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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变。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至于如何革命，仍在寻觅中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开始在村里的私塾念书。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会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4个月的列兵生活，他除了参加军事训练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时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他在阅读《湘汉新闻》时，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他却兴趣浓厚，并写信与同学讨论。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2年2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在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政府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以法治国。国文教师柳潜在批阅该文章时，啧啧称奇，欣然批曰：“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仅读半年，毛泽东以省立一中所学有限，主动退学，并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去省立图书馆阅读。这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了他选择性阅读的书目。正是在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由此眼界更加宽阔。他总结这自修的半年时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他在这所学校连同预科，一共读了5年。他后来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除修学储能外，他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
在湖南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目睹了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毛泽东的心一刻都无法宁静，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当时，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本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爱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倫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但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毛泽东阅读《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他深深地感到，要想救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主要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急进的无畏战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甚至热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那时刚好有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传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人去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修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从上海去法国。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这一运动的又一成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很艰辛，生活也很艰苦。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的生活费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以及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很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除了语言和经济的原因，说到底，毛泽东选择留下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他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讲到放弃去法国的理由，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之后，他决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初，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高，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五四运动中，以《湘江评论》为平台，支援北京学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次年1月，英、美、法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战胜国一方，也属战胜国之一，于是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的各種权益，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却遭到拒绝。此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4月底，北京2.5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会，一致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烧了，又把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抵制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据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13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他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3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工作，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与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行事作风，以重实干闻名。参与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少年中国学会），即提出‘工读互助’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是一种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 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立意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在创刊词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認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文中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发行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在当时的湖南，其发行量是很大的）。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学生运动，推动了知识界、教育文化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在一份报纸上，有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极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很破旧。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刚刚印出，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内容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开展秘密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1919年11月，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开展各种活动。这时，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占去了。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有组织的行动。于是，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运动。经过日夜紧张活动后，全省各校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头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
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了。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原在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趁机前进，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不战而溃，他也于6月11日从长沙仓促出逃。这是湖南人民运动的一个大胜利。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行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为了要求撤办张敬尧，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病重在床的杨昌济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当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突破北洋军阀政府封锁公布出来。这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也已出版。毛泽东在拜访李大钊时，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于1920年2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正如毛泽东自己回忆的：
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里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社会主义史》）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便从没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上海之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6月11日，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被提到湖南人民的面前。14日，毛泽东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炽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这时，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扩大，更加深入了。为了有一个落脚点，必须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当了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即校长）。同时兼任湖南一师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被聘请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员。
回长沙后，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干部和个别进步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
1920年8月间，毛泽东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使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得以到苏联留学，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等。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都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活动。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的影响与领导下，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各种准备。
1920年12月底，萧子升从法国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在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40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形成了两条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在会间休息时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泽东对萧子升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闭会后不久，毛泽东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湘区区委书记。他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在湖南一师的支持下，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所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铅笔制造工、电气公司职工、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湖南一师附近的居民都称他为“夜校的毛先生”。在湘潭县，毛泽东又开办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办校的同时，毛泽东往来于湘潭各地以及该县以外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当地的事实和观点。他的笔记本都记满了。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为此感到高兴。
毛泽东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他们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擅自闯进宗祠大吃大喝，豪绅们开始在农会的意见面前让步。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了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
“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1923年夏，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来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他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他的助手。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为其后来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選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欲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他意识到，革命火光正在熄灭。然而，事情比毛泽东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7月，蒋介石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独秀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个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在酷热的武汉的一间阁楼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不久，毛泽东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计划举行起义最后攻下长沙。
9月9日起义爆发，毛泽东将参加起义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的途中，他机智地逃脱了。他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这是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愚蠢举动。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毛泽东的这支工农武装损失不少于90%。于是，他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计划，他要像《水浒传》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
当10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他的1000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了云遮雾罩的井冈山。随后，他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五四运动》《中华魂》2010年第7期、《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青年毛泽东如何探索救国之路》《党史縱横》2016年第5期、《青年毛泽东之路》《湖南日报》201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纵览》2009年第5期、《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党史研究资料》2002第5期等;作者：曹晋杰、胡哲峰、罗斯·特里尔、文热心、何立波、张哲等）
“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至于如何革命，仍在寻觅中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8岁时开始在村里的私塾念书。
1911年春，18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初到省会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不仅看到了同盟会的《民立报》，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激情澎湃，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的政府，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王朝。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
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左队当一名列兵。4个月的列兵生活，他除了参加军事训练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时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他在阅读《湘汉新闻》时，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其实，当时毛泽东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他却兴趣浓厚，并写信与同学讨论。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2年2月，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他在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指出，政府要取信于民，开发民智，以法治国。国文教师柳潜在批阅该文章时，啧啧称奇，欣然批曰：“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仅读半年，毛泽东以省立一中所学有限，主动退学，并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去省立图书馆阅读。这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成了他选择性阅读的书目。正是在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由此眼界更加宽阔。他总结这自修的半年时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湖南一师）。他在这所学校连同预科，一共读了5年。他后来说：“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除修学储能外，他对时事政治尤为关注，被同学们称为“时事通”。
在湖南一师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目睹了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毛泽东的心一刻都无法宁静，他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和方法。
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然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一师，唤醒了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当时，湖南一师教授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本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喜爱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1916年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被湘人驱逐。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不应驱逐汤芗铭，“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又说：“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
毛泽东在寻觅与彷徨中，相信好政府、好都督，认为改良主义才是治国良方。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改变这种状况，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9月22日晚，毛泽东与张昆弟等人来到蔡和森家，几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彻夜长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他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在此期间，毛泽东读了很多书籍，想从学理上思索和寻找到中国的出路。他在泡尔生《倫理学原理》一书上作了许多批注，其批注曰：
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泽东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颇多涉猎，对除旧布新的革命甚为赞赏。但至于如何革命，尚未有定策，仍在寻觅中。
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以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独秀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毛泽东阅读《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他深深地感到，要想救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新民学会在毛泽东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此后，学会的主要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急进的无畏战士。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的“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通过新民学会，毛泽东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后来又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并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甚至热血和生命。 第一次到北京，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那时刚好有宣传留法勤工俭学的印刷物传到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在法国留学过的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发起的。他们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政府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人去做工，认为青年学生们也可以去法国半工半读，于是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于是在湖南大力发动、组织大批青年，先北上保定或北京预修法文，然后坐法国邮船的四等舱从上海去法国。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促进了湖南与北方新文化运动的联系，而这一运动的又一成果，是后来从这些学生与工人中间产生了一批革命干部。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很艰辛，生活也很艰苦。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的生活费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他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以及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中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动，也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自然不放过当面请教的机会。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适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对陈独秀，毛泽东是很崇拜的，认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蔡和森、萧子升等湖南青年登船赴法。除了语言和经济的原因，说到底，毛泽东选择留下是因为他心里不想出国。他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讲到放弃去法国的理由，毛泽东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之后，他决定回湖南去。
1919年4月初，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经周世钊推荐，校方聘请毛泽东担任历史教员，每周上6节课。工资不高，但毛泽东觉得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同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加强联系，直接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
五四运动中，以《湘江评论》为平台，支援北京学生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次年1月，英、美、法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中国在大战中参加了战胜国一方，也属战胜国之一，于是派了代表参加会议，要求收回此前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的各種权益，废除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却遭到拒绝。此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愤。4月底，北京2.5万名学生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收回青岛，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会，一致对外。1919年5月4日，北京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大家高呼“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群众把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烧了，又把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了一顿。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派出军警弹压，捕去32名学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总罢课，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五四运动震动了全国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广东、广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东北三省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他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抵制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据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13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他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后，便由邓中夏通报北京学生运动情况。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3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由该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任会长。它的工作人员也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就近指导。
五四运动发展到6月3日以后，形势更加高涨。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7月9日，由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学联在暑假期间组织讲演团，演新戏。青年学生们不辞辛苦，日夜工作，进行各种爱国反日的宣传。长沙的工人们也组织宣传队，与学生们共同行动。湖南各县的学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样的组织和活动。毛泽东一直站在运动的前哨，成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行事作风，以重实干闻名。参与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少年中国学会），即提出‘工读互助’一题，来要大家讨论。我们在愚生家聚餐时曾讨论两三次（细节问题），议论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泽东便不耐烦了！他忽然发言，说：‘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一个铜子一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三天后交货拿钱。’后来他果真就这样做了”。王光祈也说，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
为了开展湖南的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维护他们的革命热情，也为了发表自己的政见，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毛泽东觉得，在长沙办一个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是一种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 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创刊宣言》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这篇文章立意新颖，热情奔放。在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之下，毛泽东在创刊词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对于强权，只有“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打倒强权的方法，不外乎“急（激）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毛泽东主张采用温和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既然不用强权的方法打倒强权，那么又有什么良策呢？毛泽东提出了“无血革命”。他说：“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后来说，这一时期“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正在寻找出路”，这条路就是温和的“呼声革命”。
毛泽东表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他認为时代变革的大潮已经迎面扑来。他写道：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在文中详细论述人民必须联合、团结、组织起来以和有组织的统治压迫阶级对抗的极端重要性。
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发行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销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销完，又重印2000份（在当时的湖南，其发行量是很大的）。它大大地推动和加强了学生运动，推动了知识界、教育文化界走向进步、走向革命。它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的宣传者，而且是民众运动的组织者，经常讨论思想问题和社会上各种实际问题，并号召积极行动。
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的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28日，出第三期。从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部分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
在一份报纸上，有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极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很破旧。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5期刚刚印出，便遭到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被迫停办了。湖南学联也同时被强行解散。毛泽东和学联的工作人员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住下，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湘江评论》被封后，毛泽东又应邀主编一个学校学生会出的周刊《新湖南》。他标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评社会，改造思想，介绍学术，讨论问题。和《湘江评论》一样，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内容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张敬尧查封了。毛泽东此后就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正面或侧面地揭露统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我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等期刊虽然已被封禁，但一批积极分子仍然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开展秘密活动。首先是“驱张运动”。1919年11月，湖南学联发出“再组宣言”，继续开展各种活动。这时，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和皖系起了激烈的冲突。直系的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本是很出力而且有“功劳”的，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占去了。驻在常德的冯玉祥，对张敬尧也表示不满。
毛泽东认为张敬尧已处于孤立的地位，驱逐他出湖南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只要人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就可以达到驱张的目的。首先就是学生和教育界有组织的行动。于是，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员们立即召集学联积极分子，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省外力量开展驱逐张敬尧运动。经过日夜紧张活动后，全省各校学生一致罢课，表示反张。全省罢课实现之后，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组织“驱张代表团”，分头到北京、衡阳、常德、上海、广州等处活动。
1920年初，直、皖两系的斗争更加尖锐了。5月下旬，吴佩孚率部由衡阳北上，经长沙去武汉。原在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趁机前进，向张敬尧节节进逼。张敬尧的部队不战而溃，他也于6月11日从长沙仓促出逃。这是湖南人民运动的一个大胜利。毛泽东亲自指挥，筹划了这一次反军阀的运动。他认为这个斗争就是许久以来大家所宣传、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强权、反对卖国政府的斗争，就是爱国运动和改造社会运动的一项实际行动，也是对付和改造当时湖南环境的一个必要行动。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为了要求撤办张敬尧，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在京先后进行过7次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词严地向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了驱张要求。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病重在床的杨昌济特地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当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突破北洋军阀政府封锁公布出来。这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也已出版。毛泽东在拜访李大钊时，向李大钊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党宣言》节译本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那时，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举办的“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于1920年2月间给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李大钊推荐的这些书，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促使他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次在北京时毛泽东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此次赴京更建立了他对这个伟大学说的完全的信仰。从这时起，他就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正如毛泽东自己回忆的：
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并且热烈地搜寻一切那里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社会主义史》）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便从没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也在实践上，我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一些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上海之行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商讨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同彭璜等几经讨论，草拟了《湖南人民自决宣言》，在上海的《天问》周刊及《时事新报》发表。6月11日，张敬尧被逐出长沙，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在湖南建设民治这个新问题，立刻被提到湖南人民的面前。14日，毛泽东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原先写好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这个月内，毛泽东还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深深感到，张敬尧走了，还会有新的张敬尧回来。根除的办法是废除督军、裁减兵员，以“推倒武力统治”;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等，达到“实行民治”的目的。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些计划，征求意见。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炽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回到了长沙。这时，他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扩大，更加深入了。为了有一个落脚点，必须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于是受聘当了湖南一师附小的主事（即校长）。同时兼任湖南一师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被聘请为湖南一师国文教员。
回长沙后，毛泽东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者有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联干部和个别进步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和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
1920年8月间，毛泽东又联合一些同志和教育界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使湖南一些进步青年得以到苏联留学，其中有任弼时、萧劲光等。但他自己当时仍坚持暂不出国，愿意在国内自己研究各种学问，特别是对中国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都入了团。此后，新民学会便逐渐结束了活动。会员中间也起了分化：少数人落伍了，个别的后来成了反革命者;但大部分始终前进的分子，在毛泽东的影响与领导下，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毛泽东的这些革命活动，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为建立共产党做了各种准备。
1920年12月底，萧子升从法国回国，带来蔡和森于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蔡和森在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复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40年后，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形成了两条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的支持：组织城市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与孙中山那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发生联系。
不赞成该路线的是渐进派。他们认为需要一个民众教育时期，中国的城市工人数量太少，不足以推翻资本主义，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事业，可以和孙中山合作。
毛泽东没有坚定支持任何一方。“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在会间休息时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他所要进入的更为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泽东对萧子升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闭会后不久，毛泽东回到长沙，担任襁褓中的共产党湘区区委书记。他边教书边从事组织活动。在湖南一师的支持下，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所夜校，参加学习的有铅笔制造工、电气公司职工、人力车夫、菜贩以及铁路工人。湖南一师附近的居民都称他为“夜校的毛先生”。在湘潭县，毛泽东又开办了20多所夜校。办学的目的在于进行平民教育，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办校的同时，毛泽东往来于湘潭各地以及该县以外的地方。他住在农民家里，考察农村状况，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当地的事实和观点。他的笔记本都记满了。这是调查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他为此感到高兴。
毛泽东这时的心情与少年时期完全不同。湖南饱受苦难的农民已经被动员起来了，他们已在向解放之路迈进，民怨鼎沸已经变成反抗。农民们拒交地租，这些破衣烂衫的贫苦农民擅自闯进宗祠大吃大喝，豪绅们开始在农会的意见面前让步。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圈，从土地上走出又回到了土地上。“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了思想。
1925年8月，在毛泽东的父母曾经住过的那间卧室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
“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共产党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1923年夏，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来到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于他在湖南地区工作极为出色，三大之后，毛泽东不仅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直接对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负责，成为他的助手。这项任命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正式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更让毛泽东收获巨大的是人脉的拓展。在担任陈独秀的秘书之后，他需要陪伴陈独秀参与国共合作的具体操作，因此接触到不少国民党上层人物，为其后来在国民党内部担任高级职务奠定了基础。
1924年1月20日当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毛泽东不仅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跃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在選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时候，孙中山亲自起草了一个名单，钦定他为候补委员。
1926年12月，国民党北伐军占领武汉，城内一时间随时可见穿新式绿军装和戴大檐帽的将士。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少数共产党人一起，欲控制迅速发展而又难以驾驭的中国革命局势，蒋介石则远在东边的南昌，自成一统。到1927年春，武汉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地，但其内部却正在分崩离析。 共产党和国民党像若即若离的一对——都把他们的总部迁到武汉。毛泽东感觉到武汉的政治气候在转阴，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
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开始大肆逮捕和屠杀左派分子。在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其他地方，军阀也开始压制一些激进的左派组织。在北京，发生了袭击苏俄大使馆的事件，不少左派人物遭捕，受害者之一就有毛泽东过去的上级李大钊。
就在毛泽东得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极其残忍地慢慢绞死后不久，他在长沙的文化书社也被军阀查禁。他意识到，革命火光正在熄灭。然而，事情比毛泽东想象的还要坏。拥有6万名党员的共产党正处于人民拥护的顶峰，但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主要问题是莫斯科仍然抱住统一战线不放，陈独秀对此并不满意，但是他不得不顺其自然。
7月，蒋介石开始把矛头转向武汉的共产党。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是白色恐怖。至仲夏时节，中国革命似乎正走向末路。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陈独秀绝望地独自去了上海。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会议讨论的是他有可能反对的内容。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毛泽东被派往湖南，去领导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感到茫然，不过仍竭尽全力、四方奔走。
糟糕的是，新的路线也是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6月，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也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更为荒谬的是，这个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
因此，在八九月间，中国共产党在一步步地走向绝境。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子开始武装反抗！首先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危难之际，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8月上旬召开紧急会议。在酷热的武汉的一间阁楼里，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匆忙举行的会议。心怀愤懑的11位委员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在作回顾时，毛泽东说国民党“是一架空房子等着人去住”，而共产党人“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最后完全抛弃了国民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他在为秋收起义作准备时，从长沙写给共产党总部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不久，毛泽东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一天夜里，他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进行部署。他设计出自己的新旗——这使党中央大为恼火——旗子上是斧子、镰刀和五星。他通过遍布湖南的所有的老关系，计划举行起义最后攻下长沙。
9月9日起义爆发，毛泽东将参加起义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但很快连连失败，事情变得一团糟。
共产党总部的混乱仍未止息。毛泽东在他的整个起义过程中一直在与党中央辩论。中央认为毛泽东太热衷于军队，不相信群众。当事情变得糟糕时，他的部队又被指责为“自找麻烦”。毛泽东在答复中指责中央“忽视军事而又希望群众性的武装起义的矛盾政策”，这导致配合不密切，使起义缺乏湖南以外的支援。
最后，不是长沙被攻下，而是毛泽东被抓。民团奉命把毛泽东押到总部去处死的途中，他机智地逃脱了。他追上了留候的部队，但秋收起义失败了。此时，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更加恶化。他认为应该有自己的行动，所以拒绝攻打长沙。在他看来，这是无异于以卵击石的愚蠢举动。
毛泽东又失去了领导地位，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甚至湖南的共产党分部也把他驱逐出了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毛泽东的这支工农武装损失不少于90%。于是，他又在劝说剩下的10%拥护他的新计划，他要像《水浒传》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
当10月的寒风吹走了盛夏的酷暑的时候，毛泽东率领他的1000名心情沮丧的幸存者到达了云遮雾罩的井冈山。随后，他们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
（参考资料：《毛泽东与五四运动》《中华魂》2010年第7期、《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青年毛泽东如何探索救国之路》《党史縱横》2016年第5期、《青年毛泽东之路》《湖南日报》201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从爱国青年到马克思主义者》《党史纵览》2009年第5期、《毛泽东论毛泽东思想》《党史研究资料》2002第5期等;作者：曹晋杰、胡哲峰、罗斯·特里尔、文热心、何立波、张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