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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不断充实和深化。从和平共处到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从经济与政治并重到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环保五位一体，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顺应和引领时代进步潮流的追求。
[关键词]中国 领导集体 国际新秩序 基本观点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91－05
国际新秩序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探讨的世界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不断充实和深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的新安全观以及尊重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丰富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使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总体形势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认为只要和平力量不断增长，避免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持较长时间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他明确指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候了。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整体构想。
(一)国际新秩序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之所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和诉求，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整套完备的国家行为规范，比其他多边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彻底摆脱了旧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和消极影响，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已经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广到处理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双边关系延伸到多边领域，从我国周边地区扩大到亚、非、拉，一直到全世界，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是经济与政治秩序同步推进
1988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1990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旧秩序由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等部分组成，从生产、贸易、金融、国际机制等各个环节维持与保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并使这种剥削长期化、合法化、机制化。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进行军备竞赛，插手地区冲突，干涉别国内政，国与国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针对国际旧秩序的弊端，邓小平主张国际新秩序应该是：经济上，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各国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不能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联合斗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得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和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和方便。政治上，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国际事务，绝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国与国发生争端，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体现了对各国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尊重，对各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方法以及发展模式的尊重，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二、江泽民提出新安全观和尊重世界多样性思想丰富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继承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使国际新秩序的内涵由经济与政治领域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安全领域，从而使我们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世界要和平，人们要合作，国家 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根据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敌友关系，并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企图建立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传统安全机制。在构筑国际安全秩序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国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或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不考虑他国的合理利益和需求，不顾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不能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严重阻碍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极力倡导树立新的安全观。
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树立“新安全观”的主张。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更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又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屏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该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互信是维护和平的思想基础，互利是维护和平的物质基础，平等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协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途径。新安全观吸收了国际上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彻底屏弃了冷战思维，顺应了冷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体现了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准则，因此，江泽民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充实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以尊重世界多样性为前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学者抛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等鼓吹西方文明的优越，贬低和斥责其他文明，否定别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归结为文明的差距。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凭借其第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在世界各地推行西方文明和美国文明。在政治上，美国不顾别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实大力推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强迫别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在经济上，要求别国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实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宏观控制和行政干预，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在文化上，大力推广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企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对此，江泽民高瞻远瞩，以政治家的勇气和胆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积极倡导世界多样性观念。
在1991年访苏时，江泽民首次指出：“世界是多样的，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制度。”1992年访日时再次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由上千个民族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七一”讲话中，他更是特别强调：“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接受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和霸权主义行径，江泽民给予有力的回击，“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解决。”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江泽民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出发，提出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因为各个国家虽有先进、后进之分，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别，但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只有尊重世界多样性，才能做到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和睦共处；只有承认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具有互补性，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只有接受各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的事实，才能在国际交往中以平等姿态处理矛盾与争端。因此，世界多样性思想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各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曾向世界各国政要们提出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创建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将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繁荣的世界带人人类的新世纪，至少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开辟道路。”经过多年的思考，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形成了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主张：“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除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样，江泽民已经把国际新秩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其内涵和要求更有操作性，更贴近变化了的国际社会的实际。
江泽民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思想，不仅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客观需要，而且顺应了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公平化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多样化的事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
三、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升华
进入21世纪，世界仍处于冷战后国际秩序变化与重建的重要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发展战略。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并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理论升华。
(一)和谐世界理念，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明确了更高的目标
和谐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所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和主要目标是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和平与繁荣是关系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两大根本问题，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两大核心内容。和平是和谐的基本前提。和谐世界追求的和平是民主的、公正的、持久的和平，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和平。各国只有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减少和消灭不稳定因素，真正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世界才进入“和谐”的境界。和谐世界要求的发展，也不同于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均衡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普遍发展、共同繁荣，不是富者大富、贫者小富，更不是贫者愈贫。只有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协调发展，逐渐消灭南北过度差距、消灭贫穷落后现象，使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享受起码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权利，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而不仅仅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繁荣，地区和世界才能安定，世界和平才能持久。因此，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指出，各国人民应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超越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冷战思维、国家安全观和价值形态，蕴含着多样、共存、平等、互惠、协调、合作、共赢，通过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达到国家与世界整体的和睦与协调状态。和谐世界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没有比和谐这个目标更能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心声，更能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新秩序赋予了新的内容
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和物质消耗的急剧上升，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凸显，并构成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严重性凸显了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在国际环境合作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企业打着建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等旗号，把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有毒产品。这种“公害输出”、“环境入侵”和“环境干涉”，不仅大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危害全球环境；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来保护环境，但发达国家并没有在总体上采取这种态度和政策，反而以环境问题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约束霸权强权，帮助落后国家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因而环保问题被视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样，胡锦涛把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领域又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领域，形成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三)和谐世界理念为建立国际新秩序选择了更温和的实现途径
建设“和谐世界”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不言而喻，这个“秩序”是由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制定和主导的。建设“和谐世界”是承认和遵循这个秩序，还是推倒重来、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建设“和谐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显而易见，推倒重来是不现实的，而现存的秩序又在许多方面同建设和谐世界存在不少的矛盾乃至冲突。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参与和遵循这个秩序中的合理规则和做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它的不合理做法和游戏规则，使之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与充满火药味的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相比，构建和谐世界是一种更富有成效、更减少代价的策略。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向世界表明，中国已经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判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将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发，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多边外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中国 领导集体 国际新秩序 基本观点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1－0091－05
国际新秩序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探讨的世界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不断充实和深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的新安全观以及尊重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丰富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使中国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构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总体形势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邓小平准确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认为只要和平力量不断增长，避免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维持较长时间的和平是有希望的。他明确指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候了。为此，他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整体构想。
(一)国际新秩序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指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之所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括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呼声和诉求，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整套完备的国家行为规范，比其他多边性、区域性的法律原则更全面、更合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彻底摆脱了旧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和消极影响，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针锋相对，符合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民主精神，反映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实践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已经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广到处理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双边关系延伸到多边领域，从我国周边地区扩大到亚、非、拉，一直到全世界，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准则。”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是经济与政治秩序同步推进
1988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1990年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旧秩序由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国际垄断资本占据支配地位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受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等部分组成，从生产、贸易、金融、国际机制等各个环节维持与保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并使这种剥削长期化、合法化、机制化。国际政治旧秩序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进行军备竞赛，插手地区冲突，干涉别国内政，国与国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针对国际旧秩序的弊端，邓小平主张国际新秩序应该是：经济上，每个国家的人民有根据本国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其他国家不得干涉；各国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不能用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办法来谋求自己的利益；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联合斗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得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和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和方便。政治上，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国际事务，绝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垄断和操纵，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友好相处；国与国发生争端，应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体现了对各国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的尊重，对各国所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方法以及发展模式的尊重，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因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二、江泽民提出新安全观和尊重世界多样性思想丰富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在继承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尊重世界多样性的观点，并把它作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使国际新秩序的内涵由经济与政治领域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安全领域，从而使我们对国际新秩序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
(一)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世界要和平，人们要合作，国家 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根据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以意识形态划线确立敌友关系，并以对抗性的“零和”关系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企图建立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传统安全机制。在构筑国际安全秩序时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忽视全世界的普遍安全和别国的相对安全，将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和世界的安全之上，或是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原则，不考虑他国的合理利益和需求，不顾及国家间的利益平衡，不能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利益，严重阻碍了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极力倡导树立新的安全观。
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的《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讲中，正式提出了树立“新安全观”的主张。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更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又强调“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屏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该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互信是维护和平的思想基础，互利是维护和平的物质基础，平等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协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途径。新安全观吸收了国际上综合安全、共同安全、相互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彻底屏弃了冷战思维，顺应了冷战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体现了中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和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准则，因此，江泽民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充实了国际新秩序的内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建立国际新秩序应该以尊重世界多样性为前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学者抛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新干涉主义”等鼓吹西方文明的优越，贬低和斥责其他文明，否定别国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归结为文明的差距。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凭借其第一超级大国的优势，在世界各地推行西方文明和美国文明。在政治上，美国不顾别国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现实大力推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强迫别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多党制；在经济上，要求别国按照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实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宏观控制和行政干预，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在文化上，大力推广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企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对此，江泽民高瞻远瞩，以政治家的勇气和胆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积极倡导世界多样性观念。
在1991年访苏时，江泽民首次指出：“世界是多样的，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制度。”1992年访日时再次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由上千个民族组成的近200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在“七一”讲话中，他更是特别强调：“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不接受世界多样性的现实和霸权主义行径，江泽民给予有力的回击，“没有多样性就不成其为世界。……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大家商量解决。”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强调：“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江泽民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条件出发，提出在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因为各个国家虽有先进、后进之分，有发达与欠发达之别，但都不具有绝对优势。只有尊重世界多样性，才能做到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和睦共处；只有承认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具有互补性，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交流，扩大合作；只有接受各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的事实，才能在国际交往中以平等姿态处理矛盾与争端。因此，世界多样性思想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各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和思路。
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曾向世界各国政要们提出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他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在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上创建政治平等与经济繁荣，将一个和平、平等、合作、稳定、繁荣的世界带人人类的新世纪，至少要为建立这样一个美好的新世纪明确方向，奠定基础，开辟道路。”经过多年的思考，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形成了关于国际新秩序的一系列主张：“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除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样，江泽民已经把国际新秩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其内涵和要求更有操作性，更贴近变化了的国际社会的实际。
江泽民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思想，不仅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客观需要，而且顺应了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公平化发展的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多样化的事实，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
三、胡锦涛提出“和谐世界”理念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升华
进入21世纪，世界仍处于冷战后国际秩序变化与重建的重要时期。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世界发展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发展战略。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并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2006年8月，胡锦涛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国际新秩序思想的理论升华。
(一)和谐世界理念，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明确了更高的目标
和谐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所要达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相处。建设“和谐世界”的核心和主要目标是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和平与繁荣是关系到各国人民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两大根本问题，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两大核心内容。和平是和谐的基本前提。和谐世界追求的和平是民主的、公正的、持久的和平，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和平。各国只有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逐步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减少和消灭不稳定因素，真正实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世界才进入“和谐”的境界。和谐世界要求的发展，也不同于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均衡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是普遍发展、共同繁荣，不是富者大富、贫者小富，更不是贫者愈贫。只有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协调发展，逐渐消灭南北过度差距、消灭贫穷落后现象，使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享受起码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险权利，也就是说真正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而不仅仅是少数发达国家的繁荣，地区和世界才能安定，世界和平才能持久。因此，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指出，各国人民应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超越了传统的权力政治、冷战思维、国家安全观和价值形态，蕴含着多样、共存、平等、互惠、协调、合作、共赢，通过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达到国家与世界整体的和睦与协调状态。和谐世界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没有比和谐这个目标更能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心声，更能凝聚世界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新秩序赋予了新的内容
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和物质消耗的急剧上升，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凸显，并构成了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威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严重性凸显了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在国际环境合作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企业打着建立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等旗号，把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有的甚至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有毒产品。这种“公害输出”、“环境入侵”和“环境干涉”，不仅大大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且危害全球环境；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援助来保护环境，但发达国家并没有在总体上采取这种态度和政策，反而以环境问题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约束霸权强权，帮助落后国家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因而环保问题被视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这样，胡锦涛把国际新秩序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领域又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领域，形成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
(三)和谐世界理念为建立国际新秩序选择了更温和的实现途径
建设“和谐世界”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现存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不言而喻，这个“秩序”是由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制定和主导的。建设“和谐世界”是承认和遵循这个秩序，还是推倒重来、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是建设“和谐世界”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显而易见，推倒重来是不现实的，而现存的秩序又在许多方面同建设和谐世界存在不少的矛盾乃至冲突。比较现实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参与和遵循这个秩序中的合理规则和做法，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改变它的不合理做法和游戏规则，使之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与充满火药味的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相比，构建和谐世界是一种更富有成效、更减少代价的策略。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向世界表明，中国已经从现存国际体系的批判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将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出发，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多边外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责任编辑：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