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引人注意的课题。“西”当然不是仅指我们今天理解的“西方”，而是广义的西，就是中国以外的异域。这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复兴，而是蕴含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我们的文化的独特性是什么。有趣的是，这种独特性又主要是在和西方的对比产生的。
　　这个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不意味着一种文明冲突的到来，不如这样理解：它代表了人们心中一种继续得到解答的愿望，在滚滚如潮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哪些不应该改变，或者说，即使要改变，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衡量一本中西文化交流通史著作的标准，离不开两点，第一是资料丰富，论证细密，也就是在实然层面去伪存真，耗费极大功夫。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所说，今人很难像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史那样去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貌，因为前者有系统的正史、通鉴类史书可资检阅；后者则要在汉文文献中仔细爬梳，还要从外文文献中去钩稽索隐，还要旁及传世和出土的文物资料。
　　第二是应然层面的深入思考。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纳说的，包罗万象、“全息摄影”般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书写首先是史家对于事件的选择，并把这些事件编织在一个有意义的序列里。即使是同一主题，不同作者也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从而呈现出个性。这种个性，不代表历史书写的“任性”，其实是对“有意义的序列”的理解的深度。
　　著名历史学家张国刚先生的《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就是把这两点完美结合起来的上乘之作。以1500年为界，本书分成了上下两卷，1500年以前是两个中国人的名字：从张骞到郑和；1500年以后是两个西方人的名字：从利玛窦到马戛尔尼。这样的安排，既有史实上的考虑，又有对不同文明命运的思考，意味颇深。

长历史的视野

　　只要视野放得够长，很多争论的意义感便会消减很多。这大概就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人不会像动物一样只管当下，时间的长短在人类那里是有意义的。
　　不管今天不同文明之间有多少纠葛，不管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有多少纠葛，但只要你越把时间拉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就会越加凸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舞台上，由东而西和自西向东，是双向交流互动的。
　　文明的交流互鉴，早在张骞之前就已经波澜壮阔地展开。中国最早培植了小米和水稻，同时，西方培植的小麦则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青铜技术来自西方，但相对于西亚的青铜工具，中国的青铜器更多的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在冶金技术上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中国的青铜工艺和物品又反过来传播到西方。冶铁技术也来自西方，到了秦汉时代，中国的冶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罗马世界的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中国）的钢铁雄冠其时。
　　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对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足够漫长了。纵然我们有了高科技手段，从考古中发现当年的真相，但也无法还原当时的场景。还好人类还有想象力。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这些物质文化的交流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当我们中国人见到一颗新的作物的种子，或者见到一辆新式的輪式马车，或者一件从未见过的青铜工具，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不管今天不同文明之间有多少纠葛，不管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有多少纠葛，但只要你越把时间拉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人类进步的意义就会越加凸显。

　　可以把那些明确记载的事情拿来作个参考，即历史上王朝派出的使节团。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背后的动力机制千差万别，就中国历代王朝的情况而言，政治外交需要是派出大规模使节的首要出发点。好处就是留下了记载。遥想当年西汉西行的使节团，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西行一次，就要和父母或者爱人或者孩子分开十年之久，你不能不佩服西行者身上的探索精神和担当勇气。
　　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我们绝不能因为年代的久远和很多东西的不可考，就大大低估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中国人—也包括所有人类，都是受益于文明交流互鉴的，创造性的发挥也往往是在和异质文明发生了有趣碰撞之后发生的。
　　有了这个长历史的视野，对于我们自身的文明，心态就会平和得多，既不会刻意拔高，也不会刻意贬低。2019年“四大发明”因为一个高校老师被学生举报而上了一次“热搜”。撇开这个老师的遭遇不谈，仅就“四大发明”而言，有充分证据证明这的确是中国人对世界的重大贡献，同时，四大发明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相互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比如指南针，阿拉伯人的指南针技术是从中国传去的，而从时间顺序看，欧洲人使用的罗盘当传自中国，但中国的罗盘导航知识如何传到欧洲去的，仍是一个谜。
　　毫无疑问，在掌握了中国人的罗盘导航知识后，欧洲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改造为利用万向支架的结构稳定的旱罗盘，为远洋航行准备好了重要条件。但到了18世纪末叶将蒸汽机用于海船和19世纪中叶装甲舰出现以后，轮机和炮火的强烈震动以及舰身磁场的干扰，使磁罗盘失去了作用。于是，西方国家经过不断改革，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磁罗经和附属的防磁设备。这种设备是在欧洲传统旱罗盘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水浮针的技术，将中西两种罗盘的优点结合起来，使磁罗经臻于完善。张国刚先生因此强调：“液体罗经的出现再度表明中西文化的交流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
　　我想，对于任何类似四大发明这样的争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搞清楚中西文明是如何交流互鉴的，过度拔高自己或者过度贬低自己都是没有必要的。

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

　　中西文明的碰撞，当然不局限于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取长补短，既好办又好接受，但思想文化领域的借鉴和启迪就更加复杂。因为精神文明的互鉴涉及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来说，一个相伴终生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往往又是在“他们”来了之后凸显出来。问“我们是谁”其实也就是在问“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关于中西文化不同—这里的“西”主要就是指欧美了，历来的总结甚多。有一个接近定见的说法是，中国人是“天人合一”，西方人是“天人分裂”。甚至还引申出来一个说法，因为中国人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所以维护生态环境，而西方人讲究人征服自然，所以破坏生态环境。
　　显然，这个引申出来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学者李零也不同意“天人合一”的总结。他认为，中国和西方不同，并不是我们讲“天人合一”，他们讲“天人分裂”，而是两者在僧俗和政教的关系上有巨大不同。早在近代欧洲实行政教分离之前，中国的政教关系就已经是二元化，我们更“世俗”，他们更“宗教”，如果非用分合讲话，那也只能是，他们“天人合一”，我们“天人分裂”。

　　從政教关系的角度看，我同意李零先生的观点。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思想文化领域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就是三种宗教：汉唐时代是西域的佛教，宋元时代至明初是伊斯兰文化，近代早期（1500-1800）主要是基督教文化。既然中国的政教关系是二元化，那么面对外来的宗教，体现了相当强的包容性（宗教宽容作为一种实践，中国至少绝不输于西方），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但这不代表外来宗教的融入就是没有障碍的，恰恰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教分离太领先了，和习惯宗教在世俗政权之外或者世俗政权之上的外来宗教会发生碰撞。

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

　　此时，文化交流的进行往往采取了一种误读的方式。用张国刚先生的话说，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郢书燕说式误读比比皆是，误读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因为不同文化相遇之时，每一种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现自己，同时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触的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过自己的眼睛审视对方，试图把对方收入自己麾下。
　　那么，在中国文化发展上最著名的因误读而成功涵化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佛教伦理和儒家伦理存在着重大分歧，特别是佛教违背孝道和构成儒教礼仪之外的政治秩序。“格义”佛学就是早期佛教为了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主动进行的融合。著名的“二十四孝图”就是佛教人士编纂出来的宣传册，和儒家相比，这更是孝道的极致化表达，甚至也显现出了孝道推到极端后的荒谬意味，这恰恰也说明主动融合一方的心情的迫切—这样说来，现代以来受到猛烈批判的孝道，佛教也要担一部分“责任”哩。
　　晚明前清时期，耶稣会士也试图利用文化误读而产生的诠释，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主要代表就是利玛窦，所谓适应政策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利玛窦通过4个方面的适应性措施来完成他所设想的“本土化”：生活方式上，接受了中国士人的行为举止、饮食习惯、起居模式、上下里外的衣着打扮。伦理道德上，用儒家的仁、德等概念解释基督教伦理，在介绍基督教教义和执行圣礼时不突出、忽略或者修改中国传统道德难以接受的行为，比如男性神父对女性信徒的身体接触。在术语上，采用中国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天”或“上帝”指代GOD。在礼仪问题上，将叩头礼理解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举动而允许执行。
　　但是，基督教的融入始终存在强大障碍。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因为害怕涵化出一种失却基督教纯正性的中国式基督教而命令终止这种做法，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也就始终没有产生如中国佛教那般融合中西两种智慧的新文化。
　　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今天，因为社会的进步，文明之间的误读大大减少了。饶是如此，历史上的创造性误读是不是仍然在向我们暗示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