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表现，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还有一种，说他此后终生食素以示忏悔。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不符。
　　惨案发生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正在北京吉兆胡同等待希望执政府不履行列强提出的“撤除津沽防务”最后通牒的游行队伍的到来。从时间上看，游行队伍早该来了，但还迟迟没有露面。楚溪春正想通过电话向执政府方面进行询问，就听到西方传来了枪响。楚溪春的心猛地一沉，意识到那边一定出了事，于是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就乘着汽车直奔执政府而去。
　　当楚溪春驱车快赶到事发地点时，看到很多学生拿着小旗迎面跑来，神情非常慌乱；到了执政府大门前，只见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卫队旅的士兵打红了眼，还在端着枪四处搜寻。楚溪春当即吹响口哨，命令士兵回到营房集合。随后，楚溪春的上司也坐着汽车赶到了。上司惊慌失措，只好报告段祺瑞。
　　段祺瑞当时对卫队旅无实际指挥权，也不在事发现场，枪杀学生的命令也不是他下的。而且，在楚溪春返回吉兆胡同之前，段祺瑞已得到消息，并派人探视了现场。
　　得知学生伤亡惨重，段祺瑞甚为伤感，对楚溪春等人说，因为你们防备不周，才发生了这样的惨剧，望你们今后特别当心，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
　　惨案发生后，执政府司法部、高等法院等组成联合机构，对该案进行会审。由于段祺瑞未下达过开枪命令，被认为无直接责任，法官便传召楚溪春到庭接受审查。
　　楚溪春为了使自己和部下不负罪责，出庭前专门开会让众人搜集游行学生的“罪证”。比如找来几支旧手枪，就说是学生们的凶器；找来几把笤帚和几个煤油桶，则说是学生要拿来火烧执政府。唯一真实的物证是学生们用的一大捆旗子，因为旗上写着“中共北方执行委员会”的字样，另外执政府南面楼上的玻璃窗上还有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圆孔。
　　圆孔确实是当场被子弹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而极可能是卫队士兵开枪时打偏了。当时正好卫队旅也有一个卫兵被子弹打死了，虽然楚溪春自己都弄不清那卫兵是怎么死的，但他就索性以此作为证据，指证是学生先开枪，卫队旅才被迫自卫。
　　法官听取证词后便以此结案，卫队旅官兵从上至下均未受到处分。然而，到最后，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段祺瑞及其执政府，他们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同仇敌忾，纷纷予以谴责。鲁迅连写多篇杂文进行声讨，《纪念刘和珍君》即是其中之一。
　　在从政的前几十年，段祺瑞的社会声誉曾因“三造共和”而达到顶峰，又因“亲日”和对日借款不断受损，曲曲折折，既有下落，也有回升。而“三一八惨案”直接一锤子将段祺瑞砸落谷底，老段的政治声望和资源也几乎全部被砸碎了。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