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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2月20日,距离圣诞节还差6天,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超过100多栋房子被从天而降的盟军炸弹夷为平地。在持续了100多天的英美盟军轰炸下,这个巴尔干东南部的大都市被彻底摧毁。
让保加利亚尝尝站错队的滋味,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这猛药有效的话,给他们多尝一点。”
作为纳粹德国防空实力最弱的附属国,保加利亚沦为盟军首先开刀的软茄子。纵观整个前东欧阵营,位于东南角落、与土耳其接壤的保加利亚,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了。
进入20世纪以来,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两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站错队”的欧洲国家,无独有偶其主体民族都自认为祖先来自“东方”。这些自认的“东方西迁”民族,在冷战时期被划入“东欧阵营”,直到90年代才得以走出铁幕,加入欧盟,成为名正言顺的欧洲国家。
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对于犹太人来说,绝对是人间炼狱。希特勒和轴心国势力所到之处,都是犹太人有去无回的魔窟。但在纳粹帝国势力范围内,却有一个地方成为了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当欧洲的犹太人陆续被希特勒送进集中营的时候,沦为纳粹傀儡国的保加利亚顶住了德国的压力,让境内的犹太人免于一死。
实际上,保加利亚犹太人当年只差11个小时,就要跟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一样在焚化炉里化作青烟了。1943年3月10日,从德国集中营出发的列车开进保加利亚,纳粹当局要求保加利亚把所有犹太人送上这些直接进入奥斯维辛的列车。以保加利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向民众呼吁阻止列车离开。一时间索菲亚的火车站铁路周围,挤满了阻止列车启动的普通市民。
在纳粹傀儡国的首都出现群众的大规模示威,还只在保加利亚发生过一次。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对当时的国王鲍里斯三世施压,大牧首基里尔甚至坦白地说,要是国王把犹太人交给纳粹德国,他的“灵魂将会难获救赎”。教会用“赎罪”的方式,鼓动大量保加利亚群众躺在铁轨上,让火车无法前行。基里尔大牧首自己也率先躺在了列车前的铁轨上,让大量信众紧跟其后。
在保加利亚国会,甚至是亲纳粹的议员也反对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11个小时过去了,保加利亚政府向纳粹德国作这样的解释:保加利亚需要犹太人担当劳动力。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纳粹德国的死亡列车拖着空空的车厢回到集中营。在这次营救行动中,共有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从虎口脱险。
保加利亚被绑上纳粹德国的战车,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的味道。毕竟,地理位置重要的保加利亚对于希特勒来说志在必得,而在威迫利诱下加入轴心国的保加利亚,从来对纳粹元首都是三心两意。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兵败如山倒。攻占罗马尼亚后直指保加利亚的苏联红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把保加利亚从轴心国的阵营中剥离出来。被苏联顺利“收编”的保加利亚,是东欧阵营里最贴近老大哥的卫星国,直到现在还是最亲俄罗斯的巴尔干国家。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中央,矗立着一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这是俄罗斯境外唯一一座专门纪念俄罗斯中世纪民族英雄的教堂,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1878年沙俄帝国基于“泛斯拉夫主义”的外交政策,协助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的“老大哥”情结由此产生。而俄罗斯人对保加利亚的强烈好感,则在于东斯拉夫语言所用的西里尔字母,就是在保加利亚发源的。在俄罗斯对西方发动网络信息战的今天,很多保加利亚“键盘侠”成为了网上亲俄言论的急先锋。
但是对于南部斯拉夫民族来说,保加利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客”。今天的保加利亚,在罗马帝国时期属于色雷斯省。公元7世纪,从黑海东岸出发,一个属于半游牧民族的突厥部落—保加尔族跨越伏尔加河,一直向西进发,最后在色雷斯省定居下来。
信仰异教的保加尔人,以色雷斯省为据点慢慢向外扩散,对东罗马帝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一次与东罗马帝国的交战中,保加尔人还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砍杀,头骨被保加尔族首领用作了喝酒的器皿。这个横扫巴尔干东部的历史时期,又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帝国”时期。
然而,保加尔人部落的内部斗争也非常血腥,相互残杀成风,导致力量天平最终向东罗马帝国倾斜。当时,梵蒂冈天主教廷和东罗马东正教会,都试图把这个部落吸引上自己的文明轨道。公元864年,在东罗马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保加尔族首领鲍里斯最终同意接受东正教洗礼。该族自上而下开始了东正教的普及,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肯入教的民众纵火焚毁刚修建的教堂以泄愤。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纳入东正教文明轨道的保加尔人,与当地的斯拉夫人、色雷斯人、马其顿人等混居通婚,渐渐形成了今天的保加利亚民族。在这个时期保加利亚所孕育的斯拉夫文化,甚至成为了日后东正教诸多传统的来源。
自东方而来的保加尔人,在中世纪的巴尔干半岛四面临敌,除了在南部要对付东罗马帝国之外,在西边要对付塞尔维亚人,在北边则要对付马扎尔人。
所谓的马扎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的先祖了。同样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跨过东欧平原,一路往西,与保加尔人同时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定居了下来。 马扎尔人的亚洲真正发源地,一直是个谜。在今天的某些匈牙利人(包括现任总理欧尔班)看来,来自东方草原的马扎尔人是匈奴人的后裔。但是,一些考古成果表明,马扎尔人是在“匈人”的国家灭亡后许久,才来到这片土地;而公元5世纪在罗马帝国边界线烧杀劫掠的“匈人”(首领为阿提拉),和公元前2世纪被大汉击败的混合游牧民族“匈奴”之间有多少关联,也是说不清的。
当然,由于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敌对关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不可能承认他们与历史上的突厥人亲缘更近。在匈牙利,甚至有这样一个传说“演绎”他们与匈奴人的关系:创世之神在东方的草原上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匈诺,一个叫马格,这两兄弟都是骁勇的猎人。有一天,这两兄弟看到了一只白色发光的麋鹿,于是紧追不舍。在一个湖边,白鹿不见了,此时却出现了两位美人。两兄弟分别娶了其中的一位,各自的后代分别形成了匈奴人和马扎尔人。
不管怎么说,与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不同,马扎尔人保持了诸多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姓氏摆在前面、名字摆在后面的民族。
马扎尔人、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和东罗马帝国,在12世纪前的数百年里,一直是这个区域的四大势力,相互间纵横捭阖,直到奥斯曼铁蹄一举攻陷巴尔干半岛。
尽管被东罗马帝国在宗教上同化,保加尔人还是一直与这个强权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而信仰天主教的马扎尔人,则是东罗马帝国南北夹击保加尔人的利器。在东罗马帝国的连续敲打下,曾建立“第一保加利亚帝国”的保加尔人,在北部的防守实力渐渐削弱下来,最后被马扎尔人驱逐出多瑙河中游地带。
随着奥斯曼势力渐渐向东欧渗透,两个东方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保加尔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臣民,而马扎尔人则渐渐成为了天主教强权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对象。
1848年,民族主义风潮在欧洲爆发,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成为东欧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反哈布斯堡皇朝)的重要宣示。
然而,对于巴尔干的其他民族来说,匈牙利绝对不是自由和独立的标杆。匈牙利在19世紀下半叶取得越来越强势的地位,而这无助于其他民族的解放。在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内部,匈牙利更是直接管辖着帝国境内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罗马尼亚族。匈牙利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面对更弱小民族的时候,却摇身一变成为了迫害者。
进入20世纪的匈牙利,可以说是倒了大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作为战败国被大卸八块,原本受匈牙利管制的克罗地亚被并入南斯拉夫王国,斯洛伐克宣布与捷克合并,特兰斯瓦尼亚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伏伊伏丁那则划入塞尔维亚的领土。匈牙利在20世纪的领土变更中,成为了彻底的大输家。
一个庞大的马扎尔人地盘,被缩小成蕞尔小国,导致了现在的匈牙利疆界之外,还居住了众多匈牙利侨民。不少流散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匈牙利人,从高高在上的主子变成了二等公民,道尽了这个民族在过去100年的沉浮。
茨威格曾经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面写道:“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回首东欧过去一个世纪国界线的变更和主权的交替,也许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地缘政治的无常了吧?
让保加利亚尝尝站错队的滋味,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下的命令。“这猛药有效的话,给他们多尝一点。”
作为纳粹德国防空实力最弱的附属国,保加利亚沦为盟军首先开刀的软茄子。纵观整个前东欧阵营,位于东南角落、与土耳其接壤的保加利亚,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了。
进入20世纪以来,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这两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站错队”的欧洲国家,无独有偶其主体民族都自认为祖先来自“东方”。这些自认的“东方西迁”民族,在冷战时期被划入“东欧阵营”,直到90年代才得以走出铁幕,加入欧盟,成为名正言顺的欧洲国家。
希特勒最勉强的盟友
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对于犹太人来说,绝对是人间炼狱。希特勒和轴心国势力所到之处,都是犹太人有去无回的魔窟。但在纳粹帝国势力范围内,却有一个地方成为了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当欧洲的犹太人陆续被希特勒送进集中营的时候,沦为纳粹傀儡国的保加利亚顶住了德国的压力,让境内的犹太人免于一死。
实际上,保加利亚犹太人当年只差11个小时,就要跟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一样在焚化炉里化作青烟了。1943年3月10日,从德国集中营出发的列车开进保加利亚,纳粹当局要求保加利亚把所有犹太人送上这些直接进入奥斯维辛的列车。以保加利亚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和部分国会议员,向民众呼吁阻止列车离开。一时间索菲亚的火车站铁路周围,挤满了阻止列车启动的普通市民。
在纳粹傀儡国的首都出现群众的大规模示威,还只在保加利亚发生过一次。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对当时的国王鲍里斯三世施压,大牧首基里尔甚至坦白地说,要是国王把犹太人交给纳粹德国,他的“灵魂将会难获救赎”。教会用“赎罪”的方式,鼓动大量保加利亚群众躺在铁轨上,让火车无法前行。基里尔大牧首自己也率先躺在了列车前的铁轨上,让大量信众紧跟其后。
在保加利亚国会,甚至是亲纳粹的议员也反对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11个小时过去了,保加利亚政府向纳粹德国作这样的解释:保加利亚需要犹太人担当劳动力。在十分不情愿的情况下,纳粹德国的死亡列车拖着空空的车厢回到集中营。在这次营救行动中,共有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从虎口脱险。
保加利亚被绑上纳粹德国的战车,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的味道。毕竟,地理位置重要的保加利亚对于希特勒来说志在必得,而在威迫利诱下加入轴心国的保加利亚,从来对纳粹元首都是三心两意。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兵败如山倒。攻占罗马尼亚后直指保加利亚的苏联红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把保加利亚从轴心国的阵营中剥离出来。被苏联顺利“收编”的保加利亚,是东欧阵营里最贴近老大哥的卫星国,直到现在还是最亲俄罗斯的巴尔干国家。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中央,矗立着一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教堂。这是俄罗斯境外唯一一座专门纪念俄罗斯中世纪民族英雄的教堂,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
被斯拉夫同化的東方牧民
1878年沙俄帝国基于“泛斯拉夫主义”的外交政策,协助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保加利亚人对俄罗斯的“老大哥”情结由此产生。而俄罗斯人对保加利亚的强烈好感,则在于东斯拉夫语言所用的西里尔字母,就是在保加利亚发源的。在俄罗斯对西方发动网络信息战的今天,很多保加利亚“键盘侠”成为了网上亲俄言论的急先锋。
但是对于南部斯拉夫民族来说,保加利亚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客”。今天的保加利亚,在罗马帝国时期属于色雷斯省。公元7世纪,从黑海东岸出发,一个属于半游牧民族的突厥部落—保加尔族跨越伏尔加河,一直向西进发,最后在色雷斯省定居下来。
信仰异教的保加尔人,以色雷斯省为据点慢慢向外扩散,对东罗马帝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一次与东罗马帝国的交战中,保加尔人还把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砍杀,头骨被保加尔族首领用作了喝酒的器皿。这个横扫巴尔干东部的历史时期,又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帝国”时期。
然而,保加尔人部落的内部斗争也非常血腥,相互残杀成风,导致力量天平最终向东罗马帝国倾斜。当时,梵蒂冈天主教廷和东罗马东正教会,都试图把这个部落吸引上自己的文明轨道。公元864年,在东罗马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保加尔族首领鲍里斯最终同意接受东正教洗礼。该族自上而下开始了东正教的普及,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肯入教的民众纵火焚毁刚修建的教堂以泄愤。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纳入东正教文明轨道的保加尔人,与当地的斯拉夫人、色雷斯人、马其顿人等混居通婚,渐渐形成了今天的保加利亚民族。在这个时期保加利亚所孕育的斯拉夫文化,甚至成为了日后东正教诸多传统的来源。
两个“东方民族”的较量
自东方而来的保加尔人,在中世纪的巴尔干半岛四面临敌,除了在南部要对付东罗马帝国之外,在西边要对付塞尔维亚人,在北边则要对付马扎尔人。
所谓的马扎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的先祖了。同样来自东方的马扎尔人,跨过东欧平原,一路往西,与保加尔人同时在喀尔巴阡山脉一带定居了下来。 马扎尔人的亚洲真正发源地,一直是个谜。在今天的某些匈牙利人(包括现任总理欧尔班)看来,来自东方草原的马扎尔人是匈奴人的后裔。但是,一些考古成果表明,马扎尔人是在“匈人”的国家灭亡后许久,才来到这片土地;而公元5世纪在罗马帝国边界线烧杀劫掠的“匈人”(首领为阿提拉),和公元前2世纪被大汉击败的混合游牧民族“匈奴”之间有多少关联,也是说不清的。
当然,由于曾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敌对关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不可能承认他们与历史上的突厥人亲缘更近。在匈牙利,甚至有这样一个传说“演绎”他们与匈奴人的关系:创世之神在东方的草原上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匈诺,一个叫马格,这两兄弟都是骁勇的猎人。有一天,这两兄弟看到了一只白色发光的麋鹿,于是紧追不舍。在一个湖边,白鹿不见了,此时却出现了两位美人。两兄弟分别娶了其中的一位,各自的后代分别形成了匈奴人和马扎尔人。
不管怎么说,与斯拉夫化的保加尔人不同,马扎尔人保持了诸多东方民族的风俗习惯,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姓氏摆在前面、名字摆在后面的民族。
马扎尔人、保加尔人、塞尔维亚人和东罗马帝国,在12世纪前的数百年里,一直是这个区域的四大势力,相互间纵横捭阖,直到奥斯曼铁蹄一举攻陷巴尔干半岛。
尽管被东罗马帝国在宗教上同化,保加尔人还是一直与这个强权处于直接对抗的状态;而信仰天主教的马扎尔人,则是东罗马帝国南北夹击保加尔人的利器。在东罗马帝国的连续敲打下,曾建立“第一保加利亚帝国”的保加尔人,在北部的防守实力渐渐削弱下来,最后被马扎尔人驱逐出多瑙河中游地带。
随着奥斯曼势力渐渐向东欧渗透,两个东方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保加尔人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臣民,而马扎尔人则渐渐成为了天主教强权哈布斯堡皇朝的统治对象。
20世纪的输家匈牙利
1848年,民族主义风潮在欧洲爆发,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成为东欧民族追求独立自由(反哈布斯堡皇朝)的重要宣示。
然而,对于巴尔干的其他民族来说,匈牙利绝对不是自由和独立的标杆。匈牙利在19世紀下半叶取得越来越强势的地位,而这无助于其他民族的解放。在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内部,匈牙利更是直接管辖着帝国境内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和罗马尼亚族。匈牙利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面对更弱小民族的时候,却摇身一变成为了迫害者。
进入20世纪的匈牙利,可以说是倒了大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作为战败国被大卸八块,原本受匈牙利管制的克罗地亚被并入南斯拉夫王国,斯洛伐克宣布与捷克合并,特兰斯瓦尼亚地区被划归罗马尼亚,伏伊伏丁那则划入塞尔维亚的领土。匈牙利在20世纪的领土变更中,成为了彻底的大输家。
一个庞大的马扎尔人地盘,被缩小成蕞尔小国,导致了现在的匈牙利疆界之外,还居住了众多匈牙利侨民。不少流散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匈牙利人,从高高在上的主子变成了二等公民,道尽了这个民族在过去100年的沉浮。
茨威格曾经在《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里面写道:“1914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回首东欧过去一个世纪国界线的变更和主权的交替,也许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地缘政治的无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