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安顺西行二十八公里，来到普定县，这座县城下辖五镇六乡，许多寨子坐落在大山之中。李润就是从这些大山深处走出来的大学生。
　　李润的父母都是农民，世代随着季节时令种粮，家庭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李润从小学业就很好，父母亲不希望他继续辛苦种地。
　　2013年，李润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父母给他操办了一场隆重的升学宴。他开玩笑说“有点像庆祝翻身农奴把家当”。一步步走出农村，他这样总结说：“农村孩子能够读出来真不容易，从农村到城市，我走了十八年。”
　　李润在就业的选择上感到了局限性。农村出来的孩子，在选择工作时普遍更看重“稳定”。“家里的环境让我们折腾不起，”他说，“一方面要考虑照顾农村年迈的父母，一方面还要考虑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农村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都缺乏“拼爹”的资本，也没有啃老的条件，相对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又急需他们就业，而不是继续求学。此外，青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环境使他们在社交能力和素质培养方面不如城市孩子全面，所有这些主观和客观因素都导致他们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先后面试过几家企业之后，李润总结说自己在面试环节总是表现不佳。“其实好一点的企业，面试都会看你的穿着，我们的话穿得就比较差一点，第一印象分就不高。”
　　更多人对面试穿着没有概念，也没有条件。
　　来自江西农村的王友朋，大学毕业后独自一人到北京求职，他说自己连一套像样一点的西服都没有。“我家物质基础不是很好，北京的租房规矩是需要‘押一付三’，当时每个月的房租是八百元，需要一次性交清三千二百元。”王友朋当时租房的钱，也是找朋友东拼西凑借来的。


　　王友朋租住在北京通州一个不到十平方米大的隔断间里，每次从公司回到出租屋，他总感觉自己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国际化大都市的CBD，一個则是城乡接合部。
　　王友朋从大四的实习期就来到北京，一家不错的互联网公司给了他机会，并许诺有转正的机会，而他实习了将近四个月后，对方却又表示目前没有转正名额。
　　眼看长期实习下去工作也难以落实，王友朋陷入“毕业就失业”的恐慌。“他们打著实习转正的幌子，招实习生当免费劳动力。”王友朋不禁感慨，求职场上，到处都是套路。
　　农村大学生就业遇到的种种困难，不仅体现在低就业率上，也体现在就业质量方面。
　　中国社科院“中国大学生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调查”报告中提到，大学生所在学校的层次、就读专业和个人身份户籍等都可能成为用人单位筛选的标准。加之农村大学生普遍性格内敛、缺乏自信，很可能在面对竞争激烈的就业岗位时选择退而求其次。
　　毕业于“985高校”兰州大学的马成，来自甘肃农村，他先后报考了国考、省考以及中国农业银行等的招聘考试，笔试成绩都不错，面试环节却总是出各种差错。最后，他报名加入了“西部计划”，将成为志愿者。他对这份工作表示满意，“国家将帮我还清大学四年的助学贷款，同时在基层工作期间一年也能拿到两万。对于当地农村的物价而言，两万够了”。
　　2017年求职季已近尾声，李润回到了安顺小城，他说“回安顺我觉得心安大于遗憾”。而人在北京的王友朋，依旧穿梭在拥挤的地铁和人潮，坚持着与身后那片土地继续拉锯与对抗。参加了“西部计划”的马成，即将去往甘肃农村，他笑言自己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他们知道，在独自奋斗跨越城乡的路上，必须比城市青年更加坚韧。（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原载《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