁的举止作如此细心的观察，无疑反映出年轻的斯大林渴望模仿自己偶像的心理。会议结束，斯大林一回到高加索就获得了“列宁第二”的名声。这不仅是由于他强有力地捍卫列宁的立场，而且还因为他刻意模仿列宁言谈举止的风格，以至于同志们开玩笑似的称他为“列宁的左脚”。
在1907年至1912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危机四伏的条件下，党的命运遭遇了灾难性的衰落。1905年革命过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沮丧、漠然和政治上的消极态度。党实际上崩溃了，从前的活动分子大量逃离，仍然坚持活动的大量被捕。到了1909年夏天，俄国国内经常活动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委员会只有五六个。那时列宁迫切需要绝对坚定的人。斯大林是党内十分稀缺的资源，以至于列宁无法忽视他，况且斯大林也不允许自己被忽视。当布尔什维克在1912年的布拉格会议上改组为独立政党时，中央委员会不仅补选了斯大林，还选举他为“俄国局”的4名成员之一。
1917年在斯大林的攀升之路上是个巨大的里程碑
据前苏联的官方资料记载，从1902年至1917年，斯大林先后7次被捕，6次被流放。其间，斯大林在巴库地区被捕的时候，巴库的宪兵队队长留下了一份关于他的第一手记录：“该犯个头不高，很瘦弱，脸上有麻子和斑点，左手是残疾，左脚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脚趾头是连在一块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睛是棕黄色的。”当上中央委员不久，他又被捕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1917年二月革命这段时间，他在西伯利亚度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交战国中，俄国的战线最长。战争在5万平方公里的俄国领土上进行，300万难民无家可归。广大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日益增长。
在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和领导下，工人首先起来斗争。1914年下半年，发生了70次罢工，有近35万人参加;1915年，罢工超过1000次，参加者达50多万人;1916年，罢工1500次，参加人数超过100万。士兵也不断展开反战斗争。早在1914年底，俄国士兵就在前线同德奥士兵联欢，1915至1916年，这种事件不断出现。成千上万的士兵逃离前线，不愿再为沙皇卖命。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展开了斗争，他们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烧毁庄园，撵走地主。被压迫民族也行动起来。1916年，在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曾发生几万人的起义。
大战时期列宁的革命理论，对人民群众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1917年，就在斯大林刑期将满的时候，二月革命爆发了，沙皇被推翻。3月12日，斯大林、加米涅夫（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驻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等人回到了彼得格勒。斯大林身上穿的还是1913年离开这里时的衣服。他们想当然地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俄罗斯局会按照相应的礼仪款待他们。但没有人去火车站接他们，没有旗帜、没有演讲。对于所受到的冷遇，他们大吃一惊。
1917年4月下旬，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斯大林迅速站在列宁身后，以他出色的文笔在报纸上連篇累牍地阐释列宁的理念，列宁看中这根笔杆子，亲自提名斯大林进党中央。1917年5月开始，斯大林成为第一届政治局常委，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并列为布尔什维克的四领袖。
马拉松似的鏖战使俄国军民不堪忍受，前线战士归心似箭，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求他们战斗到底，相反，布尔什维克的停战和分田地口号深得民心。1917年秋，列宁感到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了。10月25日（俄历，公历为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列宁成立政治局以便领导起义，斯大林名列其中。在起义爆发之前的那几天，列宁并不在斯莫尔尼宫（苏联时期作为列宁格勒市政府办公楼，现为圣彼得堡市政府），以免引起警察的注意，斯大林的任务是在列宁和斯莫尔尼宫之间充当传声筒。一旦起义失败，斯大林还将负责列宁的安全撤离。 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地位，但在他的职权范围以外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在1917年动荡不安的大规模政治活动中，斯大林没有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人。
然而，1917年在斯大林的攀升之路上是个巨大的里程碑。正如托洛茨基（苏联红军创始人，威信一度与列宁不相上下，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列宁去世后，在与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失败，后被流放、驱逐。1940年，在家中被刺客杀害）很久以后注意到的那样，他正是在那个时候才被承认为布尔什维克总参谋部的成员，才“明显地变成斯大林”。尽管他没有赢得多少荣耀，但在党务中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央委员会规模的扩大，1917年8月之后，他成为由十余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的成员，又成为政治局7名成员之一，并在一周之后，成为军事革命总部的5名成员之一。由于当时的事件变幻莫测，这两个组织措施在那些决定性的日子及其后的几个星期内都没有显示出什么重要作用。但是，这两件事都是衡量斯大林是否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尺码。
和托洛茨基在工作中的冲突，是斯大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次锋芒展现
十月革命带来的喜悦是非常短暂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受到帝国主义重重围攻，和平本是布尔什维克最激动人心的许诺，但此时整个俄国都是战场，口号也变成了“一切为了前线”。1918年，对苏维埃粮食供应已达至最低点，人民委员会陷入恐慌。他们决定交给党内最有能力的组织者斯大林一项新鲜而又艰巨的任务——去南俄收购粮食。
虽然仅仅是南俄粮务特命全权总领导者，但斯大林将自己置于附近地区所有的军事和行政当局领导者之上。7月19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这份任命电报特地注明：“该电报经列宁同意后发出。”显然，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不愿在这份电报上签名。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工作中的冲突很快便有来有往。托洛茨基私下向列宁抱怨说，斯大林在军队里重建了“大公制度”（沙皇时期的一种风气，即大公们无视上级军官而给军队发布命令）。就斯大林而言，挑衅背后的动机是心理上的。驱使他要冒犯托洛茨基的东西，看来是他对托洛茨基的强烈敌意。
斯大林梦想能成为列宁的知己和最亲密的战友。1917年，他实现了与列宁建立特殊关系的目标并且继续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但托洛茨基却给斯大林的整个规划投下了阴影。托洛茨基在革命期间出现在彼得格勒，他是红军的缔造者，十月革命胜利的钢铁灵魂，是一个与列宁比肩的革命英雄和很受欢迎的人物。
这是斯大林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次锋芒展现。1918至1919年间，他连续不断地在军事前线工作，并因此成为主要的政治委员。斯大林果断坚毅、生气勃勃、面对严峻和无法预测的情况时勇于承担，为他赢得了中央委员会的赏识。1919年，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起内部的附属委员会时，他被政治局选中。1920年2月工农检察院刚一成立，他就被任命为该检察院人民委员。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斯大林像螺丝钉一样，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从秉性来说，斯大林并不是很适合担任组织者和管理者，因为他缺乏耐心、冷静、合作精神，以及服从制度要求的能力。他在1923年夏天某日酒后跟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聊天时所说的一句，使他的报复癖性在党的高层圈子里人人皆知。当时，三个人在聊各自生活中最喜爱的东西。斯大林说：“人生最开心的事情是：认准自己的敌人，把一切收拾停当，彻底实现报复的心愿，然后睡觉去。”这便是斯大林的党内同志们耳熟能详的“甜蜜复仇理论”。
斯大林真正关心的是革命运动总的政治领导工作。但他怎样才能置身于领袖的位置上呢？除了要培养出并维持一大批个人的追随者，斯大林还得在党内有一个政治活动的基础。1919年3月，幸运之神突然从天而降：党刚刚掌握政权，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斯维尔德洛夫就突然去世了。
列宁遇刺，斯维尔德洛夫病逝，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
1918年，由于俄国国内外形势和一系列严酷的战时法案，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推入了动荡边缘：年初，列宁遭遇了未遂谋杀;8月30日，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契卡）领导人乌利茨基被大学生刺杀，而同一天列宁也遭受枪击。
当天，列宁在做完演讲后离开位于莫斯科大谢尔普霍夫卡大街上的米海利松工厂，他穿过人群，走向自己的汽车，工人和水兵们簇拥着领袖，高声叫喊着，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列宁捂着胸口倒下了！愤怒的工人和水兵们冲上前，将一个女人打倒在地，这个女人名叫芬妮·卡普兰。这一天，被俄罗斯历史学家称为“俄罗斯历史上致命的一天”。
事发后，司机希尔把列宁抱上车，向克里姆林宫疾驰而去。医生诊断后发现，子弹击中列宁的颈部，没有生命危险。但稍后，治疗医生奥布赫写道：“子弹若是偏离1毫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肯定就没命了。”
如今俄罗斯绝大多数历史研究学家认为，卡普兰就是刺杀列宁的真凶，是右翼社会革命党委派的恐怖分子。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看，卡普兰并未直接参加刺杀列宁的行动，因为当时她患有眼疾，視力很差，无法正常开枪射击。这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推理：刺杀列宁的行动成为后来“克里姆林宫大审判”（1936年8月至1938年3月在莫斯科进行的三次公开审判，它们反映出苏联历史上的肃反扩大化问题）的导火索！但是不论如何，正由于发生了卡普兰刺杀列宁事件，此后与之相关的事件也都成了苏维埃政权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高级机密，以至于最终成为“20世纪的黑洞”、俄罗斯历史上永恒的谜团。1918年9月3日，卡普兰未经任何审判在克里姆林宫大院内的一个角落里被执行了枪决。
列宁遇刺后，面对严峻的形势，苏维埃采取了最极端的反应方式。1918年9月5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历史上恐怖的一页就此翻开。由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亲自实践“红色恐怖”的方针。 斯维尔德洛夫是俄共（布）和苏维埃俄国领导人之一，列宁的亲密战友，组织能力极强。他在十月革命期间八方联络，保证列宁的路线贯彻到全俄，让各地苏维埃统一行动。革命成功后任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俄第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1919年初，斯维尔德洛夫频繁地参加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会议。3月2日出席了在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三次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6日出席第三次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同一天乘车返莫斯科。此时他已经染上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但途经各大城市时仍带病与当地党和苏维埃干部会面，了解情况，指示工作。7日抵莫斯科后，体温已高达39℃，但次日仍出席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会议，主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并十分关心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10日病情开始加重，16日病情进一步恶化，最后竟夺去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他逝世时年仅34岁。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苏联全体领导人大为悲痛，列宁在苏维埃大会上说：“斯维尔德洛夫不在了，对苏维埃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以后要另外组织一个几十人的机构才能完成他一个人的工作。”
1917年，苏共六大之后，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书记处，书記处由5位有中央委员资格的人组成，其职责是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1919年苏共八大前夕，大会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19名正式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同时又设立了两个较小的机构——政治局和组织局，每个机构都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一年后的苏共九大上又决定，书记处由3名固定担任书记的中央委员组成，其任务是处理当下的组织工作和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同时，组织局保留对组织工作的总的指导权。因此，书记处就演化为其成员与中央委员地位相等的机构，负责指导中央机关的工作，并通过后者来指导各地区的分支机关和更低级别的党组织。
1920年11月，托洛茨基攻击苏联工会，列宁找到斯大林，请他去各省拉拢支持者。斯大林圆满完成任务，列宁主义派取得胜利。工会纷争使列宁丧失了对托洛茨基的信任，他要将组织部和书记处更加严格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控制住托洛茨基“这匹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候选人。
列宁的“遗嘱”
同事们一般与斯大林很难相处，但斯大林能与列宁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关系。两人之间偶尔的不睦如太阳底下的雪，转瞬即逝。列宁欣赏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长处，而且从不怀疑斯大林高度的奉献精神。此外，列宁有可能被斯大林对他的个人感情所影响。这个比他小10岁的粗豪的高加索人，始终用一个信徒和替角才有的热爱眼神注视着他。
不过，到1921年前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弓弦绷紧的迹象。一个因素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恢复了友好关系，而斯大林将后者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而且，斯大林在内战期间显示出负面性格的各种事件，最终使列宁对于斯大林的性格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从某个时候起，列宁开始把性格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他感到斯大林不仅是个难以与人共事的人，而且他个人的缺陷有可能会危害布尔什维克。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需要不断休养。这年4月，斯大林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尝试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比如主张按照“自治化”方案建立苏联等，他还对不同意其方案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些做法遭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斯大林不得不一再妥协。
5月，列宁中风，右半边身体瘫痪，丧失了行动能力，讲话也模糊不清，思维明显混乱。斯大林公开对外宣布：“列宁完蛋了！”列宁对此十分愤慨，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
此后，两个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列宁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发起对斯大林的批判，即便他在12月第二次中风后，依旧写信要求托洛茨基“不要停下，继续进攻”，一副不把斯大林打倒誓不罢休的架势。事实也是如此，列宁在他当时口授的“政治遗嘱”中，特意点名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苏共将其调离总书记职位。“弗拉基米尔（列宁）给斯大林准备了一个大炸弹。”列宁的秘书福齐耶娃说。列宁写给托洛茨基的信是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记录并转交的。
1922年发生的事件迅速地使列宁与斯大林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因为斯大林这时感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已足够稳固，使他足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便有些观点有时违背列宁的意见也可以不作让步。这些事增加了列宁的担心，他开始为把共产党留给斯大林而焦虑不安。当身体康复的希望渐渐渺茫时，列宁口授了一批信。按他的计划，这批信将在他去世后公开。因为列宁想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出来，故它们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命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列宁遗嘱”。
这份遗嘱主要关心的是两个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他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纯粹的行政方面的工作。
列宁反复思考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敌对关系后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1923年1月4日，列宁就斯大林的性格特点作了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还口授了一篇关于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文章，对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强烈批评。该机构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此后，列宁又口授了一篇文章，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求立即提拔普通产业工人担任政治职务。这是斯大林将受到打击的又一个信号。
斯大林发现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在帮助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当前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后，与她发生了争执，对她破口大骂。列宁大发雷霆。1923年3月5日，他口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斯大林：
你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你斟酌，你是同意收回你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是准备在政治上击垮斯大林，列宁是不会提出断绝个人关系的。看来，斯大林马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受这场纷争的影响，列宁病情恶化，原本要提交苏共十三大的“遗嘱”被搁置。这给了斯大林喘息、布局的时间和空间。列宁被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基别墅，成了一个靠人呵护的残疾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特工将他的健康情况送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恍然大悟：列宁康复无望，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斯大林成了成了英明偉大的“神”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5月21日，克鲁普斯卡娅将列宁的“遗嘱”提交苏共十三大。斯大林的一个行政助手这样形容加米涅夫（列宁患病期间加米涅夫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列宁逝世后，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大声宣读那份文件时的情景：“令人不快的难堪局面使所有出席者呆若木鸡。斯大林坐在主席台的一张椅子上，给人的感觉是既渺小又可怜。尽管他克制自己保持平静，人们还是可以清楚地从他脸上看出这个事实：他命在旦夕。”
可这个结果没有发生。因为斯大林不久前在统治集团内搞了精明的政治活动。列宁瘫痪期间，斯大林在非正式的政治局小集团内接受了地位较低的伙伴关系，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了“三驾马车”。这二人看不起斯大林，但同时他们都害怕托洛茨基。于是，斯大林得救了。
此时斯大林已经基本掌握了最高权力，列宁的“遗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加米涅夫等人先后被迫远离权力核心，并遭到迫害、杀害。战胜了党内反对派后，斯大林开始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1938年，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问世，标志着以党的教规的形式确立了斯大林绝对领袖的地位。此后，领导人讲话、学者著文都必引证斯大林的语录，斯大林成了俄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独裁者，成了英明伟大的“神”。
戴在斯大林头上的耀眼的光环五光十色：“各民族人民伟大的父亲”“敬爱的慈父”“天才的领袖与导师”“科学技术泰斗”“各个时代与各民族人民的最伟大天才”“有史以来全人类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星球最伟大的人物”“全世界的太阳”……
对斯大林的吹捧，甚至写进了苏联国歌之中：“斯大林培育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劳动，鼓励我们去建立功勋……”后来，由斯大林亲自审定、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把他说成是“没有任何错误的圣人”，“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都是说了就要做的。斯大林的逻辑就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并且把斯大林的半身像伫立在欧洲最高峰、海拔5000多米的厄尔布鲁斯峰顶，塑像底座上镌刻着：“献给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从“全世界的太阳”到“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苏联已经登峰造极。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刑法》第58条还规定，任何污损领袖像的行为都属于严重反革命政治罪行，一律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于是，不小心打碎了斯大林的石膏像、弄脏了斯大林画像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大清洗”运动
当斯大林巩固了自己在权力巅峰的位置，他的追随者们也开始抢占山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手下两派人马明争暗斗，斯大林都看在眼里，他乐于看到手下人窝里斗，这样才能确保没人有能力危及他的统治。他不看好任何人，不相信任何人，他只是利用他们。
斯大林及其伙伴们为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不懈奋斗。到1939年，苏联在9至49岁的公民中，有87%的人都能读会算。学校、报社、图书馆和电台的数量激增，工厂中的学徒大幅度增加，大学里有很多学生，一个农耕社会已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
但在1932至1933年，大约600万人死于饥荒。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整个苏联陷入了饥饿、迁徙和劳改营的大漩涡中，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们为此悬崖勒马，试图摆脱经济转变的最极端政策。1935年，苏联钢产量比1932年增加了一倍多。1936年及其后，这种进步仍在继续。1937年，工业生产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60%，农业也从集体化造成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同期的生产总量增长了50%。
为了消灭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1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在1936至1939年，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党员总数的一半。难怪托洛茨基说：“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官方说法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 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苏联的主要缔造者们基本被打倒了。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在“大清洗”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关于“大清洗”镇压的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对于这场逮捕、严刑拷打和残杀的洪流，没有任何档案显示斯大林曾经试图阻止这一切。当克拉斯诺雅茨克地方党委向他报告一次有关粮仓起火事件时，斯大林的回复很简单：“不妨试试更快捷地处理这些有罪之徒，直接判他们死刑吧。”
为了解决斯大林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国家内务委员部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逮捕和谋杀。内务委员部成为代表斯大林利益执行恐怖任务的绞肉机。
“大清洗”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力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大清洗”运动却将斯大林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同事们继续尊重他，甚至可以说是称赞他，但他们内心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即使是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没有人敢反驳他。
丘吉尔和杜鲁门也得让他三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军队突破了苏联边境，之后五六天，德军深入苏联国土150至200公里。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当一个个红军失败、溃退、城市陷落的消息传到斯大林那儿，他崩溃了，陷入绝望，悲叹“列宁创造的一切，我们都丢光了”。但朱可夫（二战期间，先后指挥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等战役，成功地粉碎了德国的侵略，并率领苏联红军攻占德国柏林）在回忆录中说，在一切似乎都丢光的关键日子里，斯大林的指挥比任何时候都坚定。
一个统帅大本营和一个国防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斯大林是事实上的总司令。这期间，斯大林发表了令俄罗斯人永远难忘的讲话：“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歼灭掉。绝不留情！”这些充满斗志的话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顽强的俄罗斯天性，特别是在武装部队中唤起了巨大热情，一位将军写道：“我们一下子感到强大了许多。”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为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的事实领袖，斯大林以同罗斯福比肩的强势地位出场。丘吉尔在谈到当时的谈判时说：一边是美国狮，一边是俄国熊，唯独他自己夹在中间，像个瘦弱的“小毛驴”。
丘吉尔甚至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宴会上说：“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康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这种阿谀之词吐自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之口其实事出有因。实际情况是，曾经在军事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苏联，到战争结束前，飞机超过德国1倍，火炮超过德国3倍，坦克总数比德国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和还多1倍。
二战中的强悍地位，让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仅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使苏联扩大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苏联阵营，使苏联可以同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相抗衡，俄罗斯民族因此扬眉吐气。
偉大的胜利让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间的神，他的案头堆满了各国政要发来的贺电。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杜鲁门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
巨人倒下的谜团与震动
在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衰弱，记忆力也变得相当糟糕。他经常看着一个交往十几年的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的名字。有一次，斯大林反复打量布尔加宁，看了半天说：“你叫什么来着？”“布尔加宁。”
“对，布尔加宁！”斯大林这才开始吩咐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有话要对布尔加宁说才把人家叫来的，这种“我好像不认识你”的态度让斯大林身边的人经常起鸡皮疙瘩。除了记性不好，他还变得愈发暴躁易怒，“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说。斯大林经常突然大骂身边的人，无论儿子、女儿还是助手，有时候他还使劲把电话机往墙上砸。子女们很少见到他，他也不愿意花时间和亲人相处，差不多一半的孙辈他根本不认识。
斯大林的个人生活单调至极。在人生最后25年里，他没有进过一次商店，没有花过一个卢布。他最后留下的一张存折里有900卢布，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拒绝再姓斯大林这个姓氏，改为母亲的姓——阿利卢耶娃，并于1966年“叛逃”到美国。斯维特兰娜在谈到其为斯大林守灵时的心情时说：“我觉得某种解放正在来临。我还不知道，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样的解放，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但我明白，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来说，对我也是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种压迫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
1953年3月5日晚，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逝世。一个看起来永远战无不胜的巨人轰然倒下，激起重重迷雾。许多人不敢相信这一事实——有的是因为太崇拜他，有的是因为太畏惧他。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记录了人民的震惊：“他也有一般人的白血球！难道死神真敢把他带走吗？人们往报纸编辑部投寄难以计数的神奇药方，就连自己去死也在所不惜，只要他能活下来。”
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早已埋下隐患。就像斯维特兰娜说的，“他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讳疾忌医使斯大林亲手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边缘。在最后的日子里，尽管患有高血压或时常发生心绞痛，斯大林也不叫医生。他仍像往常一样，将“亲密战友”们拉到孔策沃别墅一起吃喝。孔策沃别墅有专职试毒员，酒菜端上桌前都经过检查，贴上标签：“未发现有毒物质”。斯大林并不信任试毒员，他总会热情招呼来客先吃，看“小白鼠”们没什么反应，自己才吃。 他怕被人毒害，却又极不注意养生。警卫长雷宾回忆道：“斯大林对自己健康的态度很糟糕：碰上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午餐，也不遵守任何饮食的规定。他很喜欢吃蛋，这能促使血管里产生有害物质。”
陪斯大林吃晚饭是殊荣也是苦差，尽管第二天一早还要工作，每个人还是得竭尽所能猛灌自己，喝少了怕被斯大林怀疑不忠，喝多了又怕酒后失言。席间，斯大林总是抽着烟斗，满意地看着高官们醉后互相捉弄，开着粗鲁的玩笑，互相往座椅上塞西红柿让对方坐碎，或往酒杯里偷偷撒盐。一直闹腾到天亮，一个个烂醉如泥地被警卫拖走。
噩梦般的夜宴终结于1953年2月28日。这是一个星期六，斯大林与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酒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不眠之夜。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喝了很多酒，但身体状况看上去没受什么影响，兴致很好。3月1日凌晨4时，斯大林送走客人后，回卧室睡觉。这天晚上10时，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随后，警卫电话通知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到场。但赫鲁晓夫等人作了一个奇怪的决定：“我们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大家觉得：既然斯大林处在这种不便见人的状态，让他知道我们在场是不适宜的。于是我们就分手回家了。”几小时之后，也就是3月2日凌晨，但赫鲁晓夫称他又接到电话，说斯大林睡得很熟，不太正常，已经叫了医生。于是“四人团”又赶到孔策沃别墅。
但据警卫洛兹加乔夫的说法，3月2日凌晨只有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过来了。3日早上7时多，赫鲁晓夫才来。8时半到9时的时候，医生到了，此时距离斯大林中风倒地至少已经20多个小时了。
医生开始采取抢救措施，斯大林幾次睁开眼，但不能说话。他的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被叫来了。瓦西里醉醺醺的，一进门就嚷了起来：“坏蛋，他们害死了父亲！”斯维特兰娜发现，簇拥在父亲床前的医护人员她一个都不认识。
3月5日，斯大林脉搏减弱。贝利亚走到他跟前说：“斯大林同志，有什么话请说吧。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3月5日晚8时，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召开，赫鲁晓夫主持会议，苏联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健康情况。据参加会议的作家西蒙诺夫回忆，出席这次会议的老政治局委员们身上散发着轻松感，“主席团的成员们终于卸下重负，解脱束缚，像一群去掉尿布的孩子”。
3月5日21时50分，斯大林“终于”逝世。斯维特兰娜写道：“在最后的一刻，他突然睁开了双眼——那又似疯狂，又似愤怒的眼神充满了临终的恐惧。此时他忽然抬起了左手，好像是指向上面的某个地方，又好像在威吓着我们所有的人。又过了一分钟，他的灵魂在做了最终的挣扎之后，飞出了躯壳。”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宣布全国默哀8天，所有部门、司局、工厂停止工作。退役军官都穿上了原来的军服，仿佛如临大敌重回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躺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几公里长的队伍蜿蜒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人们向普希金大街缓缓移动，军队和卡车勉强维持着秩序。
3月9日，葬礼当天，莫斯科全城人涌向工会大厦，局面失控，很多人被踩死，也有的被挤晕，得不到救治最终死去，因为救护车在国丧期间停止了工作。俄罗斯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写道：“不流血，斯大林是不会走的。于是那些被挤死、被踩死的人们加入了数百万被他害死的人的行列。”哭声惊天动地，通过无线电传播向世界，几千名来自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专业哭灵女人，身穿丧服走在追悼队伍后面号啕。
将近12时，斯大林的水晶棺抬进列宁墓，和列宁的遗体并列，用保鲜技术存放了8年。在赫鲁晓夫安排下，1961年10月31日深夜，斯大林的遗体从这里被请出来，葬于克里姆林宫围墙下的苏联领导人墓地。大理石墓碑上只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9-1953。
（参考资料：《斯大林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斯大林传》华文出版社出版2014年2月、《纵横捭阖斯大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3月、《列宁遇刺未解之谜》《北京晚报》2005年10月8日、《巨人倒下的谜团与震动》《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7期等：作者：戴隆斌、罗伯特·谢伟思、解力夫、李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