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名词短语产生中的量词一致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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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5)
  
  摘要目前,语言产生领域的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口语词语产生方面,许多研究者针对不同的语言系统的特色,对功能词进行了大量跨语言的研究。汉语量词是汉藏语系独有的功能词,本研究采用词图干扰范式,以名词短语和简单名词两种不同的图片命名任务,探讨了汉语量词的产生过程。实验结果发现,在名词短语命名任务下,存在量词的一致性效应;在名词命名的任务下,则不存在这种一致性效应。研究还发现语义干扰效应在两种不同命名任务下出现了分离。语义干扰效应只在命名名词的任务下出现,在命名名词短语的任务下未被发现。
  关键词语言产生,词汇通达,图片命名,Lemma,量词一致性效应。
  分类号B842.1
  
  1前言
  
  关于语言产生的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从研究方法到理论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人们对语言产生过程的理解不断深化。语言产生研究最多的是口语词语的产生问题,它可以分三个部分:概念形成(组织交流意图,准备所要表达的概念),语言组织(语义表征到语音形式的转换),发音(执行发音计划)。语言组织阶段是口语词语产生研究的核心,关于这一过程如何实现的问题,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模型。
  研究者从舌尖现象、反应时实验以及失语症病人的研究中发现词汇化的过程分语义和语音两个阶段。在语义和语音之间存在一个lemma层,该中介层除了携带语义表征以外,还要负责以抽象的形式表征词汇的语法特征,如单复数、性、格、时态、语态等。只有当lemma层所表征的语法特征得到通达之后,才可能激活语音。两阶段说提出后,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支持和认同。Levelt等人在lemma通达方面有丰富的研究成果[1,2],并提出了模块化序列加工理论,有力地支持了两阶段说。该理论认为词汇化的过程中有两个独立的加工阶段和三个表征层次(概念层,lemma层和语音层)。lemma层的结点表征词汇的语法属性。lexeme结点表征词的语音性质。整个语言产生的过程有严格的序列性,只有第一个阶段完成之后第二个阶段才开始进行,语音的通达必须以lemma的通达为中介。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基于认知神经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模型。其中,Caramazza的独立网络模型很有代表性[3]。该模型中没有lemma这一概念,lemma被语法特征(syntactic features)结点组成的网络取代。它假设词汇的语义,语法特征和输出单元的表征之间是独立的,分别存储在各自所在的网络结构中,共同组成语汇知识表征的整个网络。词汇产生的过程是从语义结点开始,语义继而启动语法特征单元和激活输出单元,而输出单元进一步激活语法特征单元,如果激活程度足够高,那么语法特征单元也将迅速被选择,否则目标词的语法特征则无法通达。词汇的语音或者字形能否通达并不取决于语法特征单元的激活情况。该模型跟其它模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认为语音或字形的通达必须以语法为中介。它有力地解释了大量来自语障病人的语义错误,以及语法特征、语音与字形三者通达之间相分离的现象。
  目前对于语音通达是否以lemma为中介的问题是一个争论的热点。在各种语言中,内容词与功能词是两种最基本的词类。内容词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和一部分副词。功能词是一些固定而独立的、主要执行语法功能的语素,包括后缀、介词、限定词、助动词等。内容词的产生只依据所要表达信息的语义内容,这一点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极其相似。功能词的通达则需要语境中各种不同的信息并且跨语言差异很大。例如在一些拼音语言研究中发现,限定词的形式主要取决于它所限定名词的语法性别(分阴性、阳性或中性),即限定词lemma通达需要的信息间接地来自内容词,而不是直接由语义表征的激活开始,这就是间接选择假说。
  Shriefer最早将词图干扰范式用于研究功能词的产生过程[4~6]。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对目标图片用荷兰语名词短语(限定词+名词)命名。研究发现,在目标词和干扰词语法性别不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命名名词短语的反应时比在目标词和干扰词语法性别一致的情况下要更长,这就是语法性别一致性效应。Shriefer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干扰词和目标词在语法特征加工层次上的竞争所致。两者语法性别的不一致造成了限定词通达延迟,以至整个短语语音输出的延迟。目标词和干扰词lemma的选择是一个通过竞争比较激活程度从而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在词条信息选择过程中自动激活的。然而近年来Caramazza等人对语法性别一致性效应的产生机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7]。他们认为,语法性别一致性效应不是由目标词和干扰词的语法性别特征竞争引起的,而是由它们各自激活的不同形式的限定词本身的语音表征之间的竞争所引起的。
  目前还很少有关于汉语语言产生中lemma层的研究。汉语的量词是一类非常有特色的功能词,量词分为名量词(“个”、“条”)、动量词(“遍”)、兼职量词(“碗”)等。其中名量词是汉语量词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类,表示人和事物的量[9]。在汉语名词短语中,数量词名词短语是最有特色的一种,因为按照西方语言的分类,数量词名词短语是一个功能词和内容词的结合体。量词属于功能词的范畴,名词属于内容词的范畴,两者在语法特性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名词与量词组合时,名词总是处于主导的制约地位,它的存在决定了量词的选择。与拼音文字的限定词一样,汉语量词的通达也要依赖名词间接给予的信息。而两者的跨语言差异主要表现在它们的语音通达所需要的信息不同。在汉语中,量词的通达信息主要由名词的语义所提供,不需要语音、语法的信息。名词的语义信息激活名词的词条信息的同时,也将激活量词的词条信息。那么量词的词条选择是否也是间接的,由名词启动的呢?还是由量词自身语义表征激活的呢?
  本研究将通过词图干扰范式的图片命名实验对汉语量词lemma的通达是否符合间接选择假说,以及量词一致性效应发生机制的问题进行探索。在两个词图干扰实验中,我们使用图片短语命名(如,一只鞋)和图片词汇命名(如,鞋)任务探讨是否汉语中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如果量词lemma的通达是间接的,即名词的语义信息激活名词lemma的同时也激活量词的lemma,那么名词的量词信息干扰将在图片短语命名实验中引起量词的一致性效应。如果被试的任务是图片词汇命名,量词一致性效应还会存在吗?这些都是本研究所感兴趣的问题。
  
  2研究方法
  
  对已有图片材料的相关量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前测,正式实验所选用的关键项目的标准量词的平均使用频率为0.80,量词的命名一致性较高。
  为了排除名词视觉特性这一因素影响实验结果的可能性,对实验材料中目标词和干扰词之间的视觉相似性进行了前测。关键项目视觉相似性在7点量表上的平均分数是2.69,视觉相似性很低。
  自从语义干扰效应被发现,它和语音促进效应一起成为检验实验范式是否敏感的标志。我们在实验中也把干扰词和目标词语义相关作为一种实验条件,并且对他们之间的语义相关性进行了评定。关键项目在7点量表上的平均分数是5.94,表示两词之间语义相关程度很高。
  2.1被试
  两个实验的被试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其中实验一20名,实验二为另外22名。所有被试均为北方人,母语均为汉语,普通话标准。他们的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2.2材料
  实验一和实验二的材料完全一样。选取了60幅线状图,绝大部分来源于Snodgrass和Vanderwart的标准图库,20幅为关键材料,另外40幅为填充材料。练习材料与正式实验材料相同,只是干扰词不同。干扰词在图形中的位置根据居中原则和图形的可识别原则决定。在60幅图中,关键图和填充图均有3种干扰词条件,再加上练习材料,总共做了60×4=240幅词+图的图形,这样,实验中所用图形为原图60幅+240幅,总计300幅图。
  在20幅关键图中,每幅图的三种干扰词类型中,只有一种是语义相关的,另外两种条件的干扰词与图形名称均无语义相关关系。在40幅填充图中,目标图与干扰词之间没有语音和字形相关关系,词频和笔画数也是经过匹配的。所有目标词所对应的命名频率也是经过匹配的。填充材料中有30幅图片对应的数词是“两”。
  2.3设计
  两个实验都采用了单因素被试内和项目内设计,单因素为干扰词类型,有三个水平分别为量词一致(C+)、语义相关(S+)和控制(con)。
  


  
  正式实验中,每个填充图也有三种干扰词,与关键图一起构成60×3种词—图关系。在这个实验中,每个被试接受一个图形的所有干扰条件,这180个图形分成三组(关键材料与填充图分别进行),每组60个项目(20个关键项目和40个填充项目)。20个关键项目中包含三种实验条件下的项目个数相等。这三组材料在实验中以拉丁方顺序呈现。
  
  2.4仪器和程序
  两个实验均采用词图干扰范式的图形命名技术,由DMDX系统控制视觉刺激的呈现,所用计算机主频为33MHz,显示终端为14英寸彩色显示器,分辨率设定为640×480。话筒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相连。计算机同时控制两个屏幕,一个屏幕呈现刺激,另一个屏幕报告被试的反应情况(如反应时间等)。所有的刺激呈现和反应记录均由DMDX专用软件按事先编好的控制文件自动完成。被试的命名反应时(刺激图形呈现并开始启动计时器,直到麦克风接收到被试反应的语音信号时止)由计算机自动收集。
  实验一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是学习阶段,接着是练习阶段,然后是实验阶段。在学习阶段,所有原始图片随机呈现,每幅呈现1500ms,紧接着呈现图片上物体的标准名称700ms,图形之间的间隔时间是300ms。被试在这个阶段的任务是记住这些图形及其标准名称,必要时可进行第二次学习。
  在练习和正式实验阶段,对于每一幅带有干扰词的图片,计算机屏幕中央首先呈现一个注视点“+”500ms,接着呈现图片。被试的任务是用名词短语对图形快速、准确的命名,被试做出反应之后,图形立即消失。然后间隔300ms,屏幕再次呈现注视点“+”,进行下一个项目的反应,进而依次呈现所有的图片。被试在命名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实验者将在每组材料完成后的间隙给予纠正。
  参加本实验的被试均单独测试,主试在旁边监控。实验室内光线柔和,被试坐在离显示器约30cm左右的地方,对准话筒,快速、准确地命名每个目标图。主试在记录纸上记下被试对每个目标图的反应情况。完成整个实验大约需要40分钟。
  实验二的程序完全同实验一,只是实验任务由图片短语命名改为图片词汇命名。
  
  2.5结果
  2.5.1实验一的结果
  20名被试命名正确率均超过90%,全部被试的数据都参加统计分析。被试的下面几种反应被视为错误反应:(1)被试在命名的过程中犹豫;(2)被试的命名与标准名称不符;(3)被试没有做出反应。被试的错误反应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被删除。以下是反应时平均数模式和方差分析的结果。
  反应时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实验的主效应(干扰词类型)达到被试分析显著,项目分析边缘显著,F1(2,38)=6.469,MSE=813.133,p1=0.004;F2(2,38)=2.809,MSE=2198.967,p2=0.073。组间多重比较发现(T-test),量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短于控制条件,达到被试分析显著,项目分析边缘显著,p1=0.0085;p2=0.0719。错误率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种条件下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1,p2>0.1),说明三种干扰条件下没有命名难度的差异。
  本实验发现了量词一致性效应,即量词一致(干扰词与目标词共用同一个量词)与控制(干扰词与目标词不共用同一个量词)两种条件下反应时有着显著差异。量词不一致的情况下,干扰词对图片命名干扰更大,被试对名词短语的反应时间更长;量词一致条件的干扰词相对于控制条件的干扰词对图片的命名则有促进作用。量词一致性效应证实了量词lemma的通达有可能是符合间接选择假说的。但是实验一没有得到一般言语产生图词干扰范式下发现的语义干扰效应,一种可能性是由于实验范式不够敏感,也有可能是汉语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跨语言差异。
  2.5.2实验二的结果
  实验二反应时的平均数模式和方差分析的结果如下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实验的主效应(干扰词类型)达到被试分析显著,项目分析边缘显著,F1(2,42)=3.286,MSE=1073.891,p1=0.047;F2(2,38)=2.688,MSE=1443.286,p2=0.081。组间多重比较发现(T-test),语义相关条件下的反应时长于控制条件,达到被试分析显著,项目分析边缘显著,p1=0.0292;p2=0.0514。同时对错误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的启动条件下,错误率均不显著。结果表明,词汇命名任务中得到了语义干扰效应,而量词一致性效应消失。
  
  3综合讨论
  
  综合实验一和实验二的结果,发现量词一致性效应与语义干扰效应在名词短语命名和简单名词命名两种任务下都出现了分离,而且两种分离是对称的。下面就对这两种效应及其发生机制分别进行讨论。
  量词一致性效应在两种任务中的分离和已往德语、荷兰语中的发现相一致,也可以用类似的理论进行解释。实验一发现,量词不一致的情况下,名词短语(数词+量词+名词)的命名时间更长,干扰词对被试命名图片的干扰更大;而量词一致条件相对于控制条件对被试命名图片有促进作用,称之为量词一致性效应。这一结果说明量词的选择至少部分由名词的信息决定。汉语语言学家认为量词的语义特征是独立存在的。但是根据目前汉语认知研究的进展,尚未有实证的证据说明量词的确在心理词典中有独立的语义表征。所以汉语量词是否在心理词典中存在独立的语义表征是一个未知的问题,量词词条的选择既有可能是符合间接选择机制,完全由名词提供的信息所决定,也有可能既是间接也是直接的,即同时接受来自量词本身的语义表征和来自名词的信息。研究者将分两种情况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
  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量词的选择完全是间接的。综合两个实验的结果,把量词一致性效应与语法性别一致性效应的发生机制作类比。认为量词一致性效应发生的机制是由于量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由于名词lemma之间的竞争所致。因为如果是名词lemma之间的竞争造成的,那么只要求被试命名名词时,名词lemma得到通达的过程中就会有量词一致性效应。从而不可能在两种命名任务之间看到分离,不管命名任务是短语还是名词,都会存在量词一致性效应。然而实验结果表明,量词一致性效应只在短语命名任务下存在。这表明它的发生机制是由于量词词条之间的竞争所致。在名词命名任务下,量词不需要被通达,所以也就没有量词一致性效应。
  在第二种情况下,假设量词具有独立的语义表征,即量词的通达不完全是间接的,同时接受来自量词本身的语义表征和来自名词信息的话。那么量词一致性效应的发生机制就更加复杂,既有可能是上述原因造成,也有可能是干扰词直接在语义层上对量词语义表征发生作用造成的。当目标图是鞋时,如果任务是短语命名,即正确反应是“一只鞋”,量词一致条件的干扰词“老鼠”在语义层上对“只”有促进作用,而控制条件的“树叶”则没有,因此会在短语命名任务下看到量词一致性效应。在简单名词命名任务下,量词不需要被通达,所以没有一致性效应。在语言产生领域,关于量词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最基本的问题,比如量词是否存在独立的语义表征,以及名词影响量词词条选择的方式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义干扰效应,为何在简单名词命名时存在,却在名词短语命名时消失呢?对于图片命名实验中名词短语(一只鞋)的通达来说,可以预期得到语义干扰效应。因为只要目标图片一呈现,名词的语义马上被激活,从而整个产生网络(包括概念,语法和语音各个不同层次的表征)都处于普遍激活状态。目标词和干扰词的语义各自激活相应的lemma(鞋vs帽子),两个lemma之间已经在通过比较激活量产生竞争关系。目标名词因为处在竞争优势,它的激活量会进一步加强,而处在劣势的干扰词激活量下降,逐步走向衰退。它们各自激活下一层相应的语音表征,但目标词的语音表征的激活程度也远远高于干扰词,决定了目标词的正确通达。目标词和干扰词之间的这一竞争过程造成了命名的延迟,也就是语义干扰效应。因此,不管命名任务是名词还是短语,语义干扰效应的发生都是不受影响的。名词的语音表征不必在整个短语的词条框架表征都通达之后才开始。因为即使量词的lemma还未得到完全通达,目标名词和干扰词之间已经在通过比较激活量产生竞争关系。然而当命名任务是短语(一只鞋)时,目标词和干扰词的语义分别激活相应的词条信息后,只能等量词和数词的lemma也完成通达,激活相应语音短语的产生,也就是被试的反应,才可以开始。在这个时候干扰词的激活量已经衰退到了不足以对目标词的通达造成干扰的程度,也就观察不到语义干扰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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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邵敬敏.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 中国语文, 1993, 234(4): 181~188
  
  
  CLASSIFIER CONGRUENCY EFFECT IN THE PRODUCTION OF NOUN PHRASES
  
  Wang Li, Guo Jia, Bi Yanchao, Shu Hua
  (Institute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Learning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
  
  Abstract
  
  In the present study, two picture-word interference experiments investigated whether properties of nouns may affect classifiers selection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noun and noun phrases in the form of quantifier+classifier+nou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oun distractors that shared a same classifier with the target noun led to longer utterance for noun phrases,but not for bare nouns production. The ones that we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the target nouns led to longer utterance onset latencies for noun production,but not for noun phrases.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results on the lexical access of function words in speech produc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speech production, lexical access, picture-naming, lemma, classifier congruenc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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