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法尔哈德与西琳”故事发源于伊朗,千余年来沿着丝绸之路广为流传,在伊朗、小亚细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均成为重要的文学叙事主题。文章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内,结合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探析这一主题的起源和传承。通过这一研究,旨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史关于“法尔哈德与西琳”主题叙事诗及其相关诗歌意象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促进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机 构】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尔哈德与西琳”故事发源于伊朗,千余年来沿着丝绸之路广为流传,在伊朗、小亚细亚、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均成为重要的文学叙事主题。文章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内,结合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探析这一主题的起源和传承。通过这一研究,旨在进一步完善我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史关于“法尔哈德与西琳”主题叙事诗及其相关诗歌意象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促进对“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其他文献
在布洛陀史诗的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的中华民族观念为壮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布洛陀史诗中有关多民族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及制度交融等的记载都保存了相关信息。这成为壮族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历史佐证,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此外,搜集整理“布洛陀史诗”的历程也是对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再发现过程。
古代朝鲜半岛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其作品自14世纪中后期便陆续传至朝鲜半岛,在此后五百余年间,对朝鲜半岛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半岛文人不仅关注元好问丧乱诗、论诗诗,还接受了他的诗学思想,并极为推崇元好问的七律诗。他们在现实创作中不仅化用其写景状物类诗歌的经典诗语,还仿效论诗绝句体式进行创作。同时,元好问的史学著述也为朝鲜后期实学者编著大型百科全书提供了史料依据。朝鲜半岛文人对元好问诗文的积极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是间接发生的。
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文章将民族文学“入史”问题放置在范式转换的学术视野中,结合中国当代文学史范式转换的关键意义,提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文学史书写亟需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主旋律,探索民族文学“入史”的适当路径。
文章通过分析穆儒丐1918—1925年间的作品,展现民初旗人作家穆儒丐作品中守护旗人记忆、言说族群伤痛的遗民心态,思考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新民立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考察穆儒丐以自身族群经历为视角,反思辛亥革命,为中国摆脱民初军阀混战现状寻找思想资源的复杂情感和心理轨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弱势族群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在对巫术、神话、宗教等的充分展示中表现了对“他者”的关注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往往运用人类学的思想和手段,从书斋走向田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类学家的角色,而且最终的作品也呈现为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化文本。目前,批评家将这类作品称作“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写作”。
精通汉语使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既为本民族文学书写找到了绝佳表达方式,又能够在多民族接触与交融的场域中自由穿行,从而赋予其文学叙事一种自由品格。尤为重要的是,通晓汉语言,自如运用汉语创作,为他赢得了宏阔世界,也濡化了他宽广的文化胸襟和廓大的现代民族观。在描写和展示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同时,他善于不断跨越本民族,追求中华民族的相融相合,唱出一曲曲多民族休戚与共、亲如一家的和谐之歌。
1949—1966年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经历个人翻译整理、跨传播符号和传播媒介改编、集体搜集整理、国庆文学献礼等文化事件,实现了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的转变。《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之演替过程,体现了新型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由此《阿诗玛》亦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这种形态转变与认同形塑过程,也即其经典建构过程。
地方性知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认知功能是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知识最具标识性的功能。传播功能是少数民族文学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功能。以地方性知识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功能与传播功能关系密切,形成认知下的传播与传播中的认知二者间的动态关联。认知下的传播更多涉及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动机,蕴含着本民族如何更好地被他民族认知和理解的传播诉求,传播中的认知则关涉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者及接受者等认知主体,既体现为创作者通过文学书写形成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再认识,也可表现为接受者经由文学阅读获得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中地方性知识的了
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以湘黔桂边区为背景,表现社会转型中乡村秩序的失序和重建,乡村伦理的沉沦和救赎,乡村人性的堕落、挣扎、忏悔、重塑。“救赎”始终是其小说的主题,包括乡村的自我救赎和人生的自我救赎。在他的作品中,边地叙事不单纯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人物命运和作家生命情怀的书写和诠释方式,是观照生活与体验生命的一种视界。
沙俄皇室和欧洲关系密切,彼得一世发现国家落后,便主动组团去欧洲考察、向欧洲学习,由此开启俄国近代化改革,即从东正教会主导的政教合一之国转型为世俗化国家。这一转型包括译介欧洲流行文学、引进近现代艺术,改造教会斯拉夫语书写的《圣经》故事及传统罗斯文学,期冀培养近代审美意识。然而,由此孕育出的翻译文学和模仿欧洲文学之浪潮,却未替代、取消古罗斯——公国——沙俄——帝俄各时代流传的斯拉夫民间故事体文学,甚至激发了知识界去发掘传统民间文学资源,把欧洲流行文学的叙事技术运用于整理这些民间文学遗产,还启示了一些翻译家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