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台旁边就是绍兴博物馆，馆中展品不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战国时代的铁质农具，不论器型还是细节，都比北方同时期的农具要精细得多。越地的冶金技术确实极好，不过，所有这些工具加起来，都抵不过越地出产的另一样东西：越王剑。许多地方都出土过“越王剑”，以“越王剑”来命名自己铸造的宝剑，应该是越地匠人的习俗。他们对金属的理解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才能造出今天依然让人惊讶的好剑。打造了纯钧的欧冶子，更是这群人中有如神助的一个天才。
　　欧冶子铸的剑，从来不是作为一件锋利无比的武器而受到人们的推崇。相剑师薛烛也从来不说某把剑削铁如泥、杀人无数而不卷刃、一上阵就能吓退对方军队之类。《越绝书》中说，勾践还请薛烛看过毫曹与巨阙两把名剑，薛烛的批评是：毫曹光华散淡，巨阙质地趋粗。他是用一种更加接近美学角度的眼光来看待剑的。传说中，欧冶子所铸的名剑之首叫作湛卢，在吴越战争中被吴王阖闾得到，因为阖闾无道，做了残暴之事，湛卢一夜消失，后来出现在楚王枕边。“剑”在那个时代的隐喻，就此达到极致，它表达的既是锋利与自由，还有一种和锋利与自由有着更深刻关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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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溯源

　　越文化的最初形成可追溯到夏朝。相传大禹之后，夏少康为了不使禹祀中绝，封其庶子无余到会稽，建“于越”之国，可以视为越文化的开端。至越王允常时，越国初兴。而后在吴越缠斗、争霸的过程中，越文化与吴文化逐步融合，进而吸收了楚文化乃至北方中原文化的元素，成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独特地域文化。
　　从本质上说，吴、越文化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越文化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是发达的稻作经济和先进的青铜铸造工艺。 　　南方气候湿润，是中国水稻作物的起源地之一。考古发现证明，越地有大量先秦时期的稻作遗存，春秋时其稻谷产量已经极大提高，即使“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
　　至于青铜器，则越与吴一样，纹饰细密纤丽，器壁薄，多用镂空手法，玲珑剔透，与北方大异其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独步天下的青铜戈、剑铸造技术，春秋时已为诸侯所重，更北传中原，促进了南北文化之交流与融合。近年来，南方与北方各地先秦考古发现屡现“越王剑”、“吴王剑”，可见其青铜兵器铸造技术之影响深远。
　　独特的物质文化之外，越文化的独特性还表现在信仰、习俗等许多方面。比如吴、越盛行的“鸟虫书”，以及“断发文身”的习俗等。此外，越文化与吴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发达的军事理论。“天下兵书第一”的《孙子兵法》，其诞生与孙武在吴越之地的战争实践密不可分。
　　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又在此基础上造就了吴越文化善于吸收、融合、发展的开放性格。这种文化性格在今天的长江流域依然有着重大影响。

会稽山，来自大禹的启示

　　会稽山离绍兴市区很近，坐公交车20分钟就到了。有两条路可以上山，一条通往大禹陵，一条通往“越中古刹”炉峰禅寺。
　　会稽山是越地的一个重要标志，据说大禹死后葬在了这里，而越国的开国君主就是大禹的后代。当年，勾践就是被夫差围困在这座山上，后来投降去吴国做了人质。
　　读《越绝书》时，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作者一直在替勾践辩解与开脱。
　　春秋时代的国家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拘于“礼”的，这是遵循一种古风。战国时代则完全不同，真正进入血腥时代。吴越之战虽在春秋末期，但可以说开启了战国之战的先河。在吴越第一次大战时，越国为了取胜，曾经采取过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战术：派遣一批死士，列队阵前，同时自杀，趁敌军看呆，后面的人一拥而上，克敌制胜。这种狠、冷、不计代价的极端战术，在春秋时期的中原诸国看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后人说“春秋无义战”，但那批判的是战争动机，中原国家在具体战术上确实不会出现这么阴狠的招数。
　　这件印证于信史的事情，《越绝书》中却几乎未提及。作者一直试图用各种事例，把勾践往“仁君”的队伍中划归，比如他怎样自我修炼、广开言路、富国强兵……
　　为什么要替勾践辩解？行至大禹陵，我得到了一点启示。
　　越地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良渚文化圈，良渚文明中的礼器（比如常见的玉琮）与农业技术都很发达，无论礼制还是生产力都达到了很高水准。后来，当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发源区的华夏文明形成时，良渚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越地族群被中原人划归为“南蛮”，也就是“非我族类”。可是，随着文明圈渐渐外扩，史家的讲述视角也需要进一步扩展，于是需要把一些族群再纳入到华夏系统之中。
　　大禹是华夏文明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受到极高的推崇，看看如今大禹陵的恢宏气势就能略知一二。让越地的人成为大禹的“后代”，就是将此地纳入“秩序”的方式之一。无论勾践本人的性格如何，演绎故事的人把他的复仇行为纳入一个“仁君”的行为模式中，也使相关故事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世上有没有“大禹”这个人？大禹死后有没有葬在会稽山？越人是不是大禹的后代？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没有得到严格考证。尤其第三个问题，越人的族源，在前两个问题悬疑的情况下，说越人是大禹后代，不免附会。大禹成了使越国与勾践的故事更加合理合法的一个工具。如果勾践算是一把够锋利的武器，讲故事的人要给他加上来自于中原的美学内涵，使之成为真正的举世名剑——他为这个模糊的历史人物镀上了一层“秩序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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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简史

　　春秋时期，于越民族以今绍兴一带为中心建立越国。越国古都建于公元前490年，距今已有近2500年。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定江南，降越君，以越地置会稽郡，辖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大部20余县，治吴（今苏州）。
　　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会稽郡受督于扬州刺史部，时领26县，在今浙江境内有18县。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置吴郡，钱塘江以南仍为会稽郡，治山阴（今绍兴）。
　　晋太康二年（281年），以会稽地封骠骑将军孙秀，以郡为国，称会稽国。
　　隋开皇九年（589年），平陈，省郡县，废会稽郡，同时并山阴、永兴、上虞、始宁为会稽，并余姚、勤、鄮入句章县，设吴州，治会稽县，辖会稽、诸暨、剡、句章4县。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废吴，以原吴州境置越州，是为越州名称之始，辖县不变。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驻跸越州，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是为绍兴名称之由来。府治设山阴，辖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余姚、上虞、嵊县、新昌8县。

『桃花落，闲池阁』

　　陌上花发，我继续在绍兴城里溜达。有位几年未见的友人特意从上海赶来，一同喝壶花雕酒。

　　仓桥直街就是个适合喝酒的地方：当街一排老房子中，有小酒馆、食杂店、咖啡店，房子后面就是小河，乌篷船在水里走。找个小酒馆，坐到后窗外的棚下，就直接是坐在河边了，烫一壶花雕，还有茴香豆、手剥笋可配。柳含烟翠的时节，风里带着花香，一人独饮未免寂寥了些，两三人就正好。过去，小城里的河就是路，文人们写日记，总是说“买了一船东西”，或“船到了门外”。前街或后窗，总是要临河的，船就是交通工具。虽然现在新拓了道路，有无数新建筑，但有些老街巷里，河与桥都是老样子。 　　连下了几天雨，这天居然转晴了，窄窄的街面上变得挤挤挨挨，大家忙不迭搬出摘好的芥菜，挂着摆着，这是在晒梅干菜。有些老户搬出炭火炉子或蜂窝煤炉，当街引着火。老人都坐在家门口，织毛衣聊天晒太阳。烟火气在石板路上迅速升腾起来。
　　和朋友闲聊，说起绍兴的名人，朋友说不喜欢陆游，因为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国主义”，转而建议我去青藤书屋，看看徐渭的故居。
　　还好陆游留给绍兴的，不是“偏执的爱国主义”，而是沈园。如今的沈园没有什么老建筑，也不是什么精细的园林，而游客们分明也不是来看这些的。我在一个亭子里闲坐，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导游领着一队人，站在一堵刻写着《钗头凤》的墙前，用扩音器把陆游、唐婉的故事动情地讲一遍，再把两首《钗头凤》深情地念一遍，热闹一番后离去，立刻再换上另一拨人。想来在这样的日日熏习下，沈园的石头草木都会背《钗头凤》了。
　　园中有一个临水的回廊，两侧挂满巴掌大的木头牌子，风一吹，哗啦作响。沈园是个爱情之园，游人买来空白的木牌，在上面写上对感情的纪念、憧憬、期待、失落……他们到沈园来，看的不是园林花木，辗转反侧，步步流连，原来看到的是园中倒映的自己。
　　听多了导游的吟诵，我对《钗头凤》早已麻木，然而晚上去看名为“沈园之夜”的夜戏，隔着一池春水，听演员用越剧的调子字字顿顿又唱了一遍，听到“桃花落，闲池阁”时，忽然心有所感，暗叹陆游这句写得好。就像读《长恨歌》时，觉得这两句最好：“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每个字都与人无关，偏偏花开叶落，池阁已闲，便见得分分秒秒的岁月漫长，浑无所待，这桃李春风真是太无情。

不可触摸的『圆满』

　　我遵朋友嘱，去了徐渭的旧宅青藤书屋，就在仓桥直街旁边不远，一个叫作“大乘弄”的小巷子里。
　　徐渭早年屡试不第，一直与人做文书，专门写献给皇帝的表章，后来因疯杀妻入狱，出狱后穷困潦倒，常常以画换米，直至命终。按照常人的生活轨迹来看，这人命途多舛，愤懑不堪，实在落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生命中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气蕴丰沛的一面——明代中期的画家里，他是传奇，坊间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机智幽默之事，据说郑板桥直接说自己是“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徐渭的不一般。
　　大乘弄是一条窄窄的巷子，白墙黑瓦，少有行人。雨过天晴，刚露一点阳光，旁边哪家的衫裤就晾在当街，一晃一晃地倚着白墙。青藤书屋只是个普通的院落，站在门口就能一览无余：正房的山墙对着院门，只留一个很小的侧门出入，一条碎石小路一直铺到屋门口，院里种了一丛竹子、几支大芭蕉，芭蕉后面，一个上了年纪的胖保安抵着墙角打瞌睡。
　　正房里外不过两间屋，展示了徐渭的一点诗书画。画应该都是仿品，但多少能看出一些笔法，比如画竹木，他能用一种饱满、浓郁、恣意的笔墨，做出枯瘦、坚硬的质感。
　　墙上挂了一篇《镇海楼记》。镇海楼是绍兴龙山（今府山）上的一栋楼，可以眺望远方，用作海防，同时也可以宣扬政绩和向皇帝表忠心，这篇《镇海楼记》是徐渭为重修镇海楼写的，当时他担任为胡宗宪写表章的职务，这也是他最成功的世俗职业。后来胡宗宪入狱，徐渭的根基失陷，自此而疯，真疯还是佯疯无从判定。
　　徐渭一生诗文无数，如果让他自己选，一定不会选一篇向皇帝表功的文字挂在青藤书屋。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入仕”对读书人来说是唯一的进阶途径，但凡有点傲骨的，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既不能放弃“入仕梦”，又怀疑“仕途之暗、之必要”。若是再屡试不中，这两个互成犄角的力量就会像病毒一样渐渐啃噬人心，任如何天降才华，铁板一样的制度下，这样的命运不可违逆，越是大才，越受到这两个力量的牵制。比如徐渭，如果说他陷入悲剧，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特立独行，而在于既特立独行，又不能逃脱樊笼。
　　墙上还挂了一页字，是《四声猿》的开篇。《四声猿》是徐渭依前人的本子写的四个短篇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狂鼓史渔阳三弄》 《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凤得凰》。故事都是先前流传的故事，徐渭的精彩在于语言，恣意挥发，让读者大呼过瘾。奇怪的是，猿声喻哀，“四声猿”应该就是四声哀叹，但这四篇杂剧不但快意，结局亦是各个圆满。
　　有人把徐渭与梵高拿来对比：都是画家，都是疯子，都曾自伤、自杀。但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认为，徐渭的画“毫无欧洲表现主义画家为了表达内在苦恼而绘出的不和谐色彩、极度的扭曲或者梦魇式的意象”，表达的是心理的抒发而不是压抑，这是一种“治疗”。对此我不大认同，无论剧本的“圆满”，还是画作的“和谐”，应该都不是所谓“治疗”。徐渭的确有些诗文是抒发愤懑的，但《四声猿》的反差感实在太强烈，反而让我觉得这是更加深刻而无法诉说的压抑，一种来自于“圆满”与“和谐”本身的压抑——看，它们如此圆融、巨大、刚硬、永恒，它们难以触摸、永远不能抵达。
　　离开书屋时，刚才那位胖保安不知所踪，芭蕉后面的墙角里，只剩一把椅子在晒太阳。

繁华落尽一场梦

　　蕺山街一带是我偏爱的一片老街区，王羲之、蔡元培的故居都在这里，商业开发不算完备，更多旧貌。走在街巷里，抬头总能望见一座小山，山上还有个塔，那就是蕺山。“蕺山”是一个来自勾践时代的名字，当年这里因出产蕺草出名；绍兴不少小山的名字都来自古越国，比如鸡山，就是当时勾践让人养鸡的地方。

在过去，小城里的河就是路，文人们写日记，不加注释就说，『买了一船东西』，或『船到了门外』。前街或后窗，总是要临河的，船就是交通工具。

　　有一次我走在蕺山街，不知赶上什么日子，家家门前都挂了个彩纸灯，扎成各种形状，从龙、狗、鸡、兔到飞机、宇宙飞船等都有，手艺不精细，但造型的跨度令人匪夷所思，整条街就这样透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戏谑感。绍兴自古富庶繁荣，气候舒适惬意，早就有品赏灯笼的传统，每到年节，从通衢到曲巷，个个张灯，赏灯就成了盛事。晚明的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就讲过自己收藏灯的经历。那时能工巧匠也多，张岱说，有个匠人擅长剪彩为花，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现在的灯虽然没那么神妙，终究是将这传统延续下来。
　　张岱看到的盛景远比一般人要多。他出生于书香世家，40岁前游走于读书与享乐之间，从不为谋生烦心，对于节俭、贫薄、豪奢没有深刻概念。他4岁时，家里办过一次盛会，点的灯照亮了整座龙山（府山），六十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情景：“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有兴趣的事情，他都会玩到极致，比如饮茶，要以各地名泉煮各种名茶，找出最相配的茶与泉；迷上琴，就与友人缔结“丝社”；迷上斗鸡，就创“斗鸡社”；家中养了戏班，对剧本和伶人的品鉴也入木三分——他门下的女伶中有个叫朱楚生的，毕生心血集于戏曲，唱功毫无瑕疵，张岱评价她“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烟视媚行”四个字，被无数后人引去，当作评价女子迷人的妙语。
　　张岱见识过诸般人生乐趣，这些不再束缚着他。但他也避不开与徐渭相同的困惑：读书与科举。历史上，绍兴一带出了许多状元，这也是江南文化发达的一个缩影。可是，高度发达之下亦有隐忧，像“孔乙己”就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张岱的高祖张天复是进士出身，后辈也多走仕途，张岱看多了官场的欺诈虚矫、登高跌重，最后得了一个结论：科举功名一场空，这个秩序体系没有完美的终点。
　　继而，张岱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秩序的倒塌：明代覆亡。一代士人面临了最大的困惑：心归何处。是留给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前朝，还是臣服于清？张岱选择了散尽家产、归隐山林。
　　张岱有个朋友叫祁彪佳，一天，他请来好友，煮茶畅谈，其间忽然打开窗子向南望去，笑着说了一句话，第二天便投水自尽，他的墓就在府山上。
　　他说的那句话是：“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

绍兴式偶遇

　　张岱那个时候的绍兴，几乎每个人都能识字，到20岁才加以筛选，有的人继续读书，有的人就习艺谋生。在这种风气之下，连百工艺匠也是读过不少书的，称得上是“两脚书橱”。如今，绍兴景区里还常见一种特别的行当：用游客姓名现编一首诗，还可以题写在扇面上。那人当街坐着，铺开笔墨，摇着扇子，都是才子架势，摊前挂的名号也响当当的：“国家书画协会二级会员”，“江南才女某某”……这景致在别处难见到，在绍兴可不稀奇，当街卖字画、写扇面的多了。
　　某些事，发生在某些地方就显得那么自然。

水乡家家临河，开窗就看到对岸人家过日子的场景。

　　雨夜，我已经走到住处楼下，忽然想起有点事忘了做，便转身。一个老人跟在我身后，礼貌地开口问路，我指给他方位，他停顿了一下，又缓缓地说：“我是一个孤老，没有儿女，没有收入，你能不能帮一帮我？”他穿一件黄呢外套，戴着一条灰白的围巾，虽然都很旧，却维持着基本的整洁与体面，提着两个塞满东西的手提袋，空空地望着我。这一望之间，我把“骗子”这个词滤掉，掏出钱包里的最后一百块钱给了他。
　　他接了钱，却没有马上离开，说：“你是个好人。我今年79岁了，没有收入，但我的书法很好，得过全国金奖，上海世博会还征召过我的书法……”他的语气有些凌乱，仿佛急于解释什么。借着路灯光，我看清了他的模样：头发全白，面相清秀，谈吐间依稀能觉出一种雅致的风度。我静静地听他说话，他见我不急于离开，缓了缓语调，问：“你喜欢书法吗？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指点你一下。”然后他就那样站在雾蒙蒙的街头，开始给我讲书法，又从书法讲到绘画，讲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眼睛也发亮了。
　　可能很久没有人这样听他讲话了吧。他知我去过沈园，就诵起陆游的《钗头凤》，说唐婉也不是一般的手笔，然后又提到一个叫作“大香林”的地方：“桂花开时，你去那里走走，那香气，很美……”说着轻轻挥了一下手，幽暗的街头，那一瞬竟似有香气浮动。
　　我们又在街上站了许久，他说，我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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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漫步

1. 老街风情

　　“一河一街”或“一河二街”是水乡绍兴的特色。绍兴古城有八大历史街区，以明清建筑风为主。老街各有特色，鲁迅故里以人文气息浓郁、水乡风情典型见长；仓桥直街以市井风情见长；书圣故里和西小河历史街区人文历史遗迹众多，传说故事优美；八字桥直街是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古朴淡雅。游览老街可步行或坐人力三轮车。在这些老街上，遗韵犹存的老台门粉墙黛瓦，斑驳的马头墙披着爬山虎，石板路与石桥之间小河流淌，轻盈的乌篷船穿梭其间，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在江南的生活画卷上徐徐展开。
　　古城还有很多小巷，当地人称“弄堂”，也是各具特色，最狭窄的弄叫庙弄，位于西小路，仅容一人通过；最有诗意的弄是洋河弄，位于沈园内，“满城春色宫墙柳”或许指的就是这里；还有名字好听的香芬弄。闲坐、聊天、晒太阳，是弄堂生活的典型场景。

2. 台门遗韵

　　绍兴有句民谣：“绍兴城里五万人，台门足有三千零。”可见台门之多。绍兴的台门犹如北京的四合院，是很有特色的地方传统建筑，格调淡雅、自然古朴，在江南宅第建筑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台门有过渡空间 （台门斗），功能区用“进”来区分，旧时根据富贵程度分三进、四进、七进不等，中间用“天井”贯联；石库台门和竹丝台门中穿插了砖雕、木雕、石雕，很有艺术价值。 　　这样一个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却变成了一场狂欢，或者，是鲁迅本身就隐隐写成了一场狂欢？站在鲁迅故里的路口，我忽然想到这个场景：众人抬着三个头颅走过街头的人群。
　　走过重重叠叠的门，穿过明明暗暗的堂屋、侧廊、小花园、厨房间，没有遇到一个人。路的尽头有一个狭小昏暗的庭院，一座很小的黑色木门挡住了去路，门上没有锁，架着一个老式的木插销。打开木门，一片明晃晃的亮黄色一下子扑进来，这里就是百草园，盛开的油菜花肆无忌惮地照耀着我——今天的第一个访客。
　　百草园是鲁迅笔下最明亮的一个场景，其实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小菜园，但少年的世界总是巨大而丰满的，他能看到那么多的乐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云雀、叫天子……长大后，他周游四方，阅尽悲欢，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他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小到变成一个铁屋子。他不像张岱，在世间渡尽劫波，才发现去无可去，他早就知道铁屋子不可破除，陆游的悲愤、徐渭的疯狂、张岱的繁华落尽，以及各种浮浮沉沉，不过是这铁屋的一景。他说：“‘希望’只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

『百草园』是少年鲁迅的起点，他离开一个如此明媚的空间，进入巨大纷繁的人世。历尽劫波之后，『百草园』在流动的故乡记忆中，成为唯一不变的景致。

　　然而他不肯沉寂，他在铁屋子里游荡，忽而是背剑复仇的少年，忽而是执剑杀人的黑衣人，忽而变成市井间的旁观者，忽而又是那三颗不辨面目的头颅，被人围着狂欢。在他的文字中，死亡之寂与狂欢之盛，本没有多少区别，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并且经常一同出现。有人说他对“复仇”有偏执，其实，勾践那样的复仇才是真正的偏执，如果知道最终将“不辨面目”，偏偏还要去做，这更像是一种“放下偏执”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给人的印象惯是严肃冷峻，我便偏爱谈论他乐趣丛生的一面，比如讲鲁迅，就讲他给后羿吃“乌鸦炸酱面”，他“优待老作家，给老子十五个饽饽”，他是个幽默惯了的人，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有趣。将硬币的两面翻来覆去，也只有用“跌宕自喜”来形容最为贴切。
　　百草园如今仍种着菜，油菜，芥菜，一畦畦的，张着大大的绿叶。有一截矮墙，被藤蔓围绕，毫不醒目，据说是当年遗存下来的。虽然下着小雨，云雀的嬉闹声却是不息。我绕到一角的皂荚树下，捡起一个圆圆的皂荚果，半透明的，握在手中。陆续有游客进来，每个导游例行要指着那口井、那菜畦和皂荚树，背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段落。人们举着各色雨伞，在油菜花前站定，拍照，又哄然走散，如是不辍。

熟识的小酒馆

　　天黑之后，鲁迅故里渐渐冷清下来，街口出现一个油炸臭豆腐的小摊，摊主是个干净利落的阿姨，举手投足有一种老派的风韵。她做的臭豆腐味道相当不错，份量也给得很足，不过我更喜欢她摊上的另一样东西——木莲豆腐，一种像凉粉的羹，但比凉粉纯净透明，毫无杂质，据说是木莲粉做的，盛到碗里，加一勺薄荷汁、一勺白糖，味道清甜。我每晚在她摊上买一份臭豆腐、一份木莲豆腐，渐渐熟识了，知道她有糖尿病，晚上出来摆摊是因为没有盘查，可以一直做到十一点多才收摊。她站在那里，背后是条老街，亮着柔黄的灯，清清冷冷的。
　　小摊对面有一座很老的石桥，桥边有个小酒馆，叫作“一石居”，就是鲁迅《在酒楼上》中写到的，那个“熟识的小酒楼”的名字。和这名字相衬，酒馆的作风也是老派的，柜台前摞着一坛一坛的本地酒，条凳条桌就摆在桥边，没什么特别装饰，却很干净——“干净”大概是此地馆子的标准风格。一个五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坐在柜台里看报纸，面貌和善，眼睛明亮，待我点完菜，他捧出一碟嫩绿的豆，说：尝尝这个，清炒出来很好吃。我一见，是鲁迅在《社戏》中写过的，那种乌油油的结实的罗汉豆，便由他炒了去。这小店做菜倒不马虎，一份小白菜，定要加上嫩笋丝才肯上桌。此后我便每晚来桥边坐，也混成了“熟识的小酒馆”。店里的酒很正，有花雕、泰雕和女儿红，我偏爱泰雕，与另外两种酒相比，泰雕略略带一点甜味，装在长嘴的锡壶里烫一下，喝起来温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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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之味

　　西施豆腐：百般鲜滑，堪称羹类菜肴中的极品。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来到诸暨一山村，饥饿时到一农家用餐，有一道菜盛在大海碗里，似羹似汤，热气腾腾，乾隆品尝后赞不绝口。
　　干菜毗肉：据说由明代文人徐渭不经意间创制，色泽乌黑油亮，油而不腻，吃后唇齿留香。
　　螺蛳青：绍兴传统的下酒菜，以青鱼干最佳，色泽红润，油光可鉴。
　　腊肉蒸笋：鲜嫩的竹笋与酱肉相蒸，咸鲜入口。
　　霉苋菜梗蒸豆腐：霉苋菜梗有“素鳗”的美誉，这道菜绿白两色，撒上些麻油，鲜美无比，绍兴素有“霉菜梗一碗，饭添三碗”之说。
　　霉千张蒸肉：霉透的千张和半油半精的猪肉饼子一起蒸煮，咸香浓郁，是佐餐的佳品。
　　糟鸡：鸡肉经过陈年酒酿的闷熏，咸香入味，飘着酒香。
　　绍式小扣：选用上等五花肉和黄花菜，经过汆、煸、蒸等多道工序，肉的油腻尽除，黄花菜充分吸收了肉的油性，相得益彰。
　　素烧鹅：用豆腐皮层层叠压，外观恰似切好的鹅肉，口味融合了鲜咸甜，是绍兴的传统素食。
　　臭豆腐：“闻其臭吃其香”，抹点甜酱和辣酱，色香味俱全。
　　茴香豆：“嚼嚼韧久久，吃弄嘴里糯柔柔”，煮茴香豆也适宜用来下酒。
　　干菜烧饼：以干菜肉为馅，白炭炉烘烤，现做现吃，薄而脆。
　　萝卜丝饼：外焦里嫩，色泽金黄，涂上辣酱，鲜香味美，街头随处可见。
　　木莲豆腐：消暑的佳品。民间叫卖曰：“木莲豆腐荫邹邹、凉飕飕、吃进嘴里滑溜溜。糖也多来醋也多，外加冰糖薄荷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