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擅权：张居正因“凌上无礼”遭到皇帝怨恨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最怕大权旁落，历代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有防止大臣专擅的机制。朱元璋对此考虑尤深，他曾谈到：“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朱元璋发动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宿将。胡、蓝玉成为首犯，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违犯了不能“擅权”的帝王法则。
明代因“擅权”而得祸的最著名事例，当属一代改革家张居正。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明朝已陷于沉重危机，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明朝转危为安。然而，张居正的很多行为，也违犯了当时的“政治规矩”，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亦即依靠太后的倚任，对皇帝管束过严、不够尊重；二是“威福自擅”“异己者率逐去之”，就是在内阁之中，他也“视同列蔑如也”，其他内阁大臣惧其威势，“不敢有所持诤，拱手受成而已”。这种“凌上无礼”“威权震主”的行为，不但导致皇帝对他怀有深深的怨恨，也在朝野树立了许多政敌。以致身死未久，大祸骤发，生前官秩尽被削夺，家产皆被籍没，家人遭受严刑审讯，长子敬修自缢身亡。后来出任大学士的于慎行评论说：“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钤制太过耳。”
“婴鳞”：明代不少官员因直言进谏而招来惨祸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然以君主专制为原则，但要维持政务畅通和统治稳定，实有赖于君臣的良好配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帝亦然。臣下怎样匡正而不触怒皇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韩非子·说难》形象地比喻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后人遂把犯颜直谏称为“婴鳞”。历代君主大多标榜“兼听则明”，提倡臣下“极言敢谏”。如果臣下真把皇帝想象成虚怀若谷的明君，“明言礼义以挑其恶”，伤其颜面，动其怒气，鲜有不大祸临身者。明代就有不少官员因“婴鳞”而得祸。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深知“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他特地宣布自己最喜欢逆耳之言：“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其实朱元璋并无容人之量，不少官员直言进谏，不但未能使他改过纠错，反而招来惨祸。比如，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想把她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暴怒说：“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来杨希圣遭人弹劾，朱元璋想到熊氏是其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予以黥刺劓鼻的惩罚。
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治政颇善，史称“仁宣之治”，然二人都有拒谏饰非的毛病。当时有一位“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名叫李时勉，明成祖朱棣时就曾听信谗言，让他坐了一年多监牢。朱高炽在为皇考守孝期间，亲近女色，严重违背儒家礼仪。李时勉劝谏皇帝“谅闇之中，不宜近嫔妃”，并对让太子出守南京提出批评，认为“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高炽极为震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斥责，李时勉不肯屈服，遂“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接着将他关入锦衣卫狱。幸亏锦衣卫一位千户曾受李时勉恩惠，暗中请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保住性命。朱瞻基做太子时，洗马戴伦、中允林长懋曾劝谏他不应荒废学业，引起朱瞻基不快。朱瞻基登上皇位后，经常出猎巡游，二人再次劝谏，朱瞻基遂将二人调任京外冷差。有人报告二人发牢骚，朱瞻基令将二人逮捕，带到大殿亲自审问，戴伦性格刚烈，抗辩不屈，朱瞻基令武士将他活活捶死，林长懋因沉默未言，得保性命，但被关入监狱十年之久，直到下任皇帝即位才被释放。
儒家提倡“君君臣臣”，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本是道义性的关系。但在专制政治的实践中，“君君臣臣”完全变为尊君抑臣的等级原则，以致君可以使臣不以礼，而臣对君的正常规谏，也可能被君视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干政：明代宦官数次专权乱政，鲜有善终者
在中国古代，有机会干预国家政务者，主要有三类人，即后妃、外戚和宦官。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三类人都高度警惕，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总起来看，明代对后妃和外戚的防范比较成功，而在限制宦官方面完全失败。宦官不但广泛参与军政事务，还数次出现专权乱政现象。不过，宦官专权鲜有善终者。
明代第一位专权宦官，是正统年间的王振。正统初年，因有太皇太后和内阁老臣约束，王振还有所收敛。待到这些人陆续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完全倚信王振，王振口含天宪，作威作福，官员有不肯依附或礼数不周者，皆遭其重惩。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怂恿皇帝亲征，结果皇帝被蒙古人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趁乱将王振锤毙，并说道：“吾为天下诛此贼！”郕王朱祁钰监国，群臣合词启奏：“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王振死党马顺、毛贵等被朝臣当堂乱拳打死，王振全家无分老少皆被处斩。
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是明朝最后一位，也是势焰最烈的一位宦官。他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结，统揽内宫外朝大权。东林党人反对他专权乱政，他便制造冤案，将多名东林党人逮捕下狱，“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这些人均被折磨致死。
当时官员们为了向魏忠贤献媚，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各地纷纷为其建立生祠，斗巧竞侈，所供魏忠贤之像，皆以沉香木雕就，五官四肢，宛然如活人，腹中肠肺皆用金玉珠宝妆成。可惜好景不长，朱由校在位七年即突然去世，嗣君朱由检着手清算魏忠贤的罪行，魏忠贤自缢后遭戮尸凌迟，客氏被笞死，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被处斩，亲属均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最怕大权旁落，历代政治制度的设计，都有防止大臣专擅的机制。朱元璋对此考虑尤深，他曾谈到：“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朱元璋发动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宿将。胡、蓝玉成为首犯，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违犯了不能“擅权”的帝王法则。
明代因“擅权”而得祸的最著名事例，当属一代改革家张居正。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明朝已陷于沉重危机，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明朝转危为安。然而，张居正的很多行为，也违犯了当时的“政治规矩”，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挟宫闱之势，以骄蹇无礼于其主”，亦即依靠太后的倚任，对皇帝管束过严、不够尊重；二是“威福自擅”“异己者率逐去之”，就是在内阁之中，他也“视同列蔑如也”，其他内阁大臣惧其威势，“不敢有所持诤，拱手受成而已”。这种“凌上无礼”“威权震主”的行为，不但导致皇帝对他怀有深深的怨恨，也在朝野树立了许多政敌。以致身死未久，大祸骤发，生前官秩尽被削夺，家产皆被籍没，家人遭受严刑审讯，长子敬修自缢身亡。后来出任大学士的于慎行评论说：“江陵之所以败，惟在操弄主之权，钤制太过耳。”
“婴鳞”：明代不少官员因直言进谏而招来惨祸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虽然以君主专制为原则，但要维持政务畅通和统治稳定，实有赖于君臣的良好配合。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皇帝亦然。臣下怎样匡正而不触怒皇帝，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韩非子·说难》形象地比喻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后人遂把犯颜直谏称为“婴鳞”。历代君主大多标榜“兼听则明”，提倡臣下“极言敢谏”。如果臣下真把皇帝想象成虚怀若谷的明君，“明言礼义以挑其恶”，伤其颜面，动其怒气，鲜有不大祸临身者。明代就有不少官员因“婴鳞”而得祸。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深知“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他特地宣布自己最喜欢逆耳之言：“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其实朱元璋并无容人之量，不少官员直言进谏，不但未能使他改过纠错，反而招来惨祸。比如，朱元璋听说熊宣使之妹年少貌美，想把她收入宫中，员外郎张来硕劝谏：“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朱元璋立时暴怒说：“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用刀捣碎张来硕牙齿。后来杨希圣遭人弹劾，朱元璋想到熊氏是其未婚妻，不由嫉恨交生，予以黥刺劓鼻的惩罚。
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治政颇善，史称“仁宣之治”，然二人都有拒谏饰非的毛病。当时有一位“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名叫李时勉，明成祖朱棣时就曾听信谗言，让他坐了一年多监牢。朱高炽在为皇考守孝期间，亲近女色，严重违背儒家礼仪。李时勉劝谏皇帝“谅闇之中，不宜近嫔妃”，并对让太子出守南京提出批评，认为“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高炽极为震怒，将李时勉召到便殿斥责，李时勉不肯屈服，遂“命武士扑以金瓜，胁折者三，曳出几死”，接着将他关入锦衣卫狱。幸亏锦衣卫一位千户曾受李时勉恩惠，暗中请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保住性命。朱瞻基做太子时，洗马戴伦、中允林长懋曾劝谏他不应荒废学业，引起朱瞻基不快。朱瞻基登上皇位后，经常出猎巡游，二人再次劝谏，朱瞻基遂将二人调任京外冷差。有人报告二人发牢骚，朱瞻基令将二人逮捕，带到大殿亲自审问，戴伦性格刚烈，抗辩不屈，朱瞻基令武士将他活活捶死，林长懋因沉默未言，得保性命，但被关入监狱十年之久，直到下任皇帝即位才被释放。
儒家提倡“君君臣臣”，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本是道义性的关系。但在专制政治的实践中，“君君臣臣”完全变为尊君抑臣的等级原则，以致君可以使臣不以礼，而臣对君的正常规谏，也可能被君视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干政：明代宦官数次专权乱政，鲜有善终者
在中国古代，有机会干预国家政务者，主要有三类人，即后妃、外戚和宦官。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三类人都高度警惕，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对策。总起来看，明代对后妃和外戚的防范比较成功，而在限制宦官方面完全失败。宦官不但广泛参与军政事务，还数次出现专权乱政现象。不过，宦官专权鲜有善终者。
明代第一位专权宦官，是正统年间的王振。正统初年，因有太皇太后和内阁老臣约束，王振还有所收敛。待到这些人陆续去世，明英宗朱祁镇完全倚信王振，王振口含天宪，作威作福，官员有不肯依附或礼数不周者，皆遭其重惩。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怂恿皇帝亲征，结果皇帝被蒙古人俘虏，护卫将军樊忠趁乱将王振锤毙，并说道：“吾为天下诛此贼！”郕王朱祁钰监国，群臣合词启奏：“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王振死党马顺、毛贵等被朝臣当堂乱拳打死，王振全家无分老少皆被处斩。
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是明朝最后一位，也是势焰最烈的一位宦官。他与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勾结，统揽内宫外朝大权。东林党人反对他专权乱政，他便制造冤案，将多名东林党人逮捕下狱，“五毒备具，呼謈声沸然，血肉溃烂”，这些人均被折磨致死。
当时官员们为了向魏忠贤献媚，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各地纷纷为其建立生祠，斗巧竞侈，所供魏忠贤之像，皆以沉香木雕就，五官四肢，宛然如活人，腹中肠肺皆用金玉珠宝妆成。可惜好景不长，朱由校在位七年即突然去世，嗣君朱由检着手清算魏忠贤的罪行，魏忠贤自缢后遭戮尸凌迟，客氏被笞死，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被处斩，亲属均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