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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称誉韩非的文章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但成就却超过李斯许多。他的文章被收集整理为《韩非子》一书。
早在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时期，有人将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嬴政不知是韩非所作，在读到《孤愤》《五蠹》等篇后，大为赞赏，感叹说：“我如果能够见到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就是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国急攻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大臣姚贾趁机加以陷害。秦王听信了谗言，便将韩非逮捕下狱。次年，韩非被逼自杀。
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和学说却继续被秦王嬴政所用，并最终帮助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
秦始皇为什么会对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兴趣呢？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此外，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本人也被誉为法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方法就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说：“国位当车，势当马，法令当辔头，刑术当鞭策，就能赶好车、管理好国家。”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所谓“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一样重要，二者不可缺一，“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所谓“势”，就是权力和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就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最强大，秦王嬴政希望结束诸侯割据和战乱，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的主张正符合他的需要。《韩非子》一书真实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韩非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就应随之改变。他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一整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利于国计民生也成为《韩非子》一书的主要特点。
正因为此，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则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严复在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其实，这里的两个“半部说”恰好合二为一，“霸王道杂之”也好，“外儒内法”也好，都说明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说明儒家、法家的互补性和可合成性。
当然，不仅儒、法两家如此，它们与诸子百家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支撑我国传统文化，并从不同角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格局。
韩非愤世嫉俗之作
韩非的国家韩国是一个危难弱小的国家。韩国地处现在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一带，西邻秦国，南接楚国，东连齐国，北通赵、魏。它介于大国之间，据有兵家必争之地。秦要东进，吞并六国，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六国西征，合纵攻秦，韩国必为战场。正如苏辙《六国论》所说：“夫秦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
身小势微的韩国虽列为诸侯，却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和欺凌。韩昭王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为相，治理国家，韩国由此强盛起来。然而，申不害死后，新韩王继位，一些守旧势力代表趁机混进其中，他们整日在韩王左右非议朝政，诽谤陷害廉洁正直的大臣官吏，攻击申不害实行的新法，蒙蔽韩王以骗取宠信。这些“重臣”将韩王的权力架空，实际篡夺了国家的实权，致使韩国法令废弛，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势急转直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秦国，才得以苟延残喘。
《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
作为国姓宗亲，韩非在对韩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也十分痛心和忧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上书献策，要韩王实行改革，并写成《难言》《和氏》等文章，以和氏献璞自喻，进奏韩王，希望能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
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法家思想。
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虽然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但韩非凭借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和幽默的语言，使文章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故事连篇累牍，像老马识途、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均出自
其中。
《韩非子》的当代价值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在《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看来，除了制定法令的君王拥有不受法律惩罚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同样，如果小民有功，也应受到相同的奖赏，而与身份无关。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君主，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但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平民与贵族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是大有进步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避免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私情大于法律的情况。 其次，《韩非子》中有“因道全法”之说，这是强调立法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因道”就是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不逆天理”，“守成理，因自然”。“全法”是指顾全国家的制度法令，“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因道全法”意在表明治理家国天下需要着眼于大局，制定法律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法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
第三，《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法与时转”即法律必须因时制宜，积极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他将固执坚持“先王之政”的儒者比为墨守成规的守株待兔者，幽默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制度措施应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改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立法活动只有做到因时制宜，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使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围，使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秩序稳定。
最后，《韩非子》中说“法莫如一而固”，意思是法令要统一和相对稳定。这和“法与时转”并不矛盾。随着时势的变化，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从大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但就某个具体时间段而言，法令一旦制定，就应当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此人们才容易遵守，才能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做到有章可循。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守法律统一稳定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内部和谐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制定过程，杜绝朝令夕改。不稳定的法律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实际利益，还会严重动摇法律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韩非子》里的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的南郭先生只好逃掉了。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对于领导而言，用人要注重考察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于个人而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自立于世。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他先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鞋，他才说道：“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于是返回家去取，等到再返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试呢？”他说：“我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尊重客观事实，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犯教条主义错误。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有个宋国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反而被宋国人所嗤笑。“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这两个寓言故事家喻户晓，其寓意有着相同之处：世上的事物总在不断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拘泥而不知变通。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贵族，早年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但成就却超过李斯许多。他的文章被收集整理为《韩非子》一书。
早在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时期，有人将韩非的文章带到秦国，嬴政不知是韩非所作，在读到《孤愤》《五蠹》等篇后，大为赞赏，感叹说：“我如果能够见到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就是死也无憾了！”站在一旁的廷尉李斯说道：“这是我的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国急攻韩国，索要韩非。韩王不得已，派韩非出使秦国。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大臣姚贾趁机加以陷害。秦王听信了谗言，便将韩非逮捕下狱。次年，韩非被逼自杀。
韩非虽死，他的思想和学说却继续被秦王嬴政所用，并最终帮助嬴政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国家—— 秦朝。
秦始皇为什么会对韩非的文章和他的思想有如此大的兴趣呢？
韩非的政治思想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以商鞅为代表的法，二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三是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此外，他还吸收了道家、儒家、墨家的一些思想，加以融会贯通，构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臻于完善的法家思想体系，韩非本人也被誉为法家思想的集大
成者。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主要方法就是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他说：“国位当车，势当马，法令当辔头，刑术当鞭策，就能赶好车、管理好国家。”所谓“法”，就是以法治国，法律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做到“矫上之失”“一民之轨”。所谓“术”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方法和策略，它与法一样重要，二者不可缺一，“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所谓“势”，就是权力和地位。失去势，君主就会大权旁落，权臣当道，国家就会灭亡。任势，就是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最强大，秦王嬴政希望结束诸侯割据和战乱，实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韩非的主张正符合他的需要。《韩非子》一书真实全面地体现了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法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韩非的历史观也是进步的，他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只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师法古代，是十分荒谬的。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就应随之改变。他还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概括出了一整套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因此，利于国计民生也成为《韩非子》一书的主要特点。
正因为此，宋朝名相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则称“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严复在上书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其实，这里的两个“半部说”恰好合二为一，“霸王道杂之”也好，“外儒内法”也好，都说明儒、法思想整体上的结合，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透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说明儒家、法家的互补性和可合成性。
当然，不仅儒、法两家如此，它们与诸子百家也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形成了共同支撑我国传统文化，并从不同角度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格局。
韩非愤世嫉俗之作
韩非的国家韩国是一个危难弱小的国家。韩国地处现在山西东南和河南中部一带，西邻秦国，南接楚国，东连齐国，北通赵、魏。它介于大国之间，据有兵家必争之地。秦要东进，吞并六国，统一天下，韩国首当其冲；六国西征，合纵攻秦，韩国必为战场。正如苏辙《六国论》所说：“夫秦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
身小势微的韩国虽列为诸侯，却是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经常受到他国的侵扰和欺凌。韩昭王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为相，治理国家，韩国由此强盛起来。然而，申不害死后，新韩王继位，一些守旧势力代表趁机混进其中，他们整日在韩王左右非议朝政，诽谤陷害廉洁正直的大臣官吏，攻击申不害实行的新法，蒙蔽韩王以骗取宠信。这些“重臣”将韩王的权力架空，实际篡夺了国家的实权，致使韩国法令废弛，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势急转直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秦国，才得以苟延残喘。
《韩非子·存韩》中说：“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意思是韩国侍奉秦国三十多年了，出门就像常用的袖套和车帷，进屋就像常坐的席子和垫子。韩非以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对当时韩王暗弱昏庸的愤慨。
作为国姓宗亲，韩非在对韩国的现状表示不满的同时，也十分痛心和忧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上书献策，要韩王实行改革，并写成《难言》《和氏》等文章，以和氏献璞自喻，进奏韩王，希望能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
忧愤之余的韩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开始埋头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名篇，分析当时的形势，评论各国的政治得失，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法家思想。
尤为可贵的是，《韩非子》虽然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但韩非凭借其精巧的构思、大胆的描写和幽默的语言，使文章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故事连篇累牍，像老马识途、滥竽充数、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均出自
其中。
《韩非子》的当代价值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韩非子》一书中所体现的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韩非继承了商鞅“刑无等级”的思想并加以发挥，在《韩非子》中提出“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主张。在韩非看来，除了制定法令的君王拥有不受法律惩罚的特权外，所有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要受到制裁。同样，如果小民有功，也应受到相同的奖赏，而与身份无关。法的适用对象不包括君主，是韩非法治思想的局限；但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平民与贵族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这种观点比起“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是大有进步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们更需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尊重宪法，维护法律的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公民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的原则，避免出现权力高于法律，私情大于法律的情况。 其次，《韩非子》中有“因道全法”之说，这是强调立法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因道”就是遵循大自然普遍规律，“不逆天理”，“守成理，因自然”。“全法”是指顾全国家的制度法令，“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因道全法”意在表明治理家国天下需要着眼于大局，制定法律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法律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调整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
第三，《韩非子》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观点。“法与时转”即法律必须因时制宜，积极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反映了韩非的进步历史观，他将固执坚持“先王之政”的儒者比为墨守成规的守株待兔者，幽默中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制度措施应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改革。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立法活动只有做到因时制宜，及时制定、修改法律使其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到法律的管辖范围，使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权益，处理社会纠纷，维护秩序稳定。
最后，《韩非子》中说“法莫如一而固”，意思是法令要统一和相对稳定。这和“法与时转”并不矛盾。随着时势的变化，对法进行相应的变革，这是从大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但就某个具体时间段而言，法令一旦制定，就应当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如此人们才容易遵守，才能有明确的行为指导，做到有章可循。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守法律统一稳定的原则，它一方面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必须内部和谐统一，一方面要求法律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制定过程，杜绝朝令夕改。不稳定的法律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实际利益，还会严重动摇法律的权威性，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韩非子》里的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
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韩非子·内储说上》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宣王吹竽，齐宣王很高兴地答应了，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后，湣王即位，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本来不会吹的南郭先生只好逃掉了。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对于领导而言，用人要注重考察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对于个人而言，须有真才实学，方能自立于世。
郑人买履
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郑国有个打算买鞋的人，他先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然后把量好的尺码放在座位上，去集市时却忘了带上。已经挑好了鞋，他才说道：“我忘记带量好的尺码了。”于是返回家去取，等到再返回来时，集市已经散了，结果没有买到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脚试呢？”他说：“我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事物要尊重客观事实，随机应变，不能墨守成规，犯教条主义错误。
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五蠹》
有个宋国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宋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撞死的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反而被宋国人所嗤笑。“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这两个寓言故事家喻户晓，其寓意有着相同之处：世上的事物总在不断变化，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拘泥而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