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地震的震中竟然在大禹的故里——汶川。有人认为震中在北川，可是北川也被考证为大禹的故乡。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去汶川凭吊大禹遗迹时，曾留下“禹王明德古今悬，哪计汶川与北川”的诗句。
　　既然汶川和北川都与大禹有关，我这篇短文就从大禹说起吧。
　　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来，看到央视的抗震救灾募捐晚会，看到一队队奔赴灾区的军队，我的脑海中总是涌现出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的场面。这些场面为什么会产生关联，因为这些场景背后都暗含着“国家”这两个字。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的场面，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诞生的开国大典。
　　为什么我们要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其实就是为了保卫自己，抗御外侮，抵抗天灾。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人们多是把大禹看作一个治水的英雄，实际上大禹最大的功勋是，他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国家——夏王朝(距今4100多年)的奠基人。为什么一个治水的英雄大禹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堪称国家的王朝——夏，这里面有什么象征意义吗?能否说大禹创立夏朝的故事已经预示了中华民族的国家一经产生，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与天灾抗争。
　　此前，我去了河南安阳商代的遗址殷墟，头脑中还充满了对那里的记忆。我记得夏朝之后的商朝有一个特点：频繁地迁都，前后有十多次，有“前八后五”之说。有历史学家研究，商人频繁迁徙的原因之一是躲避水灾。
　　在殷墟我看到了大量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卜辞，是国君向占卜师问卜的记录，那里面的内容大多是对于天灾的问卜，看来商朝的国君最忧虑的就是天灾。在殷墟的甲骨文中，各种天灾都出现了，如：旱灾、水灾、地震、风灾、雷灾、蝗灾，还有日食、月食等，因为商人把这些天文现象也看成是灾。如果说，甲骨文是中国人文字的源头，那么可以说对天灾的忧虑成了中国文字产生的推动力之一。
　　甚至有人说中国象形文字的出现和成熟，也与天灾有关。因为天灾的缘故，灾民们被迫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话语不同的族群，这时只好画图沟通。天灾不断，于是象形文字就出现并越来越成熟了。
　　在远古时代，到处都是荒野，人都可以选择逃离强权，进入荒野，恢复自由。但是人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愿意与大禹一起组成一个国家。
　　人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全体人民组成的共同体能帮助人们做到他们作为个体或者家族存在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比如保卫生命和安全，战胜来自大自然的灾害等。
　　国家有大国，也有小国。中国战国时代七国并存的局面为何不能持续，为何一定要统一成一个大国?
　　战国七雄并立时，典籍中有很多关于邻国饥馑，相输以粟的记载。仅《史记》中就记载了如下故事：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乞籴(买入粮食)于秦”，秦“输粮与晋”，史书载，粮船自雍至绛相望，规模宏大。《史记·秦本纪》穆公十四年载：“秦饥，请粟于晋。”但晋未曾与秦，为此还发生了战争。在穆公十五年，晋国又发生了饥荒，虽然穆公十四年，秦“请粟于晋”，而晋未曾与秦，但这次秦国还是从“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的道义出发，“又饩(赠送食物)之粟”。
　　《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天灾之频繁，仅仅在三年之中，相邻的秦和晋就发生了三次天灾；同时这些记载也让我们看到了天灾在空间覆盖的有限性，相邻的两国，一国受灾，另一国却无灾；秦国与晋国两国之间关于粮食的“请”与“与”，一方面说明仅靠一国之力，已经无法度过灾荒，另一方面已经暗示出战国时期?个小国统一成一个大国的必要性。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中华这个多灾的土地上，一个个小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抵抗天灾的需要，中华民族要生存必须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统一成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能够与天灾在空间和时间上共存，因为我们的国家在空间规模上大干任何一次、任何一种天灾时的规模。天灾再大，也大不过中国。
　　正是因为中华多灾多难，中国人才知道了一个统一大国的宝贵。一次次的灾难锤炼出了中国人最可贵的东西——就是追求统一的“国家意识”。这是中国人经过几千年血与火的洗礼得到的无价之宝。
　　无论何时何地，中国人最为痛恨的就是分裂。国家的统一是中国人至高无上的原则。
　　诸葛亮六出祁山为什么?为了匡复汉室，统一中华；岳飞怒发冲冠为什么?为了“踏破贺兰山缺”；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都是为了统一。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次分裂，就有多少次为了统一的战争。
　　为什么中国人“统一”的意识如此深入骨髓，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多天灾。
　　中国的天灾之多，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之最。当我看到一张中国历史上历次地震震中分布图时，我感到惊讶，那上面密密麻麻代表震中的红点布满了中国大地。我在那上面还真的找不到哪一个省没发生过地震。
　　有人从《汉书》和《后汉书》中就统计出汉代共发生自然灾害346次，其中地震7 7次，水灾71次，旱灾48次，蝗灾42次，疫灾18次，风灾21次，淫雨霖雨15次，冰雹20次，霜雪11次，饥荒23次。(引自黄今言《汉代自然灾害与政府的赈灾行迹年表》)汉代存400多年，年均灾害发生率为81％。
　　说到此，一个问题涌现出来：中国如此多灾多难，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却选择了这块地方，厮守于此，不离不弃。为什么我们对这块多灾的土地如此挚爱?
　　其实，尽管祖国多灾多难，但是就“天灾”这个词而言，它的潜台词应该是“福地”。因为我们说“灾”，意味着这是一种非常状态，是不正常，即正常的状态不是这样。我们从来不说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闹了“旱灾”，因为那里常态是“干旱”；我们也不说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受到了冻害，因为那里常年如此。因此，我们说一个地方遭受了“天灾”的时候，意味着这里平时是“福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灾”这个词还有一个周期性的含义。自然界的现象都有周期性的规律，即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为任何单方向发展的现象，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风不可能永远地刮，雨不可能永远地下，冰期之间有间冰期，干旱之间有湿润期。
　　从时间上看，尽管我们的祖国多灾多难，但我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灾害之间的间隔期，而且我们利用这个无灾的时段，储存食物和其他物质，以备凶年。
　　从空间上看，天灾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有限的区域之内，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的规模都不可能覆盖这样广袤的国土。
　　天灾从来不曾把中华民族毁灭。甚至可以说，假如没有天灾，我们中华文明就无法发展壮大。
　　中国有一句成语：多难兴邦。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了文明发生、发展的模式：挑战——应战。这样的学说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多难能够兴邦。
　　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文明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环境提供的挑战，但这挑战不能太大，如南极、北极那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人类无法 应战；也不能太小，如热带的雨林，食物丰富，无需衣物房屋避寒，这里的人没有创造的需要和冲动；只有适当的、不大不小的挑战，人类如果能够成功地应战，才有可能创造文明。
　　文明出现后，并不一定会发展壮大，它的发展需要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挑战和应战循环往复不断出现；第二，挑战与应战的场所逐渐从外部转向内部；第三，社会内部自决能力(对内部挑战进行应战的能力)的不断增强；第四，旧的杰出人物的退隐和新的杰出人物的产生。总之，少数人创造，对一系列挑战不断地应战，多数人模仿，使整个社会保持一致。这就是文明不停滞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条件。如果新的挑战不再出现，或者文明内部的杰出人物丧失了创造性，大多数人不再有模仿的行为，文明就开始停滞不前，或者走向衰落解体。文明需要面对一次又一次新的挑战，在人民应战的过程中，只有正确的领导和整个国家的团结一致才能够促使文明不断发展进步。
　　正是中国的多灾多难，提供了不大不小的挑战，正是在像大禹这样杰出人物的带领下中国人成功地应战，才诞生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一次次灾害，一次次挑战，挑战——应战，如此频繁往复，中华文明就一步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中国多天灾，正是中华民族对天灾的成功应战确保了中华文明历经了4000多年而绵绵不坠。
　　今天自然灾害所提出的挑战，已经不新鲜了。天灾还是过去的天灾，未见其更猛烈和更频繁，我们应战的模式却似曾相识，没有新的内涵。譬如说2008年初的雪灾和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我们的抗灾模式何其相似。甚至向前追溯，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我们的应对模式也很相似。
　　地震非我国独有。对地震的挑战，成功的应战应该属于我们的邻国日本。其标志是地震的死亡人数越来越低，房屋倒塌越来越少。遗憾的是，我国虽然度过了一次次大地震的危机，但却是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的。当人们看到一幢幢学校倒塌，而其旁边的建筑却安然无恙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明出了问题。
　　对于天灾的挑战，我们的应战越来越程式化，流于形式。我们应该怎样应战，让我们重新回到大禹治水的故事，那里面寓意深刻，每次重温，都会读出新的东西。
　　禹和鲧治水的不同，往往被分析成疏与堵的不同。其实依我看来这只是表面的不同，真正的不同在于这是两种不同对待灾害或者说挑战的不同模型。
　　鲧是堵水。深层的意思这是一种刺激——应激型，是当灾难发生时，冲上去，迎战。这是一种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场面，高潮迭起。整个抗灾过程壮烈、宏大，有奋战，有牺牲，可歌可泣，英雄辈出。
　　但禹治水就不同了。禹是寻根溯源、标本兼治、未雨绸缪型。大禹治水没有戏剧性的场面，他没有在洪水滔天的紧要关头，冲上去堵沙包，他也没有速战速决的打算，他把治水看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艰难困苦，但是平淡无奇。平淡得有如生活。
　　其实大禹治水的精髓是：治灾是一种常态。平时若灾时，灾时若平时。
　　最后我建议在汶川或北川再建一座大禹的塑像，将其立在地震博物馆的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